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將慶祝百年校慶。如此盛舉，兩年前便已見諸各種傳媒。近日出游，不斷有校友詢問詳情，或愿為母校出錢出力，或準備回來共與盛會。作為北大的一員，本人自是不甘落后，也很想為百年一遇的盛典“添磚加瓦”。捐不出大筆資產(chǎn)，于是獻上一組短文，也算“千里送鵝毛”。

　　既然是“百年校慶”，順理成章，應該從頭說起�？蓡问恰按髮W的誕生”這么簡單的問題，也讓我無從落筆。首先，前五十年的北大，校慶基本上是十二月十七日；
后五十年的校慶，何以改為“五四”？其次，各種有關著作——包括校方組織撰寫的校史，述及北大的誕生時，為何全都語焉不詳？最后，既然無法考定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開學日期，當初的校慶紀念日，又是如何推算出來的？

　　真應了那句老話：“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為了尊重歷史，就從這“不知從何說起”說起。

　　校慶紀念日一旦確定，余下的問題，便是一年一度的“狂歡”。至于最初的動議，除了有考據(jù)癖者，或者校史專家，一般不會尋根究底。不幸的是，北大舉行五十周年校慶時，恰好是“有考據(jù)癖”的胡適當家。為求萬無一失，胡校長請本校第一班有學位的畢業(yè)生之一鄒樹文“回憶回二憶”。真沒想到，這一“回憶”，竟出了大問題：實行多年的校慶，很可能是張冠李戴。

　　鄒樹文的《北京大學最早的回憶》，收錄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由北大出版部印行的《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一覽》。一個月后，北平和平解放。不難想象，鄒文流通不會很廣，故值得大段征引：

　　北京大學校慶十二月十七日，決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紀念日，而是壬寅京師大學堂的開學紀念日。何以說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經(jīng)過了政變風潮，康有為梁啟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經(jīng)殺身成仁了，那還在反動潮流初發(fā)展的時候，由此反動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變，何以能那樣的開這個“二毛子”的洋學堂呢？何以說是壬寅呢？(一)北平師范大學導源于京師大學堂師范館，這個師范館是壬寅才創(chuàng)始的，這個校慶日期，據(jù)說是我的同館同班同學王桐齡先生所考訂出來的，師范大學即用此同一個日期為校慶而紀年，則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學開學的時候，還記得每日天還未亮，每桌點了蠟燭吃早飯，學生與教職員同桌進餐，如此開學不久，約有一個月光景，亦就放學了。那時用的是陰歷，放學總在封印將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時候各衙門將官印封起，以便過年后再擇日開印，所以封印與開印的時間以內(nèi)，便成規(guī)定的假期了。胡適之校長對于我這個推斷，亦頗為首肯。但是全憑記憶與推想，還不足成為定論。

　　我愿胡校長本他的考訂《水經(jīng)注》精神，將這個校慶日期的來源，確實考訂一下。

　　鄒先生并非史學專家，這段話有明顯的紕漏；
但當事人的證詞值得充分重視，因其足以撼動已經(jīng)實行了幾十年的北大校慶之根基。不只胡校長認真對待，每個對北大歷史感興趣的讀者，都必須面對這個“嚴峻的挑戰(zhàn)”。

　　懷疑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不曾存在，此說失考。至于西太后發(fā)動政變，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除，何以大學堂仍能繼續(xù)籌辦？這倒是個好問題，值得認真叩問。《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中的《大學成立記》，提供了廣泛流傳的答案：

　　逮八月政變，新政并罷，惟大學以萌芽早，得不廢。

　　這段被各種有關戊戌變法及京師大學堂的著述所引用的“名言”，其實是從羅淳熔的《京師大學堂成立記》直接抄來的。羅氏乃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分纂，文章又發(fā)表于辛亥革命剛剛過去的一九一三年(《庸言》一卷十三號)，很多相關史料未及使用，偏頗在所難免。

