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章介紹西方政治學研究中對民主化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的發(fā)展，尤其是1980年代所謂 "第三波" 民主化以來學術界對民主化問題的最新探索。大體上，1950-1960年代是民主化研究的第一個高峰。當時起主導地位的是政治學中的"現(xiàn)代化理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的民主化是經濟成長，社會現(xiàn)代化后（表現(xiàn)為教育的普及，大眾傳媒深入社會，中產階級的興起等）才會出現(xiàn)的結果。同一時期，學術界也非常關注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問題。七十年代末開始，南歐的西班牙，希臘等國出現(xiàn)民主化，隨后拉美各國出現(xiàn)大面積的民主化。以此為動力，民主化研究出現(xiàn)了一個新高峰。這一時期的主要理論貢獻是后來影響巨大的"和約"（pacting）理論，關注民主化過程中政治精英的相互角力與互動。和早期現(xiàn)代化理論強調結構性因素（經濟水平，社會階級等）相對，"和約"派強調的是事件中的人的因素（actor-centered）。1989年以后，全球范圍內的民主化浪潮洶涌澎湃，隨后民主化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更加開闊的時期。學者們對影響民主化各種因素的研究，涉及社會經濟結構，公民社會，經濟精英，政治文化，公民的政治行為，種族關系，歷史遺產，國際環(huán)境等等各個方面。同時，轉型之后的民主制度的穩(wěn)定化（consolidation），以及民主建立之后民主制度的質量（quality of democracy）等問題也被廣泛研究。本章主要介紹民主化研究中上述重點領域及其主要結論，討論當前民主化研究的前沿問題，并提供一個理解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民主化的理論框架。

　　正文

　　本章的重點是介紹西方政治學界對民主化的比較研究。當代民主化的研究，基本上是從1950年代開始的。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不少新興的民族獨立國家都采用了一黨制或其它各類專制政體。同時，和當時世界政治的局勢有關，民主國家（及西方國家）的學術界非常關注第三世界國家如何進入民主世界的問題。大體上，1950-1960年代是民主化研究的第一個高峰。當時起主導地位的是政治學中的“現(xiàn)代化理論”，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是經濟成長、社會現(xiàn)代化后才會出現(xiàn)的結果。七十年代末開始，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國發(fā)生民主化，隨后拉美各國出現(xiàn)大面積的民主化。后來學者們將此稱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這一波的民主化浪潮也推動民主化研究出現(xiàn)一個新的高峰，推出了著名的“和約”轉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民主化的主要動因是政治精英的主動選擇，和社會因素如階級結構、群眾運動等無關。1989年以后，全球范圍內的民主化浪潮洶涌澎湃，隨后民主化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更加開闊的時期。學者們對影響民主化各種因素的研究，涉及社會經濟結構、公民社會、經濟精英、政治文化、公民的政治行為、種族關系、歷史遺產、國際環(huán)境等等各個方面。同時，轉型之后的民主制度的鞏固（consolidation）以及民主的質量（quality of democracy）等問題也被廣泛研究。

　　本章分為五節(jié)。第一節(jié)我們介紹有關民主化的幾個主要理論流派。第二節(jié)介紹學術界對民主化的過程和民主鞏固等問題的研究。第三節(jié)簡要介紹幾個和民主化有關的理論問題，包括公民社會對民主化的作用、國家建設和民主化的關系等。第四節(jié)在總結現(xiàn)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理解現(xiàn)代化過程中民主化的框架。隨后第五節(jié)結束全文。

　　第一節(jié) 民主化理論綜述

　　我們首先介紹西方政治學界有關民主化的主要理論流派或譜系。最主要的是現(xiàn)代化理論和精英轉型理論。兩者的區(qū)別在于，現(xiàn)代化理論強調一國結構性因素如經濟水平、全民受教育的程度等對民主化的作用，而精英轉型理論則認為理解民主化的重點應當是政治精英的行為。其它的理論也大體可以歸入這兩類范圍：一類強調結構性因素，一類強調政治參與者的行為選擇。這里簡要介紹現(xiàn)代化理論、精英轉型理論、社會結構理論、政治文化、依附理論、散播效應等。

　�。ㄒ唬� 現(xiàn)代化理論

　　現(xiàn)代化理論是研究民主轉型最流行的理論。它是二戰(zhàn)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歐洲殖民體系崩潰、全球逐漸形成美蘇爭霸的產物�，F(xiàn)代化理論的目的，是要解釋世界歷史發(fā)展的現(xiàn)實和未來，其范式起源可以追溯到馬克思.韋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批美國學者以《政治發(fā)展》和《經濟發(fā)展與文化變遷》兩份雜志為主要陣地，發(fā)表了一系列關于大眾傳媒、官僚機構、教育等的文章，逐步形成了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學派。

　　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認為社會變遷是單向度的、進步的、漸進和不可逆的。這樣一種變遷過程推動社會從低級到高級發(fā)展，從而后進國家會沿著先進國家的發(fā)展軌跡前進。一些學者把社會進化分成五個階段，其中最高階段是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在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看來，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是二元對立、互相排斥的。Lipset在1959年發(fā)表的《民主的一些先決性社會條件：經濟發(fā)展和政治合法性》，提出了民主與社會經濟發(fā)展有關的觀點,是現(xiàn)代化理論的開山之作(Lipset, 1959)。他認為社會經濟越發(fā)達的國家，就越有可能建立持久的民主。他運用數(shù)量方法，在發(fā)展和民主之間建立正相關關系。他選擇歐洲和西方英語國家為一組，與拉丁美洲進行比較。兩個地區(qū)各有民主和專制國家。他發(fā)現(xiàn)，無論采用何種經濟發(fā)展指標，越是民主程度高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表現(xiàn)就越好。他強調中產階級在化解社會沖突中的重要作用，認為社會財富的增加會改善工人階級的狀況，削弱極端主義的吸引力，從而使整個社會傾向于民主制度。Lipset 所運用的方法被后來者廣泛采用。不少學者們使用人均收入作為社會發(fā)展的指標，試圖找出社會發(fā)展與民主制度之間的實證關系。

　　到1970年代，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遭到猛烈抨擊。批評者認為，現(xiàn)代化理論將現(xiàn)代化看成一個線性的過程，把西方發(fā)達國家看成高級社會，而把第三世界國家看成低級社會，反映了學者們以西方為中心的種族優(yōu)越感。新馬克思主義者甚至認為這種理論不過是為美國侵略第三世界提供理論依據(jù)(Frank, 1967)。批評者同時指出將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對立的謬誤，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紛繁眾多，各個國家存在不同的價值體系，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不完全是互相排斥的。在方法論上，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直接從特定時間的部分數(shù)據(jù)中推導出通用性的結論，完全不考慮歷史性的問題。另外，經典現(xiàn)代化理論過分強調內因的作用忽視了外因對政治變化的影響。

