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沒有想到再寫一篇關于法律信仰的文章，因為幾年前已經寫過兩篇（《法理論述的三重話語》，載《法制日報》，2000/5/28以及《理性的自我祛魅與法律信念的確證——答山東大學法學院謝暉教授》，載《廣西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在那里我對法律信仰之說進行了一些批評，我自認為已經辯明了法律信仰這一說法，但最近得到清華大學法學院許章潤教授編輯的《法律信仰——中國語境及其意義》（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下引此書，只注頁碼）一書，細讀之后，使我感到有必要對這一論題進行重新申說。需要指出的是，因為最近一直在潛心研讀許章潤先生的一系列法學論著，對許先生標舉漢語法學之幟深為嘆服，深感此乃中華學人在法學上之成熟標志，欣喜之余，卻忽見許先生也持法律信仰之說，頗為訝異，私心以為，法律信仰之說者，漢語法學之毒素也。因此不揣冒昧，特撰此文向許先生進言，意在擯棄法律信仰之說，使?jié)h語法學步入康莊之道。

　　在上述兩篇小論文中，我表達了這樣一些基本觀點：第一，人類迄今為止對于法律的論說實際上已經經歷了三種形態(tài)，其一是神圣論述，其二是獨斷論述，其三是理性論述。在今天，人們已經無法從理論上來論證神圣性的可能性了，而訴諸于歷史的獨斷論說也因為其中掩蓋著的末世論言說方式而被拋棄了，有鑒于此，我認為只有運用我們人類的理性來論證我們生存的世界的合理性與正當性。第二，今天欲在中國法律思想中引入法律信仰這一神圣論述是不可能的，我認為這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中國源遠流長的思想文化缺乏神圣之維，一是當今世界文化也已進入“祛魅的時代”。當然人們可能認為沒有可以引進，不過歷史的經驗表明，漫長的中國文化是無法接受神圣的言說的，何況今天？！我進一步認為，強行在中國引進法律的神圣論述只會與專制的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有利于集權與專制，而對當今中國正在進行的憲政訴求形成逆向制約，這樣一來，其結果是與那些倡導法律信仰的人士的本意相左的。第三，我們只能回到現(xiàn)世的生活世界來論證法律的正當性，我認為這種論證只能訴諸于人們的理性，而不能訴諸于神圣，甚至于歷史也是不可能的。當然，這一所謂理性論述是建立在人具有講理的能力這一假說的基礎之上的。今天人們之所謂理性主要就是指人具有一種講理的能力而且具有一種講理的愿望和講理的制度設計，這可以看成是一種程序的理性，它可以與以前思想史中所講的實質的理性區(qū)分開來。在這種一種看法的指引下，我提出了一種法律信仰的替代方式，即在一個現(xiàn)實的生活里面，我們對于法律所采取的態(tài)度只能是對它抱有信念，相信它在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能夠起到一定的作用。法律信念而不是法律信仰，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很顯而易見，其理論基礎是很不相同的，這就是我所謂的理性論述。我們對于法律的態(tài)度是理性的，而不是盲目的，我們之所以相信它，是因為它對于人類的生活具有一種規(guī)范調整的作用，而不在于它的神圣淵源，或者出自于歷史的命定選民的強制命令。這種理性論述隱藏著一種法律言說的“修辭論轉向”。這意味著，我們只有通過我們的言說而存在于這個世界上。

　　我今天依然堅持我的上述基本看法。我的這篇小文是準備在上述看法的基礎上對許章潤先生所編輯的這本書加以評說并同時對自己的前述觀點再行申說與補充。

　　《法律信仰——中國語境及其意義》除前面許章潤先生撰寫的一個“編者說明”之外，主體部分依次分成“理念”、“場景”和“實踐”三個部分。我先就本書的主體部分加以評說，最后及于許先生自己的“編者說明”。