　　奇怪的是，后世的史家，為何相信這種明顯站不住的說法。重掌大權的西太后，考慮的是政權的鞏固，而絕非政策的連續(xù)性，“萌芽早”不能保證其得以不被廢除。

　　不過，戊戌年八月十一日(西歷九月二十六日)取消一切新政的諭旨里，確實對大學堂網(wǎng)開一面：

　　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會已次第興辦外，其余各府州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官斟酌情形，聽民自便。

　　為了“培植人才”，特意保留大學堂，此舉就像管學大臣孫家鼐的奏折所說的，“具見圣鑒廣遠，樂育彌宏”�？墒牵�如此冠冕堂皇的旗號，背后難道沒有別的文章？

　　鄒文說得不錯，政變發(fā)生后，京城里風聲鶴唳，談“西學”色變。九月十八日的《國聞報》，報道刑部主事張元濟被革職后，其創(chuàng)辦的通藝學堂“無人接辦”，師生“風流云散，不知去向”。更有趣的是以下這段話：

　　并聞近月以來，凡都中士大夫有談及西學新法者，同寮之中均聞而卻避。蓋恐人指之為康黨，以致羅于法網(wǎng)。故自同文館以外，竟無人再敢言聲光化電之學，念愛皮西提之音。

　　如此昏天黑地之中，何以惟獨留下明顯也是新政業(yè)績的大學堂？十月二十三日的《國聞報》，刊出《北京大學堂述聞》一文，試圖給予解釋：

　　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一舉而已。然聞得禮部各堂官以及守舊諸臣，亦均不以此舉為然，視學堂一事若贅疣。然推原其故，所以不能徑廢者，蓋因外洋各教習均已延訂，勢難中止，不能不勉強敷衍，以塞其口。以故在事諸人，亦均無精打采，意興索然。

　　害怕引起外交糾紛，只好“將錯就錯”，讓擬議中的大學堂正式開辦——如此推想，符合晚清的“國情”�？蓡斡羞@些，似乎仍不足以促使當局痛下決心，保留京師大學堂這個“贅疣”。

　　慈禧太后的“罷新法，悉復舊制”之所以不徹底，“獨留京師大學堂”，很可能因其涉及朝廷中的權力再分配。管學大臣孫家鼐屬于帝黨，且“所用多為翰林舊人”，自然引起剛毅、徐桐的不滿，堅決要求取締，據(jù)夏孫桐《書孫文正公事》稱，“賴榮文忠(榮祿)調護未獲”。據(jù)說，當初籌辦大學堂，“時剛毅自命正學，欲以辦學自任，樞臣翁同《京師大學堂成立記》)。日后剛毅大權在握，對大學堂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政變成功后，剛毅、榮祿之爭寵與爭權，更屬于當年報紙的“熱點追蹤”(參見光緒二十五年五月初一日《知新報》的《北京要事匯聞》)。將朝廷的權力爭斗考慮在內(nèi)，方能解釋以血腥鎮(zhèn)壓維新派著稱的慈禧寵臣榮祿，會反過來呵護明顯屬于新政的大學堂。

　　當年大學堂的西學總教習丁韙良(W.A.P.Martin)，在其《北京圍城》(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the World，一九○○)中，提供了另一種解釋，可與上述說法相補正。據(jù)說，丁韙良擔心大學堂會被取消，于是前往拜見榮祿，得到的答復是：“查禁大學堂，將會在外國人面前丟面子�！痹谧罡弋斁挚磥恚�留下大學堂，既可裝點門面，又可平衡權力，且不威脅其統(tǒng)治，因而也就沒必要趕盡殺絕了。這才能理解，后世史家極為關注的大學堂之開學，當年普遍不被看好：既然只是因“皇恩浩蕩”而得以“茍延殘喘”，難怪當事人及新聞界“意興索然”。

