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長篇大論的結(jié)論往往是說他們已經(jīng)不再是從前的那種知識分子了。近來有關該話題的書的副標題包括“衰敗和瀕危物研究”等。實際上，這些辯論的主要內(nèi)容已經(jīng)集中在確定衰落或者徹底完蛋的確切日期了。對于有些批評家來說，“諸神的黃昏”（Götterdämmerung）開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對于有些人來說，開始于三十年代。脾氣更壞的作家把日期再往前推一些直到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全盛時期或者甚至追溯到蘇格拉底的死亡。

　　關于公共知識分子的悲觀論調(diào)反映了人們對于籠統(tǒng)意義上的互聯(lián)網(wǎng)，具體來說博客的興起對于思想產(chǎn)品帶來的影響的態(tài)度。阿蘭·沃爾夫（Alan Wolfe）宣稱“我們現(xiàn)在爭論的方式受到電視新聞和網(wǎng)絡博客的影響，全都是評論和墮落的內(nèi)容。你再也找不到比博客更憤怒的感情，比博客更不可思議的夸張了�！贝笮l(wèi)·弗拉姆（David Frum）抱怨說“博客空間采取了另外一個世界的標準、規(guī)模和現(xiàn)實，其中的矛盾和恩怨斗爭讓人驚心動魄�！贝笮l(wèi)·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哀嘆說"五十年代的人常常熱烈地辯論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政治中的作用。但萊昂納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那樣的權(quán)威人物已經(jīng)被撰寫博客文化產(chǎn)品的大眾所代替。”

　　但是這些批評家沒有能指出博客和其他形式的網(wǎng)絡寫作的增長到底如何部分地扭轉(zhuǎn)了許多文化批評家一直在責難的發(fā)展趨勢，也就是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yè)化和學術(shù)化”的東西。其實，博客空間的增長打破了，至少削弱了學術(shù)界存在的專業(yè)化壁壘。

　　大部分哀嘆公共知識分子死亡的人其實受到了認知偏見和來自從歷史到現(xiàn)在的編年史中的模糊概念的危害。隨著時間的推移，比較次要的思想光亮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保留下來的只有經(jīng)典。即使在回顧從前的思想大師時，當今的公共評論家也更容易粉飾過去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于集中討論其最風光的時刻�，F(xiàn)在回顧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jié)和最后的人》，可能發(fā)現(xiàn)它是錯誤的，但是它并不比丹尼爾·貝爾的《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jié)》錯誤更多。

　　雅各比一再向批評他一九八七年的《最后的知識分子》那些人提出挑戰(zhàn),讓他們舉出那些在1940年后出生的能夠和從前的知識分子相提并論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字。但是這是非常困難的任務。在期刊雜志上撰寫關于思想、文化、社會等嚴肅問題同時又明白易懂的文章的專職作家或和編輯包括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芭芭拉·埃倫里希（Barbara Ehrenreich）、馬爾科姆·格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法利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盡管他們的地位遜色一些。不在大學工作的公共知識分子保羅·伯曼（Paul Berman）、德布拉·迪克爾森（Debra Dickerson）、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大衛(wèi)·瑞夫（David Rieff）、羅伯特·萊特（Robert Wright）等仍然存在。過去三十年大量出現(xiàn)的思想庫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很多領干薪的研究員比如像威廉·加爾斯頓（William A. Galston）、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布林克·林賽（Brink Lindsey）、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等。美國科學院里有很多對于卷入公共事務不感興趣的知識分子 ，但是也包括了諸如埃里克·奧特曼（Eric Alterman）、米歇爾·貝呂貝（Michael Bérubé）、喬舒亞·科恩（Joshua Cohen）、泰勒·科文（Tyler Cowen）、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雅各比·�？耍↗acob Hacker）、喬治·萊考夫（George Lakoff）、馬克·里拉（Mark Lilla）、帕特里夏·內(nèi)爾森·里默利克（Patricia Nelson Limerick）、路易斯·梅南（Louis Menand）、瑪薩·諾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斯蒂芬·品克（Steven Pinker）、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埃里克·羅威（Eric Rauchway）、羅伯特·萊克（Robert Reich）、安妮-瑪麗·斯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凱斯·桑思坦（Cass R. Sunstein）等人。讀者可能非常容易爭論上述任何一個名字，但是大部分文化評論家可能同意這些名字中的大部分應該在公共知識分子名單上。而且，這不過是淺嘗輒止而已。

