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皇帝的新衣：人文領域的變態(tài)

　　《開放》三月號刊出茉莉對德國瓦格納教授的采訪，又彈起十多年前老題目，中國作家和諾貝爾文學獎問題，不過，這一次變了調。這一切令人感到人生的可悲和荒誕。

　　某某候選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傳說已經(jīng)多年。在這個傳說風頭正健的時候，居然沒有人敢于出來說不。大學、基金會，一些報紙和刊物，乃至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教授，甚至壓寶于此。那些不入流的散文和詩，在各個刊物上如入無人之境，真的如皇帝的新衣那樣。到今天，居然在中文中，“諾貝爾獎候選者“成為了一個頭銜，成了詩人的新衣。

　　在文學領域中，詩人的新衣比世俗社會中皇帝的威力還大。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十幾年前，漢學家們的鑒別力哪里去了呢？中國知識界的鑒別力又在哪里？！

　　《開放》四月號刊出曹長青寫的文章,鞭辟入里地揭示了那些萎縮，偶爾有呻吟的大師們的真相。然而，人們也會要問，大師們難道能被豢養(yǎng)？！豢養(yǎng)能養(yǎng)出大師？！

　　豢養(yǎng)和大師是絕對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大師絕對不會象張承志、梁曉聲一類人如魚得水。知識的追求，生命的追求，“大師“所具有的“才能“和“感覺“必然使他們感到彷惶、孤獨，痛苦不堪。帕斯捷爾納克如此，肖斯塔科維奇如此，索爾仁尼琴也如此......。

　　即使是生活在一般社會的作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出版言論自由，但是，知識和生命的追求與塵世現(xiàn)實的沖突，依然使他們絕望�？ǚ蚩ㄈ绱�，海明威如此，加繆也如此......。

　　當代中國無大師，因為它不會容忍任何與共產(chǎn)主義文化相悖的文化現(xiàn)象存在，因此，在共產(chǎn)主義制度下成名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及其作品，一般來說都是值得分析的。但是，最近二十年來，在海外和中國大陸有可能做出一些交流的時候，包括漢學家在內卻沒有人進行這樣的分析研究工作。近年來在大陸掀起的潮流則是打掉真正的大師，如魯迅、陳寅恪，取而代之，對于如此還不盡他們意的漢學家則放肆地攻擊謾罵。這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沒有人對皇帝的新衣表示異議，就會有更惡劣的發(fā)展。

　　錯位的中文世界，幾近荒誕，究竟問題出在什么地方？

　　二、聰明的夏志清，錯位的時空

　　冷戰(zhàn)初期，左派，尤其是在文化、知識界中，借助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勢頭，及二次大戰(zhàn)后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在整個世界上繼續(xù)占據(jù)強有力的影響。正是在這個時候，夏志清先生，寫下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在這部書中，夏志清先生第一次把張愛玲和錢鐘書作為文學家，給予超乎尋常的評價。他認為，張愛玲的《秧歌》是部不朽的小說，《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認為，他們兩人是“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霸谀莻�時代，夏志清先生能夠突兀拔起，提出這種看法，表現(xiàn)了他超乎尋常的判斷力、才智和勇氣。這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其后，應該說對人們在文學和人生上的追求肯定都是一種力排眾議的促進。但是，夏志清先生當時可能沒有料到，他的這些正確判斷在此后幾十年后竟然要自己為它下注腳。

　　其實，聰明的夏志清先生可能只是在轉瞬之間沒有料到世間對他的著述的另一種反應而已，讀者只要稍微留意，就會發(fā)現(xiàn)夏志清先生其后的微妙變化。

　　在張愛玲死后，他在悼念張愛玲的文章中，夏志清先生幾乎是自言自語地為他的這一論述辯護，“早在1957年、1961年，我挑選張愛玲為’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中國作家’，一點也沒有錯。（當時大陸文學不值得一讀；
臺灣作家間，只有姜貴的《重陽》和《旋風》可同張愛玲的《秧歌》、《赤地之戀》相抗衡，但短篇小說他寫得極少，也無法同《傳奇》相比的。），本來這種評價對于當時在海峽兩岸聲望正如日中天的張愛玲，是不必辯護的，然而，多年來夏志清先生一直用這種方法暗示他還有話要說，這一次在張愛玲去世的悼念中，聰明的夏志清先生終于說出在這辯護后的另半句話。