　　至于因庚子事變停辦兩年的京師大學堂，壬寅年(一九○二)復校的情形可就大不一樣了，其于十一月十八日(西歷十二月十七日)開學，直接材料俯拾皆是。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上諭云：

　　管學大臣張百熙奏，大學堂定期在本月十八日開學，先辦速成一科，并購地建造學校。

　　報聞。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刊行的《京師大學堂同學錄》，前有大學堂文案提調王儀通的序言。該文提及戊戌之大學堂時，已經(jīng)頗為茫然；
至于壬寅復校之經(jīng)過及時期，則言之鑿鑿。更有力的證據(jù)是，剛剛創(chuàng)刊不久的《大公報》(一九○二年六月創(chuàng)辦于天津)，極為關注大學堂的復校經(jīng)過。十一月十九至二十一日刊登頭場及二場考題，十二月四日刊出錄取名單并公布開學日期，十二月十二至十六日刊出大學堂諸堂規(guī)，十二月十八至二十日連續(xù)報道大學堂開學典禮的演習以及正式舉行。

　　既然現(xiàn)有的校慶，紀念的是壬寅年的京師大學堂；
那么，最讓人掛念的，自然是戊戌年大學堂的開學。鄒先生點名叫陣，胡校長不會無動于衷。一九六○年歲末，臺北的北大同學會慶祝北大的第六十二周年，胡適忍不住舊事重提，請羅家倫、勞干、吳相湘、全漢升等有歷史興趣的朋友幫忙，希望能考出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的準確日期，以回應鄒樹文的挑戰(zhàn)。

　　經(jīng)過一番“上窮碧落下黃泉”的努力，適之先生終于撰寫出《京師大學堂開辦的日期》一文，提出作為京師大學堂成立紀念日的三種選擇：

　　(一)戊戌五月十五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大學堂章程成立，任命孫家鼐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

　　(二)戊戌六月初二日(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批準撥馬神廟四公主府為大學堂校址。

　　(三)戊戌十月二十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日)，京師大學堂

　　在困難的政治環(huán)境里開學。若是全都證據(jù)確鑿，自是第三說最有競爭力。問題在于，京師大學堂真的在十月二十日那天開學了嗎？胡適的依據(jù)，僅僅是《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百三十二的一段話：

　　(戊戌十月)庚子(十月二十日)，協(xié)辦大學士孫家鼐奏開辦京師大學堂。報聞。接下來的，便是胡適的大膽假設：“‘報聞’就是批‘知道了’。這二十個字使我們知道那個籌備了許久的京師大學堂居然在十月二十日開學了�！�

　　撰有專著《京師大學堂》的臺灣學者莊吉發(fā)，六十年代末發(fā)表《京師大學堂開辦日期考》，對胡適的假設提出批評。理由是：十月二十日是頒布上諭的日子，不能將其斷為大學堂的開辦日期。戊戌年十月間，各地正紛紛貼告示，限于本月二十四日以前親赴大學堂考試。此說既見于十月二十三日的《國聞報》，也見于十一月初四日的《申報》，不會是誤傳。既然入學考試尚未舉行，哪來的開學典禮？

　　根據(jù)創(chuàng)辦于上海的英文周報《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Her－ald)一八九九年二月六日(戊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報道，“京師大學堂于兩周前舉行隆重開學儀式”，莊吉發(fā)于是得出一個重要結論：

　　因此，與其說“早在‘五四’以前，北大當局在蔡元培校長主持下就已經(jīng)將創(chuàng)立的‘年’(一八九八)和復校的‘月日’(十二月十七日)糅合成為周年紀念日”，毋寧說是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陽歷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八日)京師大學堂開學的陰歷日期和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七日(陰歷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京師大學堂復校后開學的陽歷日期的巧合。(《京師大學堂》第一章)

