逝去的歷史在后人的解釋中獲得意義的呈現(xiàn)和伸展。新時期的中國學術是和翻案、重新評價不可分的：70年代末是跳開“文化大革命”十年回到五六十年代；
80年代以降則又上溯到三四十年代。呼應著徐志摩、沈從文、張愛玲、 “九葉”詩派等在“重寫文學史”的口號下日益成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章太炎、陳寅恪、潘光旦、錢穆、陳垣等則在“整理學術史”的主張下成為當代學術的熱門話題，這不只是尊重前人勞作、客觀評價歷史人物的問題。也是基于當代學術自身建設的需要。比如我們要研究古典藝術，宗白華當年的文章就不可不讀，而今人要理解歌德，能讀一下馮至40年代的《歌德論述》肯定會受益匪淺。

　　按照一般看法，30年代是“創(chuàng)造模式”的時期，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大批人物(他們大多是五四后出國的留學生)開創(chuàng)了、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許多專業(yè)領域內的各種模式，帶領和培養(yǎng)了一批批門徒和學生，占領了、統(tǒng)帥了各種事業(yè)的陣地，影響綿綿直迄于今。那時一個民族災難深重、學術卻難得輝煌的年代，馮友蘭在顛沛流離之中寫成“貞元六書”，為往圣繼絕學，為當世開太平，成為現(xiàn)代學術的一大奇觀。此后我們擁有了和平，卻失去思想和學術，直到公開革文化之命，萬馬齊喑，一片荒蕪。新時期的文化重建只有回到三、四十年代才能找到能夠據(jù)以真正拓展的起點，從那種模式出發(fā)創(chuàng)造新模式。我清楚地證明，80年代，是朱光潛、湯用彤、費孝通等寫于半個世紀之前的論著對我們進行了文化啟蒙。

　　整理歷史具有選擇性，重建學統(tǒng)、重新發(fā)現(xiàn)的工作也不可能巨細無遺、面面俱到，而且當代學術也仍然受著過多的非學術因素制約，從而不可避免地，有的人可能會發(fā)現(xiàn)得早些，另一些人則可能晚些；
有的人可能獲得高于自身價值的贊揚，另一些人則難以得到充分評估，甚至會被遺落。這算不得什么歷史悲劇，卻總是學術史的憾事。

我第一次知道有馬采其人，是在“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紀要”中。會議是1980年6月召開的，但整整一年后我才從《美學》第三期上看到，其中說：“因故未能出席的美學界的專家王朝聞、宗白華、馬采、蔣孔陽等特發(fā)函表示祝賀�！敝袊�人素重次序，此前我雖從未聽說過馬采，但他的名字排在蔣孔陽(他作為《西方文論選》的副主編而知名于當時的大學生) 之前，足見他是美學上的大人物。剛好同期《美學》上有他的長篇論文《從移情說的觀點看審美評價的意義》，資料賅博，文筆雅潔，令人一讀難忘。1983年又在劉綱紀主編的《美學述林》上讀到他的《黑格爾以后的西方經驗主義美學》，這兩篇文章所論范圍與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比較接近，我猜想他是朱先生的同代人。此后我即開始留意馬采文革前出版的《顧愷之研究》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些譯著以及1988年出版的《中國美學史漫話》，也看到一些辭典、工具書上對他的介紹，但對馬采著述之全貌，終未得窺。事實上，即使在他長期任教的中山大學，文科學生也大多不知馬采之名。近十年來，不少地方、學校都以紀念活動的方式推出各自的著名學者、文化名人，我和一些朋友議論起來，都覺得馬采是現(xiàn)代人文學科中的一流學者，是中山大學不多的幾位值得發(fā)掘的老學者之一。頗有中國特色的是，當一些末流學者，甚至偽學者春風得意、青云直上時，馬采這位卓有成就的學者在美麗的康樂園卻基本上處于地下狀態(tài)。

　　事情總得有變化，為慶祝馬采先生九十壽辰、從事高教工作六十一周年，1994年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馬采先生的《哲學與美學文集》，收集了他幾十年來哲學、美學方面的主要論著，凡四十二萬字，裝幀和印刷都較完美，印數(shù)一千冊。終于，學術顯示了它的價值，歷史顯示了它公正性的一面。