　　其后，一些學者對現(xiàn)代化理論進行了修正。他們不再把現(xiàn)代化等同于西化，也不再把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對立起來；
同時，他們也不再把現(xiàn)代化當作一個線性的過程，而更多關注過程和事物發(fā)展的順序。最著名的是亨廷頓。他放棄了早期堅持的普遍性假設，認為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不同時代是不相同的,而導致上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因素，也與導致下一次浪潮的因素各不相同(Huntington, 1991)。Diamond也認為，民主與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是不穩(wěn)定的，在不同歷史時期中是不同的(Larry Diamond, 1992)。他們也承認階級結構變化的重要性，認為中產階級的發(fā)展對民主至關重要，而在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普遍貧窮和少數(shù)精英對立的社會里，很難產生持久穩(wěn)定的民主(Huntington, 1991; Inglehart, 1997)。新的現(xiàn)代化理論也更強調國際因素的重要性。如亨廷頓就認為，在集權國家的民主是被國際傳媒和相鄰的民主國家激發(fā)的（有人戲稱為CNN效應）。外在的因素還包括美國對民主政權的支持、蘇聯(lián)取消對東歐政權的保護、梵蒂岡在支持民主運動問題上態(tài)度的轉變、外債危機、經濟發(fā)展水平等。

　　綜合各項因素，亨廷頓指出，中等收入的國家是最有可能發(fā)生民主化和自由化的(Huntington, 1991)。在衡量發(fā)展的指標上，新的現(xiàn)代化研究也注意選取經濟以外的其他指標。他們認為，由于社會財富可能極度分配不均，人均收入指標并不能準確反映一個國家的狀況，而非經濟指標反而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發(fā)展水平。通過分析135個國家40年間的數(shù)據(jù)，Preworski等（1997，165）發(fā)現(xiàn)，所謂社會經濟現(xiàn)代化刺激民主政權建立的說法得不到實證支持。量化分析表明，經濟發(fā)展水平提高，從專制政權到民主政權的轉型的幾率未見得也會提高。另外一方面，他們的分析證明，對于已經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而言，經濟發(fā)展越好，民主成功的可能性越大。[1] 總體來講，現(xiàn)代化理論的核心觀點正確的(Larry Diamond, 1992)。但到究竟社會經濟現(xiàn)代化如何造成民主化，學界所知甚少。

　�。ǘ�） 精英行為、轉型理論

　　從1970年代開始，一大批國家從專制體制過渡到民主制度。這就是所謂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如何看待這些轉型的發(fā)生，如何評價政治精英在其中作用，是民主化理論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研究拉美民主化的學者提出了著名的轉型理論（Transition Paradigm）(Guillermo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這一思路認為，政治轉型都是專制政府內部政治精英分裂的結果，而和社會結構、經濟發(fā)展、公民壓力等高層政治以外的因素關系不大。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主轉型似乎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堅稱階級結構等宏觀因素于政治變化沒有關系，終歸讓人覺得難以信服。事實上，在這一理論提出若干年后，在1990年代初期蘇聯(lián)解體和非洲的民主化進程中，大部分例證都不是統(tǒng)治集團的分裂造成的。

　　毫無疑問，政治精英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能否從專制到民主成功的過渡，很大成都上取決于政治領導階層的利益、興趣、價值、行為，取決于他們在過渡中的地位是否安全，存在何種機遇和危險(Di Palma, 1990; Guillermo O"Donnell, Schmitter, & Whitehead, 1986)。但是精英與民主化之間是不是直接的因果關系，精英行為與群眾運動之間又是什么樣的關系？事實上，民主化自然是精英行為的產物，但精英必然要受到群眾運動的極大影響。這種影響大體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方面，長期社會發(fā)展創(chuàng)造的條件，帶來群眾運動的發(fā)生，對精英施加了變革的壓力，使政治變革成為可能。另一方面，群眾運動適時地、適當?shù)販p弱，又緩解了掌權精英對被清算的恐懼，從而有助于實現(xiàn)從專制向民主的平穩(wěn)過渡(Geddes, 1999)。[2]

　　轉型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精英之間的合約（pacting）導致成功的民主轉型(Karl, 1990)。所謂合約，是指互相斗爭的精英通過談判達成合約，實現(xiàn)在各個集團之間分享權力、分配利益、形成政策、將其他集團排斥在外的目的。拉丁美洲和南歐的例證支持這一觀點（在非洲則沒有發(fā)現(xiàn)相應的例證）。與此相關的是一個“主動政權”的論點，即一個專制政權如果積極參與到談判中，相對于面對危機而被動參加到談判中的政權會得到較有利的結果。象智利和巴西一樣統(tǒng)治效率比較高的軍事政權，通過主動談判實現(xiàn)過渡，能夠保證原有政府中的一些官員繼續(xù)發(fā)揮作用，從而保護離職的官員（主要是舊政權的領導）不被新政府起訴。而阿根廷和希臘的軍事統(tǒng)治者不體面地下臺，手中完全沒有談判的籌碼，結局就很慘。

　�。ㄈ�） 社會結構理論

　　社會結構理論對民主化的解釋，側重于對政治社會結構和發(fā)展的歷史分析。它關注的是世界不同國家的長期歷史發(fā)展和各國的特殊性。摩爾(Barrington Moore)是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在1966年發(fā)表了《專制和民主的社會根源：在現(xiàn)代世界形成過程中的地主和農民》，這被認為是開創(chuàng)了社會結構的民主化理論(Moore, 1966)。該書試圖解釋，為什么十七到二十世紀之間，從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漸變的過程中，不同國家作出了不同的選擇：英、美、德、蘇、日、中、印度等分別走向了共產主義、民主、或法西斯主義。他認為光考慮工業(yè)化的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釋這些國家的政治變化。他認為重點在于不同國家的權力結構：土地貴族（地主階級）、城市資產階級、農民階級之間的關系各不相同，導致各國選擇了不同的社會制度。造成一國最終選擇民主的重要的條件是王權與地主階級之間的力量平衡。同時，強大的城市資產階級的對民主的建立極端重要。摩爾提出了“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的說法。美國、英國、法國都是一場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結束了地主國家的統(tǒng)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相反，在城市資產階級相對較弱的情況下，工業(yè)化的過程需要依賴國家提供的貿易保護和勞工保護法來保護農業(yè)的商業(yè)化。農業(yè)勞動力處于鎮(zhèn)壓之下，而不是在市場的控制下。最終，資本主義控制了工業(yè)和農業(yè)，將國家引向法西斯的道路。而爆發(fā)共產主義革命的國家的情況則是，在強大的中央政府統(tǒng)治下，城市資產階級非常脆弱，地主與農民之間的聯(lián)系也很脆弱，農業(yè)也沒有商業(yè)化。面對地主階級的鎮(zhèn)壓，農民被接受共產主義理論的知識階層動員起來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傊�，摩爾認為，工業(yè)化和現(xiàn)代資本主義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下，即特定的階級結構下，才能夠帶來民主。

　　后來，《資本主義發(fā)展與民主》一書(Rueschemeyer, Stephens, & Stephens, 1992)，重新檢視了社會各階級對民主的作用。該書首先承認大地主階級是反對民主的。但是，和摩爾（1966）的說法相反，該書認為資產階級并不愿意普選權擴大，因為這樣會造成工人階級權利的擴大，損害資產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民主權利的擴大可以保障工人的自身利益，并且?guī)椭�他們組織起來。這說明，工人階級最可能是民主的堅定支持者。而中產階級有可能贊成民主自身，但不愿意民主權利的進一步擴大。中產階級是最為動搖的階級。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會促進公民社會的發(fā)展，改變階級力量的對比，形成能夠和國家權力對抗的社會力量。[3] 該書認為，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即工業(yè)現(xiàn)代化）會推動民主的發(fā)展，因為這種發(fā)展改變階級結構，加強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而削弱了地主階級。所以，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市場和資產階級推進民主，而是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帶來了反對資本主義和要求民主的力量（工人階級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和工業(yè)化早期時資產階級是民主的推動力不同，當代社會中，資本家階級可能是反民主的。這和東亞近年的經驗是吻合的。在韓國，由于資本家階級和政府結合緊密，所以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他們的正面作用很小(Bellin, 2000)。而臺灣的民主化過程，基本是工人階級是生力軍(Yang, 2005)。[4]