　　當然，當今一代公共知識分子和許多人稱道的《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一代知識分子有重大的差異。如今越來越多公共知識分子擁有社會科學而不是人文科學的背景。在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倍受爭議的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中，社會科學家比人文科學家多一倍。在《外交政策》雜志最近的排名（譯者注：關于2008年名單，請參閱《學術(shù)中國》上的文章“葛蘭是如何奪冠的？”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765 ）中，經(jīng)濟學家和政治理論家的數(shù)目大大超過了藝術(shù)家和小說家的數(shù)目，其比例是4：1。經(jīng)濟學已經(jīng)取代了文學批評成為大部分公共知識分子的“普遍方法論”。

　　這個特別的事實或許解釋了文學界強烈的觀念，即公共知識分子死了或者已經(jīng)瀕臨死亡。比如，《紐約時報書評》編輯巴里·吉文（Barry Gewen）最近指出人們需要以紐約知識分子作為思考現(xiàn)在狀況的標準: “籠統(tǒng)地說，他們把公共知識分子看作堅定追求思想生活以及它對整個社會影響的人。也就是說公共知識分子是自由流動的，不附著在任何具體學科上的通才，他們對看到的任何事情發(fā)表言論（雖然對于紐約知識分子來說最重要的領域是文學和政治的結(jié)合）�！�

　　但是，讓紐約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是他們從文學批評開始，然后轉(zhuǎn)向社會分析領域。當社會科學家泰勒·科文或者理查德·波斯納準備回到這個途徑的時候，人們把他們看作野心家或者方法論上的帝國主義者。這里的問題不在公共知識分子身上而在我們自己身上，因為純粹的數(shù)學盲讓經(jīng)濟學家的公共寫作看起來神秘莫測，像天書一樣。

　　顯然，比社會科學家更糟糕的是那些開博客的社會科學家。正如布魯克斯、弗拉姆、沃爾夫已經(jīng)指出的，博客是發(fā)泄尖酸刻薄的話和雞毛蒜皮的言論的出口。雅各比還關心這個出口的內(nèi)容和規(guī)模: “博客或許更像帶有麥克風的私人雜志而不是為公共生活的理性討論做貢獻。西班牙思想家奧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幾乎一個世紀前的擔憂‘群眾的造反’需要進一步認識。現(xiàn)在的作家被顛覆了，如今人人都是博客作家，但是讀者在哪里呢？

　　但是這樣的批評并沒有多大的說服力，表現(xiàn)出和更大的衰落主題一樣的缺陷。對于博客上的尖酸刻薄話語的擔憂實際上是把內(nèi)容和形式混淆起來了。所有的媒體形式都能產(chǎn)生讓人討厭的、看后即扔的、或者精神錯亂的東西。作為普遍原則，每當創(chuàng)立了新的媒體形式后，很快就會出現(xiàn)下流低俗的內(nèi)容。但是糟糕的內(nèi)容并不會危害產(chǎn)生這個內(nèi)容的形式。這就像說皮條客（Hustler）并不能玷污《哈波斯》雜志作為發(fā)表文章的適當場所的聲譽一樣。

　　同樣的，雅各比擔心博客中學問和細微末節(jié)的混合似乎也沒有根據(jù)。如果撰寫明星傳略并不讓克里斯托弗·希金斯在《名利場》上的文章遭受損害，我們有理由相信尖酸刻薄的博客帖子并不能搶去嚴肅思想的帖子的生意。雅各比早在2000年就認識到這個事實，他寫到“思想家和作家既可以探討嚴肅的思想，同時又能明白易懂，雖不一定同時存在，但過了一段時間是可能的。"