　　“’古物出土’愈多，我們對四、五十年代的張愛玲愈表示敬佩，同時不得不承認近三十年來她創(chuàng)作力之衰退，為此，我們公認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現(xiàn)代中國小說家就夠了，不必堅持她為’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

　　也許在他成長的那個時代，夏志清先生就不必再把這句話牙青口白地說出來，但是，不幸，《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蜚聲于另一個時代，一個才能匱乏的中文世界，一個沒有天才和大師、庸碌的時代。對張愛玲和錢鐘書的評價到了這樣一個時代，就自然走了味。

　　張愛玲的不凡之處在于，在四十年代，左派，革命文學甚囂塵上的時候，她寫出那種純粹文學性的作品，描述出那個時代。和那種充滿革命口號和革命情操，帶有非文學眼鏡描述社會的作品相比，張愛玲是出類拔萃的。

　　張愛玲的不凡之處還在于她的中文文字的功底，她的文字干凈清新，然而，人們不應忘記，和前輩作家相比，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白話文發(fā)展已經(jīng)有幾十年了。至于對社會的觀察和生活的感受，張愛玲也有她的聰明獨到之處。這一切，到五十年代，雖然張愛玲并沒有更多的力作問世，卻由于時代更加矮小，愈益顯示出張愛玲的卓越。但是，生在特殊時期，生在中國的張愛玲，如果離開政治和社會純粹評價她的文學價值，她卻最多不過是在文學的基本要求上加上了一點自己的聰明而已。也許這就是生活在黑暗時期，停滯時期的特點，作家花費最大量的氣力做的是，克服各種對文學的扭曲，而不是文學的創(chuàng)作。這對作家來說是一個悲劇，對評論家來說是一個危險。如果把各種停滯時期作家的相對努力絕對化，那就不僅會損害作家的本來意義，也會影響到轉型時期的氣氛。

　　作為一個作家，張愛玲純熟地掌握了文字和文學的基本技巧，但是，和托爾斯泰、托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等大“家“或稱文學大師相比，和中國的曹雪芹、魯迅等大師相比，張愛玲是一個通俗作家。張愛玲的作品，以及她的名言“成名要早“和她處心積慮的塵世生活，都使我們看到，她的觀察和描述清新，擺脫了社會和環(huán)境的束縛，然而，卻遠遠沒有超越社會和人生。作為作家和一般人的張愛玲的最大的特點是一個“俗“。這個“俗“字既使她寫出活生生的生活，讓人們看了叫絕，心跳，又使她追求塵世生活的各種“噱頭“，戲劇性效果。這個“俗“既使她在文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又使她終于寫不出任何超越時代的，象《紅樓夢》、《戰(zhàn)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永別了武器》、《審判》，那樣的傳世作品，也使她終于不能和魯迅同日而語。

　　本來，張愛玲的“俗“在這個時代的意義在于對抗革命文學、左派文學對文學的褻瀆，還文學于它的真正面目，還人們以真正的生活。而在這種意義上，這個“俗“字和“真“字是血肉相連的。夏志清先生對張愛玲的評價正在于此。然而，夏志清先生對張愛玲的推崇，和張愛玲到了下一代人手里，卻只剩下一個俗。經(jīng)過半個世紀，革命文學、左派文學已經(jīng)深入到人們骨髓，這甚至包括港臺和海外的作家，它沒有消退的意思，而是輾轉到“庸俗“來維持自己的存在。繼革命文學、左派文學對文學和人們精神的閹割之后，居然張愛玲的“俗“字今天也成為那批文人繼續(xù)閹割文學和人們靈魂的一把刀。

　　至于錢鐘書及其作品《圍城》也是如此。錢鐘書智力超人，但是，學術和文學成就卻并不是一個僅僅依靠記憶的活動。它其中融有對生活的愛，追求和創(chuàng)造。它不是知識的陳列，而是一種洞穿和超越。就其文學價值，《圍城》甚至不能和張愛玲的作品相比，至多是一部票友作品。但是，錢鐘書的這部文學作品，在那個時代卻確實具有意義。也許應該說它具有很大意義，然而也只是在那個時代。