　　莊先生此說有明顯的漏洞，從十二月十七至二十六，不到十天時間，與“兩周前”的提示明顯不合。再說，農(nóng)歷十二月十七，離封印放假只有兩三天(據(jù)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清時于每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四天之內(nèi)擇吉封印，為期一月)，此時開學，有違常情。還有，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的《申報》上刊出《帝京珥筆》，其最后一則，確證此說之虛妄：

　　大學堂所收學生，于年終示傳甄別。不論內(nèi)班外班，均須考試一次。定期臘月十八、十九、二十、二十四等日，分做四次，以評甲乙而定去留。

　　若認定十二月十七為開學日期，那么，第二天起便必須連考四場。尚未開堂講授，便來“期末考試”，實在不通。

　　有趣的是，莊君假設的前半，即戊戌之大學堂于十二月十七日開學，與三十年代的“一種說法”相吻合�！秶�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一九一七)以及為紀念校慶二十五周年而編撰的《國立北京大學概略》(一九二三)，述及校史沿革時，都回避具體的開辦日期。大概是為了兼及戊戌變法的光榮以及通行多年的校慶紀念，一九三三年由北大學生會負責編輯的《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其中的《國立北京大學沿革概略》，以確鑿無疑的口吻，斷言戊戌之大學堂“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開學，是為本校成立紀念日”，后面加了個括號，稱“原系陰歷，后改陽歷，仍用此日”。這是我所見到的最早的陰歷轉陽歷的“圓滿解釋”，不知是否前有古人，至于后來者，則可舉出以劉復為主纂的“國立北京大學志”編纂處編印的《國立北京大學校史略》(收錄在《北大一九三四畢業(yè)同學錄》)。可惜此說純屬猜測，沒有任何旁證材料，很難讓人心服口服。另外，《校史略》的那個旁注——“切實推之，當是次年一月二十八日也”，也讓北大人相當尷尬：弄不好，校史應改為從一八九九年說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北大的生日，難道真的無考？不妨先縮小范圍，看能否使其面貌逐漸清晰。晚清的報館，上諭用電報傳送，一般的報道則用郵寄，故外地的消息往往滯后數(shù)日。如果《北華捷報》的報道屬實(“舉行隆重開學儀式”云云，甚可懷疑)，大學堂開學的時間，不會晚于十二月初。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孫家鼐的咨文(見《北京大學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又使范圍進一步縮�。�

　　照得現(xiàn)在京師大學堂，業(yè)已開辦。各省會暨外府州縣，所有已設之學堂，均須將學堂章程、教習名字、學生額數(shù)，咨送本大學堂，以便核考。

　　孫君向來用詞謹嚴，直到十月二十日的奏折，仍只稱“籌設”。故這里所說的“業(yè)以開辦”，想來是指正式開學。如此說來，京師大學堂的開學，只能是在十月二十四日(通知考試截止日期)與十一月二十七日之間。

　　這種推算，與最早的校史記載頗為吻合。一九○九年，原京師大學堂庶務提調喻長霖撰《京師大學堂沿革略》，如此描述大學堂之草創(chuàng)：

　　適有詔復八股，遂以時文性理論錄士得百余名，于十一月開學。學生不及百人，分《詩》、《書》、《易》、《禮》四堂、《春秋》二堂課士，每堂不過十余人。《春秋》堂多或二十人。兢兢以圣經(jīng)理學詔學者，日懸《近思錄》、朱子《小學》二書以為的。每月甄別一次，不記分數(shù)。有獎賞，分三等。

　　如此強調“圣經(jīng)理學”，與傳統(tǒng)書院又有何異？考慮到當年大學堂處境險惡，孫家鼐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奏折之突出“思想教育”，方才顯得不無道理。

