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一般都是有偏見的，研究什么東西就認為那種東西重要。我也一樣，研究了很多年的政治制度，自然認為這個東西是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F(xiàn)在有些懷疑，可能也算醒悟，感到人一旦墮落到一定地步，什么制度也沒有用了。那種認為只要有好的制度，惡魔也能形成一個好社會的說法是欺人之談。

　　一個社會的維系，其根本是內心的標準，如果內心沒有標準了，那就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沒有什么東西能真正約束得了�，F(xiàn)實社會中總是有精英和大眾之分，就秩序的維系來說，精英承擔著更大的責任。因此，精英的內心中保持一定的標準，對一個社會來說是頂頂重要的事。在所謂現(xiàn)代化轉型的過程中，這種標準似乎也在發(fā)生變化，人們也常常以此為借口，為自己的墮落尋找心安理得的根據。其實，無論在傳統(tǒng)社會還是現(xiàn)代社會，基本的道德準則是一致的，不加害他人，保持起碼的善意，這是共同的道德基礎，決不因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而改變。作為精英中的一員，除此之外，還要對公共利益承擔一定的責任，至少不做損害公共利益的事，這也是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所共通的。

　　歷史教科書中常常告訴我們：某某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奮起反抗，推動了歷史的進步。其實，那些真正能夠推動歷史進步的人群常常并非僅僅為了自己的利益。

　　關于現(xiàn)代民主制度的開端，人們常常提及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認為當時一些貴族為了自身利益，想了個法子逼迫國王妥協(xié)，滿足了保護貴族特權的要求。然而，筆者不久前翻譯的《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一書則引述了不同的觀點。一位深入研究大憲章事件的作者J·C·霍爾特指出：“最讓人驚訝的是，1215年抵制國王的那些貴族并不是作為追求個人目的的封建武士集合，而是代表同一個共同體，而且他們從國王那里索取到的寫進《大憲章》中的約定保護了教會和社會中廣泛的權利和自由，而不僅僅是自己的利益�！� [i]

　　如果這個描述是正確的，那么說明在這些貴族身上，還保留著關注公共利益的古代共和之德性。有人以為現(xiàn)代政體不需要這種德性，那是一種誤解。事實證明，在這種政治德性還保存良好的社會，更容易建立一個穩(wěn)固的現(xiàn)代政體。英國早期混合政體思想家福特斯鳩看到了這一點，認為某種優(yōu)良政體（他稱之為“政治的君主統(tǒng)治”）需要有良好政治德性的人去維護。有這種良好德性的人主要是那些中間人口，他以英國陪審團為例，認為英格蘭不僅擁有富人和窮人，而且擁有廣大的中間人口，他們擁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免受他人權力干擾來為共同體的利益而獨立行事。他說，“不可想象這樣的人會受人唆使，或者想做偽誓，不僅是因為他們畏懼上帝，而且因為他們的榮譽和由此而來的丑聞，以及他們通過自己的丑行給后代帶來的傷害�！� [ii]

　　英國國會常常被奉為現(xiàn)代民主發(fā)展的標本，然而，如果沒有那些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仍然關注公共責任的議員們的小心維護，英國國會是否墮落為專制腐敗的幫兇還很難說。輝格黨的觀點仍然具有說服力，他們認為國會要為政治共同體的整體利益負責，議員們在這里不只是尋求權利，更是履行義務。托馬斯·史密斯在《盎格魯共和國》中指出，“國會成為整個王國的縮影，它讓大英聯(lián)邦為追求公益而行動”，貴族、主教和平民“在那里提出建議，進行協(xié)商，并說明什么對于共同福祉是最好的，是必要的”，“這里沒有人能夠抱怨，而必須學會發(fā)現(xiàn)這是正義的、好的，并遵守之�！盵iii] 1774年，愛德蒙·伯克當選為議員后對選民發(fā)表了著名的演講，重申了輝格黨人的觀點，認為議員應該根據公共利益而進行獨立的判斷，不應該屈從于選民，“你們的議員所虧欠你們的，不僅僅是他的努力，而且有他的判斷；
如果他為了順從你的觀點而犧牲他的判斷，他就是在背叛你，而不是在為你服務。”[iv]