　　（四） 政治文化、依附理論、散播效益

　　政治文化的視角 1963年的《公民文化》一書指出，在創(chuàng)造民主制度的同時，必須創(chuàng)造出民主的文化，即所謂的公民文化(Almond & Verba, 1963)。作者對五個國家進行了數(shù)量研究，即美國、英國、德國、意大利、墨西哥。他們認為政治文化也有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問題。公民從沒有政治的概念和角色、到被動的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到主動的參與政治，可以區(qū)分從傳統(tǒng)政治文化向民主的政治文化的進步。后來Inglehart發(fā)現(xiàn)，在歐洲，公民對基本的生活和政治環(huán)境的滿意以及人與人之間信任的程度，會影響與民主的穩(wěn)定性。他提出，有活力的民主不光是依據(jù)經濟因素，文化因素也是至關重要的。穩(wěn)定的民主反應了經濟、政治、文化的相互聯(lián)系(Inglehart, 1990)。同時，政治學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理論也興盛起來，同樣強調公民政治文化對民主的建立和鞏固的重要性(Putnam, 1993, , 2000)�？偠�言之，政治文化的視角強調民主政治中普通公民參與政治決策對民主的重要性，但基本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民主化是如何發(fā)生的問題。

　　依附理論 依附理論誕生于拉丁美洲。拉美的學者和政策人士在反思聯(lián)合國經濟委員會拉丁美洲項目失敗的原因時，認為拉美之所以長期不能發(fā)展，在于其經濟完全依靠出口原材料交換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yè)產品。因為了原材料的價格長期被壓低，所以現(xiàn)行的國際貿易體系必將造成落后國家持久落后。依附理論是對現(xiàn)代化理論最激烈的批評。它認為，落后國家在與發(fā)達國家的交往過程中，完全被殖民化，成為發(fā)達國家經濟的附庸。而發(fā)達國家的現(xiàn)代化則是建立在對落后國家的剝削的基礎上的。這種依賴關系導致依附國內分配不公、經濟長期停滯、政治專制等問題。歸根結底，這種依附關系只能造成第三世界國家的畸形發(fā)展，不可能帶來全面的現(xiàn)代化，更談不上民主的實現(xiàn)。

　　Cardoso (政治學者，1994－2002曾任巴西總統(tǒng))對依附理論進行了修正。他認為在依附國中，可能會實現(xiàn)一定程度的經濟發(fā)展，但是僅限于和發(fā)達國家有經濟聯(lián)系的行業(yè)和企業(yè)主。[5] 跨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市資產階級的形成，但是由于這種發(fā)展嚴重依賴跨國公司提供的金融、技術、市場、管理等，所以這種發(fā)展路徑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和巨額外債，促進奢侈消費而忽略普通民眾的生活需求，造成依附國中勞工的普遍貧困。本國資產階級和發(fā)達國家的經濟連為一體，則要求國家的政治體制與這種經濟依附關系相適應：一方面，國家放棄了政治控制工具，如政黨體系、選舉、新聞自由等；
另一方面，國家政權迅速擴張，尤其是在經濟管制領域。中產階級與軍政權互相支持，形成了不民主的軍事官僚階級(Cardoso & Faletto, 1979)。O’Donnell則認為，官僚專制的出現(xiàn)，是進口替代戰(zhàn)略失敗后的結果：由于國際收支困難、通貨膨脹、政治危機爆發(fā)，群眾上街，要求增加工資，降低通貨膨脹。為了應對危機，統(tǒng)治集團和軍隊結合起來，形成進一步的專制(Guillermo O"Donnell, 1973)。

　　國際因素和傳播效益 國際組織的壓力和其他國家的壓力，也可能影響民主化的發(fā)生。它們通過宣傳，可以削弱專制政府的合法性，并鼓吹實行民主制度是進入發(fā)達國家俱樂部的門票。美國外交努力和經濟壓力，對許多國家的民主化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如玻利維亞、智利、韓國、菲律賓等。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會，英國的威特敏斯特民主基金會等組織，以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為民主化提供了大量財力支持。傳播效應(Effects of Diffusion)，又被成為滾雪球效應，對民主化的第一階段，即專制政權的解體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在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早期的民主轉型，對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Shin, 1994)。

Geddes (1999)認為，專制政府需要一定程度的外部支持來保持權力(如前蘇聯(lián)對東歐國家的支持，美蘇對不少第三世界獨裁政府的支持)，外來的沖擊削弱專制政府的經濟能力（如蘇聯(lián)的垮臺造成很多專制政府資源減少）。種種情況，都會造成專制政府無法向支持者提供經濟利益，從而無力維持其強力統(tǒng)治。這些都會造成對民主化有利的局面。

　　第二節(jié) 民主化的過程

　�。ㄒ唬� 民主化的過程：從舊體制解體到高質量的民主制度

　　根據(jù)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經驗，學者們認為民主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轉化過程。它包括從專制政權轉變到民主政權、從有限的民主轉變?yōu)橥耆�的民主�?Bunce, 2000, , 2003; Geddes, 1999; Rose & Shin, 2001)。按照邏輯順序，民主化可以分為舊體制的解體、民主的建立、民主的鞏固三個階段(Dahl, 1971; Shin, 1994)。但是在現(xiàn)實中，民主化的過程并不是嚴格按照這個過程和順序進行。一些國家的民主制度產生不就就迅速消失，另外一些國家則在發(fā)現(xiàn)民主鞏固的成果被日益侵蝕殆盡。因此很多民主國家在新體制建立幾十年之后還是處于半民主狀態(tài)。各種五顏六色的非民主非專制的知道被稱之為選舉的、不完全的、不自由的、偏離的、斷裂的、不合法的民主等名稱；
或者稱它們?yōu)閺娏Φ摹�專制主義的、完美的多元主義的、或者統(tǒng)治性的、權力政治的、混合的、多重的政權等(Carothers, 2002; Larry Diamond, 1999, , 2002, , 1997; Rose & Shin, 2001)。很多國家，在舊的專制體制解體后，久久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所以，舊的體制解體遠遠不等于一個國家已經過渡到了民主制度。

　　同樣，民主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這民主制度可以高枕無憂，可以在復雜的環(huán)境中生存。例如，民主憲法的通過、自由選舉政治領導、大眾參與等這些民主程序都不能完全保證民主制度的鞏固。因此，政治精英對于民主政治游戲和民主制度價值的共識是民主鞏固的核心(Shin, 1994)。民主鞏固牽需要有對民主原則性的而非工具性的承諾。鞏固不等于穩(wěn)定，民主制度的鞏固只是民主制度的延續(xù)，而民主制度的穩(wěn)定則要求民主具備一定的質量。歸根到底，公民和社會精英對民主信仰的確立，才是民主制度鞏固的標志。這也是為什么Diamond和Putman 強調民主政治文化的進化時民主鞏固的一個關鍵因素(Larry Diamond, 1999; Putnam, 1993)。所以，民主制度的鞏固要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對中國讀者來說，民主轉型以后遲遲不能鞏固的例子是很熟悉的，比如俄羅斯和菲律賓的情況就是如此。