　　懷著這些拉拉雜雜的想法，1993年國慶，我和友人一道到中山大學馬崗頂拜訪了馬采先生。面對沐浴了近一個世紀風雨的老學者，我們感到了學人的誠摯和哲人的淡泊。他不愿意多談自己，倒是他的夫人陳云女士給我們介紹了馬采先生的一些情況。學者的生涯說簡單其實也很簡單，馬采1904年生于廣東海豐縣一個貧寒之家，1921年赴日本公費留學，1933年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旋即回國，在中山大學等廣東高校任教。1939年任中大哲學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調往北京大學哲學系，1960年調回復辦的中山大學哲學系直到退休。學術履歷或許是單調的，但現(xiàn)代中國的書齋從來都不是寧靜的�？箲�(zhàn)烽火中的輾轉遷徙、文人之間的猜忌傾軋、夫人被劃為右派、文革屢遭折磨……馬采先生和一大批1949年前即已成名的學者一樣有過一段煉獄般的經歷，陳云女士在《金婚情思——一對患難夫妻的人生道路》的手稿中作了詳盡的回憶。

　　秋日的斜陽照在馬采清癯的臉上，往事如煙，他本人已無意重述，我想請他談談對留學十三年的日本、終生研究的德國的看法，請他回憶一下和沈從文、傅抱石、俞劍華、馬思聰、鄧以蟄等名流的交往，請他聊聊他的兩個著名學生方書春和劉綱紀……都未能如愿。也許這是百年滄桑后生命的“老境”吧!我想起了東坡詞：“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然而超然沉靜，不是消極厭世，無意功名利祿決非舍棄人間社會。1936年馬采先生在南寧見過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將軍，留有很好的印象。1937年，當日寇的炮火遮蔽了盧溝曉月之后，他寫信給白崇禧，希望他做中國的“庫圖佐夫”驅逐倭鬼；
1938年，他在危難中譯完了費希特的講演《告德意志國民》，意在喚醒國人抗戰(zhàn)建國，“譯者在敵機不分晝夜的瘋狂濫炸下，流浪廣州街頭，翻譯本書，想到當年抱著《精神現(xiàn)象學》的草稿，出入于槍林彈雨，冷眼藐視敵人，堅信他的‘精神王國’必然最后勝利的青年黑格爾，和處暴敵控制下，向著祖國國民大聲疾呼、慷慨陳詞的費希特，譯者心情的激動是永遠不會忘記的�！瘪R采有過壯烈的情懷，有過濟世的熱望，在其學術研究中也時時流露，蘇格拉底是他真正的導師，他曾敬仰地寫道：蘇氏“在雅典青年的心中，點燃了內心的自覺，煽起了靈魂的革命，使其發(fā)揮知而能行的實踐意志。同時，對于茍安的一般市民和只圖自私的貪污腐化，毫無假錯，毫無容情�！边@正是一個知識分子的作為。馬采是從蘇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身處世的態(tài)度：“我們要求哲學的政治性，同時亦要要求政治的哲學性。我們的政治不應是殺了蘇格拉底，封閉了柏拉圖的直言的雅典那樣的政治。我們的哲學不應是回避現(xiàn)實，不說直言，無理論無氣力的獨善其身的哲學”——這句話儼然是現(xiàn)代中國哲學的宣言：飽受專制奴役之苦的中國人，誰不會對此心有戚戚?今天，我們置身于市場機制，交換原則統(tǒng)轄全部社會生活的條件下，哲學應有何作為，不也可以從中找到啟發(fā)嗎?

　　馬采先生的學術活動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哲學美學；
二是中國藝術；
三是日本哲學的翻譯。而最能代表他成就的是美學。30年代，他是全國主講美學的四個學者之一(另三位是宗白華、鄧以蟄、馮文潛)；
1958年，他在北大和宗白華、朱光潛、鄧以蟄合開1949年以后第一次美學專題課，他是中國現(xiàn)代美學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今，朱宗馮鄧俱已凋落，馬采先生是碩果僅存的我國第一代表學家。當我們說到這一點的時候，馬先生一再謙稱自己“沒有做什么工作，文章也不多”。

