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和胡適，可謂近百年來中國學術和輿論界的兩位“驕子”，他們之間的交誼乃至在“墨學”等問題上的論爭，一直為后人所津津樂道，以至被視為“五四”時期思想學術新舊嬗變的某種象征。而關于兩者初次晤面的時間，長時期以來被認定為1918年11月23日，地點即在天津梁氏“飲冰室”。不過，近期出現新的說法，將該時間延后至1920年春。倘該說成立，則相關的史事就有“重新審視”的必要。

　　梁啟超年長胡適近二十歲，清末梁氏處于“全盛期”，人們曾不無夸張的描述：當時“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個是他的天下”（梁漱溟語）。胡適“功成名就”后作《四十自述》坦承：“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最分明的兩點，“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大勢》�！闭�是緣于梁啟超的影響，才播撒下胡適后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令胡適記憶猶新的是當年梁啟超提出的一個革命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胡適甚至認為：“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國人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和世界大勢，“皆梁氏之賜”！正因如此，1918年初冬，已任教于北京大學且因倡導白話文而名聲鵲起的胡適，借赴津參加南開學校十四周年校慶之機，主動求見梁啟超。

　　后人用“唯敬唯謹”來形容當時胡適欲見梁啟超的心境，頗為準確。胡適首先托請曾任梁氏秘書的徐新六（字振飛）代為先容，隨后修書于梁，內稱：甚思趨謁先生，“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于墨學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zhàn)和議操心，故乞振飛先生代為介紹，擬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后，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這封信，在梁啟超作古后由丁文江、趙豐田編著《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時被收入其中，并加按語謂：是時，“（梁）先生始識胡適之”。該年譜初稿公開印行后，海內外有關梁啟超、胡適的傳記、年譜等一系列專著均襲用二人初晤于1918年說，幾成定論。盡管有的論著也承認：“他們見面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顯然，梁、胡會面的直接材料尚付之闕如。

　　最近，有學者撰文對此“定論”提出了顛覆性論點（見《南開學報》今年第5期朱洪斌文），頗值得關注。該文提及胡適晚年撰寫《丁文江的傳記》曾憶述：結識丁文江好象是在他隨同梁任公赴歐洲考察回來之后，“我認識任公大概也在那個時期�！绷簡⒊�自歐洲返國乃是1920年3月間。胡適在此用了“好象”、“大概”之類不確定字眼，顯然因時隔太久，無法確定。因此《胡適年譜長編》的作者胡頌平輕忽胡適的說法，而依舊信守《梁譜》收錄信札的原說，錯過了一個“糾錯”的機會。該文作者查閱1918年11月23—25日的天津《大公報》和《益世報》確知：就在胡適約期拜訪梁啟超前夕，北京政府大總統(tǒng)徐世昌電請梁啟超入京商議參加巴黎和會事宜，梁隨即覆電同意。梁啟超乃當年力主對德斷交宣戰(zhàn)之人，希圖通過此舉“因應世界大勢而為我國熟籌將來所以自處之途�！睔W戰(zhàn)結束，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似乎面臨著大轉機，更需“熟籌”一番，梁氏急務莫此為大�！兑媸缊蟆泛汀洞蠊珗蟆返摹败囌炯o事”顯示：“梁啟超乘23日午車進京�！倍�這恰恰與胡適約定拜訪梁啟超的時間相沖突。極有可能的事實是，梁、胡未能見面。

　　該文進一步舉證近年出版的《胡適日記全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中1920年3月21日赫然載曰：午后6時，“宗孟宅飯，初見梁任公，談�！弊诿�，即林長民，乃林徽音之父，曾與梁啟超一同出任段祺瑞等內閣的總長，系研究系要員。胡適與林亦是知交，稱其為“我的老輩朋友”。此次在林宅“初見”梁啟超，似乎證明“1918年梁、胡初晤”只是人們根據胡適信札所作的推斷，并未成為事實。此時，梁啟超剛剛以半官方身份旁聽巴黎和會并考察戰(zhàn)后歐洲歸來，進京向大總統(tǒng)“述職”。翌日午間，梁啟超和胡適又一同應邀出席歐美同學會的宴會，彼此接觸漸趨頻繁。同年5月上旬，胡適陪同他的老師杜威來津，順道拜訪梁啟超于飲冰室，二人論學交談，已呈現平等的態(tài)勢。其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和新詩《嘗試集》正先后面世而風靡海內，他在學術界的地位已得到廣泛認同。而梁啟超自歐洲返國后，決計舍棄“迷夢般的政治”，回歸學術，從事著述，這固然有政壇失意的原因，更與他受到北大開創(chuàng)的思想學術新風氣的啟迪相關聯。他稱譽胡適治漢學有正統(tǒng)派遺風（《清代學術概論》），甚而他讀罷《嘗試集》，“歡喜贊嘆得未曾有”，特專函向胡適祝賀。時代轉換之際，新舊“驕子”得風氣之先的角色易位，實在令后人嘆為觀止……

　　梁啟超、胡適初晤時間新說的提出，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據，應是信實的，也再次印證了當年胡適提倡“于不疑處有疑”治學路徑的可繼承性。不過，令人費解的是，丁文江、趙豐田編寫《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基本完成后，曾由翁文灝主持油印若干部分別送梁氏親友征求意見，胡適亦得到一部。據該年譜五十年代在臺灣正式出版時胡適為之所撰序文稱：他曾仔細讀過梁譜的清抄本。以胡適一貫的精細和 “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風格，何以對梁譜內自己與譜主初晤時間的明顯“誤記”視而不見，無動于衷？是粗心疏漏抑或另有原由？這似乎是持“新說”者不應回避、亦并非無足輕重的一個“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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