　　民主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轉向民主政權的鞏固和對民主質量的研究，學者們力圖發(fā)展出更多的方法來衡量民主的質量。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提高民主質量是道德上的好事，其次，民主改革，提升民主質量，具有廣泛的合法性。第三，即使是歷史悠久的民主國家也必須改革，解決公眾不滿的問題。在發(fā)達國家，出現(xiàn)了公眾對政府信任降低，公民疏遠政黨，民主政府的腐敗，維護自身利益，對公眾要求不聞不問，在民主國家中司空見慣，引發(fā)了對民主危機的研究。Diamond提出民主的質量主要包括五個概念維度：自由、法治、垂直的責任、響應度、平等。如果加上參與、競爭和水平的責任，就是八個維度。還有透明度和代表的效率等等。但是這些維度之間存在重疊。他們認為一個有質量的或者好的民主應該是一個給予其公民高度自由、政治平等、并且能夠通過立法和穩(wěn)定的制度運行，對公共政策和政策制訂者進行普遍控制。一個好的民主首先應當是一個合法的政權，滿足公民對治理的期望，即符合民主結果質量的要求。其次，一個好的民主是一個公民、社會團體和社區(qū)享有廣泛自由和政治平等，即滿足對民主內容的質量要求。第三，好的民主中，公民應當享有主權政府是否遵循法治提供自由和平等，即達到對民主程序的質量要求(Larry Diamond & Morlino, 2004)。

　�。ǘ�） 控制下的轉型和突發(fā)式的轉型

　　根據(jù)民主轉型的過程，我們可以把民主轉型分為控制下的轉型和突發(fā)型的轉型，控制下的轉型是指專制政府，在沒有強大的社會壓力下，主動的，有步驟的推行民主化進程，最終過渡到民主的制度。突發(fā)式的轉型，是專制政府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或者由于國內外的突發(fā)事件的影響，幾乎在一夜之間被迫放棄權力，過渡到民主制度。前者以中國臺灣地區(qū)為代表，后者以韓國、東南亞國家和前蘇聯(lián)國家為代表。

　　臺灣在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之后，蔣經國在其死前幾個月開放了黨禁和報禁。隨后，臺灣當局，放開了自由選舉，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結束了軍事法，為臺灣的民主化開辟了道路。在拉丁美洲和南歐國家的民主化很多都是通過專制主義精英和反對派領導人之間達成協(xié)議來實現(xiàn)的。這里面，如果在轉型中能夠保持社會穩(wěn)定、經濟不受政治變動的不良影響，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控制下的轉型。相反，在韓國、菲律賓、以及東歐諸國的例子中，專制政府在民眾的壓力下長期堅持不進行民主改革，最終導致菲律賓在1986年、韓國在1987年、東歐在1989年等，都是在一夕之間舊的制度宣告失敗。這樣的轉型有巨大的振蕩性，社會和經濟會造成很大沖擊，而且舊體制崩潰后，新的體制也不易較快地建立。

　　第三節(jié) 民主化的幾個相關的問題

　　在上述第一、二部分討論了學術界長期以來對民主化的總體研究后，這一部分我們用較短的篇幅討論民主化的幾個具體的問題。首先是公民社會在民主化和民主建設中的作用，其次是國家建設與民主化的關系，然后是法治和民主化的關系。本書一些章節(jié)中對這些問題也有所涉及，所以它們雖然是學術和政治實際中很重要的議題，但在本章中不是重點。

　�。ㄒ唬┕�民社會在民主化中的作用

　　公民社會的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可以算是學術界爭論比較激烈的一個話題。不少對民主化的研究，都試圖從國家－社會關系來理解政治的變動。但學術界對公民社會的理解和界定又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在理解公民社會在民主化中的作用時，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分清公民社會的“兩張臉”。

　　所謂公民社會的“兩張臉”，就是說公民社會的可以是溫和的和激進的。溫和的公民社會指的是公民自愿地結合起來，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娛自樂的活動。自我管理的活動包括社區(qū)組織、家長老師聯(lián)合組織、同行協(xié)會等；
自我教育包括讀書會、職業(yè)培訓等；
而自娛自樂則包括愛樂協(xié)會、業(yè)余合唱團、戲迷協(xié)會、球類、棋排類的交流活動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些公民社會的活動最大特點是沒有政治目的。至少，他們的活動沒有政治取向。有些帶有政治色彩的公民社會組織，例如民工維權協(xié)會等，雖然有政治的內容，但不以改變政府為目的，而是尋求國家和社會的良性互動。還有一些如選民素質教育活動、選舉公正性監(jiān)督等，同樣不以推翻政府或影響不同政治派別的力量為目的。

　　這種“溫和”的公民社會，它對民主化的影響，不在于它直接參與公民的動員，而在于普特南等人提出的“社會資本”作用(Putnam, 1993, , 2000)。一個多元社會，有良好的公民社會網(wǎng)絡，可以實現(xiàn)信息的廣泛流通、公民之間的互信、公民和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政策和社會問題上形成有效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良好的公民社會也許不能直接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但它為民主的運作提供堅實的社會基礎。普特南對意大利和美國政治長年分析得出的最主要論點就是，在民主制度要想運行良好，關鍵要有良好的“社會資本”。而研究別的地區(qū)的學者也發(fā)現(xiàn)，社會資本（社會網(wǎng)絡及由此帶來的信任、寬容等公民觀念）是影響民主良好運行的重要因素。對民主化來說，公民社會和社會資本決定新生民主能否順利鞏固(Gibson, 1992, , 1996, , 2001; Varshney, 2002)。

　　而“激進的”公民社會，則是從國家和社會對抗的角度來看待公民社會在民主化中的作用。這一視角的由來是1970－1980年代東歐公民社會。在波蘭、捷克等國家，在社會主義時期，公民為了爭取自由和民主，逐漸通過工會和作家協(xié)會之類的形式組織起來。這樣的組織方式和組織目的，使公民社會成為社會運動的發(fā)動者和運行者，在一些情況下（如波蘭）并直接造成民主化的實現(xiàn)。

　　我們認為，激進的公民社會，當它是小范圍的組織與行動時，它應當是反對派的活動，因而它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公民社會的概念。換句話說，由于它鮮明的政治目的，它已經不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而應當是政治社會的一部分。而當激進的公民社會轉化成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時，應當從街頭政治、社會運動的角度來認識它。溫和的公民社會，如意大利北部和印度的經驗，對民主的意義在于民主的鞏固和質量：公民社會能夠“讓民主運作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所以，公民社會在民主化中的作用，不在于民主化國家，而在于民主化社會；
不在于促成政府的轉型，而在與轉型過程中鞏固民主的進步(Atienza, 1994)。

　�。ǘ�）國家建設與民主化

　　學術界歷來將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和民主化看作兩個截然分開的問題。國家建設的研究重點是政府（state）問題，而民主化是政權類型（regime type）的問題。政府問題在于國家機器能否有效的管理國家疆域內的各項經濟社會事務，促進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政權類型的問題，在于一個國家通過何種程序來確定政策的選擇。

