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普配”是否出格

　　“沒有懸念的”2008年俄羅斯總統(tǒng)大選于3月2日如期舉行，梅德韋杰夫一如事先輿論所料，順利當選為后蘇聯時代俄羅斯第三任總統(tǒng)。而把他一手推上“寶座”的前總統(tǒng)普京，則成了他“手下”的總理。

　　沙俄與蘇聯時期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帝制的沙俄就不必說了，蘇聯時期的歷任“當家人”，或者是終身執(zhí)政而老死任上，或者被宮廷政變趕下臺，從來沒有任期屆滿正常卸任的。而民主國家領導人正常卸任是通例，卸任后離開政界是常事，轉而擔任其他公職繼續(xù)從政、乃至在法定間隔期(在禁止多次連任但不禁止再任的情況下即至少一個任期)后又再度出山的，也并不罕見。

　　例如美國歷史上民主黨人格羅夫·克利夫蘭就曾二度出任總統(tǒng)，其間間隔了四年(一個總統(tǒng)任期)。在以色列、芬蘭、英國、意大利、法國、希臘等地，政治家“梅開二度”乃至“多度”的情況更多。有的國家這種情況甚至幾乎是慣例，如戰(zhàn)后直至1990年芬蘭的30任總理，只有8個人出任僅各一次(含連任)，其他22任則是9個政治家多次出山的結果。有的政治家從政生涯長，出山次數相當多，典型的如戰(zhàn)前愛沙尼亞的佩茨，在1918-1938年間曾6度出任總理；
希臘的卡拉曼利斯在1955-1995年間4度任總理、兩度任總統(tǒng)；
愛爾蘭的瓦勒拉在1919-1973年間4度任總理，一度任總統(tǒng)；
意大利的范范尼在1954-1987年間5度出任總理；
土耳其的德米雷爾1965-1998年間也是4度任總理，一度任總統(tǒng)(以上均不計連任)。出任次數沒那么多但做了總理又做總統(tǒng)的，還有更為知名的戴高樂、蓬皮杜、希拉克(法國)、科西嘉(意大利)、卡爾·雷納(奧地利)、斯溫胡武德、吉科寧、科依維斯托(芬蘭)、伊諾努(土耳其)等。其中既有在總統(tǒng)制國家(如法國)從“不當家”的總理轉為當家總統(tǒng)的，也有內閣制國家(如奧地利、意大利、芬蘭等國)從當家總理轉為虛位總統(tǒng)的。像普京這樣從總統(tǒng)轉為總理的例子則很罕見 (我所知只有土耳其的伊諾努是總統(tǒng)卸任多年后又第三次當總理的)，這可能是因為總統(tǒng)不管是否實際當家，禮儀地位都高于總理，從總統(tǒng)轉為總理有“降格”之嫌吧。但在邏輯上，既然民主制下的政治家能上能下，當家總理轉為虛位總統(tǒng)可以，當家總統(tǒng)轉為虛位總理應該也沒什么太出格。

　　因此普京如果僅僅是卸任后又當總理，并不算什么出格的事。只要他的每次當選都是在多黨制下與反對派競爭的結果，而且不管當總統(tǒng)還是總理都依法行事，總統(tǒng)制下做總理就不要僭權，要做當家總理就必須修改憲法變成內閣制。但是，正是在這兩點上，普京的做法令人有了“懸念”。這次大選的投票環(huán)節(jié)似乎還是規(guī)范的，人們的批評不算多，但此前對媒體的管控與對自由輿論的壓制，過分動用政府資源單方面為梅德韋杰夫造勢，及對卡西亞諾夫反對派總統(tǒng)候選人資格的否定審查，就都頗遭物議。人們批評普京時代“民主倒退”，這次選舉也是個例子。不過正如筆者在去年12月杜馬大選后指出的，民主“向右倒退”在葉利欽晚期已有端倪，普京雖更有發(fā)展，但還不能說是民主的取消。套用當年儲安平先生的說法，民主在今天的俄羅斯是多少的問題，而不是有無的問題。俄羅斯民主的前途，恐怕還要看以后的發(fā)展。而今后幾年“梅普配”的運作情況則是關鍵。

　　蘇聯類型國家的“測不準定理”