　　也許他記起了被荒唐的時代所耽誤了的許多時日?也許他沒有忘懷年青時的豪情勝慨而感壯志未酬?客觀地說，在同時代的學者中，馬采論著之多不如朱光潛、研究之精不如宗白華，但也就是這兩人比他學高一籌。他的學生，當代美學家劉綱紀教授評論說：“自‘五四’前后蔡元培提倡‘美育’以來，中國出版了很少幾本翻譯或編譯日本人著作的介紹西方美學的書，還有少數(shù)幾位學者對德國美學家李普斯的‘移感說’美學發(fā)生了很大興趣，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所有這些，對中國人了解西方美學都產生了啟蒙作用。但總的說來，學術性與系統(tǒng)性不夠。真正基于對西方哲學的系統(tǒng)了解，從學術研究上全面、系統(tǒng)、深入地介紹評述西方美學，并且涵蓋了理論與歷史兩個方面的著作，我想或許要推收入本書的，馬采教授所著的《美學斷章》了。這是他從青年時代起，在日本長期專門研究西方美學的產物。另外，馬采教授還寫了《黑格爾美學辯證法——藝術的理念，其歷史的發(fā)展與感覺的展開》、《論藝術理念的發(fā)展》，這是‘五四’以來，較早地系統(tǒng)介紹、研究黑格爾美學的兩篇很有分量的重要論文。席勒關于美育的理論，蔡元培先生早就論及，但馬采教授的《席勒審美教育論》當是較早系統(tǒng)闡述席勒理論的一篇文章。對于20～30年代很受重視的李普斯的‘移感說’，馬采教授也作了深入細致探討，提出了他自己的創(chuàng)見�！�

　　這是持平之論，大體概括了馬采先生在美學上的貢獻。在后學如我看來，馬采先生的治學“取法乎上”，美學上的“上”就是德國美學。中國自古即有豐富的美學思想，但惜乎沒有現(xiàn)代理論表達，所以研究美學，不得不借重德國美學。第一代美學家中，宗白華、馮文潛均留學德國，朱光潛的博士學位雖是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拿的，但他的美學老師克羅齊卻是黑格爾主義者，他們的理論裝備都是德國的。馮文潛著述不多，宗白華埋頭于古典，朱光潛1949年前的論著對德國古典學介紹較少，比較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德國古典美學的任務倒是由從未去過德國的馬采完成的。他在這座美學高峰上極目馳騁，冥搜旁涉，對中西美學和藝術作了精湛研究，參與了現(xiàn)代中國美學的奠基。

　　德國美學的特點是它作為哲學體系的一部分，研究美學不能離開哲學，西方哲學以古希臘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為最，馬采先生對這兩段哲學史都下過很深功夫，其論著雖以譯述為多，但精當準確，非有真切體會不能寫出�！墩軐W原始》一文詳盡追溯了哲學一詞的由來和演變，探索了從全體去觀察世界和人生、根據(jù)它的根本原理去把握宇宙人生的真相的理論研究如何與指引人生努力向上的倫理的、宗教的、實踐的心術統(tǒng)一而成“哲學”的希臘心路，指出正是蘇格拉底的天才創(chuàng)造，使畢達哥拉斯只求愛神的智慧、只是盡可能與神相接的人類的努力——宗教的活動與伊奧尼亞泰勒斯等“自然學者”的原理探求活動結合起來，構建成理論與實踐統(tǒng)一的“哲學”。這篇文章，不但是希臘哲學，也是哲學的一篇極好的入門。另一篇《論蘇格拉底》的長文，首先從希臘哲學的流布談到蘇格拉底的哲學，即“運用自然學者理論的精神，在人心內部求出詭辯學派所看不到的人類社會的絕對的真實”。這個粘在雅典馬背上的“牛虻”，本意在喚醒雅典的道德意識，卻被疲于奔命的老馬感覺為只給予刺痛的討厭的贅物，終于被它的尾巴落在地上。蘇格拉底的哲學召來了他的死，他的死又標示出希臘具有實踐品格的哲學的終結�！把诺錃⒘颂K格拉底，同時又殺了‘哲學’，使到以后的哲學變了質，變成厭棄政治的哲學�！瘪R采在整個希臘哲學的背景上濃墨重彩地描繪了蘇格拉底的崇高形象，條分縷析，步步深入，嚴瑾的學理探究中飽含強烈的精神激情，這是他寫的最深入、最漂亮的一篇論文，也是中國古希臘研究中最好的論文之一。