　　學術界對這兩者的關系，幾十年間似乎正好走了一個圓圈。早在1960年代，研究第三世界政治的學者就提出，民主與否對這些國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這些國家的政府是否有能力維持政治秩序(Huntington, 1968)。實際上，有選舉的國家，如果全國亂成一團糟，和在軍人專制下亂成一團糟有何區(qū)別？著名的學者亨廷頓（1968）十分贊賞當時共產黨治下的國家，指其能夠很快消除社會動亂、動員社會力量、發(fā)展經濟。相反，如果在國家制度薄弱的情況下開放政治參與，會造成參與的“過載”，即民眾對政治的參與超過國家體制能夠承受的程度(Huntington, 1968; Huntington & Nelson, 1976)。從國際政治的實際來講，當時處于冷戰(zhàn)時期。美蘇雙方都在第三世界扶植支持自己的國家，哪里允許民主政府的存在？最重要的是要一個有效的、能夠控制該國政治和經濟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服從于美蘇自己的全球戰(zhàn)略利益。

　　峰回路轉。從1970年代末開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也帶來了學術界內的改變。亨廷頓在自己的新書里，批評自己早年只強調政治秩序不強調政權類型(Huntington, 1991)。在政策圈內，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模式在東西方對壘中大獲全勝(Francis Fukuyama, 1992)，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一時席卷全球。其精髓，就是要打碎國家機器，讓自由市場主導一切。這種情況下，只有民主化為唯一目標，哪里談得上國家制度的建設。

　　在1990年代初期全球民主化浪潮退卻之后，學者們才發(fā)現(xiàn)，沒有一個有力的政府，民主化是走不遠的。就算建立了選舉等民主制度，如果政府沒有必要的機構和能力來執(zhí)行政策、管理社會等等，民主政府就無法實現(xiàn)政府的使命，最終可能會造成民主失敗(Linz & Stepan, 1996; Rose & Shin, 2001)。今天回過頭來看，特別是當有了非洲、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和國家建設的經驗之后，當年這二者只能擇其一的思路顯然是沒有道理的。民主制度必須建立在穩(wěn)固、有效的政府和國家制度之上。在徹底民主化之前，似乎要先建立有效的國家制度。而一個有效、穩(wěn)固的政府，它如何獲得合法性、它的政策選擇如何代表公民的意志，它的能力如何保證是為公民的利益而不是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服務，等等，則只能通過民主化來實現(xiàn)。所以，民主化和國家建設是不需要、似乎也不能分開的(Bratton, 2004)。[6]

　　國家建設實際上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問題，及一個政府實現(xiàn)各種政策目標的能力。第二個是國家范圍（state scope）的問題，就是一個政府應當干涉和管理那些領域的事務。早期國家建設的關注點，是一個政府促進經濟發(fā)展的能力。從這個角度來講，東亞各國“發(fā)展型國家”成了學術界關注的重點(Johnson, 1982; Woo-Cumings, 1999)。而同時，印度、非洲、拉美等國，由于政府能力弱，而被認為應當學習東亞的政府(Chibber, 2003; Kohli, 2004 )。

　　1990年代以來，國家范圍擴大，包括了環(huán)保、疾病、社會安全、監(jiān)管等等議題。以此，學術界和政策圈提出了善治（good governance）和能力建設（capacity building）等議題(Nanda, 2006)。不論這些議題是否帶有政治色彩，至少要達到這些目標都要求一個國家建立相應的制度和國家機器。所以說，在推動民主化的同時，要著力于國家建設。同時，在現(xiàn)代社會，很多時候國家建設的過程就是民主化的過程：在建設的國家機器中，有不少是重要的民主制度，如利益代表制度、利益表達制度、形成共識的制度、責任政府的制度等。在國家建設中建立民主的成分，在民主改革中建設國家的能力，這將遠遠好過象前蘇聯(lián)一樣，政治劇變之下，國家機器徹底分崩離析。那樣得來的，只能是一個民主的空殼。

　�。ㄈ�）法治與民主化

　　法治是重要的一個制度。法治和民主化的關系，類似于國家建設與民主化的關系：民主國家必須有法治；
沒有法治的情況下，民主制度只會有名無實。所以，似乎可以說，良好的法治為民主制度準備條件。

　　在學術界，法治的研究往往和民主化的研究脫節(jié)。本章僅在此點出法治對民主的重要性，而法治建設則完全應當另開一章來討論。讀者應當重點了解憲政主義、司法獨立、程序公正等方面的研究(Donnelly, 2006)。同時探討在民主化尚未實現(xiàn)之前，建設司法獨立和法治社會，關鍵的問題和方法有那些(Peerenboom, 2006)。

　　第四節(jié) 現(xiàn)代化社會的民主化

　　現(xiàn)代的民主制度在人類社會中已經存在了一二百年。現(xiàn)在，世界上多數(shù)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國家里，而且世界上各國都有超過百分之八九十的公民認為民主制度是值得向往的制度(Inglehart, 2003)。但是，對于究竟什么是民主、如何建設民主政治等基本問題，人們仍然在爭論不休。而在195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民主化的研究也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尤其是1974年開始的所謂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和1989年東歐、蘇聯(lián)劇變后的所謂“第四波”(McFaul, 2002)浪潮以來，學術界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棟。盡管如此，我們對民主化的認識，還遠遠沒有我們想要的那么多。[7] 對于關注中國政治發(fā)展的讀者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注意到，正在中國發(fā)生的各種變化，因其復雜性、迅速性、自我推動性，只能是為學術研究提供了素材，而對其規(guī)律和特征的總結，仍然要等到若干年后。

　　學術研究雖然只能在現(xiàn)象發(fā)生之后進行，但研究所得的發(fā)現(xiàn)，卻可以對未發(fā)生的給予啟示。無論如何，幾十年來的民主化研究，已經得出一些基本的結論，可以大致幫助我們理解專制國家向民主政治的轉型。在本章第一節(jié)綜述的各個理論視角，雖然各有側重，但對于理解民主化都有一定的幫助。在本節(jié)，我們引進比較政治學對民主化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對現(xiàn)代化理論進行重新梳理。尤其是，理解了現(xiàn)代化社會中公民的政治觀念的變化趨勢后，對于一黨體制下的國家，在經濟、社會日益現(xiàn)代化中，政治如何向多元、開放、民主的方向發(fā)展，似乎可以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圖景。

