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士紳集團是影響晚清政治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文化及政治勢力，其文化權力來源于科舉制度下他們掌控儒家思想的解釋的獨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運動及其結果都可以從士紳爭取文化權力的斗爭中得到解釋。如太平天國反孔的文化立場遭到了士紳的激烈抵制是其失敗的深層次原因之一；
晚清的自我改革運動由于侵犯了士紳的文化權力而遭到失敗；
近代鄉(xiāng)村由于士紳勢力的沒落而導致鄉(xiāng)村文化和政治危機等。

　　[關鍵詞]：晚清 士紳 文化權力 政治

　　陳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簡稱《新陳代謝》）探討了晚清隨著列強的入侵，城鄉(xiāng)社會結構發(fā)生了轉變，并專門探討了地主階級的分化。[1]從陳先生文中“地主階級”的指稱對象來看，主要指的是官僚士紳知識分子，應此，其所指不是地主集團，而是士紳集團。①士紳一般通過科舉考試或相關渠道獲取一定功名或身份，以遵守儒家道統(tǒng)為基本道義要求。徐茂明通過對國內外有關士紳研究的綜述后認為，中外學者在明清士紳由退居的官員和擁有科舉功名所構成這一點上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對于是否包括在職官員等則有分歧。有部分學者主張士紳為在野的儒家知識分子。[2]本文認為，士紳范圍的增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的需要，當需研究士紳獨立于官府的作用時，一般只包括在野的士紳，反之，要研究士紳的文化功能及其社會整體作用時則包括在職官員。本文認為，士紳應該包括在野的儒家知識分子以及在職的儒家知識分子，兩者都以通過科舉考試獲取相應身份標識，不管在何種職務或何種情境中，儒家知識分子都以維護儒家道統(tǒng)為基本道義要求，且古代的社會認同中也沒有將兩者分離開來，即同屬于“士”。因此，本文將兩者統(tǒng)稱為士紳集團。當然，兩者之間也有區(qū)別，與在野的士紳不同，作為在職官員的士紳，不但有維護儒家道統(tǒng)（道）的道義要求，還有維護皇權（勢）利益的現(xiàn)實需要。

　　但是，陳先生在《新陳代謝》一書中并沒有就士紳知識分子對晚清政治的影響作詳細展開，本文順著陳先生的從社會結構的角度分析政治的視角，進一步探討傳統(tǒng)社會結構重要成份之一的近代士紳文化權力演變及其對晚清政治的影響，如太平天國運動、晚清自我改革運動、晚清鄉(xiāng)村危機等。

　　一、士紳集團的文化地位與太平天國運動的失敗

　　在太平天國失敗原因的探討中，陳先生的論述有兩個方面涉及到士紳勢力與太平天國失敗的關系，他認為一方面太平天國喪失了理想的宗教則流為偏執(zhí)的虛妄。這樣，太平天國政權不能不日益變成一種不成熟的封建政權。正是這一點，參加太平天國的人很多是無業(yè)游民，而知識分子如王韜、容閎來而復去；
另一方面，清王朝由于一批以曾國藩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勢力，力挽狂瀾，而得以勝利。而這時太平天國卻發(fā)生了內訌。[3]

　　另外，陳先生講到洪秀全思想的時候，談到它的反孔思想，認為，太平天國在反孔的同時又吸收了部分儒家思想，并對其反孔的原因做了進一步分析，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首先，與孔子爭奪唯一的神圣地位。唯一的排他性決定了其他一切權威和偶像都必須取締。其次，儒家思想支配性并不是每個被支配的人都能意識到。[4]

　　其實，洪秀全的反孔思想并不僅僅是洪秀全的個人思想，而是天平天國運動的基本指導思想，天平天國運動的反孔立場及其“破孔廟、毀孔學、焚儒書”的行動與這種指導思想有密切的關系。陳先生沒有進一步探討這種指導思想對天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影響。

