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躲貓貓”事件的真相，如大家所料到的，終于經(jīng)有關方面證實了。在云南晉寧縣看守所蹊蹺死亡的李蕎明，是在負責看守的警方人員不在場時，被牢頭獄霸毆打致死的；
而據(jù)說“這個監(jiān)室，確實有發(fā)生多次毆打新進(來的)人員的這么一種犯罪行為”。

　　如果說云南晉寧此案發(fā)生在看守人員不在場時，那么，律師黎朝陽羈押在廣西興安縣看守所忽然死亡，卻是看守所長授意有關警察指使同監(jiān)舍其他在押人員實施虐殺的。沒有說這些兇手是牢頭獄霸，該算是看守所依靠的“積極分子”吧？

　　說李蕎明死于“躲貓貓”人們?yōu)槭裁床恍�？說黎朝陽律師死于“青年猝死綜合征”人們?yōu)槭裁床恍�？因為人們知道，在看守所、監(jiān)獄、勞改(教)農場一類地方，不但有“老傳統(tǒng)”即古已有之的牢頭獄霸，而且有“新傳統(tǒng)”即后來為烈的“積極分子”。即使像云南李蕎明死亡事件中，警方最后承認是“牢頭獄霸”之所為，而這些兇手是不是也曾被看守所當作“積極分子”來依靠，來利用，也還是值得一問的。這些地方的“意外死亡”、“突然死亡”，不能不使人往他們身上去想。

　　人們的認識有古今中外多種多樣的參照系。過去，這樣的司法丑聞是“不得外傳”的，不論有罪無罪，從那“不得見人的地方”出來時，都被告以“出去不許瞎說”，說了要負“法律責任”的，云云。直到改革開放后，還有記者因涉及公安干警負面行為的報道而受到不應有的追究。然而，縱使親友中沒有曾被拘留、監(jiān)禁的人，沒有聽過這方面可信與不可信的傳言，但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里，經(jīng)歷過群眾性的政治運動(或稱政治性的群眾運動)，那依靠積極分子對斗爭對象(包括對預設的對立面，對假想敵)的秘密調查，公開圍攻，乃至動手施以體罰肉刑，都是聽慣了看慣了的�？v容打人的指導思想，是不能給積極分子“潑冷水”，自然也不是完全放手，是以不致打死為限加以控制，這樣就可算“掌握政策”了。

　　李蕎明和黎朝陽都是在尸檢時，發(fā)現(xiàn)了若干也許不是立時致命的舊傷痕舊腫塊。若是沒斷氣，應該也在看守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吧。若是沒致死，親屬怎么會知道他們在押的家人身上有傷，更不會有人在網(wǎng)上曝光了。

　　那些成為“積極分子”的，自有他們采取“積極”態(tài)度的正當理由。那就是協(xié)助監(jiān)督其他人員“端正態(tài)度”，遵守監(jiān)規(guī)，以至“認罪服法”。他們都被賦予了必須積極檢舉揭發(fā)的義務，由于這成為“立功贖罪”的條件，所以能極大地調動在押人員“匯報”的積極性。

　　歷史上政治斗爭的戰(zhàn)術和策略之一就是“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利用某一集群中或有的矛盾，爭取利用某些人，孤立并打擊某些人，那么，鼓勵告密或稱檢舉揭發(fā)，不失為必要的手段。對已經(jīng)在押的勞改、勞教人員，無須許以經(jīng)濟報酬，現(xiàn)成的就有政治帽子的威懾！

　　是先有在對付刑事案件的偵查中使用線人一類做法，然后施之于政治斗爭呢，還是把政治斗爭的一些做法(從縱橫捭闔到有打有拉)泛化到刑警工作乃至一般社會生活中去了呢？這有點像“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高難問題了。然此風一開，各級有關人員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利用在押犯互相告密就成為難免的事。其實這也不是什么創(chuàng)造，在中國的公案小說和外國的影視作品里早就不厭其煩地講過這樣的故事了。

　　近年有好幾位文史學者發(fā)表過關于告密傳統(tǒng)的考證。我讀史不多，卻買過一本雍正皇帝的密折，讀了這位勤政皇帝對密折的批示，什么名家高手吹捧雍正的文章影視我都嗤之以鼻了。不過，古之告密，大體上還是在幕后進行的。因為那時候不搞群眾運動。后世則未必然。一到政治運動來了，你看平時的“有心人”，在會上能夠拿出小本本，一條一條地給你翻出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某地你對某人說過什么話，在場的還有某人等等，原來都已記錄在案。

　　這一套后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是一般沒有享受到真正公民權利的普通公民，而且連高級干部、開國元勛也深受其苦。于是在艱難的“撥亂反正”之際，葉帥提出黨內斗爭不得再沿用對敵斗爭的方式，胡耀邦提出隱秘斗爭不應針對人民群眾，云云，都是大得民心包括正直的黨員之心的。他們不愧為杰出的政治家，一句話就說到了點子上。只是他們沒有能夠繼續(xù)深入，并在有生之年，在任之期，努力促成它落實到法治建設中去。

　　今天的年輕人，看國外警匪片、國內電視劇，處處有線人、臥底，“無間道”，諜影重重，英雄孤膽，看得緊張過癮，甚至心向往之。他們想必是想像自己處于“正方”，才能這般心安理得。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兄一不是殺人放火的黑道，二不是走私販毒的幫伙，卻在很長時段里，曾經(jīng)生活在被監(jiān)控、被告密的恐懼之中，因為他們的政治生命以至肉體生命被掌握在不知以什么名義出現(xiàn)的牢頭獄霸(還有“董超薛霸”)之手。這就是為什么從歷史深處走過來的幾代人，從心底向往著“免于恐懼的自由”，期望著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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