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歷史學研究中我們會越來越面對著一種極其重要卻并不容易蠡清的方法論問題：這就是歷史學者究竟需要一種什么樣的理論修養(yǎng)。這個問題當然關系到史學課題本身的分類和層次，不同的史學課題任務需要不同的理論知識準備。重要的是，理論形態(tài)和課題需要之間的相互適切性。而學者對此適切性的感覺和判斷就反映著學者的有效理論思考能力。

　　 從梁啟超開始，現(xiàn)代史學家均知道來自西方的理論，對于開創(chuàng)“新史學”，是極其重要的。“新史學”觀念本身就是中國史學家對現(xiàn)代史學須具有理論知識根據(jù)的一種認識。而另一方面，史學是一門高度相關于前現(xiàn)代化時期積累的文字資料的學術。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掌握和消化傳統(tǒng)史料，對此目的而言似乎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理論。在史料整理工作中如果侈談理論，不僅可以說是不務正業(yè)，而且其理論話語本身也可能并無多少價值。所謂理論的價值，是相應于對象和課題而確定的。但是一般來說，中國史學界的整體情況是長期以來欠缺對理論知識的關注，雖然兩岸四地史學界欠缺理論的情況和原因并不一樣。

　　 1978年時大陸史學界迅速產(chǎn)生出一種擴大歷史理論知識的普遍愿望，特別是來自現(xiàn)當代西方理論界的知識。當時我作為研究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學者也被自然地引進這一領域。我的研究計劃則使我比其他學者更清晰地面對著一個時代性的史學理論認識論挑戰(zhàn)：這就是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之間的性質異同問題。當時大陸史學界對二者之間的區(qū)分可以說尚乏認識，所關心的主要是那些西方史學思想最為流行或最有影響力。在關心史學理論的學者之中，可以大分為兩類：對外國史學理論本身進行研究者和關心中國史學本身理論革新者。對后者而言當然也需要一種“理論資源”。對于在史學理論的具體應用特別關切者，就會急于選擇一種容易接觸和容易掌握的理論形態(tài)；
而研究目標方面則追求某種不同于現(xiàn)存理論的新穎學說。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了所謂“新三論”、“老三論”史學理論模型。正像80年代初學術界興起的諸多學術“熱”一樣，一方面它反映著青年學者渴望理論革新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著青年學者動機和目標的“短程性”：急功近利。結果，只要在某一學術圈子里一段時間內形成一套共同接受的學術語言，它就可被學界視為有“可行性”。也就是，任何一種新的“學術范式”，只要“可行”就被視為“有效”。在其促成的某種新學術形態(tài)過程中，學者個人和學術語境都因此而確立了其學術市場價值。這樣的“實用主義”或“行為主義”學術風潮三十年來也存在于其他領域，并可相繼被海外華人學界承認。原因在于，海外華人學術一向欠缺理論熱情和知識準備，所以他們對國內產(chǎn)生的新理論語言并無獨立判斷的條件，而只關注其在內地學界的實際影響力或知名度的大小，并亦往往據(jù)此判斷其學術價值。

　　 我當時作為現(xiàn)代西方哲學和當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理論這兩個理論方向的西學研究者，也就在兩個方向上與歷史理論引介工作發(fā)生了聯(lián)系。就現(xiàn)代西方歷史哲學而言，其基礎是現(xiàn)代西方哲學；
就當代西方跨學科歷史理論而言，其基礎是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綜合性理論發(fā)展。就后者而言，其最前沿的發(fā)展就是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研究，而這正是我自1978年以來的主要研究范圍。因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史學界會邀請我參與中國歷史理論的建設工作。

　　 我當時的歷史理論研究可以說同時沿這兩個方向展開：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

　　在哲學所現(xiàn)代外國哲學室內我參與推進的現(xiàn)代西方歷史哲學譯介和紹述工作中，所從事的新康德主義歷史哲學、狄爾泰解釋學、精神分析學史觀、尼采歷史真理批判、現(xiàn)象學的思想史批判、分析哲學史學理論等等，無不相關于現(xiàn)代西方歷史哲學研究。在此領域內的知識，不僅史學界一向接觸甚少，哲學界也相當隔膜。等到德法解釋學歷史理論思想引介之后，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活動可以說已經(jīng)進入了當代西歐歷史哲學主流的視野。與此同時，隨著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研究的開展，我已越來越感覺到“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之間的區(qū)別應該讓國內史學界有所了解。當然這并不容易。首先史學界本來對馬克思理論以外的任何西方理論論述均少接觸，如何能夠在短短幾年中區(qū)別二者之間的異同呢？這種區(qū)別，應當說對于海外華人史學界和哲學界也還并非普遍清楚。因為在當時美國教育界，所謂歷史的理論認知無非就是歷史哲學，從德國古典哲學到現(xiàn)代歐美各派歷史哲學。當代嚴格意義上的“歷史理論”，應當說是始自法國現(xiàn)代歷史社會學潮流和結構主義及符號學潮流的。可以簡單地說，“歷史哲學”主要相關于形上學和本體論這類把“歷史”當作對象或材料的哲學性論述�！皻v史理論”主要相關于社會學理論方向的歷史思考，包括人類學和語言學分支。歷史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相關于語言學和符號學的當代展開，它集中于對歷史話語或歷史文本的形式構造分析。如果說“歷史理論”由兩大部分構成：社會學人類學方向和語言學文本學方向。那末當代波蘭史學學派和捷克史學理論學派所熟悉的也主要是前者。而美國當代關心歐陸思想的歷史思想家，如羅蒂等，最難深入下去的也是后者。至于所謂“元史學”等美國歷史文本學派，也并非是在法國結構主義形式化層次上充分把握歷史理論的文本學方面的思考的。后者特別相關于索緒爾、葉姆斯列夫、格雷馬斯、巴爾特、�？坡肪�，因為這是與美國人的固有思維習慣非常不一致的。