　　與近代英國貴族相比，近代法國的貴族們則是較為墮落的一群。這并不是說英國貴族不自私，但他們在自私的同時，不忘以務實理性的態(tài)度對待公共的利益和國家的前途。而同時期的法國貴族則以浪漫游戲的態(tài)度談論著官職的買賣和美女的屁股，而這種事情則是由國王帶頭干的。我們不難理解，在影片《威尼斯之女》中，為什么法國亨利國王只因跟一名美麗的高級藝妓睡了一覺，就答應了威尼斯所需要的大量戰(zhàn)艦。我們也不難理解，那個著名的路易國王為什么發(fā)出“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名言。由此，我們也就大體明白在通往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上，為什么一個成功，一個失敗。法國的所謂精英似乎一個個浪漫十足、個性十足，但為了維護那點特權，得到那點賞賜，便沒有什么心理障礙地向君主輸送忠誠，此為英國紳士所不恥，也為中國士大夫所不恥。腐敗的精英只能成為專制者的奴仆或工具，近代的法國和卡斯蒂爾都印證了這一點。優(yōu)良的現(xiàn)代政體決不可能在道德之網的徹底瓦解中，在不知羞恥的腐敗墮落中安全地建立和運行。

　　有人也指出，美國聯(lián)邦黨人為了自己的私利而設計了美國憲法。但是，不要忘記，這些人參加了獨立戰(zhàn)爭，戰(zhàn)爭是要死人的。僅僅為了自己的一點私利，就冒著死亡的危險參加獨立戰(zhàn)爭，這種說法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更多的證據表明，他們要建立的不僅僅是保護個人自由的松散聯(lián)合體，而是一個更緊密的共同體，是一個大家能夠一起共同奮斗，為之付出感情和犧牲的共同體。美國憲法序言中的表述就突現(xiàn)了這一點：“我們美國人民（the people），為了建立一個更完美的聯(lián)合體（union），樹立正義，保證治安，籌設國防，增進總體福利，并謀求我們以及后代享受自由的幸福，特制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

　　這種政治德性在后來的主流政治思想中沒有得到應用的重視，但當整個社會越來越滑向唯私主義的泥淖時，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開始大聲疾呼，要恢復這種德性傳統(tǒng)。桑德爾深感憂慮地指出：“我們有一種擔心，無論作為個體還是集體，我們越來越不能控制那些統(tǒng)治我們自身的力量；
我們有一種感覺，從家庭到鄰里到國家，共同體的道德之網正在我們周圍松開瓦解。”[v]

　　當今的中國正處于現(xiàn)代化的關鍵階段，正處于民主發(fā)展的關鍵階段，也正處于社會秩序極容易瓦解的階段。令人憂心的是，傳統(tǒng)的道德之網已經在學界、商界和政界的嘲弄中土崩瓦解，精英們在物欲的狂歡中不可自拔，他們把包養(yǎng)情婦當作浪漫，把揮霍公款當作瀟灑，把欺騙百姓當作智慧。與法國近代貴族的墮落相比，當今中國精英的表現(xiàn)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是兩個偉大民族的靈魂相通之處？

　　不需要進到大公無私的境界，只需要在為自己謀利的同時承擔必要的公共責任，這點政治德性都不能維持嗎？看看那些人大代表們的表演，這的確是讓人懷疑的。我們國家正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由此而來的可能是更嚴重的社會危機。人大會上有多少代表在憂心忡忡地討論人民所面臨的問題和苦難呢？頂個代表的帽子難道不感受一點點恥辱嗎？

　　近代法國貴族墮落之后，帶來的后果是眾所周知的。真的不希望看到中國精英墮落后的災難。

　　注釋：

　　[i] 菲利浦·T·霍夫曼，凱瑟琳·諾伯格編：《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儲建國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頁。另見J. C. Holt, "Rights and Liberties in Magna Carta," in J. C. Holt, Magna Carta and Medieval Government (London, 1985), 210-15.

　　[ii]《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第4頁。另見Fortescue, De Laudibus Legum Anglie, 68-71.

　　[iii] 《財政危機、自由和代議制政府》，第15頁。另見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A Discourse on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ed. Mary Dewar (Cambridge, 1982), 78-79.

　　[iv] A·H·Birch，Reprensentation，Pall Mall Press Ltd（London，1971），39.

　　[v] 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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