　　德國古典哲學是馬采先生的研究重點，他在這方面的資料嫻熟，如數(shù)家珍，思致精微，深入淺出。述介康德，顯示了他善于把握復雜而矛盾的哲學體系的能力；
表彰席勒，反映了他寬廣的文化視野和對藝術的摯愛深情；
研究黑格爾，證明了他理論思維的系統(tǒng)性。而《康德與現(xiàn)象學派》則又表明馬采對現(xiàn)代哲學也很熟悉，現(xiàn)象學的問題蘊藏于康德卻又不是康德哲學的直接發(fā)展，馬采由哲學中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不同傳統(tǒng)說到德國哲學中康德與萊布尼茨的兩條傳統(tǒng)，由此造成新康德主義與現(xiàn)象學派的對立，“萊布尼茨哲學的影響不在德國，而在奧地利”，關鍵人物是布倫塔諾，于是馬采理出了亞里士多德/萊布尼茨/布倫塔諾/現(xiàn)象學的哲學思維之路。我看過不少現(xiàn)象學的文章，大多不及這一篇。馬采先生總是首先占有大量第一手資料，明其脈落，殫其系統(tǒng)，在廣闊的上下文中使研究對象清晰明朗。從而讀者所得，也不只是一兩句觀念性結論，而是一些系統(tǒng)的知識和嚴瑾的思維，這在西學大舉進軍華夏，國人對西學的了解已比較翔實的今天，也是很有價值的。

　　清人王世貞有云：“天地間無非史而已”。學術研究，特別是人文學術研究，第一步是要有史的眼光。學界中人都知道年表重要，學者們的案頭通常都會有一、兩種年表之類的工具書。但要真正喚起對編年表的學者的尊重，卻不是易事。在一些人看來，編年表無非是抄資料，在電子化時代似乎已無多大必要。與同時代的不少著名學者不一樣，馬先生的晚年編寫了大量年表。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世界哲學史年表》，受到學界好評。2001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又出版馬先生70萬字的遺作《世界美學與藝術史年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老子出生的公元前580年到1949年，兩千多年的中外歷史上重要的美學家、藝術家都被他一網打盡，其中不但有不少人物是中國讀者近年才有所耳聞的，有些至今還沒有介紹進來。特別是中亞和南美的一些美學和文藝資料，讀后更令人有“大開眼界”之感。在驚人的宏富之外，馬先生又心細如發(fā)，每年都有一份“關系事項”，補充介紹一些并顯赫而馬先生認為值得交代文藝史實。比如1269年，宋代詞人劉克莊、畫家黃公望生，文天詳作《過零丁洋》，馬先生在本年的“關系事項”中交代法國“亞眠教堂建成”，雖是短短一句，卻有助于建立全局性視界。顯然，編寫這本年表，僅僅中文書是絕對不夠，馬先生通曉多種外文，如此才眼觀全球，思接千載，使讀者一編在手，即可盡情領略世界文藝的無限風光。

　　雖然，美學業(yè)和藝術史研究的學者對歷史上的“大人物”都不陌生，但按時間順序把他們集中在一起，翻讀起來便大有趣味和意思。比如1770年，在中國圓明園竣工，在德國是“狂飆突進”的年頭，也是黑格爾、貝多芬、荷爾德林出生的一生，這就是說中國的皇家園林與以反專制為內容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的大師們同時誕生，其間傳達出的消息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1772年對中國來說不太重要，只有桐城派作家方東樹的出生，但在西方，卻是名人和名作迭出：德國耶拿小組的弗·希勒格爾、以追求“夢中的藍花”著稱的諾瓦利斯出生；
啟蒙巨子萊辛的名劇《愛米麗雅·伽洛蒂》、思想家赫爾德的名著《語言的起源》、詩人維蘭的名詩《金鏡》問世。查方東樹晚年的詩學著作《昭味詹言》卷一即說：“茍用力于《六經》，兼取秦、漢人之文，求通其意，求通其辭，何患不獨有千古�！倍�浪漫派的詩學觀念卻是揪心于人與自然的分離，操心于個人在現(xiàn)代世界上的無家可歸。中國文學的正統(tǒng)觀念只有在西方文學的映照之下才愈益顯得迂腐與陳舊。我們無需把這些極為不同、實際上也無關系的文化事件作什么“比較”，但研究方東樹及桐城派、乃至中國文學史的學者能認真考量一下這一年世界文壇發(fā)生的一切，對其研究肯定是有益的�，F(xiàn)代學術分業(yè)分科，能把一個桐城派研究透徹已是不易，誰也不能要求一個學者在研讀方東樹的同時也能對德國浪漫派有什么見解，所以雖常感視野局限也徒喚奈何�，F(xiàn)在有了馬先生這一冊書，學者便可省卻許多辛勞。

