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個人年輕的時候，有意或者無意，都要對自己的人生做某種程度的選擇。

　　由于人生的幕布剛剛拉開，你還不知道這出戲劇將要上演的內容，所以，在為自己確定角色的時候，除非一些特別早熟和幸運的人，一般都是盲目的。比如，很少有人能夠在事業(yè)和職業(yè)間做出區(qū)分，而這兩者之間卻有重要區(qū)別：事業(yè)是寄托著你的全部靈魂，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你將要向這個世界證明你的全部價值的事務，職業(yè)卻有可能僅僅是謀生的手段。只有少數(shù)人能夠將這兩者融為一體，選擇一種能夠成為事業(yè)的職業(yè)，大多數(shù)人都在這兩者之間煎熬著，時時感嘆說：“我每天做的都是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我很幸運，選擇了文學，并且，在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里，這也是我的職業(yè)。但是，當初的這種選擇卻完全是被動的，甚至可以說是付出慘痛的人生代價才換取來的。

　　下面讓我慢慢道來。

　　2

　　一九六九年一月，一個飄雪的日子，我和大約三萬名北京知青一道，經(jīng)過三天三夜火車和汽車的奔馳，來到了黃土高原，來到了延安。當風雪把我們裹挾進土窯洞狹窄木門的時候，當我們面對無邊無際的雪野愣怔著不知道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的時候，當這些從未出過遠門的少男少女接到第一封家信不顧羞恥地擠在一起嚎啕大哭的時候，我們意識到：生活開始了。

　　那時候的黃土高原一片寂寥，看不到一絲綠色，映入眼簾的全部是冰雪，是僵硬站立著的森林，在山坡上蔓延的次生林帶，凝固在白雪下面的小溪。刺骨的寒風恣意掠過溝、峁、塬、梁，彼此呼應著，交談著。掛在崖壁上的村莊，此刻也悄無聲息，只有縷縷炊煙使人意識到生命的蠕動。沒有什么“信天游”，你聽不到著名的陜北民歌；
沒有書，北京知青的行囊里沒有書，當?shù)乩相l(xiāng)的土窯里更沒有書——在一個不正常的社會里，所有承載人類情感和精神意義的東西都必然被窒息，就像厚厚冰雪下面的溪水，你無法進行顯示你生命活力的吟唱。

　　如果生命在一種自如狀態(tài)下延展，沒有民歌沒有書也可以，人不至于絕望，不至于感覺了無生趣，生命自身會創(chuàng)造詩意，創(chuàng)造激情。問題是那個時候人不自由。一個每時每刻都被教導著的人會尖銳地處在兩難之中：在生命創(chuàng)造的激情和社會要求之間無法找到平衡。于是人壓抑自己的本性，壓抑良知的呼喚，想辦法把自己裝扮成社會要求的那個人……于是，本來處于自然狀態(tài)下應當激昂著生命詩情的少男少女，在精神上卻一天天變得蒼老起來。如果哪一個人不幸不能夠壓抑住本性，其結果將是毀滅性的，這方面，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無論關于男女問題還是關于所謂政治問題的。

　　我也出了麻煩。非常不幸的是，我的麻煩屬于后者，即政治問題。事情是這樣的：從北京出發(fā)的時候，學校贈送給我兩臺油印機和刻字鋼板、蠟紙之類。如果沒有這些東西，即使靈魂動蕩得沒了模樣，我也許不至于招禍，因為你除了發(fā)發(fā)牢騷，不會把那種動蕩轉變?yōu)橐环N思想，也許就不至于和政治勾連在一起。現(xiàn)在有了可以把自己想的東西向外傳達的工具，就會抑制不住自己，于是，在我主辦的油印小報《新社員》上，就有了我的一些文章。嚴格一點兒講，這些稚嫩的文章表達的還不是思想，但是，在當時用挑剔的眼光看，還是能夠尋找到和官方宣傳不一致的地方。這也許是這張小報在北京知青中間廣受歡迎的原因。