　　雅各比最初的擔心是獨立的公共知識分子從視野中消失，學術(shù)界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專業(yè)化和墨守成規(guī)。博客的發(fā)展在幾個方面扭轉(zhuǎn)了這些趨勢。博客方便了非學術(shù)界知識分子的新階級的興起。撰寫有影響的博客為那些渴望成為作家的人提供了在大眾雜志工作的跳板。國家的主要大眾雜志和期刊要么資助私人博客作家，要么開辦自己單位的博客。

　　對于渴望成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學術(shù)界人士來說，博客讓網(wǎng)絡開發(fā)出跨越學術(shù)界學科界限和等級差異的結(jié)構(gòu)限制。只要一個人能夠?qū)憶]有專業(yè)術(shù)語的文章，博客就能吸引各行各業(yè)的讀者，包括最重要的是象牙塔之外的人 (博客空間的交通和聯(lián)系的分配是被高度扭曲了的, 教授和雜志作家占了最受歡迎的博客作家的很大比例)。實際上，因為博客形式本身的非正式性和容易接近的特征，公眾傾向于把在網(wǎng)絡上遭遇的教授博客看作比面對面交流更容易接近。增加了這些教授們本來可能不一定遭遇到的個人的關于文化，批評，政治觀點的有成效交流的可能性。而且作為長期寫博客的人，我能證實這種交流讓人能夠遭遇和表達不適合于更加專業(yè)化學術(shù)期刊的觀點。博客充當了思想漁網(wǎng)的功能，幫你抓住和保存值得花更多時間和精力展開的觀點的萌芽。

　　但是，博客作家最有用的功能體現(xiàn)在他們參與到其他公共知識分子的質(zhì)量控制的時候。波斯納相信公共知識分子在衰落是因為沒有市場紀律來清除質(zhì)量低劣的家伙。他認為，即使公共知識分子質(zhì)量低劣，平民大眾對之冷漠和不屑，也無可奈何。但是博客作家改變了這個動力學。如果邁克爾·伊格納蒂夫（Michael Ignatieff）、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威廉·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寫出不夠水準的文章，博客會提供各種各樣的批評性的反饋意見。

　　當然，博客幫助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有局限性。我們不清楚有多少教授愿意擁抱這個技術(shù)。學術(shù)界的博客政治也可能是個問題，尤其是對于專注于獲得教授職稱的年輕學者來說。另一個產(chǎn)生的問題是專業(yè)化已經(jīng)進入到博客空間里。最受歡迎的博客作家也越來越多地成為拿工資的博客，出現(xiàn)了歐文·豪威（Irving Howe）所說的著名博客作家間形成“緊密團結(jié)的士兵方陣”（phalanx of solidarity），這可能阻礙公共辯論的發(fā)展。

　　盡管有這些局限性，“諸神的黃昏”的到來需要再等待一些時間。在他的文章“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中，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哀嘆說“在知識分子和由他人擁有和操縱的技術(shù)、經(jīng)濟、社會結(jié)構(gòu)的他潛在的公共立場之間的差異�！辈┛涂臻g不能消除這些結(jié)構(gòu)，但是它確實提供了迷人的替代品。正如希瓦·維迪亞那桑（Siva Vaidhyanathan）最近得出的結(jié)論“從來沒有比現(xiàn)在更好的充當公共知識分子的時候了，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網(wǎng)絡�！�

　　作者簡介：

　　丹尼爾·德茨納（Daniel W. Drezner）是塔夫斯（Tufts）大學佛萊契爾（Fletcher） 法律和外交學院國際政治教授。著有《所有政治都是全球性的》（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

　　譯自：“Public Intellectual 2.0” Daniel W. Drezner

　　http://chronicle.com/temp/reprint.php?id=pz5vytl74z0w1fsm68mg75hds44krj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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