　　這是一本最詳盡的資料書，但又不止是資料書，馬先生對中外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均有簡要而準確的介紹和評論，其中大多數(shù)是經過作者自己消化的，非道聽途說、摘取二手資料可比。編寫年表不可能在長篇大論地發(fā)表自己的看法，這就要求編寫者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準確評判的能力。馬先生介紹挪威畫家蒙克：“他多以生命、死亡、戀愛、恐怖和寂寞等為題材，用對比強烈的線條、色塊，簡括夸張的造型，抒發(fā)自己的感受和情緒。他的畫風是德國和中歐的表現(xiàn)主義形成的前奏�！狈�翻國內現(xiàn)有的幾種蒙克的畫冊和傳記，我們很能夠難對馬先生的介紹有所移易，而對蒙克知之不多的讀者或學者也可從中得到對蒙克的大略了解。對于一些讀者較為熟悉的人物，比如李清照，馬先生的介紹是：“早年與夫趙明誠致力于書畫金石的搜集、整理。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閑生活，后期多悲嘆身世，情調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協(xié)律，崇尚典雅、情致，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并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詞風不同。” 120多個字，幾乎不能易一字。

　　可以想象的是這工作多么煩難！難以想象的是開始這項工作時，馬先生已年逾90，他的夫人也是他的合作者陳云女士也已85歲高齡。沒有保姆，沒有助手，也沒有電腦，70萬字是每天跑圖書館跑出來的！是一筆一筆寫出來的！與許多名教授不同，馬先生70年代即被退休，其豐富的學問沒有機會直接傳授給后學。這位遲暮的老人不但不能像過去那樣自立新說盡展懷抱，甚至也無法與聞學界新潮，但他沒有安心養(yǎng)老，而是選擇了能夠發(fā)揮優(yōu)勢、自己也可以從事的工作，在孤寂中以編寫年表的方式繼續(xù)為學術作貢獻。一個九十歲的學者，不顧耄耋之年，無意門庭冷落，潛心學術，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見的。所幸他身體健康，耳聰目明，各方面頗得陳云女士之助，真中國學術之幸。

　　說起馬采先生的晚年生活，他一再聲明：“我們的生活很簡單�！边@位30年代就當教授的學者，現(xiàn)在住的是副教授的房子，環(huán)顧四壁，非但沒有什么“現(xiàn)代”氣息，而且還相當清貧。陳云女士也八十二歲了，這位中山大學中文系1936年的畢業(yè)生，反右以后一直是臨時工，但她并不怨天尤人，利用她在目錄學方面的知識，協(xié)助馬采先生工作。他們雇不起保姆，一切都自己動手，清茶便飯，粗衣簡居，苦澀之中也因學而樂，說不上是孔顏樂處卻有希臘廊下派哲人的堅忍和超脫。惟一的憂慮是著作能否出版，中大出《哲學與美學文集》時，他自己拿了五千元。最近他的《世界哲學年表》獲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一等獎，他打算用獎金來出版《藝術學與藝術史文集》，至于《美學與藝術史年表》，經費就無從著落了。學術之艱難，有至于斯，且不說目前盛行的奢侈浪費，就是在出版界，不是有許多沒有任何價值的文字垃圾堂皇問世嗎?有些甚至無益有害。如果像馬采先生這種積數(shù)十年之功、任何一個正直的人都不會懷疑其學術價值的著述難以問世，中國學術何以能繁榮呢?我甚至認為陳云女士的《金婚情思》也應公開出版，這是現(xiàn)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寫真。

　　新世紀的足音日益臨近，本世紀初出生前輩們漸漸融匯到歲月的風塵之中，但他們的志業(yè)、他們的勞作，依然嘉惠后學、召啟來者，我們不應忘記他們。

　�。ū疚淖饔�1994年10月，后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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