　　一個旋律適合一個環(huán)境場合，時空錯位就會產(chǎn)生不同甚至相反的效果，尤其是在特殊時代產(chǎn)生的旋律。

　　夏志清先生對張愛玲和錢鐘書的作品的評價都沒有錯，但是，時空錯位，幾成荒誕。人們至今仍然在讀百年以前，乃至數(shù)百年以前的大師的作品，《紅樓夢》、《紅與黑》、《復活》，人們可以預見百年以后，人們還會喜愛《阿Ｑ正傳》，《喪鐘為誰而鳴》、《城堡》、《局外人》和上述作品。但是，在夏志清之后，突然被中文世界吹捧到頂點的張愛玲和錢鐘書，哪部作品能夠和前述作品相比。以后也許會有人讀他們的作品，但是，這些作品卻都是只具有時代的意義，它們沒有超越時代，沒有刺穿人性和參透人生的驚心動魄。那時，人們就會看到夏志清之后的喧噪，幾近荒謬。

　　其實，夏志清之所以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庸碌的、沒有大師的時代，也幾乎是必然的。雖然在西方的多元社會中能夠造成有左派傾向的“大師“，但是，究其本質：其文字、概念、思維方法，對文學和生活的認識，革命文學，左派文學卻不可能造就正常的文學和生活氣氛，不可能造就大師。左派文學生于病態(tài)的環(huán)境，造就病態(tài)的時代。經(jīng)過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從左派文學發(fā)展到極權主義文化的全面統(tǒng)治后，沒有深刻、痛苦的反叛和反省，繼之而來的不是侏儒當?shù)啦攀枪质隆?

　　失去個性，失去靈魂和精神的左派文化，極權主義文化所培養(yǎng)的知識分子，有能力接受的只有“庸俗“。當代大陸文化，及其知識分子淋漓盡至地表現(xiàn)了這種特點。

　　三．漢學家的兩把刀，錯位的學術

　　海德堡大學瓦格納教授在訪談中說，中國知識分子不承認西方的影響。其實，恰恰相反，反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界和知識分子的活動，他們不僅重視、承認西方的影響，而且很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影響。

　　從四九年到七九年，中國大陸社會整整“完全“封閉了三十年。它名副其實地是社會封閉、政治封閉、思想封閉、文化、知識封閉。誠如瓦格納教授在有一次和筆者討論時所說的那樣，這種封閉沒有知識分子的配合、協(xié)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細點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成名的一些年青知識分子，人們必須承認，西方漢學家協(xié)助造就了八十年代以后大陸的知識氣氛。

　　當代西方漢學家在西方社會中是一個很獨特的群體。一方面和前述所呼應的竟然是，西方漢學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左派，甚至是極端的左派、毛澤東主義分子。另一方面由于漢語的艱難，很多學語言出身的“漢學家“，在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專業(yè)卻不是行家。這一點尤其在歐洲尤為顯著。在美國，對中國各類問題的研究是分散在各問題相應的專業(yè)系或研究機構中，在歐洲則一攬子都在漢學系中。這為真正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漢學很多時候已經(jīng)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漢學，即不再是對中國經(jīng)、史、名物、訓詁、考據(jù)之學。

　　前輩史家傅斯年先生曾經(jīng)說，漢學的中心是在中國，當代人類學家張光直在接任臺灣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時說，“要“把中研院辦成當代漢學中心。這一細微變化就是近一個世紀來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起伏的結果。它值得人們思索的是，不是學術成果造成這種結果，而是西方在政治和物質實力的強勢，和中國知識界的心態(tài)。因為，且不論對中國文字典籍的掌握，漢學家仍然遠不如中國知識分子（包括港臺海外），即便說到漢學家所正確看到的、且鄙視的，當代中國大陸知識界的最糟糕的思想方法問題，即治學方法問題，那也是如本文所述，是西方左派，“來自西方“的“共產(chǎn)黨文化“影響的產(chǎn)物。而中國知識界的不正常的心態(tài)，盲目崇洋心態(tài)卻是近百年來的某一部分知識分子努力的結果。它甚至滲透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到如今，要想使中國知識分子、一般民眾在對待西方時恢復正常心態(tài)已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當漢學家現(xiàn)在轉而用另一把刀來批評中國知識分子分子時，中國知識分子當然不應該拒絕這些批評，但是，漢學家們應該想到，一些被某些漢學家所看不起的“學養(yǎng)“不足的大陸知識分子名人，漢學家們對于他們的成名起了很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即便那些共產(chǎn)黨輿論制造出來的名人，如嚴家其、金觀濤等人，漢學家們不也沒有任何批評地進行了推波助瀾的工作嗎！

