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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鳴:選舉在近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工具性悖論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摘要: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在引進西方制度的同時,中國自然也引進了選舉制度。在近代中國,選舉只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當選舉僅僅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時,這種選舉如果僅僅是裝裝樣子,跟底層社會具體的人關系不大,不會對底層產(chǎn)生多大影響;
但是,如果這種選舉真的在深度動員下進行,推行得越久,底層政治就越是畸形。

  關鍵詞:底層社會;
底層政治;
選舉;
政治工具

  

  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在引進西方制度的同時,中國自然也引進了選舉制度。比較而言,同屬西方政治影響的東西,政權下移最合中國人的心思,因此做的最徹底,文官政治次之,人們也能認可。議會政治就比較麻煩,無論如何都搞不好,不是變成議會專制,就是廢掉議會。顯然,議會政治難以落地,最關鍵的是一人一票的選舉,在中國難以落實。對于中國這樣的一個倫理本位和集體本位的國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沒有選舉這回事。對于過去的中國人而言,所謂的選舉,就是選官,就是科舉考試,根本就沒有投票的概念。相對于民主政治,傳統(tǒng)中國社會,倒是有協(xié)商這個概念,但協(xié)商每個人的發(fā)言權是不一樣的,集體本位的社會,離不開權威,因此,即便是協(xié)商,也是依據(jù)每個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發(fā)言權,地位低的人意見要想被采納,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當然,沒有概念的事務,不見得就完全沒有辦法引進。但問題是,西方制度被引進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的,人們無非是借助這個看起來很美的工具,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夙愿。這里,民主沒有文化的內涵,更沒有價值的意義。在這種前提下,選舉在中國近代的歷史上,往往呈現(xiàn)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選舉,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層社會打交道。中國自辛亥革命實現(xiàn)政體變革之后,北洋時期搞過兩次國會選舉,民元國會和安福國會,某些地方軍閥,也推行過聯(lián)省自治,搞過地方議會的選舉。國民黨則搞過行憲國大選舉,而中共也推行過農(nóng)村的基層選舉(不是指現(xiàn)在的村民自治)。這些選舉,無論動員力度大小,百姓參與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為了完成上層政治某項任務的工具,老百姓不僅難以借此實現(xiàn)民主政治的啟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謂集體本位,意思就是一個群體中一般成員的意見,是通過這個群體的精英來表達的,而倫理本位則表示,所謂的精英只能是群體倫理關系中處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國會選舉中,雖然中國人還沒有學會買票賄選,但一人一票的選舉,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個選區(qū)的投票,差不多都是體現(xiàn)本區(qū)域精英的意志,所謂選舉,不過是工作人員抱著票匭四鄉(xiāng)走一圈,然后按照選民冊代填選票而已。候選人不知道用政見討好選民,主導選舉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選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選人,因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得選舉對自己社區(qū)日后的生活有什么關系,他們只是推出他們認為合適的人而已。民元國會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地方精英看來,國會是革命之后的新鮮事,而新鮮事就得跟革命沾邊的人來辦,因此,跟革命有關的國民黨就占了便宜。顯然,這并不意味著國民黨有深厚的群眾基礎。

  然而,當選舉接著進行下去之后,買票賄選的本事,中國人也學會了。這么一來,選舉在底層社會,出現(xiàn)了一些微妙的變化。選票需要買了,買的時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買,只要買通一個地方精英,那么這個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選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為也分成兩類,一類借選舉為自己牟利,買票的錢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壓得住茬,一般也不會出現(xiàn)亂子。一類比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會把選舉當成為自己群體謀福利的一次機會。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開會議決,本族的選票一定要賣給出錢最多的候選人,而賣票所得,一律作為宗族的公產(chǎn),用于宗族公益。當然,如果有政權的干預(一般都是掌權的軍閥),價錢上可以優(yōu)惠,但必須有其他條件作為交換。這就是為什么在安福國會的選舉中,原本覺得自己在人望上占優(yōu)勢的以梁啟超為首研究系,會大敗給倉卒組建的安福俱樂部,只得了區(qū)區(qū)二十幾個席位,因為安福俱樂部背后有軍閥政權的支持,在政權和金錢兩種資源上,研究系都沒有優(yōu)勢。