　　但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的俄羅斯可以說是“懸念”百出。

　　一般地講，過去的極權時代俄羅斯乃至同類國家就具有別人看不懂的“懸念”傳統(tǒng)。它的歷史進程曾一次次讓西方那些飽讀詩書的 “斯拉夫學”、“俄羅斯學”和“蘇維埃學”家大跌眼鏡。而且這似乎還不是人們常講的什么“文化隔閡”問題。因為在對蘇聯的“預測”問題上，歷來強調俄羅斯文化特殊性的學者并沒有顯示出比相對地不那么重視這種特殊性的學者表現出更多的“準確率”。而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即便就是俄羅斯人自己，在完全不存在所謂“文化隔閡”問題的情況下他們也沒能對自己的國家與社會走向有更好的把握。

　　當年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現象在赫魯曉夫 “解凍”時代初見端倪，到1968年捷克事件后在全世界的抗議高潮中，在蘇聯加入赫爾辛基協議引起的期待中，持不同政見運動達到高峰。但1970年代以后這個運動便在鎮(zhèn)壓下走向蕭條乃至近乎消失，持不同政見者或流亡或沉寂或懺悔，上千種地下刊物與 “薩米孜達特”(非法出版物)到了1980年代幾乎都銷聲匿跡。然而誰想到嘴上紙上的 “不同”消除了，心中的“不同”卻在即便是體制內的得意者中也發(fā)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那樣一個萬馬齊喑的“穩(wěn)定”中，不管是蘇聯體制的擁護者還是反對者，有誰能預見這個體制會在1990年前后以那樣的方式迅速垮臺？

　　而1991年葉利欽解散蘇共時，兩千多萬黨員鴉雀無聲，上百萬 “吃黨飯”的政工俯首貼耳，惟一起來抗議的只有被蘇共開除了黨籍、戈爾巴喬夫時代剛剛平反的“左派持不同政見者”麥德維杰夫。那時包括同情蘇共者在內，誰能想到僅僅幾年后俄共就迅速崛起，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以至于1996年大選時“七大寡頭”居然發(fā)表公開信要求葉利欽與俄共平分政權而不要再搞什么競選了！

　　次年俄羅斯發(fā)生嚴重金融危機，經濟跌入谷底，葉利欽“病夫治國”措置乖戾，國內形勢幾乎失控。而那時整個東歐轉軌世界又處于一片 “左派復興”的大背景下，當時包括最鐵桿的“自由派”在內，又有誰想到幾年后俄共會衰落得不成樣子，而轉軌危機最嚴重的俄國居然成為整個轉軌世界幾乎惟一沒有出現左派“重新上臺”的國家？而葉利欽在走馬燈式地一連換了五個總理，似乎已是病急亂投醫(yī)時，誰能想到他“突然發(fā)現”名不見經傳的普京，以一個漂亮的謝幕姿態(tài)化險為夷？

　　就是這次梅德韋杰夫的 “接班”，僅僅在3個月前又有誰能想到？

　　不僅外國人和俄國一般百姓對克里姆林宮里的事缺少預見能力，克里姆林宮內那些朝夕相處的親密同志們彼此間又有多少把握？在一個人人帶著“面具”的社會，不到關鍵時刻誰敢說誰的葫蘆里賣的什么藥？歷來人們往往從一個人的過去推斷他的未來，可是在“鐵幕”的傳統(tǒng)中，這樣的推斷卻屢試皆爽：幾十年來，蘇聯東歐變革中起了關鍵作用的那些離經叛道者，當年都是以絕對僵化的正統(tǒng)姿態(tài)被挑選為接班人的。斯大林殺光了一切可疑分子而看中了赫魯曉夫，克格勃頭子安德羅波夫挑選的戈爾巴喬夫當時也從未顯示出一點異端色彩�？墒窃鴰缀螘r……而蘇聯解體后揭密的檔案更披露：當年斯大林剛死，第一個想打“解凍”牌的人居然還不是赫魯曉夫，而是在斯大林手下殺人如麻的首席劊子手貝利亞！當年正是因為他有異動，赫魯曉夫等人感到受威脅才設局干掉了他。然而赫魯曉夫并不比貝利亞更正統(tǒng)，他轉手就把這張牌奪到自己手里，打出去中了個大彩。

