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社會撕裂和改革共識破裂面前

　　上訪潮、拆遷戶、黑窯工、黑監(jiān)獄、甕安“6-28”暴動、楊佳式“討說法”、“人肉炸彈”等等亂象，已經(jīng)清楚地為我們勾勒出一條條社會裂痕，嚴重的是，這些裂痕呈擴展延伸趨勢；

　　“改革已死”、“動力資源耗盡”、“進行第二次文革”、“中國已進入反改革時代” 等等話語，已經(jīng)廣泛摻入對改革一邊倒的美化和頌歌，使改革成為一個人言人殊，飽含眾多抱怨不滿的話題。

　　我并不同意對改革的過多抹黑，改革30年確實積累了不少現(xiàn)代化國家所需的物件，也總體上提高了中國的GDP，在一些方面改善了國民的生活質(zhì)量。社會存在如此之多的嚴重問題，病根不在改革開放，而在政治體制的落后。由于30年改革來路從一開始就是跛足走過來，至今幾個特殊利益集團和一個龐大的弱勢群體緊張對峙的局面已然形成，發(fā)展趨勢堪憂。

　　一方面，“權力尋租”勾搭下的大規(guī)模圈地圈錢，紅與黑社會勢力聯(lián)手的強搶豪奪，不但把社會的大體撕裂為狼與羊的二元世界，也已經(jīng)把不少“楊佳”逼上了“討說法”和“人肉炸彈”的不歸路。改革早年的爭論還是“搶來本錢做生意”、“化公為私”等是不是“為富不仁”，現(xiàn)在遍地的有毒食物把人們的神經(jīng)繃緊到能不能躲過“謀財害命”上來。人權惡性事件不間斷發(fā)生，剪不斷，理還亂；
成規(guī)模維權抗議此起彼伏，按下葫蘆起了瓢。重慶近期“掃黑”80天就逮捕近萬人，再往前一步，人都不知往哪里關了。

　　另一方面，金融海嘯正掀去遮蓋中國尖銳社會矛盾的面紗。整個外貿(mào)出口量急劇下降，明年很可能會出現(xiàn)負增長。龐大數(shù)字的中小企業(yè)資金短缺，外資不但再無力注入而且開始外撤。與此同時，股市崩盤，樓價下跌，失業(yè)大軍涌向街頭，成為提高社會風險系數(shù)的新生力軍。

　　多年前王力雄先生就有一個“車輪理論”，說社會的穩(wěn)定如同行駛的車輪，必需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平穩(wěn)。我們看到，一般正常社會（如筆者所在的澳大利亞）的經(jīng)濟增長有2、3個百分點社會就穩(wěn)如磐石，中國社會卻至少得保8，因為它落伍的政治制度衍生出一個巨大的官僚貪婪胃口。正是這個龐大的胃口，吞食了改革的大部分物質(zhì)成果，吞食了金融、電力、通訊、土地等最肥領域的厚利。當然，最終它也要在吞食掉社會弱勢者的同時吞食掉自己。

　　種種跡象顯示，“緊張對峙”演變?yōu)椤皠×覍�抗”的可能性在快速上升。墻�?nèi)墻外嚴峻的形勢逼迫中國朝野在未來幾年必須認真正視和解與革命的問題并就此作出抉擇。

　　首先是權貴者（也是既得利益者）艱難的抉擇：要么讓渡部分既得利益和公權力，換取和解共生；
要么繼續(xù)用暴力維持多幾天的酒醉金迷，等待共死雙輸。

　　其次是民間社會同樣痛苦的抉擇：是否愿意對懺悔予于寬��？可否以放棄清算去與認罪作個交換？從變革成本計算，是否應該減少當權者對民主的恐懼，以體面的談判妥協(xié)促成社會早日轉(zhuǎn)型？以暴易暴把持槍者逼到墻角讓他們掏槍決斗是不是上策？能否贏？

　　面對眾多暴富者的瘋狂掠奪，為數(shù)不少當權官僚的平庸和冥頑不化，我無法斷定革命是不是最壞的選擇，但我清楚地知曉，革命食人（萬千鮮活美好的生靈涂炭）、食物（大量辛苦積累的器皿毀滅）、吃言（槍炮聲吞沒理論言說）。這頭巨大的怪獸一直與中華民族形影不離，那大腹不知食掉了多少我們民族兒女子孫。

　　要不要革命或許是個偽問題，因為革命要來它不期而至，你我都無法阻擋，但如何運用我們這代人的智慧來盡力避免你死我活的革命卻絕對是真問題。我們能做和必須做的，就是盡我們個人綿薄的力量并把這些力量合成起來去爭取變革社會的最不壞運作方式，去減免流血，降低變革成本。我堅信，政治和解是解決觀念紛爭的最佳選擇，應該成為中國人健康政治生活的常態(tài)。