　　在“理念”這一核心部分，共收有劉旺洪、姚建宗、陳金釗、黃文藝四位先生的四篇論文，份量最大。顯然，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是申明法律信仰的本質。我認為，法律信仰這種言說方式在當代中國的出場既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其必然性而言，主要是當代中國法制的現(xiàn)代化轉型所引發(fā)的，“當代中國法制正處于由傳統(tǒng)人治型的法律價值-規(guī)范體系向現(xiàn)代法治型的法律價值-規(guī)范體系轉型的歷史時期�！保▌⑼�洪語，第3頁）就其偶然性而言，是美國著名法律史學家伯爾曼的著作《法律與宗教》被譯介至國內所引發(fā)的，人們對其中所謂的“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句獨斷式的文句感慨不已，于是在未經反思的情況之下將中國法制的不盡如人意之處一古腦地歸咎于在中國沒有法律信仰，于是自然的邏輯就是，要在中國建設現(xiàn)代法制，必須在民眾中建立起法律信仰！朱蘇力先生就此說得對，“這一句話更多的是表達了一種有理由的情緒和期冀：法律在中國缺少一種神圣性，希望中國的法制建設有更大的發(fā)展�！保ǖ�132頁）但是情緒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同樣，希望也不能代替現(xiàn)實。人們在這樣一種情緒化的主宰下是不可能對法律信仰進行深刻的思考的。在這里，我簡要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人們是在一種怎樣的矛盾心態(tài)中匆忙地探討這個問題的。

　　請看這一段：“法的信仰是社會主體對社會法的現(xiàn)象的一種特殊的主觀把握方式，是社會主體在對社會法的現(xiàn)象的理性認識基礎上油然而生的一種神圣體驗，是對法的一種心悅誠服的認同感和依歸感，是人們對法的理性、感情和意志等各種心理因素的有機的綜合體，是法的理性和激情的升發(fā)，是主體關于法的主觀心理狀態(tài)的上乘境界�！保▌⑼�洪語，第4頁）這一段可以說是法律信仰倡導者們分析這一問題的一個經典的標本，不幸它是十分情緒化的、邏輯混亂的而且是不知所云的，缺乏基本的分析層次。我想問，法律信仰到底是神圣的，還是理性的？到底是理性的，還是情感的？我們得到的回答仿佛是，它什么都是，它集中了一切美好的東西！我在這里面看到的是一片混亂！這使人不禁想起50年代朱光潛先生對一位美學愛好者對于美所下的定義，美是一切美好的東西，可是美究竟是什么呢？

　　再看一段：“法治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法的神圣化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在法的神圣性（也就是法的宗教性）被強化的同時，法的價值蘊含得到了極大的提高。正如伯爾曼所說的，‘所有法律制度都不僅要求我們在理智上承認——社會所倡導的合法美德，而且要求我們以我們的全部生命獻身于它們。所以正是由于宗教激情，信仰的飛躍，我們才能使法律的理想與原則具有普遍性�！瘜嶋H上，在任何一個社會，法律本身都促成人們對法律自身神圣性的信念。”（姚建宗語，第34頁）這一段話中包含著一個基本的誤解，法治化的過程恰恰不是一個神圣化的過程，相反卻是一個解神圣化的過程，關于這一點，韋伯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經典論證。不幸的是，我們的法律信仰言說者們竟一廂情愿地認為法要求人們獻身，實際上，只有宗教才要求人們獻身，法只不過要求人們遵守它。有意思的是，這段話中出現(xiàn)了“信念”一詞，我不知道作者是否意識到了其中的矛盾，既然是信仰，怎么又是信念？

　　舉出這兩段略加分析就夠了，它充分表明法律信仰作為一種言說方式在當代中國學者這里的混亂不堪。因此試圖作為“理念”來加以張揚的法律信仰是不可能成立的。這里已經涉及到了信仰與信念兩個詞，那么我可以對我上述的兩篇論文略加補充，因為我是堅決反對用法律信仰的，而主張用法律信念取而代之。其中的理由我已經在《理性的自我祛魅與法律信念的確證——答山東大學法學院謝暉教授》一文中作了一些說明。但在那里主要是一個學理上的說明。我想在這里再提供一個翻譯上的說明以資補充。在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名著《純粹理性批判》一書的“第二版序”中，有一個著名的翻譯上的爭執(zhí)，即glaube是翻譯成“信仰”呢還是翻譯成“信念”？在現(xiàn)有的譯本中，主張翻譯成“信念”的是著名翻譯家韋卓民先生，他是這樣給我們解釋的：“信念是原德文的glaube之譯。不應譯為信仰，德文的der glaube在宗教上譯為信仰，但是在日常行動上則當譯為信念。例如在實踐上，沒有科學根據(jù)就不能說某種作法是正確的，但是在當前的具體情況下，我們相信這樣做是對的，那就是信念。”（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韋卓民譯，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1，頁25）我認為韋先生的理解是非常正確的，非常符合康德對信念一詞的詮釋，這可以與康德在另一處對信念的解釋來相互印證，他說：“如果視其為真只是在主觀上充分，同時卻被看做在客觀上是不充分的，那么它就叫作信念�！保�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頁623）我所說的法律信念正是因為我認為人類根本不可能全盤掌握事物的規(guī)律，對于人類制定的法律，我們只能相信它，而不能盲從它，至于全盤掌握世界的規(guī)律，那是上帝的事，所以伯爾曼在講法律信仰的時候，實際上他是在講信仰上帝，可是我們的法律信仰論者卻不深察之，在無意識中以人僭越上帝之位，這在當代中國法制建設過程中不是恰恰在慫勇一種地地道道的人治嗎？！