　　相反，在東歐發(fā)生變革時出于某種考慮而大開殺戒殘酷鎮(zhèn)壓的人，卻多不是什么“保守派”出身，而是曾經推動變革的改革派陣營中分化出來的人。1956年在匈牙利“邀請”蘇軍屠殺同胞的卡達爾，本來曾是納吉的親密戰(zhàn)友；
1968年后在捷克為蘇聯人鎮(zhèn)壓“布拉格之春”的胡薩克，本來也是杜布切克的伙伴。兩人此前都因某種異端表現挨過斯大林主義的迫害，與強硬派進行過斗爭，匈、捷風潮起時也都曾是弄潮兒。但一旦 “識時務者為俊杰”，他們立馬翻臉不認人。倒是兩國原來的親蘇保守派，匈牙利的格羅、赫格居斯，捷克的英德拉、比拉克等，由于名聲太臭而被蘇聯人放棄，在鎮(zhèn)壓中沒起作用 (其中的赫格居斯因為手沒沾血，并且為血所震驚，后來反而戲劇性地成了民主派)。

　　“欽定接班人”的風險

　　因此在這樣一種體制中民主固然談不上，就是從統(tǒng)治者立場看，“欽定接班人”也幾乎沒有不失敗的。列寧身后斯大林幾乎殺光了他的親密戰(zhàn)友，斯大林身后貝利亞、赫魯曉夫爭著要把他挖出來“讓歷史審判”，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更是還沒下臺就被自己一手培養(yǎng)的親信逼宮篡位搶班奪權。而這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文化”問題，文化背景迥異的中國過去不也盛產 “萬歲不離口，語錄不離手，當面說好話，背后下毒手”的人嗎？也難怪很多獨裁者最后都走向“家天下”。他們當年起事時也許還真是心懷公義，并非一開始就想私傳子孫，實在是人心叵測，除了一家子誰都不可信哪。——其實就是一家子又怎樣？這一點咱們中國人最有體會了：兄弟鬩墻、骨肉相殘、燭影斧聲、喋血宮禁，史不絕書。父子、母子、甥舅、翁婿、祖孫都可以屠刀互舉，難怪韓非會說：“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乃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

　　而普京對前后起用過他的兩位民主派領袖——圣彼得堡市長索布恰克和總統(tǒng)葉利欽倒真是忠心耿耿，雖然施政方向變了，鐵腕也在握了，但他對兩位伯樂還都一直百般優(yōu)禮。你可以正面講他有人情味，夠義氣，也可以負面評價他只講私恩不顧原則。但我看更重要的，還是初步民主變革后的政治下才能有這種人際關系——不是說民主制下的人性更善，而是這種政治比較公開，陰謀成分小，而且比較容易做到公私分離，政見即便相異，私交仍可融洽。而如今普京提攜梅德韋杰夫，后者能同樣對他忠心耿耿嗎？如果1990年代的格局不復存在，普京恢復了蘇聯時期那種宮廷陰謀盛行、人人兩面三刀的狀態(tài)，從列寧直到戈爾巴喬夫都存在的“挑選接班人看走眼”的怪圈，普京就能跳得出去？

　　反過來講，如果他真沒看走眼，梅德韋杰夫的政見即便與他有異 (正如他與葉利欽有異一樣)也能坦誠交流，不會對他搞陰謀，或者這差異本身就是配合著唱紅白臉，談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大分歧——但這顯然與蘇聯傳統(tǒng)的宮廷氛圍是不同的。上面講的兩種設想都以梅、普有區(qū)別為前提。梅是個有獨立見解的人，并非普的應聲蟲。而這并非猜測，它是梅德韋杰夫此前明確表示過的。這也是僅僅幾個月前人們猜測普京接班人時一直沒有把他放在眼里的原因。但是或許在后蘇聯時代的普京看來，即便采取不那么民主的“挑選接班人”方式，一個異在明處的坦誠諍友也比一個肚里不知想什么的“應聲蟲”要安全些。

　　梅德韋杰夫何許人

　　梅德韋杰夫這次大選獲得了異乎尋常的高票，這當然首先是由于普京的撐腰、“政權黨”的資源和 “民主倒退”背景下他擁有的官方優(yōu)勢。但是畢竟這是在民主并非“有無問題”的俄羅斯舉行的一場有反對黨參與競爭的選舉。盡管競爭并不公平，然而梅德韋杰夫這次得票率趕上了上次大選時普京的得票率。而上次的競爭并非更加公平。并且上次選舉時俄共與自民黨都只推出了小角色參選，這次則是久加諾夫、日里諾夫斯基等黨魁親自出馬，這種情況下，初出茅廬的梅德韋杰夫能取得不亞于上次已在第一任期內聲望如日中天的普京的成績，應該說實際的成功已經超過上次。這恐怕就不是普京撐腰所能完全解釋的了——普京再給別人撐腰，總不會比普京自己出馬的影響大吧！筆者認為，很可能一些反對普京的自由民主派選民也投了梅德韋杰夫的票。因為這次卡西亞諾夫被取消了參選資格，惟一的自由民主派候選人博格丹諾夫實在太弱，絕無當選希望，而久加諾夫和日里諾夫斯基又是自由民主派選民更不能接受的，這樣自由民主派選民傾向于梅德韋杰夫就不難理解。同時他們也有理由認為梅德韋杰夫與普京還是有差異的——盡管兩人思想肯定有很多重合之處。