　　筆者認為，陳先生所謂的士紳知識分子遠離天平天國及以曾國藩為首的儒生地主政治勢力對太平天國的鎮(zhèn)壓都與太平天國的反孔文化立場及其實踐有密切關系。太平天國盡管也采取了科舉制度，試圖以優(yōu)惠條件吸納治內士紳勢力參與政權，也有部分士紳，尤其是太平天國改變激進的文化立場后，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轉換文化立場，參與太平天國，但是很多士紳知識分子拒絕參加太平天國的科舉考試，而使太平天國不得不強制士人參加考試。[5]其實，士紳，尤其是太平天國治外士紳作為一個社會勢力集團，對太平天國基本持反對態(tài)度，而且態(tài)度非常強烈。堅決反對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就是一個很典型的士紳代表人物。②士紳集團對清王朝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是清王朝最后反敗為勝的主要因素之一。反過來說，太平天國失去了士紳的支持是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之一。士紳堅定支持清王朝而反對太平天國主要原因在于天平天國反儒反孔的文化立場。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太平天國并不是反對士紳階層，但是反對士紳的尊儒文化立場。

　　天平天國的反孔立場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起義合法性的論證而被強化。太平天國起義以后，面臨著起義合法性論證的問題。其合法性的建立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其一，通過宣布清朝為非法，即胡虜，來剝奪清統(tǒng)治的合法性。其二，通過宣布建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社會，確立其統(tǒng)治的道義合法性。其三，以上帝的名義宣布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這是一種自我論證。

　　這一點對漢人有一定吸引力，但是，對于民族主義仍未覺醒的時代，其吸引力是有限的，而且，清代滿族政權吸收了大量的漢人士紳，因而這一點難以獲得士紳階層的認同。第二點主張偏向于打擊部分士紳集團實際利益，即地主，也不會得到他們的贊同。

　　第三點的合法性論證需要建立和強化上帝的權威，這一點更為漢族士紳深惡痛絕。士紳階層，由于主要是儒家知識分子，認同的是“道”，即合法性應來源于“道統(tǒng)”。這個道統(tǒng)就是儒家的道統(tǒng)。因此，統(tǒng)治的合法性在士紳階層看來，在于是否遵從道統(tǒng)。而遵從道統(tǒng)的最重要象征就是孔子的神圣地位受到認可，并且儒家經(jīng)典及其思想受到遵從。而太平天國由于為了樹立上帝的權威而采取激烈的措施反孔和反儒，盡管后來有所緩和，如焚燒踐踏儒家經(jīng)典，對傳統(tǒng)的士紳階層產(chǎn)生了強烈了文化沖擊，由此引發(fā)了強烈的政治反擊。因為隨著上帝權威的建立，必然使得儒學文化權威的喪失。這種文化權威的喪失從根本上動搖了掌握儒家文化的士紳階層的文化權力基礎，從而從根本上瓦解士紳集團的生存基礎。筆者認為，士紳集團主要作為一個文化和政治勢力而存在。科舉制度是士紳集團得以形成和維護的基本制度條件，反過來，士紳集團又是科舉制度的最堅決的維護者。由于宋代以來的科舉考試主要以儒家經(jīng)典為基本內容，士紳集團由此又成為儒家文化及道統(tǒng)最堅決的維護力量。儒家中國古代政權的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主要由儒家文化及道統(tǒng)得以維系，雖然統(tǒng)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學的解釋權，但是解釋必須要得到士紳的認可才能成其為解釋。因此，士紳又成為政治統(tǒng)治是否穩(wěn)定的一個關鍵力量。當然，士紳通過科舉獲得功名及職務，直接參加政權。中國古代的文官政治就是以士紳集團為社會結構的基礎。概括起來，士紳集團由于本身掌握著儒家的精神資源而成為一種舉足輕重的社會文化勢力或官僚勢力。

　　這樣，一方面太平天國由于反孔反儒在士紳看來是對道統(tǒng)的背叛，因而喪失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太平天國的統(tǒng)治從根本上危及士紳生存基礎，使他們產(chǎn)生了強烈的生存危機，導致強烈政治反彈。所以，士紳集團對太平天國的疏離與鎮(zhèn)壓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士紳集團在傳統(tǒng)社會中為什么具有這么大的政治能量呢？本文試圖就這個問題作進一步分析。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農(nóng)民起義前仆后繼不絕于史。農(nóng)民起義一般都對貪官污吏、大地主進行嚴厲的打擊，但是一般比較成功的農(nóng)民起義不會挑戰(zhàn)士紳知識分子集團的文化權力，相反需要士紳的儒家知識為其進行合法性論證。漢代儒家獨尊以后，純粹的農(nóng)民起義基本上沒有成功建立統(tǒng)治全國的政權。成功的政權，如明朝，雖然經(jīng)歷農(nóng)民起義，但是，在起義過程中，都獲得了大量儒生的支持，或者說，他們采取了措施保護儒生，維護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這樣做無非是要獲得政權的合法性，從而獲得廣泛的支持。也就是說，農(nóng)民起義一般反對的是某個具體的無道昏君及其政權，也就是說反對的現(xiàn)存政治秩序，并不是反對現(xiàn)存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的合法性正是來源于儒家思想。