　　第二部分是“場景”，這一部分共收有許章潤、鄭云波兩位先生的兩篇論文。與前一部分比較起來，這一部分顯得非常單薄，按照許章潤先生的意思，這部分“意在拓展論域，將法律信仰置于民族國家、制度轉型的深廣背景之下，以及在與宗教信仰的比較中，進一步提示其豐富的文明內涵與歷史牽連�！保ň幷哒f明，第12頁）不過在我看來，將法律信仰置于民族國家的場域之中卻是歷史時空的錯位。以西方的歷史發(fā)展進程來審視，建立在上帝信仰基礎之上的宗教信仰與法律信仰是在一個前民族國家的歷史時代，而民族國家與現(xiàn)代法制則是在一個上帝退隱的場域中建構起來的。我的觀點是，場域（民族國家與現(xiàn)代法制）沒錯，錯的是場域之中所建構的法律信仰，按照我前面表達的看法，在民族國家與現(xiàn)代法制的場域之中，只能建構起解神圣化的法律信念，當然在西方，法律信念與法律信仰是有一定關系的，后者可以成為前者的背景，但是在中國，欲建構起漢語法學，其根本困境在于，一個沒有神圣背景的國度里面如何建構起人們能夠相信的法律，試圖從外部輸入一種神圣性，且不問這有無可能性，但是請問，這樣的漢語法學還是漢語法學嗎？那只能被稱之為西方法學，而漢語法學之能成立，在我看來，正是從非神圣性的基礎上建立起中華民族關于法律的系統(tǒng)學說與理論。我還想在這里強調一點，即就場景而論，我們中華民族實際上正處在兩難之中，一方面，我們民族國家建設的使命還沒有完全完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已然向我們襲來，這兩個方面是有著深刻的矛盾的，所以，當代中國漢語法學必須深察之，唯有如此，才能建構起系統(tǒng)有力的言說理論。