　　事實上，梅德韋杰夫過去確實多次表現出這一點。眾所周知，普京時代最著名的意識形態(tài)創(chuàng)新是所謂 “主權民主”。官方理論界把它解釋為一種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具有俄羅斯特色的“可控民主”。但梅德韋杰夫對此不以為然，他指出：“作為一個律師，我認為民主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法律結構，并不需要特別的說明詞，它本來就是通用的術語”，“如果過分強調 (我國)民主的某種特征，將會產生危害，因為這將使我們失去方向�！彼�還明確否認“主權民主”是俄羅斯特色，認為任何真正的民主都是以國家主權為“支點”的，把這一點專門抽出來強調不僅是多余，而且有時甚至有害，它會混淆視聽。顯然，梅德韋杰夫在國家主權問題上并不含糊，但他認同的民主就是那種普世價值和基本規(guī)則，而不是什么“俄羅斯特色”。

　　如果說對“主權民主”梅德韋杰夫還只是不以為然，那么對由“主權民主”發(fā)展出來的“主權經濟”說，他的批評就更加明確。普京時代的這種理論對內強調國家控制經濟命脈，對外意味著對抗西方“經濟霸權”。梅德韋杰夫對這兩點都是否定的。他認為，如果“主權民主”就是民主加國家主權，那還可以接受。而“主權經濟”是什么呢？如果是指國有經濟，那么經濟重新國有化是俄羅斯人所不希望的。如果認為“主權經濟”就是指在國際上堅持“經濟獨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這種“獨立經濟”可能嗎？梅德韋杰夫指出，在全球化時代，各國經濟不可能完全獨立，都處于相互依賴的狀態(tài)。而且這種狀態(tài)不僅難免，俄羅斯還追求這種經濟相互依賴。例如歐洲就依賴俄國的天然氣供應，相應地我們也依賴別人的什么，這應該是雙贏的。

　　事實上梅德韋杰夫作為職能部門負責人時的確大力推進過他所說的這種“相互依賴”。例如他主持天然氣公司時曾提出讓外資入股的改革，盡管這項改革后來被叫停 (這顯示他如果不是與普京本人，至少也與普京團隊中的某些同事有不同看法)，但在2007年初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他仍然提出了與外資在能源領域“交換公司股份”的主張，以及以俄羅斯“保證供應”換取西歐“保證購買”的雙贏要求。以此為基礎梅德韋杰夫形成了俄羅斯能源安全與國際合作的理論體系。盡管這種構想在實際交往中仍然要經過基于各國國家利益的討價還價(例如西歐總是希望俄羅斯的“供應保證”更具約束力，尤其在價格方面，而自己的“購買保證”則盡可能靈活；
而俄羅斯的希望則相反)，在這方面梅德韋杰夫并不是個容易對付的談判對手。但是他的這種思想，尤其是俄國能源公司與西方跨國公司交叉持股的設想本身無疑十分開放，在西方很受歡迎。他在論壇上的這番“精彩演講”也改變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態(tài)度，他們開始相信這種能源政策體現的是“俄羅斯的復興”，而不是“蘇聯的復興”。一些媒體甚至稱他為“新戈爾巴喬夫”。

　　在國內，曾經主持國營托拉斯的梅德韋杰夫仍然主張推進經濟自由化。他認為，在現階段國家應該是一些大企業(yè)的所有者，但是他反對國有經濟比重過大。國家參與經濟應該以某些戰(zhàn)略性部門為限，如國防、運輸管道、核能、電網等。這些觀點與他對“主權經濟”論的批評，使他被認為傾向于經濟自由主義。