　�。ㄒ唬┗氐浆F(xiàn)代化理論：現(xiàn)代化對民主化的內生式影響

　　早期現(xiàn)代化理論為人詬病之處，第一在于它的目的論色彩，似乎任何國家，只要發(fā)展經濟，則必定通向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的康莊大道。其二是研究中無法確定的因果關系：就算我們能發(fā)現(xiàn)經濟水平、社會發(fā)展程度高的國家多數(shù)都有民主的政治體制 (Lipset, 1959)，我們如何能證明是現(xiàn)代化帶來了民主化，而不是民主國家由于制度優(yōu)越而帶來了繁榮的經濟和優(yōu)良的社會發(fā)展？Deutsch試圖給出現(xiàn)代化過程對政治變化的影響，在于經濟成長和隨之而來的工業(yè)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信息社會等對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的影響(Deutsch, 1961)。這固然是有道理的解釋，但這樣的理論，在實證的鏈子上還缺少好幾個環(huán)才能連上。到1990年代，大規(guī)模的跨國數(shù)據(jù)出現(xiàn)，學者才可以將有關理論進行實證檢驗。而Przeworksi 等人檢驗的第一個結果就石破天驚：原來，經濟的成長（現(xiàn)代化）并不見得使一個國家更容易“變成”民主國家。相反，一個國家在任何時候變成民主制的幾率，和經濟水平無關�，F(xiàn)代化對于民主的意義在于，當一個國家變成民主制之后，如果這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水平較高，則民主在這個國家的存活率就較高。長期如此，就造成民主在現(xiàn)代化水平高的國家里多數(shù)存活下來了，從而我們看到的就是，越是現(xiàn)代化水平高的國家，越有可能是民主的國家(Przeworski & Limongi, 1997)。

　　但Przeworksi 等人的發(fā)現(xiàn)只是沒有找到現(xiàn)代化對民主化有直接影響的證據(jù)，而并沒有推翻現(xiàn)代化理論的假設。說現(xiàn)代化造成的社會結構的變化、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化、政治動員方式的變化等對民主政治的發(fā)生沒有直接影響，似乎難讓人信服。顯然，他們得出與多數(shù)推理相反的結論，很可能和他們所擁有的數(shù)據(jù)、所設計的模型有關。實際上，Przeworksi 等人在隨后進行了一個更加系統(tǒng)的研究，其結果證明，現(xiàn)代化的水平，對一個國家發(fā)生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是有影響的。只是他們不愿造成自己推翻自己早期研究的印象，所以對這個新發(fā)現(xiàn)沒有過分強調(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 2000)。

　　最新的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圍內，現(xiàn)代化水平水平的提高的確能夠促成一個國家的體制向民主轉型的。使用了Przeworksi 等人的數(shù)據(jù)，但對應變量進行重新歸類后，一些學者發(fā)現(xiàn)，經濟增長（現(xiàn)代化）清楚地提高民主轉型發(fā)生的概率(Epstein, Bates, Goldstone, Kristensen, & O"Halloran, 2006)。Boix 和Stokes 對Przeworksi 等的數(shù)據(jù)庫進行擴充，對他們的模型進行修改之后，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隨著經濟的成長，一個國家從專制變成民主的概率大大增加(Boix & Stokes, 2003)。排除一些例外的情況，如生存在蘇聯(lián)的控制之下和主要石油出口國，一個國家人均GDP從1，000 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時，它從專制變成民主的概率增加了5.5倍。在人均GDP是1，000美元時，一個國家發(fā)生民主轉型的概率只有6％；
而到人均GDP達到12，(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000美元時，這個國家發(fā)生民主轉型的概率達到33％。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現(xiàn)代化程度相當高，到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時，如果它還是一個專制國家，那么三年之內它就會發(fā)生民主轉型。[8]但事實上，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以上的國家，除了石油出口國外，已經多數(shù)實現(xiàn)民主化了。而石油國家之所以在經濟發(fā)展之后還能維持政治上的專制體制，問題不在于收入水平，而在于資產的流動性和分配的不平等(Boix & Stokes, 2003; Ross, 2001)�，F(xiàn)代化的一個后果是經濟成果被多數(shù)人較公平的分享。一般研究用人均GDP作為現(xiàn)代化的指標，自然測算不到一國國內經濟結構單一與否。石油國家民主化進程落后，不表示現(xiàn)代化對民主沒有作用，而是說明片面的現(xiàn)代化不能推動民主的進程。這從反面說明現(xiàn)代化對民主的重要行。[9]

　　Przeworksi 等（1997，2000）的研究，稱現(xiàn)代化對民主化的影響是“外生”的（exogenous）。在他們看來，現(xiàn)代化（經濟成長等）并未帶來了民主化，而是在民主化發(fā)生之后，使民主制度能夠存活。Boix和Stokes (2003)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現(xiàn)代化對民主化的影響是“內生”（endogenous）的：一個社會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它實現(xiàn)民主的機會與日俱增。

　�。ǘ�）人類發(fā)展和民主的源動力：公民對民主的要求和支持

　　為什么經濟成長和現(xiàn)代化對民主化有“內生”的作用呢？早期現(xiàn)代化理論的學者，都試圖對此進行解釋：比如大眾教育水平的提高、中產階級的出現(xiàn)、資產階級（企業(yè)家階級）的出現(xiàn)、信息的廣泛傳播等。Boix 等人認為是收入平等化的結果：在他們的模型中，收入增加對民主化的作用，不及收入均等化來得重要(Boix, 2003; Boix & Stokes, 2003)。Venhanen對民主的預測也著重看一國財產的均等化分配(Vanhanen, 1997)。這些解釋都認定社會和經濟的發(fā)展會帶來政治過程、政治體制、或政治制度的變化。說到底，這樣的思路最終可以追溯到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這些解釋的共同點還在于，它們都強調結構性因素，而認為政治精英在政治變化中的作用，必須在結構性條件成熟以后才有可能。[10]

　　但是這些解釋的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公民在政治變化中的作用。它們間接地指向了公民的作用：大眾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的廣泛傳播、中產階級的興起等等，其對民主化的推動，在于這些因素使公民逐步要求透明、開放、公平的政治體制；
同時這些因素也使公民日益接受和習慣民主的政治模式，如包容、平等、協(xié)商、溫和的政治訴求，等等。很顯然，民主的定義就是人民掌握政治權力的體制，所以民主化的過程不考慮公民的作用，顯然是不夠的�；蛟S，GDP的水平之所以能解釋民主轉型發(fā)生的可能性，就在于在某個GDP水平上，公民對民主的要求已經達到了一個相應的強度。

　　但是，這樣的關于公民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逐漸要求政治民主化和傾向于民主的政治模式的推論，如果不具備大量的、長期的公民觀念的調查數(shù)據(jù)，是沒有辦法驗證的。所幸的是，學者們自1970年代起，已經開始定期追蹤各國大眾的觀念變化。在對歐洲公民的價值觀念長期跟蹤之后，1970年代末期，學者們開始展示：長期持續(xù)的經濟增長使得公民觀念漸漸地的傾向于要求民主和支持民主。學者們稱，戰(zhàn)后幾十年中，西歐各國大眾的社會和政治觀念發(fā)生了“靜靜的革命”(Inglehart, 1977)。進入1980和1990年代，全球范圍內公民觀念調查的數(shù)據(jù)進一步顯示，現(xiàn)代化造成公民對民主權利和民主制度的要求，不單是西歐的現(xiàn)象，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義。經濟和社會的現(xiàn)代化，必然帶來人觀念上的現(xiàn)代化。而觀念現(xiàn)代化的一個主要表現(xiàn)就是，公民日益拒絕專制的、一元化的政治體制，而要求開放的、多元的民主式的政治體制(Inglehart, 1997)。