　　“實踐”是第三部分。這一部分收有朱蘇力、范愉、范進學三先生的三篇論文。這一部分表面上看來好象是法律信仰如何在實踐中得到了貫徹，可是我的解讀卻表明，法律信仰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是如何被解構的。比如我讀到了這樣的句子：“法律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尤其在經濟生活中，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今的學生們可讀的法律書多了，在市場的熏陶下，他們也顯然更為現(xiàn)實了，甚至連論文選題以至文風也都有所轉變。似乎，法律必須被信仰作為一個學理的問題已經由于社會的巨大發(fā)展和法律日益顯赫而消解了�！保ㄖ焯K力語，第132頁）在一個缺乏神圣性的國度里面，這太容易理解了，在這樣一個社會倡導神圣性無異于引驢入黔，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這是實踐對法律信仰這種神圣論說的解構。這提醒我們，欲構建漢語法學，并不是要強行引入神圣性，而是要在非神圣的基礎之上發(fā)掘出生活的真義。此外，我還能看到法律信仰在理論上的被解構。請看這一段：“中國目前處于一個重要的歷史變革和以大規(guī)模立法為主要特征的法制建設時期，我們即使有心卻也無法保證所立之法均為適應人們需要的法律。立法者和其他人一樣都會出錯和出偏差，他們對社會交往、合作規(guī)則的認定可能與普通人以實際活動體現(xiàn)出來的判斷有差異，他們并不會僅僅因為進入了立法機關或在立法機關工作就一夜之間具有上帝的全知全能，洞察一切。因此，要使所制定的法律能夠為人們所信仰，除了其他必要條件之外，最重要的也許就是要關注法律的實際效果，關注和重視（這并不一定意味著遷就，當然有時遷就不可避免）最大多數(shù)普通人以他們的實際行動表現(xiàn)出來的對于法律的反應�！保ㄖ焯K力語，第135頁）法律信仰之能成立，全賴于上帝為人所制定的法律，所以法律信仰本質上就是上帝信仰，但如今，法律是人制定出來的，這一點我們無法否認了，以前是上帝制定法律讓我們去遵守，現(xiàn)在上帝退隱了，或者說上帝讓我們人自己管理自己，因為我們人類已經長大成人了，不需要上帝的庇護了，可是我們人類為什么看不到這一事實，竟還以為自己仿佛沒有長大似的呢？是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們有缺陷，我們制定的法律當然也會有缺陷，不過這有什么關系呢，我們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中創(chuàng)造自己的法律生活，這要哪門子法律信仰呢？！不僅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xiàn)代法制國家將如此，而且全人類將作為全球性的法制社會也將如此，因此人類生活的實踐將是人類理性的實踐，而不是信仰的實踐。上帝不會看我們，可能在最深處看著我們的，是我們人類自己的良知。良知是不需要信仰的。

　　最后我們來看看許章潤先生的“編者說明”，我們大概可以就我們前述的評說作一個總的結論了。許先生在其中這樣告訴我們，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還，漢語法學界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關于“法律信仰”問題的研究成果，“從一般性的探討、基本概念的分梳，到專題性的研究，特別是力爭以中國語境為立論點的研究，表明中國的法學公民對于這一問題漸有自覺，并給予了一定的重視。已經刊行的研究表明，對于法律信仰問題的探討拓展了漢語法學的論域，推動了漢語法律智慧認知層次的深化�！保ň幷哒f明，第1-2頁）正如本文開頭所表明的，我對許章潤先生探討漢語法學心懷敬意，并認為這是中國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不過就法律信仰這種神圣論述來說，我是不同意許先生的上述判斷的，我想說，這些研究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是總的來說，這些研究是建立在一種對于歷史時代發(fā)生錯位的觀念之上的，我們只能將它看成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過程中所掀起的一波轉瞬即逝的理論漣漪，它實際上是沒有什么理論價值的，許章潤先生的漢語法學本應該將它作為自己批判的對象，卻很不幸竟將它作為自己理論的一個構成部分，這是我深感憂慮的，這也是我撰寫此文的一個根本原因，我真誠地希望許章潤先生的漢語法學能開創(chuàng)中華法學的新境界，至于我的這篇小文，可能并沒有多大的價值，正象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它的價值可能是一個梯子的價值，人們藉之爬上樓之后就可以將它扔掉了�；蛘咦疃嗳缈档滤�言，只不過具有一種否定的價值。所以如果說它有一點價值的話，它的價值僅僅在于，它無非是法律信仰這一神圣論述的一曲挽歌，一首安魂曲。它努力想表明的是，我們要面對現(xiàn)實，神圣的時代早已經過去了。我非常欣賞朱蘇力先生在其所著的《法律如何信仰？》一文中所引用的葉芝的一句話：“我們不能靠掩蓋思想中的懷疑因素來建立一種虛偽的信仰�！保ǖ�131頁）漢語法學怎么能建立在一種虛偽的信仰之上？！

　　許章潤先生這樣為我們設問：“信，還是不信，這是一個問題�！逼鋵嵾@種哈姆雷特式的困惑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欲在中國法律界引入法律信仰的論說，正如哲學界試圖引入基督的論說一樣，都是神圣論說的表達形式，其用心良苦，可惜是無法成立的。

　　對于當代中國思想界來說，不論是法律界，還是哲學界，思想的任務是在一個缺乏神圣的話語的國度里面論證行為與思想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其實，這也不僅僅是中國思想界的任務，同時也是當今人類在一個后神學時代里所共同面臨的根本任務。

　　魏敦友

　　于廣西大學法學院200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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