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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方萌:就香港學術界及學風問題答網(wǎng)友問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拙作《香港學術界為何如何保守》在網(wǎng)上流傳后,我陸續(xù)看到一些網(wǎng)友的批評和質(zhì)疑。小弟當初寫作此文,即希望引起大家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激發(fā)一定程度的公共討論,因此首先對眾網(wǎng)友的回復表示感謝。我將主要的幾條批評改寫成提問,以“答客問”的方式作出回應。這樣大家可以專挑感興趣的問題看,我寫起來也不累。

  

  問:有些網(wǎng)友認為上海交大的排名并不可靠,香港科大的科研水平還在喬治-梅森大學之上。你憑什么說兩者的實力在伯仲之間?

  答:我不是不知道交大排名的問題。大學排名不像百米賽跑,誰先誰后一目了然,而是取決于多項因素,其中每一項標準都有爭議性?墒牵以谖恼轮杏懻摰牟皇蔷唧w的名次差異,而是數(shù)量級意義上的檔次差異。上海交大的高等教育研究所早就聲明過,他們無法將200名以后的大學名次精確到個位,因此在203-304名之間不作區(qū)分,都劃歸同一類別。我們不妨作個極端的假設——科大在這一檔次學校里排名第一,而梅森大學排名最后。盡管如此,它們?nèi)匀欢紝儆诘谌蓐。這兩所學校與世界前50名大學的差距,遠大于兩者之間的差距。交大的排名誤差可能在50名左右,甚至在80名左右,但不太可能超出100名。

  我的文章只是強調(diào)科大和梅森處于同一檔次,并不否認科大在某些方面,甚至在整體上強于梅森。有位網(wǎng)友說他和他導師只聽說過科大,沒有聽說過梅森。我想交大的排名問題再多,總比他這種道聽途說來得科學可靠吧。還有位網(wǎng)友匆匆對比了兩校的計算機系,就敢說“科大的學生不會申請梅大,梅大的教授如果申請科大也多半不會被錄用”。他在批評中沒有引用任何關于學生和教授的資歷指標,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得出這一結論的。至少就我所見,梅林學生的平均水平并不遜于科大學生——如果不是更高的話。

  

  問:那么在你看來,科大和梅森的綜合實力究竟如何呢?

  答:我上前已經(jīng)談過,就檔次而言,兩者的差別并不大;
具體到個別科系,有可能實力相差懸殊。就我所見,科大的硬件條件要略好于梅森——這里很多教室都沒有配備激光投影設備,而科大幾乎每間教室都有。軟件——我主要指師資,就很難說了。比如我的導師以前曾經(jīng)任教于哈佛大學,你不好講哈佛要他,梅森要他,科大就不會要他。再比如梅森經(jīng)濟系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布坎南和弗農(nóng)-史密斯,這兩位老先生幫助梅森建立了公共選擇和實驗經(jīng)濟學兩個研究基地。科大可能有那么幾位教授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潛力,但到目前為止畢竟還沒有得到。此外,梅森大學在腦神經(jīng)科學和復雜理論(complex theory)方面也有突出表現(xiàn)。有人說“沒聽說過喬治梅森大學有什么讓人稱道的成果”,這并不令人奇怪。我能列出的美國學校也就四五十所,它們的閃光點我也僅在社會科學領域內(nèi)略知一二。同時,大部分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可能都聽說過香港科大。

  

  問:如果科大的學術實力并不遜于梅森,那么你說“保守規(guī)矩,差強人意”是什么意思?

  答:由于多年意識形態(tài)教育,我們頭腦中的“保守”成了個貶義詞,跟“落后”幾乎同義,難怪有些網(wǎng)友以為我就是想證明科大不如梅森;
其實,我在文中使用的“保守”是個中性詞!安顝娙艘狻痹跐h語里的意思是“勉強使人滿意”,也就是說,我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肯定科大的學術成績的,只不過強調(diào)它還有美中不足之處而已。