  軍閥政權利用選舉組織國會,為自己的政權提供合法性,但底層社會,卻把選舉變成一次相當純粹的市場交易。事實證明,雙方在當時的條件下,都達到了理性選擇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國民黨行憲國大的選舉,跟此前的選舉有所不同。由于國民黨政權有點全能主義的味道,因此動員能力和社會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權要強很多。其黨、政、軍、警、特在地方上還是很有力量的,政權對社會的滲透也遠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畢竟經(jīng)過了現(xiàn)代政治幾十年的洗禮,二戰(zhàn)勝利,民主國家的聲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識水準比較高的居民,民主意識有所萌芽,人們初步意識到了選舉與自己生活的關系,只是這類人實在太少,對選舉大局構不成很大的影響。同時,我們看到,由于戰(zhàn)爭的破壞,原有的鄉(xiāng)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減弱,從前選舉的買票方式,有的時候,往往會出現(xiàn)問題。因此,此次國大代表的直接選舉,更多地表現(xiàn)為國民黨國家機器在地方高度動員的局面。盡管在選舉之初,國民黨為了防止代表變成國民黨員的清一色,曾經(jīng)力圖通過地方協(xié)商,盡量保證某些無黨派人士,尤其是青年黨和民社黨等附和他們的“民主黨派”成員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這個比例通告給這些小黨。然而政權機器一開動,地方上擔心的卻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夠,難免動員過度,最后使得小黨和無黨派人士紛紛落馬,國民黨中央又不得不出來糾正,結果原來當選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選舉糾紛。

  這種政權體系動員下的選舉,選舉已經(jīng)演變成完全意義上的政權工具,參與選舉的底層民眾,既不可能得到選舉自己的代表的好處,也得不到賣票的利益。選舉,只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離很遠。

  中共在自己的歷史上,最認真的選舉實踐,是在抗戰(zhàn)時期推行的基層選舉。在整個抗戰(zhàn)期間,中共領導的敵后根據(jù)地,由于選舉的實行,為中共贏得了很大的聲譽,很多國統(tǒng)區(qū)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國朋友,凡是到過根據(jù)地的,都盛贊根據(jù)地的民主。相形之下,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國統(tǒng)區(qū),反而背道而馳,不僅沒有選舉,而且一度提倡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專制主義政策,跟根據(jù)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顯然,在抗戰(zhàn)時期中共推行的選舉,從選村長到選邊區(qū)參議員,都是相當認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跡。由于中共對于底層社會超強的動員能力,因此,根據(jù)地每年進行的“大選”(這是當時根據(jù)地的通行叫法),底層民眾的參與度,絕非此前任何一種選舉所能比擬。也可以說,這種選舉,基本上實現(xiàn)了底層民眾真正有熱情的參與。很明顯,不能把根據(jù)地的選舉,簡單地視為做給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選舉,對于中共而言,有著切實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據(jù)地的選舉,是從拔除國民黨基層政權入手的。中共的敵后根據(jù)地,本是利用日本軍隊入侵,國民黨軍隊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雖然軍隊的撤退,很多國民黨縣以上的政權隨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區(qū),國民黨的基層政權卻還存在。如果用武力驅趕這些基層政權的人員,雖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卻未免有些理虧,或者說,不符合中共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選舉。