　　在綜合這些實證資料及它們與全球1980年代以來的民主化浪潮的關系，并結合其它學科的一些理論之后，Inglehart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民主化是人類發(fā)展的一個維度的論點。人類發(fā)展是什么？就是人類通過提高生產技術和組織能力，不斷擴大人類自身的自由的過程。諾貝爾經濟學者Amartya Sen 最早提出，經濟發(fā)展的目的是人類自由的擴大（Development as Freedom）(Sen, 1999)。而政治學者Inglehart 等提出，人類發(fā)展有三個維度：（1）社會經濟的發(fā)展，主要有工業(yè)化、后工業(yè)化、城市化、經濟增長、教育普及、信息社會等物質層面的發(fā)展；
（2）個人價值觀念的現(xiàn)代化，表現(xiàn)在人們的觀念逐漸現(xiàn)代、世俗化、傾向個人自主、獨立等；
[11]（3）民主化，即人民逐漸選擇平等的、開放的、責任性的、競爭性的政治制度來管理自己的社會。[12] 這三個維度似乎是有先后順序的：物質層面的發(fā)展造成個人獲得許多現(xiàn)代的和后現(xiàn)代的觀念，而大眾觀念對政治變個提出要求，促成政治體制的變化(Inglehart & Welzel, 2005; Welzel, Inglehart, & Klingemann, 2003)。這一理論在實證上有很強的支持。研究顯示，用測量到的公民的民主觀念來解釋一個國家政治上的民主程度，其解釋力大大超過使用物質性結構變量如人均GDP水平、教育普及率、后工業(yè)化的程度（如服務業(yè)占國民經濟的比例）等。而公民的民主觀念，則可以非常有效地用一國的一般意義上的人類發(fā)展水平（及物質文明的發(fā)展水平）來解釋（人均GDP、教育普及水平、衛(wèi)生醫(yī)療水平）。進一步的研究還顯示，1980－1995年全球民主化浪潮中，最能解釋一國是否發(fā)生民主轉型的變量，就是該國公民對民主的要求程度(Inglehart & Welzel, 2005)。

　�。ㄈ�）現(xiàn)代化中的政治變革：以公民為中心的模型

　　不論稱之為現(xiàn)代化理論、新現(xiàn)代化理論、亦或人類發(fā)展理論，上述觀點認為，公民對民主的要求在長期視野中是最根本性因素。政治精英是否作出有利于民主政治的選擇，很重要的一點是公民對民主的要求有多強。[13] 反過來，政治精英中就算有人傾向民主，如果沒有公民要求民主變革的壓力，他們也不會主動進行民主改革的。

　　Geddes（1999）指出，不同的專制體制是有區(qū)別的。軍人政府最容易在內部出現(xiàn)分裂，開啟民主轉型的機會。個人獨裁則容易在獨裁者死去后發(fā)生政權坍塌。相對而言，民主化在這兩種專制體制下是比較容易發(fā)生的。社會和經濟的現(xiàn)代化為民主化準備條件，而一旦國家面臨一些特殊局面，如經濟困難、國外對專制政府的支持取消（如蘇聯(lián)的崩潰造成很多國家失去莫斯科的支持）等，則民主化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一黨執(zhí)政的專制國家，則有相對較強的能力維持專制的體制。從1946年到1998年，全球所有軍人專政的國家專制政府的平均壽命只有九年，個人獨裁的專制政府的平均壽命只有15年，而一黨執(zhí)政的國家，專制政府的平均壽命達到23年。這主要是因為一黨專制的體制，能夠較好地控制社會資源，同時較好地避免內部分裂。一個執(zhí)政黨內部出現(xiàn)分歧時，黨內各派系一般會認識到在黨內解決糾紛比讓黨破裂對各派的總體利益損失要小，從而選擇合作而避免分裂。自1946年起就存在的軍人政府中，到1998年只有11％仍然存活，而個人專制政府只有15％仍然存活。相反，1946年起就存在的一黨專制政府中，到1998年仍有50％存活（頁130－132）。[14]

　　所以說，現(xiàn)代化中的社會，雖然經濟的成長和社會的現(xiàn)代化、多元化會使公民逐漸向往和追求民主政治，但是要期待執(zhí)政黨主動進行民主改革，引進多黨民主最終可能只是一廂情愿。海外學者在綜合民主化研究歷年的成果后提出如下一個理論框架理解民主化的過程：以公民的民主觀念為中心，以國家政治變化為關鍵（見圖）(Wang, 2005)。

　　受篇幅所限，對這個框架這里只能簡要介紹。不過，如果讀者對本章到此為止的各個論述線索都清楚理解的話，則這個框架應當是很好理解的。其要點在于將現(xiàn)代化（社會、經濟的現(xiàn)代化）和政治變化通過公民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聯(lián)系起來。現(xiàn)代化帶來公民的觀念和行為向民主方向變化。一方面，公民逐步成為要求民主的公民（圖中用支持民主的觀念和民主訴求的觀念表示）。這樣，公民會通過各種方式的表達（如在媒體上的發(fā)聲、維權運動、公開的集會等）對政府形成壓力，一步一步開放政治過程，在政府和政治中引進民主的因素。另一方面，公民逐步成為民主的公民，他們有包容、平等、積極參與的態(tài)度（圖中用公民文化來表示），整個社會的社會資本因此而提高，成為民主制度鞏固的重要社會基礎（圖中最下方一組箭頭表示這個因果關系）。當然，核心的過程是公民的民主訴求通過合理的方式，對政府形成壓力而迫使政府接受或引進民主改革。所以，在圖中這個關系是用粗黑箭頭來表示的。

　　在一個現(xiàn)代化的社會里，當公民的民主訴求日益增長，如果政府能夠適時地引進民主改革，緩解公民的壓力，則可以實現(xiàn)較長時間里相對比較平和的和可控的轉型。我國的臺灣地區(qū)自1970年代末到1996年的政治變化，基本上符合這一模式。相反，如果政府改革遲緩，落后于公民的民主要求，則在公民意愿長期受到抵制之后，可能造成社會和政府的對峙，并可能出現(xiàn)這種對峙的激化，正如在南朝鮮1980年代發(fā)生的情況一樣。另一方面，社會和經濟的結構要求政府的過程和制度進行相應轉變而這種轉變遲遲不能發(fā)生時，則社會和經濟就不能繼續(xù)健康有效地運轉。其結果是，不但民主政治不能實現(xiàn)，而且現(xiàn)代化的進程也會被打斷。

　　五、結語：東亞國家公民民主訴求的增加

　　作為本章的結語，我們在此展示東亞若干社會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公民對民主的訴求的增長。在東亞所謂“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地區(qū)中，學者們發(fā)現(xiàn)，隨著社會和經濟的全面現(xiàn)代化，公民對民主的訴求必然增加。在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莫不如此。當然，由于各國、地區(qū)的歷史和一些現(xiàn)實條件的不同，這種訴求的增加程度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會略有不同。例如，同是中國社會，由于社會和經濟結構的不同，臺灣和香港公民的民主訴求增長的軌跡就不太一樣。在香港，由于長期港英政府嚴厲控制，公民的民主訴求相對較弱，而是形成一種以商業(yè)和娛樂等非政治領域的表達為主的政治文化。相反，臺灣一直有族群和階級的問題，為公民的民主訴求提供了載體，所以公民對民主政治參與程度較高。

