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兩會,事關民生的醫(yī)療、教育和住房都會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說實話,雖然有的委員、代表在討論國是時仍顯得名不副實,不知所云,但也有很多委員、代表越來越能講真話,直陳時弊。對于問題的癥結,他們也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是這些問題年年會上講,講完就拉倒,似乎都是不談白不談,談了也白談。

　　比如,對于看病難看病貴,盡管也有醫(yī)療界委員聲稱不是事實,但公眾至多當相聲聽。醫(yī)患矛盾由來已久,而醫(yī)院也有委屈,多數(shù)醫(yī)生的工資收入并不高。問題出在哪兒?政協(xié)委員、中華醫(yī)學會副會長吳明江近日說,目前中國的公立醫(yī)院并非真正公立,“我們的‘公立醫(yī)院’,國家投入的部分只占10%,醫(yī)院需要自籌90%的資金,這些資金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從患者身上來的。這樣的投入水平,自然使得患者負擔沉重”。

　　又如針對大學行政化的問題,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xié)提案委員會副主任邵鴻在會上發(fā)言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干預日益強化,大學越來越像行政單位而非獨立的教學科研機構,高校辦學自主權不斷受到擠壓。這一做法客觀上強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識,嚴重制約了大學的改革和發(fā)展。因此他建議,淡化行政權力對高等院校的約束和干預,明確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級別,改變大學校長的產(chǎn)生方式,民主遴選大學校長。

　　可以說,今天人們已不諱言,許多社會問題實際上就是體制問題。我相信這些委員、代表說的都是事實,也是癥結所在。其實高校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學費的增加。對于高校體制,教育部副部長也坦言,大學校長任命是現(xiàn)有體制的產(chǎn)物,不是教育部單方面可以改變的。有意思的是,醫(yī)療方面提出的問題是公立醫(yī)院不公立,政府部門放任不管；
教育方面提出的問題是學術單位像衙門,政府部門管得太多。但說到底,問題的實質是一樣的,都是政府部門權責不對應的體制體現(xiàn)。

　　計劃經(jīng)濟時代,政府權力很大,但責任也很大。改革開放以來,公眾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有了許多自主的空間,政府的責任小了,但權力卻沒有縮小,甚至反而越來越大。該負的責任不負,如公立醫(yī)院的運作；
該放的權力不放,如高校的體制。既然是公立醫(yī)院和大學,政府就應有所投入,對于納稅人就不應當收費過高。結果造成醫(yī)院被迫搞創(chuàng)收,檢查費、手術費和藥費居高不下,高校則學費增加,學官泛濫,學術低下。而承受社會詬病的卻是那些普通醫(yī)生和教師。

　　可以將這一切看成是轉型期的問題,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說,這些問題都可以看作是過去時代的遺存,需要時間去解決。比如在美國,私立醫(yī)院和大學收費較高,但水平也較高,公立醫(yī)院和大學則收費相對較低,公眾可以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濟情況作出選擇。而我國改革尚未走到這一步,政府的責任仍然很大。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對于某些權力部門,責任是越小越好,權力是越大越好。不想擔責的就不管,推給社會,想要管的就堅決不放權,高度集中。

　　從改革開放的歷史看,其重要一點就是政府對社會放權,就是社會自主,政府則向服務型政府轉型,而目前的公權力越來越大,越來越不受限制,這無疑是違背改革的方向和公眾的意愿的。體制改革議了多少年,對于某些社會問題的癥結,有識之士不是沒有看到,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關鍵就是某些權力部門利益所致。近日,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屈萬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醫(yī)保基金大量結余的情況不正常,為地方和部門挪用制造機會,“老百姓看病難看病貴,可那么多基金還放在那里,違規(guī)使用醫(yī)�；�金的行為還屢禁不止”。可見看病難的問題其實很簡單,還是由于地方政府的失職。

　　只有真正具有服務型政府的意識,才能該負責的負責,該放權的放權。為了民族的未來,推動體制改革,建立起一個限權問責的社會良性體制,已經(jīng)勢在必行。

　　作者系南京大學教授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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