　　北京知青到陜北以后面臨很多問題，北京市政府為了加強知青工作，向陜北派出很多干部，協(xié)助地方進行管理。在我所插隊的那個公社，基本上一個大隊一個。這些北京干部和知青吃住在一起，和北京知青都處得很好。一九九四年我從西安調北京工作，聽說中學同學的聚會竟然還有當年的北京干部參加，我就大為驚訝，難以想象他們怎么會成為朋友。原因很簡單：我插隊的時候遇到的那個北京干部不是朋友，而是一個邪惡如魔鬼般的人，一個給我上了人生第一課，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人。

　　3

　　這個人姓吳——為了尊重他，我不說出他的名字——是北京市教育局的一個普通干部。這個吳姓中年男人是我所在公社北京干部的組長，也就是說，他的職責是管理對北京知青進行管理的北京干部，而不直接管理北京知青。他住在公社大院。這里出現(xiàn)了一個巧合：公社機關正在我插隊的村子里，離我們住的窯洞不過二百米距離。于是，就沒有給我們另外委派干部，由吳姓男人代管。

　　一群遠離家鄉(xiāng)的少男少女，當然希望在他們的生活中出現(xiàn)一個父輩男人，所以你不難想象吳姓男人在我們當中受到的尊敬與熱愛。吳姓男人也許在整個一生中都沒有享受過這種被純潔和單純簇擁著的感覺，所以他覺得很奇妙，很舒坦，言談舉止間就有了一種被權力賦予合法性的威嚴和輕佻——對男生威嚴，對女生輕佻。這兩種迥然不同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在目光中，表現(xiàn)在他出現(xiàn)在不同場合的幾率和時間長短，表現(xiàn)在毫無必要地拉住女同學的手的交談中，或者用陜北話說，表現(xiàn)在對女同學或者本地婦女赤裸裸的“騷情”過程中。

　　我沒有什么證據(jù)證明這個四十歲的男人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比如老鄉(xiāng)中傳言他把村上的某某“弄”了之類。我成年以后，曾經(jīng)設身處地從吳姓男人角度想過這個問題，即使這個人真的有什么事情，也不足為怪。四十歲還不是耐得住寂寞的年齡，而他又遠離妻子。在我插隊的那個公社，就曾經(jīng)逮捕一個有同性戀傾向的北京干部，他總是找借口留宿在男生宿舍，半夜鉆到男生被窩里進行騷擾。在老鄉(xiāng)中還有一種說法：他也“弄”女知青。不過這個說法很可疑——為了打擊極為嚴重的強奸北京女知青的犯罪行為，有這種事情的人全部都會被槍斃掉，可是我說的這位同志沒有被槍斃，只獲得八年徒刑。這個北京干部我還是認識的，在人品上，應當說是一個不錯的人，絕對在吳姓男人之上。

　　吳姓男人逐漸被我們知青小組所厭煩。每到星期天，我們借口政治學習，全體不出工，就想方設法做一些好吃的。事情往往是：剛把飯菜端上桌子，吳姓男人就和藹地從公社大院溜達過來了，并且吃相不好，他那突出的門齒給人感覺好像整個口腔都露在外面。吃相不好的后果在女同學中的嚴重性要遠遠大于他吃了大家湊錢買的東西，于是，每逢吳姓男人笑容可掬地出現(xiàn)在灶房，就有女同學突然靜止下來笑鬧，推說不舒服，連飯都不吃，回窯洞躺著去了。

　　于是，問題到了我這里——我是這個知青小組的組長。

　　4

　　如果讓我現(xiàn)在處理這個問題，我會找到一千種方法，既不讓女同學繼續(xù)惡心，又能夠制止男同學的憤怒，同時也能夠哄好這位貪饞的吳姓男人。但是，那時候的我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還不是能夠世故老練地看事情和處理事情的人。所以這件事被我處理得很糟糕。

　　我到公社大院，走進吳姓男人的辦公室，直撅撅地對他說：“我們很尊重您，但是您星期天最好別到知青小組來了，這樣，大家還會非常尊重您�！�

　　他想辦法用上下唇包住突出的門齒，黃蠟蠟的臉好像被擊打了一樣，在不同的區(qū)域出現(xiàn)了不同的顏色，變幻得很生動。

　　但是一個四十歲的男人具有應付一個不知人事的小混蛋的足夠經(jīng)驗。他放棄了包裹門齒的努力，把它們全部露出來，笑著說：“哦。”