　　 當然，在如此繁雜的思想學術辨析分疏的任務面前，我在80年代所能做的是介紹基本性知識，而顧及不到知識在國內學界的理解和接受的問題。就歷史哲學而言，它是依存于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所以它將隨著中國的哲學研究的深入而逐漸提高水準。因此我特別關注如何使史學界盡早理解：歷史哲學作為思想眼界的開闊渠道是一回事，而作為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則是另一回事。不應當從一個極端倒向另一個極端：從不講理論到借史學材料放空論。后者將比不講理論的史學研究更糟糕。（今日后現(xiàn)代史學中即充滿著這類似是而非的“道家式空論”）各地史學界頗可看到一些學者除史學專業(yè)外喜歡哲學閱讀，其實這只是表示一個人同時兼有兩種學科興趣和學養(yǎng)，但這一事實并不等于是說他在處理著史學的理論性問題。史學和理論的關系并不是在歷史話語之上鋪陳上哲學修辭學裝飾，以為這樣就算是使其歷史研究增加了理論性意涵。而學界往往發(fā)生此類誤會。在此意義上，歷史哲學話語不僅可能無助于歷史研究，甚至于會妨礙歷史理論思考（一些在史學界而好談哲學者，可能在兩方面都弱于兩個學科的較高水準）。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更強調“歷史理論”一詞。

　　 1979年當《世界歷史》約我撰寫結構主義和年鑒派史學理論時，我打算在一篇文章中處理的就是分清與歷史有關的“理論”范疇是什么。由于時間限制，不可能將相關問題充分討論。但我所著重介紹的“年鑒派”第三代勒高夫理論和同時期我紹述的列維斯特勞斯和巴爾特歷史理論，就是希望展現(xiàn)“歷史理論”的最新法國形態(tài)。這個形態(tài)，當時不僅是不重視理論的史學界、包括法國史學研究者、所能理解的，而且也不是一般歷史哲學家所易于理解的。戰(zhàn)后年鑒派和結構主義都是二十世紀法國廣義結構主義思潮的最新發(fā)展。與此相關的知識準備相關于兩個世紀來西方多方面的理論來源，主要是非哲學的理論化發(fā)展。后者一方面基于現(xiàn)代哲學，另一方面超越現(xiàn)代哲學。這是我根據(jù)以往20年的獨立研習經(jīng)驗所獲得的跨學科方向的理論新解，卻不是僅只熟悉本學科理論的、哪怕是杰出的學人所易于把握的。沒有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研究基礎，也不可能深入理解勒高夫和杜比一代的歷史思想的意旨所在（而按照導師指導進行論文寫作之事則人人可為，問題在于要想真正把握前沿理論的意涵，必須同時閱讀大量相關資料，而這是研究生極難有時間辦到的。所以僅只完成了論文寫作，把基本資料縷過一邊，并不等于就“掌握”了專業(yè)知識），更難以進一步認識年鑒派理論的局限和未來發(fā)展或改造的問題。年鑒派，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等，都是二十世紀西方跨學科歷史思想理論化展開中的不同相關方面。當這些思考方式應用于中國傳統(tǒng)史學領域時，將在人文科學領域內發(fā)生巨大的“化合作用”。但是這一跨文化史學理論化發(fā)展要求我們下多麼大的決心和做多麼大的學術知識準備呢？這絕對不是靠一時熱情和急功近利的作為可以辦到的。進一步消化和協(xié)調西學理論知識更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我常強調歷史學和倫理學的關聯(lián)，也就是人文科學和仁學動機學的關聯(lián)。這就是：沒有學術實踐動機方面的“正本清源”就難以完成學術實踐的“任重道遠”。何況還有一個人際關系或學術集體狀態(tài)的問題。如果像今日世界各地學術界那樣黨同伐異、排除異己、唯名利是求，前述史學理論的宏偉目標就難以實現(xiàn)。同時，更主要的是，中國史學理論的宏遠目標之達成，絕對要靠自己的獨立勇敢追求，而不能依靠于中外學術權威（其中大量的是名實不符的）的認可，包括“國際認可”。否則就把對“外界力勢”的追求和迎合當作真理認知標準本身了。