　　儒家和士紳的合法性論證對于政權的維系與鞏固來說非常重要。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社會自漢代儒學獨尊之后，儒學逐漸成為政治合法性乃至于社會倫理及生活意義解釋的唯一精神資源，只有擁護儒學才能獲得合法性支持。雖然統(tǒng)治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儒學的解釋權，但是解釋必須要得到士紳的認可才能成其為合法的解釋。正是由于士紳知識分子掌握了獨尊的儒家思想資源的解釋權，因而成為與皇權結合的重要文化勢力，因而其對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對社會輿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當然，在中國社會近代以來，尤其是廢除科舉制度以后，士紳作為一個維護儒學的勢力集團開始崩潰，儒家思想開始失去傳統(tǒng)的獨尊地位，但是帶來的直接問題就是社會一切政治存在的合法性及日常生活意義開始動搖，而西學知識中關于政治合法性知識，如民主、自由等觀念卻不能論證近代中國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近代的文化危機由此產(chǎn)生。

　　二、士紳集團的文化保守性與晚清自我改革的失敗

　　晚清大的自我改革政治運動主要包括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清末新政等。這些改革運動最后都以失敗而告終。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兩次規(guī)模較大的晚清改革運動的失敗與清末新政的失敗原因不一樣，前兩次失敗的共同點都在于保守勢力的干預和阻撓。如晚清政府開展洋務運動，困難重重，很多舉措，尤其是涉及到文化權力的爭奪，都遇到保守勢力的積極干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同文館招收正途人員學習算學遇到了倭仁為首的保守勢力強烈的抵抗。維新運動的失敗在全國來說主要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絞殺的成果。而清末新政正是在排除了保守勢力的阻撓之后或保守勢力在獲得新的文化資源的條件下放棄反抗后才得以進行。隨后，傳統(tǒng)的士紳勢力在新政中控制基層公共財政資源，興辦新學堂以追求鞏固自身的文化權力，由于加重農(nóng)民的負擔而激起農(nóng)民對新政的反抗，這也是新政導致農(nóng)民反抗清王朝的因素之一。本部分內容主要對這些改革運動中保守勢力及其運行機制進行進一步分析和研究。

