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90年前的今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一個同樣美麗的春天，一個和今天同樣燦爛的日子，風和日麗，鮮花爛漫，在滿清專制統(tǒng)治下的廣州，響起了一陣陣槍聲、炸彈聲、沖殺聲，和尸體倒下的聲音，黃興等一百多個志士，在強弱懸殊的情況下，毅然決然地向總督衙門發(fā)起進攻，史稱廣州起義（或黃花崗起義）。成敗的結局其實早在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的是志士們赴義時的從容與慷慨，這些人大部分是一介書生，并不是久經沙場的戰(zhàn)士，但他們表現(xiàn)出來的勇敢、堅韌和那紛飛的血肉足以驚天地、泣鬼神。譚人鳳說：“是役也，死者七十二人，無一怯懦士。事雖未成，而其激揚慷慨之義聲、驚天動地之壯舉，固已碎裂官僚之膽，震醒國民之魂�！绷_家倫把這一幕稱為“壯烈的開國序幕，燦爛的碧血黃花”。主帥黃興右手被打斷兩指，足部也受了傷，他能幸免于難純屬偶然。當他從死亡線上逃出來，遇見從香港帶二百多志士連夜趕來赴難的趙聲時，一切都已不可挽回了，兩人相抱痛哭，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時�！耙淮�雄才的趙聲不到三星期悲憤嘔血而死。受傷而疲乏的黃興，相見時也暈過去了！”

　　有人不惜犧牲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也有人冒險為犧牲者找到了埋骨的青山。沒有暴露身份的同盟會員潘達微挺身而出與廣仁善堂商量葬事，共有72具死難烈士（無論是陣亡還是被處死刑的）遺骸埋葬在廣州白云山南麓的紅花崗（紅花岡也從此改名黃花崗），統(tǒng)稱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其實犧牲的人數遠不止這個數，據調查確認的至少還有14人，黃花岡烈士起碼有86人，這還不包括受牽連被殺的，據時在廣州新軍任管帶的革命黨人應德明回憶，“三月二十九日起義失敗后，清軍戒備森嚴，下令閉城三日，搜查革命黨人。凡屬沒有辮子的、穿黃軍衣的以及來路不明白的人，一律格殺勿論，制臺衙門前伏尸累累，被殺的人約有二、三百人之多。所謂七十二烈士者，是有根據可查的烈士，其余殉難的人無可稽考，約在二倍以上�！贝送庑萝姼鳡I中以革命黨人名義被殺的人數約等于黃花岡的烈士數，“死于非命，慘不忍言”。“其處死之法是用七寸長釘，對準頭腦，一釘致命，隨即用蒲包一裹，棄尸海中，慘酷形狀，令人酸鼻。”（《黃花崗起義前后雜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二，324頁，325頁，中華書局1962年版）這些死難者，無論是革命黨人還是被無辜牽連的，90年來，又有多少人想到過他們呢？黃興，還是孫中山所悲痛的都是“吾黨菁華”的喪失，其他被殺者并沒有進入偉人的視野。在想起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不知道為什么，我同時也想起了這些幾乎已被歷史遺忘的死難者，因為他們的生命也同樣寶貴。

　　黃花崗一役，趙聲氣死，胡漢民心灰意冷，黃興悲痛之極決心暗殺清廷官僚為死難同志復仇。在以后的歲月里他一再想起那些年輕的殉難者，他們的熱血多少次模糊了黃興的雙眼，他曾寫下《蝶戀花·哭黃花崗諸烈士》一詞和“七十二健兒，酣戰(zhàn)春云湛碧血；
四百兆國子，愁看春云濕黃花” 一聯(lián)，獻給死難的同伴。事隔十年孫中山先生還悲痛不已，認為 “吾黨菁華，付之一炬”，悲痛與惋惜之情長久地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英烈的音容笑貌早已淹沒在歲月的風塵中，但他們慷慨赴義，浩氣凜然，毫無畏懼地面對比他們強十倍、百倍、千倍的專制暴政，這一勇于赴死的精神風貌，90年后依然震撼著我的靈魂，使我感到生命的價值所在，生命的意義并不在于長短，有的人活著他永遠死了，多少帝王將相、達官貴人都不過是一杯糞土而已。有些人死了，卻永遠活著，他們長存在人類的記憶里，成為人類不畏暴政、追求理想的精神豐碑。