  自從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來,留在鄉(xiāng)村的地方精英實際上分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越來越踴躍地進入到縣以下的基層政權中,另一部分則跟從前一樣,待在政權之外。一般來說,樂于進入政權的精英,往往屬于劣質化的那部分,隨著軍閥割據(jù)的政局演變,劣質化的精英,還有武化的趨向。這部分精英的種種作為,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tǒng)鄉(xiāng)紳的行為模式,用杜贊奇的話來說,就是以掠奪型經(jīng)紀取代了保護型經(jīng)紀。這種比喻雖然可以商榷,但劣質化的精英,憑借政權之便,行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實上,他們的行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傳統(tǒng)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中共只要組織選舉,原來國民黨基層政權的精英的下臺,是必然的。推倒這部分政權精英,也因此創(chuàng)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傳統(tǒng)精英合作的基礎。最關鍵的是,這種打著地方自治,民主選舉的“改朝換代”,國民黨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卻無法明令反對。

  盡管基層換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滿意的人,但是,從這以后,根據(jù)地的選舉卻一直堅持了下來,除了遭遇日軍的掃蕩,幾乎每年一次。應該說,這種基層選舉,中共組織得非常認真,其針對大部分不識字的選民創(chuàng)造出來的“豆選法”,簡單有效,廣為推行。在選舉技術上,雖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來的舉手表決,還是不錯的,算得上是無記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選舉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誰沒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選舉實施過程,中共黨組織,一般都不公開出面,即使組織,也是在幕后進行。最有意思的是,他們并不強求自己屬意的人選一定要當選,只要被選上的人,他們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來講,在農(nóng)村環(huán)境里推行選舉之初,那些傳統(tǒng)的精英,被選入?yún)⒆h會,參加基層政權是比較容易的,因為農(nóng)民是個需要精英代表的群體,現(xiàn)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說得過去,農(nóng)民習慣讓他們來出頭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選舉推行幾年之后,情況發(fā)生了變化,老的精英當選出現(xiàn)了麻煩,基層政權開始向清一色中共黨員方向發(fā)展。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規(guī)定“開明士紳”名額的方式,即所謂“三三制”,來保證傳統(tǒng)精英的份額。與某些人認為,“三三制”是為了保證中共地位的看法不同,實際上,在當時的情形下,傳統(tǒng)精英在政權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說,實際統(tǒng)治鄉(xiāng)村社會上千年的傳統(tǒng)精英,即使在從清末到北洋再到國民黨政權推行政權下移的過程中,都沒能喪失的地位,在中共的基層選舉過程中,居然被成功地邊緣化了。

  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變化,基于幾千年傳統(tǒng)和文化的鄉(xiāng)村權力結構,用這種方式顛覆,顯然比用簡單的暴力推翻,要有效得多。到了抗戰(zhàn)勝利,中共實行土地改革之時,只有在新解放區(qū),鄉(xiāng)村精英才有可能組織一些反抗,而老根據(jù)地,精英們則只能束手待斃。在多年的選舉中,農(nóng)民最明白的只有一點,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權、傳統(tǒng)權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來當選票的豆子來推翻,他們也就真的給推翻了。顯然,這推翻和顛覆的,不僅僅是些精英,而且還有精英背后的傳統(tǒng)權力結構,以及文化結構。但是,推翻之后,并沒有人給他們一個新的東西。對于民主政治,他們只是學會了投票,或者說習慣了投票,但卻沒有起碼的權利意識、人權觀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權利,這種選舉,沒有民主的文化,也沒有民主的價值觀。在土改過程中,中共為了發(fā)動群眾,往往采取放任鼓勵農(nóng)民隨意行動的做法,在這“群眾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圍中,許多地方出現(xiàn)這樣的現(xiàn)象,對于那些大家一時是否處死有爭議的人,人們會采取投票的方式來決定,還是豆選,往碗里投豆來選擇,一個生碗,一個死碗,哪個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標簽來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無疑。

  當選舉僅僅是上層政治的工具時,這種選舉如果僅僅是裝裝樣子,跟底層社會具體的人關系不大,不會對底層產(chǎn)生多大影響;
如果這種選舉真的在深度動員下進行,推行得越久,底層政治就越是畸形。

  

  (原刊《東南學術》200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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