　　我還想說什么，可是我設計的話語已經(jīng)全部說出，再沒什么可說了，就在那里站著。

　　倒是吳姓男人幫助我解了圍：“我知道了�！彼�就像是在談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那我就走了。”

　　他站起來，送我出門。

　　我走在他前面，覺得后背在燃燒。

　　到大門口，吳姓男人在我身后突然說：“謝謝你啊！”

　　我回過頭看他，他臉上竟然沒有笑容，上下唇把門齒包裹得嚴嚴實實，從外面都能夠看出門齒的輪廓。

　　我不傻，在這一剎那，我覺得自己惹禍了。

　　吳姓男人真的不再到我們這里來了，來了也不吃飯。就在我們歡呼這個小小的勝利的時候，我在說完那句話以后預感的橫禍就來了，并且是專門對著我來的。

　　當時，延安地區(qū)正在殘酷地農(nóng)業(yè)學大寨。讀者可能會說：“殘酷”這個詞用在這里不準確，從語法上說也不規(guī)范。但是它是我說這件事的時候不能不用的詞匯，因為只有這兩個字才能夠從本質意義上傳達那場全國性運動帶給我的感受。如果你在零下二十度嚴寒天氣里看到被民兵小分隊用真槍和棍棒把衣衫襤褸的農(nóng)民驅趕到農(nóng)田水利基本建設工地上勞動的場面，看到人因為過度勞累癱倒在地上，反而招來棍棒的毆打，你還反對我使用這個過于溫柔了的詞匯嗎？殘酷，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能夠引起人靈魂悸動的字眼，尤其是對于剛剛開始用心靈感知世界又不能夠想象自己也有可能得到殘酷對待的我們來說，更是如此。

　　于是，在我的《新社員》油印小報上，就有了某種程度的非議，有了關于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以后如何看待農(nóng)村落后習俗以及對知識青年境況以及他們所關注的問題……猶如我上面所說：“能夠尋找到和官方宣傳不一致的地方�！�

　　“能夠尋找到和官方宣傳不一致的地方”，即使在今天也是一個問題，更何況那是一個瘋狂野蠻的年代？

　　但是，一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對于危險和殘酷總是缺少直接具體的想象，或者說，不相信這些東西會直接落到自己身上。這是任何一個剛剛邁進生活門檻的年輕人常常犯的一個錯誤：總覺得世間有一種超自然力量護佑著他。其實，沒有這種力量，相反，生活為了把一個人從毛坯狀態(tài)鍛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往往要把一些額外的苦難和懲罰施加到年輕人身上。我當時根本不曾想到這一點。我就像一個在湖水中滑行的小鴨子一樣，欣賞著水面的波紋，完全沒有想到水下一個危險的生物正在向自己靠近。

　　我還在如期出版我的油印小報，就像一個沒有方向盤的汽車滑向被灌木叢遮擋著的萬丈深淵，等到可怕的墜落發(fā)生時，一切都晚了。

　　5

　　我簡要一些敘述。

　　那個吳姓男人終于從《新社員》中找到了“和官方宣傳不一致的地方”，這意味著他獲得了決定一個年輕人生死的權力。在吳姓男人的親自安排下，一個把他的知識青年小組創(chuàng)建為延安地區(qū)知識青年先進集體的人，成為了危險的階級敵人，一個思想有問題的壞人，我被民兵小分隊押解著在全公社范圍內輪流批斗達半年之久。