　　在對待蘇聯解體的問題上，梅德韋杰夫與普京一樣喜歡講“兩面”的話，即一方面指出人們?yōu)樘K聯解體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另一方面肯定葉利欽時代轉軌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且與普京相比他強調后一方面更多些。他指出：1990年代是“復雜的10年，動蕩的10年”；
大多數人在這10年里經歷了價值觀體系的巨大變化，也經歷了失望、痛苦和貧窮。但是如果只用一種顏色來描述這一進程將是愚蠢的。沒有1990年代的動蕩，就沒有最近五六年來的穩(wěn)定。從這種意義上說，1990年代是最近幾年發(fā)展基礎的一部分。把1990年代看作“喪失潛力的年代”也是不正確的。1990年代俄羅斯人作出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決定，雖然當時的這些設想未能實現，那是因為當時的條件還不能夠使俄羅斯發(fā)揮出國家的潛力。但是1990年代最重要的成果是避免了國家的分裂。俄羅斯曾經面臨重演蘇聯解體命運的邊緣，但它仍維持住了國家的統(tǒng)一。梅德韋杰夫強調俄羅斯是一個 “年輕的民主國家”，建國只有15年，不應該害怕錯誤，可怕的是不能改正錯誤�？偟膩碇v，梅德韋杰夫對1990年代的評價比普京、尤其是比普京第二任期內的一些說法要更為積極。

　　梅普如何相配

　　這些話都是在梅德韋杰夫還不知道普京要交班給他時講的。進入競選階段后，他自然是頻頻地講了許多與普京保持一致的話。但是他的獨特見解仍然不時會冒出來。例如他在與選民見面時，回答一位選民提問說：“我們不一定要實行兩黨制。”這話被我國的一些傳媒解讀為他拒絕“西方式的”兩黨制。其實只要聯系俄國現實就會知道恰恰相反。早在1996年大選時，葉利欽就提出由統(tǒng)治者人為扶植“中左”、“中右”兩黨來唱紅白臉，以排擠“極左”、“極右”勢力的設想。普京把這種 “人造兩黨制”設想付諸實施，讓“統(tǒng)一俄羅斯”與“公正俄羅斯”兩個“政權黨”扮演“官方右派”與“官方左派”角色。到2007年杜馬選舉時這“兩黨”已經分別成為杜馬中的第一、第二大黨，而其他反對黨都有被邊緣化的危險。應該說，葉利欽的設想在當時俄羅斯轉軌危機嚴重、社會不穩(wěn)定、各種極端思想大行其道的情況下確實有其合理性，“人造兩黨”與真正民主的距離也至少不比公開化的 “黨內兩派”與民主的距離更大，更比一黨黑箱中的派系斗爭要透明和有公共性：在公眾面前光明正大地斗爭，哪怕本來不過是向皇上“爭寵”，皇上的寵愛在這種情況下也不能不顧及公眾的反應，總比宮廷中關起門來勾心斗角強得多。但是無論如何，這種官方化的“兩黨”并不是真正議會民主體制下的政黨。而在轉軌期危機已經渡過的今天，它體現的“民主倒退”顯然有負面作用。梅德韋杰夫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普京大力提倡的這種“兩黨制”表示懷疑。他指出 “美國的兩黨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了”，它并不是人為扶植的。而俄羅斯已經有了自然發(fā)展的多黨制：“俄羅斯目前實際上有5至6個政黨，這些政黨有著自己的切身利益，這很好�！币虼嗣返马f杰夫說：“生活會讓一切各歸其位。重要的是存在行之有效的政黨，重要的是政黨領導人有魄力�！碑斎唬�作為“四黨聯合推薦”(其中主要的就是上述 “官方兩黨”)的候選人，梅德韋杰夫也沒忘記在這個場合給“統(tǒng)一俄羅斯”黨做宣傳，說：“這是一個強大的政黨，是一個在議會中占有多數席位的政黨。它有著清晰明確的內部體制和思想體系。”但是顯然，他并不打算讓“官方兩黨”之外的反對黨邊緣化。

　　人們無法判斷梅德韋杰夫這些話與普京思想的差異程度如何——正如人們無法把握普京的內心深處究竟想什么。就像對普京的前輩貝利亞一樣，人們對克格勃中混過多年的人的人格復雜性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但事實是在梅德韋杰夫講了上面那些話后普京仍然 “出人意料”地看中了他，而被看中后他又講了上述最后那番話。也許普京相信“同鄉(xiāng)校友兼伯樂”的深厚感情能化解差異，也許普京認為今后有他當總理，這總統(tǒng)不敢造次，也許普京與梅德韋杰夫其實內心想的差不多，梅德韋杰夫的“開明”不過是做戲，或者反過來，像有些人所說，普京卸任前那些強硬姿態(tài)是為了 “漫天要價”以便讓繼任者可以“就地還錢”。但可以肯定，投梅德韋杰夫票的人中必然有沖著這些話來的人。而他們會不會失望，就是今后的又一個“懸念”了。