  這里我必須糾正網(wǎng)友們的誤解——我這篇文章的重點壓根兒就不是兩校的江湖地位,而是要討論它們的武功路數(shù)。打個比方,德國球隊的風格以保守穩(wěn)健著稱,巴西球隊以大膽冒險聞名。這兩支球隊踢一場球,可能還是德國隊勝出呢。但這并不妨礙我對德國隊保守的風格作出評判,也不妨礙我指出保守風格的代價和缺陷。如果我拿哈佛耶魯和香港科大比較,科大的師生就會說我們的師資生源都不如人家,當然比較保守了。那么好,我現(xiàn)在拿和你水平差不多的學校比,你還是相對保守,這就是你的問題了。

  

  問:有些網(wǎng)友認為社會科學部并不能代表科大,你對科大的理工科專業(yè)也不了解。那么你憑什么判定科大,乃至整個香港的學風?

  答:首先,我承認我的專業(yè)局限在社會科學領域,對自然科學并不了解,甚至孤陋寡聞。但俗話說,沒吃過豬肉,至少見過豬跑。我在科大的時候參觀過該校四個科系的實驗室,還有不少理工科的朋友。大家經(jīng)常在一起吃飯聊天,我會不時問起他們的學術課題,所在學院的研究動態(tài),以及在國際學術界的位置。我當然不懂人家琢磨的技術細節(jié),但是僅憑這些交流,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對學術的興趣,他們導師的影響,和他們對研究工作的一般看法。

  其次,我的觀察主要限于科大的社會科學部,對那里的學風我是有親切體會的。通過到其他大學開會交流,和教授們聊天,我對香港學界整體也有著間接的認識。這些見聞使我感受到,社會科學部的保守學風很可能不僅僅是這里的特色,而是“香港制造”的產(chǎn)物。打個比方來說,一位植物學家在沙漠中研究仙人掌,他經(jīng)過分析,判定仙人掌上的細刺是適應干旱環(huán)境的演化結果。這時有人告訴他,沙漠中還有一種叫做駱駝的動物。這位植物學家即使從沒有見過駱駝,也能蠻有把握地斷定駱駝像仙人掌一樣具有耐旱特性——雖然他想像不出駱駝的兩個駝峰。類似地,我根據(jù)對科大人文社會學部的觀察,總結出香港保守學風的三大成因:殖民遺風,文化隔膜和商業(yè)環(huán)境。從道理上講,香港其他科系和其他大學也會受這些因素影響。我自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測,而非沒有根據(jù)的臆斷。

  最后,我對香港保守學風的判斷是不是能夠得到其他學科的佐證,這恰恰我希望理工科同學參與討論的,可他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地位之爭。如果理工科學生要反駁我,請?zhí)岢鲆韵氯c證據(jù):一、舉例說明香港的非主流研究,以及主流范式內(nèi)的邊緣研究很發(fā)達;
二、舉例說明研究非主流的學者,或研究主流范式內(nèi)邊緣問題的學者,在香港得到了重視和肯定;
三、舉例說明香港跨學科研究的增長趨勢。如果他們認為我的結論不能推廣到其他科系和學校,那么請告訴我為什么香港的社會科學界會比自然科學界更加保守,以及其他學校為什么不像科大那樣保守。

  

  問:你能不能先舉例說明什么不是保守的學風?

  答:我舉兩個例子。2002年,我上面提到過的弗農(nóng)-史密斯教授獲得了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結果國內(nèi)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干瞪眼,因為他們不懂得史密斯借以獲獎的實驗經(jīng)濟學。我記得當時媒體采訪一位有名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他只好說“經(jīng)濟學可以用各種方法來研究”,其實他們只是抱著主流范式不放。國內(nèi)的主流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打倒了以前那套政治經(jīng)濟學范式,這應該說是巨大的進步。然而,他們自己又劃為牢,建立了新的保守體制。史密斯當年如果像他們一樣緊跟主流范式,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實驗經(jīng)濟學和神經(jīng)經(jīng)濟學?