　　保守勢力主要指的是儒家傳統(tǒng)士紳。盡管士紳集團經(jīng)過幾次分化③，但是，傳統(tǒng)的保守士紳勢力在科舉廢除前都一直非常強大，甚至在社會占據(jù)主導地位。這部分勢力實際上是阻礙晚清改革的主要力量。保守勢力在很多情況下并不完全就是所謂的保守派。如果說洋務運動時期，保守派和洋務派之間界限還相對較清晰的話，那么甲午戰(zhàn)爭后，在列強入侵、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難以接受改革主張的士紳并不多。羅志田對湖南維新運動的研究表明，在維新運動時期，無論是從全國還是湖南的實際情形看，甲午中日之戰(zhàn)后真正純粹的守舊派幾乎已不存在，而湖南舊派的標志性人物王先謙、葉德輝在當時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新派”[6]。但是一旦改革措施真正實施的時候，是否以實際行動贊成或接受那又另當別論。根據(jù)何文輝對湖南維新運動失敗的研究發(fā)現(xiàn)，盡管當時全國維新運動處于高潮當中，湖南維新運動卻是新舊勢力斗爭最激烈的時候。湖南保守勢力在當時全國維新運動處于高潮時期而發(fā)起反擊的原因就在于維新高潮中的一系列文化新政冷落并冒犯了舊的文化權紳，進而觸犯了一大批舊文化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7] 而在科舉制度廢除，傳統(tǒng)的仕進方式被切斷后，地方士紳精英由于可以參加新政，興辦新學堂等以繼續(xù)保持他們特權，并以此掌控地方部分公共財源。于是他們停止了對改革的反抗，轉而積極興辦新式學堂。[8]而其他士紳也在分化，轉變?yōu)樾率街�識分子、商人等或者趨于沒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其實，士紳的保守勢力向開明勢力的分化以及其對改革態(tài)度的轉化一直以其文化權力所憑借的文化資源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士紳勢力只有憑借一定文化資源才能掌握文化權力，并據(jù)此而成為一種政治勢力。因此，士紳集團，不管哪種勢力在任何改革過程中，首要的是竭力維護自己的文化權力，而當改革一旦出現(xiàn)危機自己文化地位的時候，必然遭到他們的竭力反對。士紳勢力的每一次分化都由于形成文化權力的文化資源發(fā)生變化而得以形成。從士紳集團中分化出來的能接受西學的開明分子，如洋務派、維新派，其文化地位并不完全由儒學而獲得，因而對于維護士紳的儒家文化權力的獨尊地位的積極性較之保守派要低一些，但是，由于其文化身份的根基仍然是儒家思想，所以，他們在西學和儒家文化之間以“中體西用”的模式使之和諧相處。由此，儒學對于他們來說，仍然是“體”，即“道統(tǒng)”，西學只是“用”，即“器”。換句話說，儒學具有超越性的根源價值，而西學僅僅限于實用的價值。他們不會反對儒學，只是認為西學會深化儒學超越性的價值意義。開明分子的文化地位和權力就在于在堅持儒家道統(tǒng)的前提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將西學融入中學的解釋體系，從而推動儒家解釋系統(tǒng)的發(fā)展，以適應新的解釋需要。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前，士紳的儒家立場盡管在西學的進攻面前步步后退，士紳本身盡管也經(jīng)歷不斷分化，但是，士紳包括保守勢力和開明勢力就整體而言，他們仍然堅守對儒家忠誠的基本底線，因為其文化權力來源的根基一直是儒家道統(tǒng)思想，也只有捍衛(wèi)儒家正統(tǒng)思想才能捍衛(wèi)自己的文化權力。只是開明勢力對改革及西化的反對程度比保守勢力要弱化一些而已。開明勢力之所以開明也就在于他們依據(jù)的文化資源中西學的部分也比保守勢力要多一些。只是在科舉廢除后，原來的保守派士紳精英由于以興辦新式學堂為文化資源重新獲得文化權力并獲得一定的公共資源掌控權力，也開始放棄反抗改革的立場。

　　士紳，包括開明勢力及保守力量只是在科舉制度廢除之后才逐漸放棄儒學道統(tǒng)作為其文化權力來源這個基本底線。也就是說科舉考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強化儒家思想作為士紳的文化權力來源的作用。為了進一步解釋這個問題，筆者提出一個模型，該模型認為士紳集團的儒家保守性源于科舉制度所形成的穩(wěn)定的文化－政治勢力結構體系。④形成這種結構的動力在于皇權需要加強思想控制，又要保住合法性不受挑戰(zhàn)，只好強制規(guī)定儒家的獨尊地位。另外，還需要支持儒家思想的官僚，以支撐整個帝國的運作，由此規(guī)定官僚從儒家知識分子中間選拔。這個結構體系包括儒家知識的內部循環(huán)文化結構；
儒家知識與士紳之間的文化勢力結構；
士紳與皇權之間的政治結構。

　　1、儒家知識的內部循環(huán)文化結構主要指的是由于科舉制度規(guī)定官僚選拔以儒家經(jīng)典及其解釋為主要考核標準，而教育體系由于成為科舉體系的附庸，教育過程中儒家知識分子之間主要傳播儒家經(jīng)典知識，掌握儒家知識優(yōu)秀者獲得擔任各級職務的資質，儒家知識分子（包括儒化的官僚和士紳）在處理實際工作時要求以儒家知識作為工作指導思想，并根據(jù)需要不斷闡釋儒家知識。儒家知識在這個體系中實現(xiàn)了從“儒家經(jīng)典的文本知識——教育知識——個體知識（個體的儒家修養(yǎng)）——儒家社會知識——儒家經(jīng)典”的循環(huán)。且由于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在這個循環(huán)過程中的任何環(huán)節(jié)，排斥了接受其他知識體系的任何可能性。因而，這個知識循環(huán)結構是相當穩(wěn)定的。西學難以進入這個循環(huán)體系，這就能解釋晚清西學為什么難以被士紳所接受。