　　梅德韋杰夫會不會甘當一個傀儡總統(tǒng)呢？他在選舉前已經委婉地回答：他和普京是親密的“同志”，但在總統(tǒng)與總理的權限劃分上他們會遵循憲法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按總統(tǒng)當家、總理辦事的總統(tǒng)制規(guī)則辦。盡管這里仍有“懸念”，但正如一位分析家所說：梅德韋杰夫不像前蘇聯時期加里寧、波德戈爾內這些老年的掛名元首，他年富力強，血氣方剛，從政已17年，形成了自己的理念，任人擺布的可能性不大。當然，普京應該了解這一點。

　　普京時代前后的連續(xù)性問題

　　而“梅普配”未來的作為，則是個超級“懸念”。它不僅事關梅、普二人的評價，更重要的是事關整個俄羅斯轉軌的歷史地位。

　　在這里首先要指出：我們這里流行的“葉利欽是搞垮蘇聯的罪人，普京是拯救俄羅斯的英雄”之說是不能成立的�！案憧逄K聯”如果是指聯盟國家解體，那本身就是“列寧式聯邦制”在轉軌中難免的命運。這種“聯邦制”一方面在法律形式上“自由”得出奇：各成員擁有自由退出的合法權利，甚至可以單獨加入聯合國(聯合國成立時烏克蘭、白俄羅斯就是成員國，蘇聯說他們就是“獨立”的，這當然是為了獨拿3票，但在法理上無疑埋下了弄假成真的伏筆)，君不見前蘇聯國歌就高唱：“偉大俄羅斯締聯盟，獨立共和國自由結合成”。但是這些“獨立共和國”都是一黨專政，執(zhí)政黨是蘇共的分支，而蘇共黨內則高度集權。誰有分異之念，馬上在黨內就被清除，根本提不到臺面上�？梢姟蔼毩⒐埠蛧�”不能弄假成真根本就是靠黨內集權來維系的。一旦黨的體制有變(哪怕與自由民主無關，只要一些不管持什么“主義”的宗派能夠浮出水面)，“自由退出權”弄假成真就幾乎不可避免。因此轉軌國家中三個“列寧式聯邦”(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無一例外都解體了。區(qū)別只是有的好說好散，有的反目成仇。南斯拉夫解體不能怪米洛舍維奇，但解體得血流成河他當然難辭其咎。捷克與斯洛伐克分家更不能怪哈維爾，而能夠好說好散則他功不可沒。蘇聯解體的代價比捷克斯洛伐克沉重，但比南斯拉夫輕得多，葉利欽不能無咎 (他最后拆戈爾巴喬夫的臺顯然加速了聯盟解體，而且沒有緩沖期的突然解體也加重了代價)，但談不上有罪。

　　這里要強調的是：有人說民主化一定會導致多民族國家分裂，因此多民族國家不能民主化，這根本站不住腳。轉軌國家中另外兩個多民族國家——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就維持了統(tǒng)一，盡管兩國傳統(tǒng)上國內民族矛盾并不更小 (至少比捷克斯洛伐克大)，而羅馬尼亞的劇變甚至就是從匈牙利族人抗爭開始的。但是，這兩國在轉軌前都沒有搞聯邦制，尤其沒有搞“列寧式聯邦”，沒有黨內集權一變、“自由退出權”就弄假成真的問題，民族矛盾可以轉換成國內的人權問題，通過民主自治來解決。所以民主固然是個好東西，聯邦制可能也是好東西，但民主化后國家凝聚力增加了或者可以再考慮聯邦；
如果反過來，先聯邦后民主，尤其是先有“列寧式聯邦”，那的確是一民主就可能要散伙了。