　　中國近代百年有三個重要十年，1917年、1989年的前十年和眼下前后的十年。前兩個十年的生動局面連同社會和解的難得機遇都夭折了，眼下前后的這個十年得益于網(wǎng)絡和全球化也具有一定的活力，但其兇多或吉多的前途未卜。人力盡，聽天命，人有命運，國有國運，老實說，中國人多命不好，一個原因是國運屢屢不佳。應補充提出，1937年后的一個時期也是國人停止相互殘殺、強勢者善待弱勢者的難得時期，可惜國共兩大黨都不予珍惜，反在1945年雙方大動干戈兵戎相見。

　　二、經(jīng)由社會和解達成新的社會共識

　　如果說改革共識破裂，那么“構(gòu)建和諧社會”卻是一個有望在朝野間形成的新共識。經(jīng)歷長期殘酷的階級斗爭，中國執(zhí)政黨今天的思維有愿朝“構(gòu)建和諧社會”靠攏實屬不易。然而，問題就在于對“和諧”的解讀朝野間也缺乏共識。差異在于：在朝的“和諧”意圖顯然是要將社會穩(wěn)定在現(xiàn)有制度的框架內(nèi)——我壟斷權力和資源，主導法律與輿論，給你生存權、少量參與權和話語空間，我們就這樣好好“和諧”吧。而學界和民間有識之士所理解的“和諧”至少包涵有：政黨輪替和票選政府的政體框架；
分立制衡的權力構(gòu)架；
獨立自主的司法和媒體；
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chǎn)和公平競爭；
公民結(jié)社、言論及示威抗議的自由；
良好的福利、醫(yī)療和教育等。我們理解的“和諧”，不是整齊劃一沉悶死寂的“和諧”，而是各種聲音有序的組合互動，各派力量有效的協(xié)作制衡，是各黨各派公開地爭權奪利、各種宗教信仰互競高低、各類思想學術爭奇斗艷、各路輿論媒體盡顯神通、國人可以在法律的保護下自由表達自己的意愿這樣一種充滿良性互動活力的穩(wěn)定秩序狀態(tài)。

　　沒有社會的共識就沒有社會的和諧，經(jīng)由社會和解達成新的社會共識則是走向社會和諧的康莊大道。

　　“和解”議題了引起很大的爭議和誤解。不少人對和解議題有疑問：中國那些民工、礦難家屬、愛滋族、拆遷戶、流亡藏人如何跟正在盤剝他們的權貴和解？政府對土改、反右、文革等罪錯還沒有完全承認，真相繼續(xù)被隱瞞，受害者、幸存者的賠償未見亮光，這時就奢談和解？也有論者指出：和解首先是為強者準備的仁義道路。在強權者還沒有表現(xiàn)出解決問題的誠意，在受害者還是沒有能力訴諸法律讓加害者還以公正的弱者時，讓他們提出和解的訴求是不仁義的。強者的開明和讓步與弱者的寬容和堅持是和解成為可能的關鍵，而第一步必須也只能由強者邁出。

　　確實，選擇和解與否的主動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擁有巨大財力和武力資源的廟宇高堂，強勢當權者順應時代潮流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妥協(xié)代替鎮(zhèn)壓，這樣做不但對民族子孫功德無量，也是他們對自身利益和安全的保障。和解當然有鮮明和清晰的原則和政治指向，那就是以真相換諒解，以懺悔換寬恕，加害者停止作惡施暴，對受害者道歉賠償。同時，指明和解的主動權在擁有巨大武力和財力資源的當權強勢者一方，并不就是說民間在和解與否的抉擇上只有被動的份額，并不就是說只有當局走了第一步、民間才能走第二步。我認為，即使在當局無愿和拒絕和解的情形下，也并不妨礙民間率先呼吁、提倡并努力實踐和解。事實上，已有許多受打被壓的民間人士的言行，已經(jīng)就是在行使某種“和解的主動權”——主動向強勢者表明了絕不同態(tài)復仇、絕不以暴易暴的態(tài)度，主動提出并探索一種新的政治轉(zhuǎn)型思路。我覺得，民間健康理性力量能否快速增長從而加大主導社會轉(zhuǎn)型的可能性，對于和解路徑的選擇可能更加重要。民間社會調(diào)整完善自身的思維、話語和行為方式，也是公民社會的迫切要求。

　　我認為，民間社會現(xiàn)在就應加大力度宣揚和解理念，以此，也以組織化的公民力量催促和迫使在朝強勢者早日拿出 “表現(xiàn)出解決問題的誠意”來。

　　20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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