  我在文章中提到兩種類型的學者——刺猬和狐貍,前者在單一領域內(nèi)打洞,后者在眾多領域內(nèi)覓食。戴蒙德(Jared Diamond)就是我最喜愛的狐貍型學者之一。最近他的《崩潰》一書在國內(nèi)出版,更多的讀者得知了他的大名,而戴蒙德的經(jīng)典著作應該首推那本《槍炮、鋼鐵和細菌——人類最近一萬年的自然史》。他早年是個研究鳥類的動物學家,但是他從沒有將視野局限在動物學領域,而是廣泛地從植物學、歷史學、語言學、地理學、古生物學甚至文學中汲取材料,最后富有創(chuàng)見地提出了解釋人類不同種族命運的理論。作者從沒有受過歷史學訓練,但這本史學著作還拿過普利策獎呢,很多職業(yè)的歷史學家都做不到。這就是我為什么強調(diào)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

  我在文章中談到:“梅森大學的師生喜歡標新立異,海闊天空的想法在這里經(jīng)常受到鼓勵!边@點我是有切身體會的。我原來的導師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也是個狐貍型學者,當然不如戴蒙德名氣這么大了。他本來是做科技產(chǎn)業(yè)分布的,后來結合同性戀人口研究,提出一套“創(chuàng)意人才”理論(Creative Class Theory),對北美的區(qū)域經(jīng)濟科學影響很大。本來大學里開設各個科系,就是讓各種學者相互爭鳴,各種思想相互交鋒。像科大教授們那樣整天悶在自己的辦公室,哪會產(chǎn)生這樣有創(chuàng)新性的理論?

  在梅森大學另外一門“國際政策”課上,我給主講老師提交了一個古怪的題目——“論常規(guī)科學中學術天才的出現(xiàn)”。這其實跟國際政策沒有多大關系,結果那位教授不僅接受了我的選題,期末還給了我A。他對我講:“你的題目非常有意思,我從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會出現(xiàn)在公共政策學院的課堂上!蔽夜烙嬕窃诳拼螅淌诰蜁@么說:“你的題目很有意思,但不屬于我們這門課的討論內(nèi)容!蔽液髞戆l(fā)現(xiàn),梅森那位教授之所以能接受我的怪題目,是因為他知道我在參考文獻中列出的兩本重要著作,所以他理解我這個題目的意義。

  

  問:你在文章中提到,香港學術評價標準漠視中文期刊。有網(wǎng)友認為,這是香港學者“用手投票”的結果,他們得到英語學術界——很大意義上也是國際學術界——的承認,有什么不好的呢?

  答:因為我在文章中說了兩句梅森的好話,提到自己將華盛頓視為“第二故鄉(xiāng)”,有位網(wǎng)友就說我一臉“崇洋媚外奴才相”。我也不知道這位先生什么背景,他既然認為香港那么好,干嘛自己不去“立足這一方熱土”呢,干嘛還要不遠萬里跑到美國求學工作?我強調(diào)“中文期刊的整改提升”,他這樣的網(wǎng)友又倒打一耙,說我抱殘守缺,鼓吹“學術上的民族主義”。拜托,我怎么可能同時持有兩種相反的價值觀,這不是逼得我精神分裂嗎?

  總體來說,英語專業(yè)期刊質(zhì)量好過中文期刊太多,你只要看一看什么人在上面發(fā)文章就夠了。我去年為了寫一篇關于中美高考錄取政策的學期論文,托北大的朋友轉寄過來十幾篇中文文獻。結果一看,發(fā)現(xiàn)只有兩三篇能用,其他都是泛泛而談,互相抄襲,有兩篇還是一稿多投。但是我們仔細思考一下,同一篇香港學者寫的文章,用中文和英文發(fā)表在中英文兩份期刊上,文章的內(nèi)容和質(zhì)量沒有任何差異,為什么英文的就算數(shù),中文的就不算數(shù)呢?這是因為評審委員會對期刊的質(zhì)量的審查代替了對論文質(zhì)量的審查,這種做法實際上就把資格評定的權力交給了英語學術界。

  這當然也沒有什么不好——如果中國人都生活在英語世界。關鍵在于,美國有人家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研究綱領(research agenda),不一定和中國現(xiàn)階段需要解決的問題合拍。我們的學術研究應該首先以中國的發(fā)展問題為主軸,其次再看怎么容易在英文期刊上發(fā)文章。舉例來說,女權研究在美國是熱門,容易發(fā)表,也容易拿經(jīng)費。但婦女問題在中國并不那么嚴重,好多人為了評職稱,就去搞中國的婦女研究,而把更重要的一些問題放在一旁。