　　2、儒家知識與士紳之間的文化勢力結構主要指的是儒學知識體系作為一個解釋系統(tǒng)與其知識主體士紳之間形成一個的一個文化權力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儒家知識系統(tǒng)通過儒家的制度化取得獨尊的地位，之后成為為中國社會、政治及生活提供合法性資源及意義的唯一來源。作為儒家知識的穿著和解釋者的士紳知識分子由此獲得獨尊的文化權力。反過來，士紳集團只有依據(jù)儒家知識才能獲得文化權力這一點就進一步促使他們堅定維護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以維系自己的權力地位。兩者形成一個相互維系和促進的超穩(wěn)定結構。這就能解釋一旦改革危機士紳的文化權力的時候，他們會以維護儒家思想的面目奮起反抗，阻礙改革的順利開展。

　　3、士紳與皇權之間的政治結構主要指的是士紳的文化權力與皇權的政治權力結合，而形成結合的政治結構。在這個結構中，士紳的文化權力掌握著社會政治合法性資源，皇權掌握著社會政治權力，文化權力適應專制皇權的需要，依據(jù)儒家的精神資源，為皇權的政治權力進行合法性論證，政治權力為文化權力提供政治擔保和支撐，如任命士紳知識分子擔任各級政府官員，給予士紳各種政治經(jīng)濟上的特權等，兩者相互強化，相互支持。這就能解釋盡管危機重重，皇權仍努力延續(xù)科舉制度以維護士紳集團的利益，從而使士紳保守勢力的政治影響一直延續(xù)到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而一旦失去科舉制度的保護，士紳集團立即崩潰，兩者之間的權力結合相應立即崩潰，從而瓦解了皇權統(tǒng)治的基礎而使清政權迅速走向滅亡。

　　這三個結構形成知識、勢力、政治三個層面的結構，并緊密結合而形成一個互為因果，互相支持的政治體系。這就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

　　三、士紳勢力的沒落與近代鄉(xiāng)村文化危機

　　自宋代以來，中國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士農(nóng)工商”的四民社會結構。近代以來，由于列強的入侵及現(xiàn)代新式學堂的發(fā)展，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結構產(chǎn)生了變化，中國的城鄉(xiāng)漸呈分離之勢。廢科舉后二三十年間，鄉(xiāng)村新式讀書人離村的現(xiàn)象是明顯的。[9]另一方面，由于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日益貧困化及科舉制度的廢除，傳統(tǒng)農(nóng)村士紳為主導的領導精英向城市流動或日趨沒落，鄉(xiāng)村土豪劣紳勢力日益增長，從而形成鄉(xiāng)村文化及政治危機。

　　近代以來，農(nóng)村又與人口增長與有限土地資源之間的矛盾沖突日益明顯，在閑置勞動力得不到轉移的情況下，農(nóng)村經(jīng)濟呈現(xiàn)黃宗智所謂的“過密型增長”。這種增長并沒有帶來人均產(chǎn)值的提高，農(nóng)村社會貧困化加劇。

　　列強入侵以后，這種狀況日益加重。晚清政府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戰(zhàn)爭賠款不斷加重對農(nóng)民的盤剝，再由于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厘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在中國被迫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由于失去了關稅自主權，廣大農(nóng)村市場深受資本主義商品的沖擊，農(nóng)村手工業(yè)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中國的農(nóng)村社會并不是我們所想象的封閉的純粹自給自足的社會，而是由數(shù)以萬計的以一定地理范圍的農(nóng)村集市為中心組織起來的初級商品交換市場體系所組成。這種市場體系的范圍大致在人的一天雙腳能走到的范圍之內。在這個體系中交換的都是農(nóng)民自己生產(chǎn)的一些用品，生產(chǎn)的途徑就是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資本主義商品經(jīng)濟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很大部分農(nóng)村社會的這個市場體系，從而導致對農(nóng)村手工業(yè)的重大打擊。中國當代工業(yè)的發(fā)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減弱或摧毀了這個體系，如果工業(yè)發(fā)展不能吸收因受打擊而閑置的勞動力，農(nóng)村社會往往趨向于更加普遍的貧困化。農(nóng)村的普遍貧困化只會隨著資本主義入侵的加深而加劇。