　　盡管事過境遷，但是，在時間的流逝中自圓其說并非容易的事情，象夏志清先生那樣說了聰明話的人還要亡羊補牢，更遑論其他了。

　　瑞典的馬悅然先生在八十年代末期曾經(jīng)說，北島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中文語言，顧城是一首會走路的詩，楊煉繼續(xù)了先秦。

　　其后馬悅然先生象夏志清先生那樣，婉轉地提到他和北島談起三十年代中國詩人的詩歌，北島顯然不了解。

　　現(xiàn)在，在瓦格納教授的談話中，關于諾貝爾文學獎，他說，“如果你問馬悅然他本人想不想給一個中國人頒獎，他會說北島可以，但是如果你繼續(xù)施壓追問，他也許會說，在差不多一百多個人可以獲獎時，可以提這個北島。但是如果你縮小到五十個、二十五個或者五個人，甚至一個人中，我想，即使由馬悅然一個人做決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個獎也不會頒給北島。你看北島的詩也有很大的問題，他最早的詩有很超脫的獨立性，他的意象和比喻個性很特別，但是兩三年以后，基本上重復原來的意象，新的發(fā)展很少。北島沒有前進，許多中國作家也都是這樣重復自己。倒是有許多中國畫家到了西方，有了很大的突破。“（《開放》，99年3月號，“中國作家沒資格拿諾貝爾獎“）

　　對同一個北島和這一代詩人，美國哈佛大學的李歐梵先生則在他為北島詩集寫的序言《午夜歌手—談北島的詩》中有另一種論述。（臺北，《聯(lián)合報》副刊，95年10月10日、11日）對于北島前期作品《回答》一詩，他說，

　　“我認為這只是幾句口號，而不是詩。當然，念起來，用北京青年那股京片子腔調，’我—不—相—信！’（重音應該放在’不’字，并故意拉長）這幾個字的挑戰(zhàn)—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權威’、’反封建’的教條語境，但是純以詩的立場來讀—至少從一個外界的旁觀者而言—就有點索然無味了�！�

　　“我們很容易在北島早期詩中看到他那一代人的一個共同特征：慣用宏大的抽象名詞（譬如時代、歷史、真理）和充滿激情的意象（如大火、燃燒）以及與大自然有關的字眼（如太陽、雷電）�！�

　　“對我而言，一個詩人最珍貴的一點是他作品的特色和視野，所謂自成一體，對北島這一代人真是談何容易，因為我認為詩人的風格不能建立在藝術的真空，而必須和其所處的文化和語言作不停的’對話’。北島這一代人的文化資源是貧乏的，成長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無從接觸中國傳統(tǒng)，僅能偷偷地從早年翻譯的西方文學（當時是’內部’讀物）中找尋滋養(yǎng)，并用之來對抗主宰一切生活的’毛文體’。然而，在這種環(huán)境下，語言的自覺性變成了一個頗為困難的問題：什么才是詩的語言？什么才是詩人自己的語言？文學的語言和現(xiàn)實的語言關系如何？又如何從現(xiàn)實中引申出詩的語言？這一連串的命題，當我在一九八六年在上海的一個學術會議中提出的時候，有些大陸的當權作家對我頗為反感，而那些對我的看法有反感的人當然更不滿意《今天》所刊出的所謂’朦朧詩’，并斥之為艱澀難懂，而我卻覺得這些年輕詩人正在作語言上的初步嘗試，《今天》上的很多詩都是習作，并不完全成熟。而恰在此時，西方漢學家發(fā)現(xiàn)了北島，一時驚為天人，視為奇才，并附帶把《今天》雜志視為’地下刊物’，吹捧有加。我雖忝為’漢學家’，卻自視為北島的諍友，默默地看他在詩作中掙扎，當然我的基本態(tài)度是同情的，但也在文章中不乏批評�！�

　　他認為，北島在近期作品中得到第二次解放，逐漸有了“比較完整的’個人’—一個詩人的’主體’。“北島“近期的詩寫得越淡，味道反而越濃“，“希望臺灣的讀者不要以臺灣的尺度來衡量它，而以開放的藝術眼光胸襟和情感，來體會它內中的深意。“