　　但不論怎樣，經濟社會現(xiàn)代化帶來公民民主訴求的增加這種長期趨勢是可以肯定的。

跨國調查的數(shù)據(jù)對此有強有力的支持。在韓國、臺灣、新加坡等地，經濟起飛大概從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期開始。調查數(shù)據(jù)顯示，在1960年代以后出生的公民，他們比早年的公民就有更強烈的民主意識。換句話說，現(xiàn)代化中成長起來的公民，比現(xiàn)代化發(fā)生之前長大的公民的民主意識強。隨著現(xiàn)代化的持續(xù)，每一代新出生的公民都比上一代公民要更有民主意識。

　　這可以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2000－2001年調查的數(shù)據(jù)來證明。該調查的一個問題請被調查者選出國內需要優(yōu)先解決的問題，選項包括發(fā)展經濟、發(fā)展國防、維護物價穩(wěn)定、維護社會治安等，也包括保障言論自由、保障公民參與或影響政府決策等。在經濟社會現(xiàn)代化中長大的公民，就更傾向于選擇保障言論自由、參與政府決策等選項。例如，在韓國，1950代或更早出生的公民中，只有30％左右認為保障公民能夠參與或影響政府決策是國家一項重要議題。而1960年以后出生的公民，這個比例達到將近50％。在臺灣、新加坡等地也是如此。同一個研究也發(fā)現(xiàn)，中國大陸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即中國高速現(xiàn)代化開始的時候）出生和成長起來的公民，對類似問題的回答也顯示他們的民主訴求比早些輩的公民要強。

　　不論怎么樣，東亞的政治發(fā)展經驗應當是比較清楚的。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現(xiàn)代化過程中，社會逐漸多元化和現(xiàn)代化，公民對民主的訴求就會提高。與此同時，社會和經濟的結構逐漸多元化，中產階級在社會中的比例大幅增加，而社會教育水平、信息流通的程度等也大大提高，公民社會逐漸成長、充滿活力等等，為民主化準備了各種充分的和必要的條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轉型會比較順利地發(fā)生，而轉型的過程和建設民主政治的過程，也會比較成功。

　　注釋：

　　[1] 他們數(shù)據(jù)分析顯示，在1950年已經是民主制度的國家中，1975年人均收入6066美元以上的國家，到1990年為止，沒有哪個的民主失敗。

　　[2] 大規(guī)模群眾運動對民主化的這種影響，在不同的案例中也是略有不同的。在1989年的東歐，已經近年來的各個“顏色革命”中，群眾運動很大程度上直接導致了民主的轉型。但是在1980年代的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過程中，社會運動發(fā)生得很晚，通常是當大局已定之后，高漲的群眾運動才出現(xiàn)。在后一種情況下，大眾運動得作用似乎僅限于讓民主發(fā)展得比政權精英設想的來得更快。

　　[3] 他們還指出，國際市場和跨國企業(yè)（全球化）也會影響階級力量對比、國家的性質和力量、國家社會關系等。在歐洲、拉美、中美等地區(qū)，階級、國家機器、跨國力量等各因素都會影響民主的發(fā)展。

　　[4] 有意思的是，學者對東亞各社會大眾觀念研究發(fā)現(xiàn)，城市居民對民主的支持度要低于農民(Albritton, Thawilwadee, & Gang, 2003)。乍一看這個論斷有悖常理：城市人口教育程度高于農村人口，應當更加支持民主。但是由于一般亞洲社會（泰國、中國、印度等）農村人口遠遠大于城市人口，所以城市居民會擔心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下，農村居民的利益會在國家政治中壓制城市居民的利益。其實，民主國家農村壓制城市的例子不少，以印度為最(Varshney, 1995)。

　　[5] 他稱為“依附相連的發(fā)展” 和“依附資本家發(fā)展”。

　　[6] 有意思的是，福山，這個亨廷頓的學生，在1990年代首先以“歷史的終結”歡呼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的勝利。十多年之后，他也如乃師一樣，檢討自己，而要求政策圈的人士注重國家建設問題，見(Francis Fukuyama, 2004) 所以，亨廷頓從鼓吹政治秩序（1960年代）到鼓吹民主（1990年代），福山從鼓吹民主（1990年代）到鼓吹國家建設（2000年代）。四十年之間這二人正好轉了一個完整的圓圈。

　　[7]事實上，學術研究面對急劇變化的現(xiàn)實，多數(shù)時候也只會自認無能為力。對于現(xiàn)實的發(fā)展，學者們往往在事后才能恍然大悟地得出結論，而事件的發(fā)展，往往在學者們面對各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頭緒不知所措時，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發(fā)生了。摩爾（Moore，1966）的大作試圖從階級結構上解釋幾個多世紀來在英、法、美、中、日、印的天翻地覆的政治變化，但這樣的研究也只能在這些巨變塵埃落定之后才能開始。蘇聯(lián)、東歐在1989年一夜直間的變化，到今天無疑幫助學者們生產了大量的文章書籍，但當時又有哪個學者明白它們會發(fā)生或者會怎樣發(fā)生呢？

　　[8] 根據(jù)文中的估算，一國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時，發(fā)生民主轉型的概率可以達到11％左右。換句話說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的國家，如果還是專制體制得話，在十年之內可以實現(xiàn)民主轉型。按照購買力平價估算，中國在2005－2008年左右，人均GDP應當已經達到4，000美元。當然，上述研究的GDP數(shù)目是按匯率平價來計算的。

　　[9] 其它試圖證明現(xiàn)代化和民主化的關系的研究包括Vanhanen的研究重點證明，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全社會較全面的占有財富，絕對是對民主化的一個有利因素。不過，Doorenspleet 用大型數(shù)據(jù)庫證明，在“第四波”（1989年－2000年）的民主化過程中，經濟發(fā)展的水平和民主化的幾率是成反比的：經濟水平越落后的國家，在這一波民主化浪潮中越容易發(fā)生轉型。這應當解釋為經濟水平低的地方公民要求政治改革的力量較強，以及專制政府維持統(tǒng)治的力量較弱，而不能排除長期的經濟增長為民主化已經準備了條件(Doorenspleet, 2005) 。關于當代專制國家在經濟增長后提高了延續(xù)政治統(tǒng)治的能力，參見(de Mesquita & Downs, 2005; Nathan, 2003)。

　　[10]當然，很多情況下，結構性因素給政治人物提供的空間是很大的。人均GDP2，000美元和人均GDP4，000美元的情況下，都可能由于政治人物的不同選擇而造成不同的政治后果(Boix & Stokes, 2003)。

　　[11] 別的學者也稱這中觀念的變化為個人現(xiàn)代性，參見社會學和人類學里的一些論述(Inkeles & Smith, 1974)。

　　[12] 這三個維度，似乎可以用中國讀者熟悉的三個概念來進行一個大致的類比：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至于這樣的類比有多大的意義，我們可以另外著文討論。

　　[13]另一方面，政治精英也是公民的一部分。因而，如果全體公民的民主觀念較強，則政治精英群體平均的民主觀念也會較強。不過，在現(xiàn)代化的社會中，新一代的公民總是比老一代的公民更傾向于民主，而政治精英又以老一代的公民為主，所以總體而言，政治精英的民主觀念會落后于社會的平均水平。不過，在統(tǒng)治集團體系內，也會出現(xiàn)年輕一代官員比老一代官員更傾向于民主的現(xiàn)象。

　　[14]自1945年到1994年之間，任意五年之中，某個一黨專制的政府存活下來的概率是任一個軍人專政的政府存活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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