　　在這半年里，我從我的同學中第一次領略了什么叫出賣：和我最要好得朋友把我們的私人交談都變成了檢舉揭發(fā)材料，那些材料成為為我定罪的主要證據(jù)；
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弱點：所有在一起歡笑和歌唱的男女同學，突然之間將我視為路人，就像我是一個能夠帶來災難的人一樣，唯恐避之不及；
第一次知道了人在強力面前的軟弱無助：我感覺到徹骨的嚴寒，世界上的最后一點光亮似乎都消失了；
第一次對這個世界不再抱任何指望：人性中既然有如此丑惡的東西，我還能指望什么呢？第一次想到自殺：既然我不再指望什么，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稍微有一點想象力的人都不難想象，這些東西在一個“人”形成的過程中將會產(chǎn)生多么巨大的影響。

　　我幸虧沒有從我選擇好了的一處懸崖跳下去。

　　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在無數(shù)個夜晚的沉思默想之后，十九歲的我終于做出了一個決定：我要說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

　　這句話的另外一個說法是：我要當一個作家。

　　6

　　這是我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做出的第一個同時也是最重大的決定。從此，“我要說出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就成了我生命的軸心，我的一切就都圍繞著它來運轉，直到今天。

　　可以說，這個決定最終決定了我的一生。

　　這件事在我的人生經(jīng)歷中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這件事具有一種坐標的意義，以后遇到什么問題，我都習慣這樣問自己：“你是為什么活下來的呢？”這時候，我就會想起當年那個莊嚴的承諾，意識到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虛幻，人生就顯得明凈清潔了許多，我就會從灰暗的圖景中看到光亮。

　　這件事對于我后來的人生當然很重要，卻也還沒有到取代一切的程度。支撐一個人行走人生的，需要遠比這件事的啟示更高遠的目光和精神境界，需要跳離開自己的經(jīng)歷，需要某種抽象的精神來開啟智慧，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去理性地審視這個世界上發(fā)生的任何事情。盡管這樣，我仍然非常感謝那個吳姓男人，他是我的第一個老師，是他讓我第一次從客觀的立場上思考什么是不正義，思考人生應當具有怎樣一種質感。從這個偶然來到我生活中的吳姓男人身上，我初始地知道了什么是不正義，知道了被私有化的權力是世界上最野蠻、最骯臟的東西，它無時無刻不在涂炭生靈。讓我感到驚訝的是，世界上杰出的思想家?guī)缀醵际窃谶@個問題上有所見解的人，我必須承認，是他們啟發(fā)了我的心智，所以才使得我從自己的人生事件中最大程度地獲取了營養(yǎng)�，F(xiàn)在想起來，我仍然可以說，在此之后我直接和間接又遇到很多吳姓男人這樣的老師，但是都沒有吳姓男人對我的教育來得直接，來得深刻，來得徹底。

　　我經(jīng)常把我這次人生的第一次挫折想象為吳姓男人為我的人生油箱加滿了第一箱油，后來者的加油不過是讓我保持持續(xù)的動力而已，意義遠遜于人生的第一次推動。經(jīng)歷過更多的風雨，領略了人類歷史上如此眾多思想家的思想，吳姓男人在我的心目中早已經(jīng)形而上學化了，他已經(jīng)不是具體的人，他被抽象為我畢生都在激烈反對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惡。

　　惡，簡單地定義，就是對善施以罪惡的某種力量。這種力量無處不在。在這種力量面前，人極為脆弱，善極為脆弱。

　　一個不能對惡表示反對并與之進行斗爭的人不配稱之為作家；
一個對善沒有感知沒有呵護之心的人也不能稱之為作家。這是我的基本信念。我相信，這個信念是那個吳姓男人給的，是我決定說出對這個世界的看法的時候產(chǎn)生的。在這個意義上，是吳姓男人和那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人共同決定了我今天的狀態(tài)，一種將信念構筑在遠比小小的自我宏大得多的精神境界的狀態(tài)，一種肩負了某種崇高使命的狀態(tài)。

　　我很為這種狀態(tài)感到驕傲。我相信，任何惡都不會比善長久。惡也許會在一段時間里顯得很強大，但是，它色厲內荏的本性決定了它必然害怕時間，害怕真相，害怕歷史，害怕后人的評說，而我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正是要為歷史提供一種具象的說明，我必須讓后人知道這個世界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事情。

　　在我看來這至關重要。

　　 （2006-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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