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捷克被蘇聯(lián)占領之后，伊萊娜隨著丈夫，帶著孩子離開捷克，來到法國。一晃二十年。丈夫去逝了，孩子長大了，捷克正要掙脫蘇聯(lián)的鎖鏈，正在為成為自由國家斗爭，捷克正在經歷著巨大的民主化的變動。她的朋友西爾薇問她，“你還在這里做什么？”她的語調不嚴厲，但也不是不友好。

她的語調充滿憤怒。

　　伊萊娜困惑地問：“我應該去哪？”

　　“回家！”。

　　“你是說這里不再是我的家嗎？”

　　當然西爾薇不是要把伊萊娜從法國驅逐走或暗示她是一個讓人不需要的外國人，不是這個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你難道忘了我在這里有工作，有公寓，有孩子嗎？”

　　“你看，我知道古斯塔夫（伊萊娜的伴侶），他會想盡一切辦法幫助你回到你自己的國家去。哦，你的女兒們，咱們別跟自己開玩笑了，她們都已經有自己的生活。上帝，伊萊娜，此刻在你國家里發(fā)生的一切，多么讓人驚異著迷啊，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切都會好的�！�

　　“但是西爾薇！我說的不僅是實際的問題，不是工作，房子等等，我已經在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了，我的生活在這里！”

　　“你的人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西爾薇不再說了。她的沉默暗示著她對伊萊娜的不滿：當偉大的事件正在進行的時候，你不應該臨陣脫逃。她后來還繼續(xù)慫恿伊萊娜回國去看，“這將是你的偉大的回歸！偉大的回歸！”

　　革命，歷史，偉大，顯然西爾薇被這些字眼所送的媚眼迷住了。

　　那年的六月，長安街上全是人。先是學生們出來，后來是市民們出來，人們都出來在那個燦爛的春天里進行偉大的革命――民主化的革命。革命如此激動人心，現(xiàn)代媒體又是如此煽情，西方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中國。中國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北京。北京的眼睛目不轉睛地看著天安門。在無數(shù)真實的和想象的眼睛的注視下，民主，自由這些激動人心的字眼讓說出這些字眼的人都跟偉大和莊嚴相連。游行的人們高喊爭取自由。自由，民主這些字眼成為中國給世界的媚眼。全世界都同情和愛上了我們。我在長安街上目睹無數(shù)令我激動不已的人物，行為。比如，我看見一個頭發(fā)花白的女老師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坐在街頭，嘴上帖著膠條，手放在膝蓋上，顯然累得都舉不起來了，顯然一直在舉著，面前放著一個牌子：“我要發(fā)言�！� 她坐在哪里，好像一幕啞劇，訴說我們沒有發(fā)言權的歷史。我目睹這位老師的行為，熱血沸騰，我參加游行。一個星期社科院只上兩次班，我們上了班就游行。我們在參與中國巨變的歷史進程，我們在創(chuàng)造這個進程，我們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

　　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這樣的身份給我們一種神圣感，一種使命感，一種忘掉自己什么也不是，只是大浪中的一個小沙子的無足輕重之感。我們感到自己與什么偉大的東西相連，與什么看不見的但是歷史將記載一筆的偉大進程相連，我們似乎變得偉大，神圣，我們正在目睹歷史！我們正在寫作歷史！自由，民主這樣的偉大概念就會成為中國的現(xiàn)實，就在我們的努力之下。我不停地給自己送具有莊嚴的歷史意義的媚眼，自己幾乎愛上了自己的革命行為。我走在長安街上，走在春風沉醉的早晨。我心中充滿了春天的激情，革命和春天。越是革命，越要做愛的激情。我在西單街口遇到一個向我打聽事情的人。他問，怎樣到社科院去。我驚異地告訴他，我就在社科院工作。我給他指點方向，我們交談。他大概跟我的年齡差不多，從東北來，我仔細看他，長得非常英俊，高大，干凈。我突然很喜歡他，完全是本能地喜歡一個帥哥。他是做經濟研究的，我們交談面前發(fā)生的事情的意義。他顯得成熟而有遠見：我們正在參與歷史，這個事件將根本改變中國。他的頭發(fā)在溫暖的風中充滿了陽光，在陽光下那么光滑，我突然產生了一種欲望，我忍不住要去撫摸他的頭發(fā)。我忍不住想伸出手來，去撫摸他的頭發(fā)。可是我同時知道這是多么荒謬，去撫摸一個陌生人的頭發(fā)，多么荒謬。我抑制著自己的要撫摸他的頭發(fā)的愿望，我完全沒聽懂他在說什么。自由，民主，歷史，這些字眼在我的眼前飛來飛去，一切都變成陽光之中的灰塵飛揚著。

　　近二十年過去了。那個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似乎越來越模糊。人們不再談論這個事件，時過境遷，在不準談和不談之間，歷史變化了，談，意義也似乎非常模糊。中國沒有走向那代人期待的，但是走向了比那代人期待得更多的：一個全民在二十年的時間里都比二十年前富有，一個過去從來不敢想有自己房子的人，現(xiàn)在很多都在北京買了公寓。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有目共睹，一個中產階級的社會開始形成。二十年前決沒有料到的電腦信息網(wǎng)絡，已經根本地改變了中國的輿論空間。網(wǎng)絡世界，言論在不準自由和悄悄自由之間自由地亂說，我也是自由地亂說的一個人，我們在各種夾縫中生存著，我們欣欣向榮地生存在夾縫里。

　　如果你對美國人說你的家庭受CCP的迫害，你馬上就獲得巨大同情，就如同一個可憐楚楚的女人給一個雄壯的男人送媚眼。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核心小組成員、顧問、策劃沈偉在8月10日的NBC周末的節(jié)目上談到1969年出生后他的家庭被迫害，父母被送到農村等等，所以他1995年來到美國，所以他成為美國人。所以奧林匹克運動開幕式后他回家――回到美國來。我本來坐在沙發(fā)上看這個節(jié)目，看完這個節(jié)目，我站起來，把電視關上了。我想到昆德拉的“偉大的回歸”這個短語。帕皮諾說，“難道不是真的嗎？他的家被迫害，所以他離開中國�！蔽覈@氣地說他離開時是1995年，不是1968年。1968年是逃避政治迫害，1995年恐怕是別的原因。每個人離開中國來到美國的道路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不能忍受的是口口聲聲念著迫害，自由，民主，這樣的莊嚴的字眼和那些利用這些字眼送媚眼。沒有這些字眼，很多西方人就無法理解中國。沒有這些媚眼，很多中國人就沒有理由確證他生活的意義。特別是一些事業(yè)的斗士，沒有這些字眼，他們就無法與莫明其妙的偉大相連。我厭惡任何向西方和自己送的媚眼。我的電子信箱上任何人給我送來的以這種媚（字）眼說話的信，我都立刻刪掉，連看也不看。

　　自由，民主，歷史，這些字眼在我的眼前飛來飛去，一切都變成陽光之中的灰塵飛揚著……整個五月，我記住的只是我對撫摸一個陌生男人的頭發(fā)的渴望。

　　8/1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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