　　 知道西方流行學派和學星的名字和思想大意是一回事，了解學術理論的實體是另一回事。不幸到處的中國學者都習慣于淺嘗輒止，爭搶誰是“第一個”介紹、翻譯那一位西方大師的。追求海外時髦理論，而本人既不研讀原著也不進行深入思考，這樣的“關注”歷史理論是不會對歷史研究的方法論革新產(chǎn)生任何益處的。

“理論”不是指任何一套亂七八糟堆積起來的抽象詞匯。有許多人抽象話語說的越多越混亂，根本欠缺一個歷史材料和理論方法之間適切互動關系的感覺。歷史學家并不需要這樣的借歷史材料進行理論發(fā)揮的能力。（實為對抽象性本身的一種審美愛好而已）那末史學家該如何增加其適切的理論修養(yǎng)呢。我以為，一般來說，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方法論比哲學方法論要更為有用。只有特別關心歷史理論本身建設者才需要深入研究哲學。比如說，以下學科都是關心史學理論的史學家所應該關注的：語言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心理學、經(jīng)濟學、文學理論、藝術理論等等。對于史學家來說，這些學科理論都是作為“二手”知識來學習的，而絕不是要求史學家去精通其他學科的知識。今日跨學科時代，學者個人應該調節(jié)其知識結構，其中許多所需要的方法論知識都屬于“第二手”和“第三手”類別。重要的是，恰當?shù)伛{馭各類知識，使其在自己的研究計畫中“各得其所”。學者的“理論能力”不反映在理論知識的多寡（舊時期學人的“博聞強記”判準從此可以休矣�。┥厦妫�而反映在判斷和應用理論的適當性上面，后者則要求學者能夠進行細密而認真的思維。舊時期史學家有理論興趣者，往往指那些在本業(yè)以外喜歡泛談理論者。如前所述，其理論性話語對于他的史學研究而言，往往不過是一種裝飾；
相當于古代學人也是詩人，而其詩作與個人學術并無關系。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家喜歡在本業(yè)外進行各種理論評論，這些評論話語可能都只是一種“副業(yè)”（包括品評天下大事的副業(yè)），如在報紙上寫理論批評性文章。但是這些本業(yè)外的理論發(fā)揮不可被視為他在史學本業(yè)中具有理論化眼光，而世人往往把二者混為一談。似乎只要談論過中西哲學話題，就可被稱作史學界的理論家。他們往往利用一個領域內（如媒體議論）獲得的名譽來支持另一個領域內（如史學）的學術資格。學生接觸學術著作不久，難以分辨理論話語的深深淺淺。在一次講演中，聽歷史故事時的興味和聽哲學議論的興味可以同時并陳于記憶中，聽眾會以為這就是“博學”，“博”是博矣，但不符合我們所說的歷史研究“理論化”要求。因為“史學理論”不等于用史學做材料來在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中“借題發(fā)揮”。歷史理論一定要能夠提高諸具體史學課題研究本身的可理解性和說明力。對此而言，戰(zhàn)后60年的新學術發(fā)展為我們準備了新世紀前進的基礎。但對于在跨文化層次上開始的這一新的人類歷史研究目標而言，基礎知識的豐富準備比理論知識的倉促應用要更為重要。

　　 歷史哲學和歷史理論的關系問題，其實也相關于其他社會人文科學領域�！罢軐W”學科是一個歷經(jīng)2500年的古老學科，其中古今詞語和觀念混雜并存，如果再考慮到中西之間的文化歧異，人類哲學世界全體內觀念的混雜性亦將倍增。而人文社會科學中的“科學”一字表明，它是一個近現(xiàn)代觀念，所以不再可能以古老的哲學學科作為其中任何學科的“理論基礎”。這正是我在七十年代末介紹現(xiàn)代西方哲學時所欲說明又還不具備主客觀條件加以說明的。那時人們在與現(xiàn)代西方哲學隔絕了幾十年后正須全面補課，不可能一下子把握時代學術理論全景。但是我在介紹西方哲學的同時也介紹更前沿的結構主義符號學，以便等待青年一代知識補充后再回過頭來把握跨學科理論方向的問題。當然，在此局面下，還得“有禮貌地”對付海內外一些名氣很大的哲學家、史學家權威們的對內排擠和對外誤導。他們往往不懂裝懂、抄襲盤剝、排斥賢能，而在公眾面前又擺出高人一等姿態(tài)，以時代啟蒙者自居，把政治和學術問題混為一談，亦足以混淆視聽于一時（他們那時的種種“造論”而今安在哉！不過成為他們借其獲取終身名利資本的臨時性手段而已！熱衷于營造“名人”的社會大眾對他們的容忍，是以包括高層子弟在內的千萬青年的時間浪費為代價的�。�。現(xiàn)在進入新時期30年了，而且我們已進入了新世紀。人文科學正在全世界面臨著大變革局面，為了有效參與這個時代性的學術挑戰(zhàn)，首應正視以歷史科學為首的人文科學大家庭的真實學術狀態(tài)和真實理論需要。趁《學燈》網(wǎng)刊發(fā)刊之際，略述感懷，并期與青年一代學者共勉之。

　　 （2007，3，26夜，草于舊金山灣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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