　　根據(jù)杜贊奇的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由于政權只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依靠的是一種類似經(jīng)紀人的鄉(xiāng)村社會力量進行統(tǒng)治。其職能主要是收取稅收。政府并不給這種經(jīng)紀人發(fā)放薪水，他們依靠所收稅收的傭金生存。這樣就形成了一種贏利型的經(jīng)紀體系，這種體制下，經(jīng)紀人往往魚肉百姓，乘機亂收費，以公謀私。為了抵抗這種贏利型經(jīng)紀的侵犯，鄉(xiāng)村社會以少數(shù)精英為首形成保護性經(jīng)紀體系，對內杜絕亂收費和腐敗，從而降低損失。但是，隨著各級政權對農(nóng)村各種盤剝的加重，由鄉(xiāng)村精英甚至士紳為首的鄉(xiāng)村保護機制趨于瓦解。鄉(xiāng)村士紳甚至一般沒有功名的鄉(xiāng)村精英也趨向于向城市流動，這種趨勢在晚清科舉廢除以后，日益加快。新式學堂所培養(yǎng)的人才極少流向鄉(xiāng)村。由此，鄉(xiāng)村政治在很大情況下為贏利型的經(jīng)紀所控制，他們缺乏儒家士紳的基本道德修養(yǎng)及道德底線，唯利是圖，無惡不作，這就是所謂的土豪劣紳。[10]這就造成了鄉(xiāng)村政治及文化的危機。

　　由此，近代以來中國農(nóng)村社會一直處于十分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中。近代以來，農(nóng)民一直是反抗現(xiàn)政權的最堅決的力量，由此可見一斑。這是決定中國近百年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的基本因素之一。

　　總體說來，中國近代以來的晚清政局除受制于列強干預之外，國內取決于幾大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其中士紳集團是一支舉足輕重的文化及政治勢力，對晚清政治具有重要的影響。

　　參考資料：

　　[1] [3] [4] 陳旭麓，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57－274，79－85，72－79

　　[2] 徐茂明，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13－21

　　[5] 張德順，太平天國與江南士紳群體文化互動論述（J），江西社會科學，2002，6：87－91

　　[6] 羅志田，思想觀念與社會角色的錯位：戊戌前后湖南新舊之爭再思（J），歷史研究，1998，5：56－75

　　[7]何文輝，論1898年湖南維新運動之失敗——兼論清末科舉改革中的政治沖突（J）， 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2：243－247

　　[8]田正平，清末毀學風潮與鄉(xiāng)村教育早期現(xiàn)代化的受挫，教育研究，2007，5：73－92

　　[9]羅志田，科舉制廢除在鄉(xiāng)村中的社會后果（J），中國社會科學，2006，1：191－205

　　[10]杜贊其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nóng)村（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7－41

　　注釋：

　　①本文認為，官僚士紳集團與地主集團有一定聯(lián)系，但有很大的區(qū)別。并非所有的地主都是士紳，一般士紳都是地主，但并非所有的士紳都是地主。士紳以其對儒家經(jīng)典及其思想的掌握作為其文化權力的基礎，士紳與皇權統(tǒng)治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士紳依靠皇權統(tǒng)治而生存。地主以其經(jīng)濟利益而生存，不需依靠皇權，相反，地主經(jīng)濟勢力的壯大卻易于形成對皇權的實際政治威脅。這就是歷代基本上反對地主進行土地大兼并的原因。地主在沒有獲得儒家文化身份的情況下，也很難在政治上有所作為。這就促使地主向士紳的轉化。兩者的政治立場有一定的差異。

　�、陔m然曾國藩是高級官僚，維護清朝統(tǒng)治名正言順，但之所以稱曾國藩為士紳集團的代表，主要在于曾國藩反擊天平天國的主要理由是維護道統(tǒng)而不僅僅是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由此吸引了一大批士紳的支持。

　�、凼考澕瘓F在近代的分化有三次。第一次在鴉片戰(zhàn)爭后，部分通商口岸的士紳盡管接受了正統(tǒng)的儒家教育，但由于接觸西學較多從士紳集團中分化出來，他們是西化或部分西化的士紳群體，如王韜等人。第二次分化在洋務運動時期，一些與西方打交道較多的官僚從士紳集團中分化出來，他們主要通過科舉獲得職位，但由于長期接觸西方文化，其原有儒家知識體系的基本架構沒有發(fā)生改變，但是能夠以“中體西用”的框架容納西學，與西化的士紳相比他們更具有保守性。第三次分化在甲午戰(zhàn)爭后，更多的士紳迫于國家的生存危機的壓力，開始接受西學，并試圖打破“中體西用”的框架，以儒家今文學派的基本套路和經(jīng)世致用的基本理念為基礎，試圖打通中學和西學。如康有為、梁啟超等。

　�、苓@里需要予以說明的是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傳統(tǒng)政治保守性歸罪于儒家思想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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