　　而葉利欽的“罪人”如果是指轉軌期危機的嚴重，那么一方面應該說這種危機在所有轉軌國家都發(fā)生了，并非只有葉利欽的國家，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俄羅斯的轉軌期危機比多數東歐國家更嚴重，葉利欽的一些措置失當的確與此有關(參見金雁：《千秋功罪葉利欽》，經濟觀察報，2007年4月30日)。但是，早有研究者指出俄羅斯1990年代的經濟衰退只有一小部分是體制轉軌的 “陣痛”，大部分其實是聯盟國家解體、尤其是“雙重經濟空間解體”(蘇聯解體加上經互會解體)造成的，其性質可與沙俄、滿清、奧斯曼土耳其等專制帝國崩潰后果相比，與其說是“轉軌陣痛”不如說是“帝國后遺癥”。而如前所述，“列寧式聯邦”的解體其實難免，只怪葉利欽(以及戈爾巴喬夫)是說不通的。而葉利欽時代的“帝國后遺癥”雖然嚴重，比起上述幾國還是輕多了。梅德韋杰夫與普京都認為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能避免大亂就是一大成就，的確有道理。

　　而普京，且不說他本身就是葉利欽這個“伯樂”發(fā)現的，“千里馬”如果有功，伯樂豈能沒份？至于說普京 “拯救俄羅斯”，如果是指俄聯邦沒有步蘇聯后塵而解體，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俄聯邦不同于蘇聯那種“列寧式聯邦”、并非“獨立共和國自由結合成”決定的，普京維護俄羅斯統(tǒng)一的確有貢獻，但作為蘇聯解體進程的延續(xù)，獨聯體日趨離心、消亡的趨勢在普京時代卻更加明顯，他怎么就扭轉不了？就連葉利欽時代下功夫建立的俄白聯盟，到了普京時代不也越來越失敗了嗎？

　　如果說普京的“拯救”是指經濟止跌回升，那么這個“拐點”在1996年下半年本已初現，1997年雖因全球性金融危機被中斷，但到1998年下半年又恢復，1999年升勢已經明顯。普京接班后當然進一步推動了經濟復興。但更重要的是他很幸運：他既搭上了轉軌國家普遍經歷的止跌回升順風車，又正好碰上國際市場油價一路攀升，而1997年大危機后盧布貶值推動出口的效應也顯示出來。普京對俄羅斯近年來“經濟起飛”的貢獻主要是他在政治上為經濟發(fā)展提供了一個穩(wěn)定環(huán)境——這的確很重要，但如前所述，這并不能僅歸功于他。而在經濟上他并不是專家。他的第一任期內主持經濟工作的總理卡西亞諾夫是個明確的自由派，現已成為他的反對派。而第二任期內的庫德林、梅德韋杰夫等經濟重臣也屬于普京團隊內的自由化分子。因此盡管普京的確干得很出色，但把普京時代的經濟起飛說成是“普京大帝”的創(chuàng)造，是“國家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勝利”，未免不著邊際。

　　必須指出：我們這里的一些媒體有意無意把普京時代的兩個現象——即“經濟繁榮”與“民主倒退”聯系起來，似乎俄羅斯經濟的好轉就是因為趕走了“民主妖魔”的結果，這完全沒有根據。且不說俄羅斯經濟止跌回升的“拐點”在普京接班前已經出現，普京時代一大批民主政治日益鞏固的東歐國家，經濟發(fā)展的業(yè)績也不亞于俄羅斯——如果考慮到俄羅斯經濟業(yè)績對“石油紅利”的依賴，應該說那些東歐國家的經濟業(yè)績比俄羅斯更出色。只不過一些媒體熱衷于報道“民主轉軌時的經濟滑坡”和“民主倒退下的經濟增長”，因而對他們通常是“報憂不報喜”而已。以同屬于前蘇聯的波羅的海諸國為例，新千年以來經濟發(fā)展的勢頭很猛，2001-2003年間，拉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立陶宛的GDP年平均增長率分別達7.2%、8.6%、7.9%，而2004-2006年間更加速到 10.4%、10.0%、7.5%，明顯高于同期“普京的俄羅斯”。新加入歐盟的8個原東歐國家，2001年人均GDP僅為 “老歐洲”(原先的歐盟15國)的46.2%，2006年已經達到54.4%，明顯超過了入盟時預期的 “每年以一個百分點追趕老歐洲”。所以，說民主化必定促進經濟增長固然不能成立，說民主化必定妨礙經濟增長更是毫無道理。而對于已經渡過轉軌陣痛期的國家來說，民主鞏固的國家經濟業(yè)績一般都比仍在搖擺乃至“倒退”的要好。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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