我在文章里提到清華的薛瀾教授。我的文章完成不久,他就在最近一期《自然》(Nature)雜志上撰文,指出中國學術評審一味向洋標準看齊,會威脅中國本土的創(chuàng)新能力。

中國科學院過份強調(diào)英語期刊上的發(fā)表數(shù)量,水平好的國內(nèi)學者都用英語寫作,不再投給中文期刊,這樣中文期刊的質(zhì)量就會進一步惡化。在英語期刊上多發(fā)論文固然有助于提升我國的學術排名,也有利于我等年輕學者評職稱。可政府花了這么多研發(fā)經(jīng)費和教育投資,最后的產(chǎn)出就是給洋人看的英文論文。要知道,我國大部分大學和科研機構還買不起那些昂貴的英文數(shù)據(jù)庫,大部分中國學者看外文期刊還是比較吃力的,為什么不能多寫點中文文章為給中國人看,同時提升國內(nèi)的學術水平?香港學者不是做不到這一點,比如《21世紀》和《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都是比較好的中文刊物。他們只是出于自身利益,不愿意這樣做罷了。試問那些批評我崇洋媚外,又不寫中文論文的人,究竟是誰在為中國國民的利益說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問:最近,薛涌在批評徐滇慶的文章里指出,中國學術界浮夸之風很嚴重,學者們忽視技術細節(jié),結果造成了中國學術界的技術性貧乏。這一毛病不改,中國的學術就無出頭之日。這種狀況下,像邊燕杰教授那樣的華人學者小心踏實地進行積累,假以時日,中國以后才有可能出現(xiàn)大師式的人物。你為什么要以邊教授為例子,批判刺猬型學者?

  答:我其實很同意薛涌先生的觀點。中國的學術規(guī)范現(xiàn)在是不成章法的,我們的主要問題還在于如何加強學術體制建設。我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就對那種什么都能來兩句的“學術大師”深惡痛絕。有一次,我看到一位海歸派經(jīng)濟學家的電子郵件,他在信中批評了國內(nèi)另一位經(jīng)常上媒體的經(jīng)濟學家:“某某什么都搞,債市、股市、匯市、金融改革、國企改革、農(nóng)業(yè)改革、技術創(chuàng)新、中小企業(yè),還有地方經(jīng)濟,all bullshit(全是牛皮)!”這樣的學者很成問題,卻總受到國內(nèi)學生關注。我勸大家有時間還是英文學好,多看點洋書,這樣你就知道國內(nèi)那些所謂的大師都是什么貨色了。

  刺猬和狐貍本是兩種治學風格,按理說并無高下之別。就算在美國,大部分學者也在主流范式之內(nèi)進行研究,邊燕杰在他現(xiàn)在任教的明尼蘇答大學也是個非常出色的學者。我不是要否定主流研究和刺猬型學者,我只是想強調(diào)美國除了主流還有支流,而美國學術的活力就在于總有支流挑戰(zhàn)主流,支流可以變成以后的主流,像我在梅森看到的實驗經(jīng)濟學那樣?鐚W科的狐貍式研究并不意味著浮燥學風,你同樣需要辛辛苦苦地收集材料,提出扎實有力的理論。

  香港那種緊跟主流的保守策略當然會見效,而且說實話,香港能做到這份上也就不錯了。但是這么做永遠不會擺脫附庸的地位。我們當然需要更多的刺猬進行學術積累,可像他們這么積累,一輩子也不會去關心狐貍們提出的新思路和新想法。中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大國,不能僅僅依靠跟著西方學界走的刺猬們解決我們的生存問題,還需要別開生面的狐貍們從意想不到的角度給我們以啟迪。就我個人口味而言,那種四平八穩(wěn)的主流研究就像一個裝扮體面而缺乏性感的淑女,你可能會欣賞她的美貌,但不會為她激動起來。勇于創(chuàng)新的學子最好還是趁年輕的時候來美國折騰一把,到大地方來見見世面。

  最后,感謝轉載我文章的網(wǎng)站和博客。歡迎大家繼續(xù)批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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