　　漢學家之間的這種矛盾之處如何解釋呢？它不是看法不同，而是根本評價的改變和矛盾，是基本評價的轉向。同樣的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對八十年代以來的大陸文學的評價上。近年來顧賓先生對傷痕文學以來的中國文學的負面評價曾經(jīng)招致大陸報紙的攻擊。然而，把張賢亮、王蒙、諶容、張潔、叢維熙、張抗抗、戴厚英等人作品捧為上品，介紹給西方讀者的不就是這些漢學家嗎！而某些作家，及中國的輿論又借助這些海外聲名更上一層樓。

　　下文我們將要具體分析的北島，誠如李歐梵先生所說，被漢學家們“驚為天人“，是漢學家們制造出來的著名詩人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北島則也心領神會地愛護培養(yǎng)他和漢學家們的關系。

　　其實何止北島，大部分靠漢學家出名的朦朧詩人都會非常油滑地在漢學家中混，既知道如何“唬住“漢學家，又知道如何和他們周旋。歷史最具有諷刺性的是，在任何時期的人類社會中都是最不諳時勢的詩人，卻居然被封閉社會和漢學家共同制造出來一個最世故油滑的群體—“詩人群體“。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事實上，人們只要稍微有一點研究能力，進行一點研究，就可以看到，北島語言蒼白，楊煉不了解先秦，顧城只會裝腔作勢，待到裝不下去，就只有裝瘋殺人。

　　問題不是漢學家向西方介紹了中國什么，而在于他們是如何向西方人推薦這些作品的，如果推薦這些作品為諾貝爾獎候選，如果不加批評地推薦上述作家和傷痕文學，看不到它的過渡性質，那當然就會倒西方讀者的胃口，從此不再注視、關心中國文學；
當然會讓人們感到受了欺騙；
當然會產(chǎn)生錯位：學術錯位與人格錯位。

　　如果當年介紹他們，或邀請他們出國時，就讓他們和人們清楚：他們已經(jīng)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他們的語言和寫作方法上基本上是極權主義文化的產(chǎn)物，通過他們可以看到共產(chǎn)黨中國社會的動態(tài)和某些變化。也就是漢學家如果用一把刀，而不是二把刀來對待中國文學，那么就不會有今天的變態(tài)反應出現(xiàn)，北島也不會為“候選“諾貝爾文學獎而弄得自己筋疲力盡，顧城也不會去殺人。這種人格錯位的悲劇，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是漢學家協(xié)助建立的。中文世界的“皇帝的新衣“是漢學家們協(xié)助裁剪的。

　　之所以會如此，一是由于漢學家們對中文的掌握程度，二是由于漢學家對中國詩歌和西方詩歌的修養(yǎng)，三是由于文化差異，漢學家們無法正確把握中國“詩人“的人格和為人技術。其四就是左派漢學家自身存在的學術和思想問題。這是一種錯位的學術

　　對于左派漢學家，確實，人們不能武斷地說，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是由于能力問題，接受不了嚴格的、分析的，必須步步扎實的“啟蒙“主義的經(jīng)驗和理性的方法，而選擇了這種整體式的思想方法。確實，人們也不能說，他們天生地是西方社會的失意者。但是，人們能夠說的是，如果他們在學生時代，出于憧憬，誤信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理解，那么，他們在其后到過中國，看到過文化大革命，了解到東方的極權主義，仍然對極權主義及其文化沒有認識，那就令人遺憾了。事實就是如此，從歌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到推崇傷痕文學，從八十年代初期到今天，某些漢學家從來也沒有離開過中國官方和官方認可的知識界和文學界，從來對極權主義的中國沒有過任何分析。從另一方面說，西方的這一代左派，生長于冷戰(zhàn)時期的左派，就其才能和勇氣也是不能和其前輩相比的。

　　但是，說到底，漢學家們這么“敢“講話，除了在西方了解中國的人極少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知識界“寵“他們和“騙“他們的結果。

　　左派文化，兩把刀的漢學，不可分割地糾織在一起對當代中國文化仍然產(chǎn)生著巨大的，難以名估的影響，當代中國無大師和這種影響有著很深的關系。如何能擺正我們自己的心態(tài)，既吸收漢學家們由西方社會所帶來的好的方法，又能排除掉那種由于我們的自卑而帶來的二把刀的影響，還要避免義和團心態(tài)，對中國知識分子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相關熱詞搜索：當代中國 大師 仲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