　　先課之以經(jīng)史義理，使曉然于尊親之義，名教之防，為儒生立身之本；
而后博之以兵農(nóng)工商之學，以及格致測算語言文字各門。

　　盡管學生少、課程舊，險些兒胎死腹中的大學堂，總算正式開學，這無論如何是值得慶幸的大喜事。至于高高在上的“洋大人”，不大理解如此曲折復雜的“中國國情”，受“帝國大學”名稱的迷惑——其時的英文報刊，均將“大學堂”譯為The Imperial University，很容易妙筆生花，想象其必定“舉行隆重開學儀式”。

　　戊戌年間勉強開學的大學堂，學生其實不止百人——我說的是包括仕學、中學、小學三部分的學生。大學堂開辦不到半年，便受到御史吳鴻甲的彈劾：“京師大學堂原擬招學生五百人，今合仕學、中學、小學生只有一百三十余人，而延定教習，添設分教，并此外辦事諸人，名目繁多，歲糜巨款，徒為調劑私人之藪�！睂O家鼐的答辯是，陸續(xù)傳到的學生，已有二百十八人；
至于大學堂而兼收中、小學生，那是“以各省中學堂未能遍立”，“并非降格相就”(《德宗景皇帝實錄》卷四四一)。就算加上中小學生，一、二百人的大學，其開學典禮，實在說不上“隆重”。

　　吳御史所說的一百三十余人，實乃首批傳到的住堂學生。因齋舍緊張，無法接納所有錄取生，只好分批傳到。此說見于《申報》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的《學堂紀事》。

　　這篇“京師采訪友人”的報道，不只介紹大學堂的齋舍建設、錄取人數(shù)以及開學日期，尤為難得的是，保留了大學堂總辦的告示：

　　茲照錄總辦告示曰：為傳到事，前經(jīng)出示，本學堂學生齋舍，按照定章原額尚不敷。

　　茲將例應住堂各學生，分作三項，核定名數(shù)。計仕學院學生三十名，中學生六十名，小學生七十名。除照章報名入仕學院之學生十二名，由本學堂另行知會外，其余各生姓名具列如左。仰該生等于十八日到堂，十九日開學。如有不愿住堂者，限于十八日以前報明。如屆期不報，立即扣除，以便續(xù)傳足數(shù)。切切勿違，特示。

　　這則不見于任何史書的告示，幾乎澄清了所有問題，且與上述喻長霖文和《北華捷報》的報道相吻合。當然，還有另一種可能性：因某種特殊原因，實際開學的日期，后來又有所推遲�？墒�，遍查此后半年的《申報》，不乏科舉考試以及各式學堂的報道，就是未見大學堂更改開學日期的消息。倒是上引關于年終考試的報道，證實大學堂確實已經(jīng)開學一段時間了。

　　接下來的問題，比較好解決。壬寅年，京師大學堂復校時，為了紀念戊戌大學堂之艱難崛起，選擇同一天(十一月十八日)舉行“隆重開學儀式”。這一回的典禮，方才稱得上“隆重”，單看其事先舉行預演，也可見主事者之用心。主持壬寅復校的管學大臣張百熙，戊戌年因“保送康有為使才，實屬荒謬，著交部嚴加議處”，后得旨“著改為革職留任”(《清實錄》第57冊619頁)。東山再起的張大臣，其選定的開學日期，與戊戌年的大學堂相同，絕非偶然的巧合。此等苦心孤詣，從奏折及當年的新聞報道里，看不出任何蛛絲馬跡。大概是怕授人以柄，張百熙對此不作任何解釋。

　　也正因其不作解釋，后人不明就里，以為戊戌年的京師大學堂已無可考。倘若依舊陰歷紀年，說不說倒也無所謂。問題在于，進入民國后，需要將校慶紀念日轉換為西歷，一團迷霧的“戊戌”自是落選，證據(jù)確鑿的“壬寅”則脫穎而出。于是，便有了四十年似是而非的北大校慶紀念日：十二月十七日至于被長期遺忘的北大的真正生日，戊戌年的十一月十八，轉換成西歷，應該是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載：《讀書》2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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