　　二

　　90年前那個黑暗的春天，他們在廣州街頭或郊外的刑場上倒下，罪惡的滿清專制政府為他們年輕的生命畫上了句號。他們不是為了成為英雄而死去的，他們只是為了做一個人，像人一樣有尊嚴地活著，而不是奴隸一般佝僂在權勢的腳下，一個不愿做奴隸的時代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曙光初露，他們知道，一個人生命的結束，并不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和人生意義的終結。因此譚嗣同才那么勇敢地面對了死亡，秋瑾才那么坦然地迎接了死神。菜市口和紹興，乃至整個中華大地至今仍飄蕩著他們不滅的英魂。為了做一個人，就是這普普通通的理想激蕩著多少青年的靈魂，使他們勇于就死，一點也不猶豫就走向了90年前的廣州，黑云壓城，難道成敗會在意料之外？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精衛(wèi)填海、是夸父逐日，他們浩浩蕩蕩，寫下絕命書的時刻，讓我無可抗拒地想起了那些遠古的神話，那些足以傳誦千秋萬代的史詩般的神話。我完全相信他們決不是想要成為神話才踏上腥風血雨的征程，他們都是些普通的人，為的是過上更美好的普通生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僅僅自己，也是整個民族都能擺脫奴役、壓迫和不平等，為了尋求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他們義無返顧。人人都有追求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權利，他們剛剛朦朧地懂得。砸碎暴政的鎖鏈，締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共和國，就是他們犧牲的初衷。林覺民寫與妻書時，方聲洞、李晚他們寫絕命書時，這一切都表達得清清楚楚。

　　由于選入中學語文課本而廣為人知的林覺民《與妻書》曾經感動過一代代年輕的心靈，

　　其他英烈志士的絕命書同樣感人肺腑�！帮L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久違了，這樣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英雄主義，這樣真誠無悔的理想主義！久違了，能如此打動人心的文字！他們的生命雖然早已結束，但當我們重讀那些用鮮血寫下的絕命書時，他們鮮活的生命仿佛就在眼前——

　　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說：“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念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云，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司馬春衫，吾不能學太上之忘情也。語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汝體吾此心，于涕泣之余，亦以天下人為念，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汝其勿悲！……”

　　正因為真情畢露，豪氣沖天，在慷慨赴義之前寫下的這些文字才如此感人，我始終相信世上一切能夠傳世的文學都是因為它包含了人類最真實的感情，呈現(xiàn)了一個沒有裝飾的內心世界。這些文字本來就不是書齋里皓首窮經刻意創(chuàng)作的，然而，卻打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們。生命有時候只能在死亡中找到真正的價值，死亡也因此變得光彩奪目。一部數千年的中國史，有如此多的人在赴義時寫下如此大氣磅礴而又兒女情深的絕命書，恐怕只有黃花崗起義這一次。這些人不是為了成為英雄而死的，甚至有些人本來完全就不必赴義。

　　林覺民的福建同鄉(xiāng)方聲洞曾兩次東渡日本，學軍、學醫(yī)。1905年加入同盟會，是同盟會的福建支部長。他和哥哥方聲濤以及一姐兩嫂都是同盟會員，還親自介紹妻子入會。當初在日本討論赴義名單時并沒有他，但在林覺民等回國后，他經過深思熟慮，毅然告別妻子，離開日本�？犊�赴義前的一天，他在廣州寫下了給父親與侄兒的兩封絕筆書，它們和林覺民的與妻書一樣是用生命譜寫的一曲理想主義的樂章，是血性男兒的真文字！

　　方聲洞在稟父絕筆中說：“此為兒最后親筆之稟”，表示這次因念祖國之危亡，與海內外同志起義于廣州，“祖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事敗則中國不免于亡，四萬萬入皆死，不特兒一人；
如事成則四萬萬人皆生，兒雖死亦樂也。只以大人愛兒切，故臨死不敢不為稟告。但望大人以國事歸心，勿傷兒之死，則幸甚矣。夫男兒在世，不能建功立業(yè)，以強祖國，使同胞享幸福，奮斗而死，亦大樂也。且為祖國而死，亦義所應爾也。兒刻已念有六歲矣，對于家庭本有應盡之責任，只以國家不能保，則身家亦不能保，即為身家計，亦不得不于死中求生也。兒今日極力驅滿，盡國家之責任者，亦即所以保衛(wèi)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為中華新國民，而子孫萬世亦可以長保無虞，則兒雖死亦瞑目于地下矣。惟以此以往一切家事，均不能為大人分憂，甚為抱憾！”

　　在給侄兒方和生的絕筆中又說：“此舉如能成功，則吾雖死，亦瞑目于地下。蓋祖國已強，吾同胞已能享文明之幸福。如事敗身死，則吾之責已盡，而吾侄則有無窮之責任在�！币笄械仄谕�他為國盡力，善事祖父，教導弟妹。

　　廣東的李晚從南洋回國，過家門而不入。在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時飲彈身亡，前一天他寫下了《與家兄訣別書》，“此行成敗不可知，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無濟，只在實行革命宗旨，決以生命為犧牲。推倒?jié)M清，建設中華民國，事成則漢族光明，或敗身殉，愿毋我念。”

　　黃興也寫下了多封大義凜然的絕命書。他在給鄧澤如的信說：“本日即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不敢有負諸賢之期望。……絕筆于此，不勝系戀”。同一天他給梅培臣等人的信和上面內容一致，也說“書此以當絕筆”。此外，他還有一封致孫中山、馮自由的絕筆書，“今夜擬入，成敗既非所逆睹，……幸各人挾有決死之志，或能補救，亦未可知”，“絕筆上言”。（這封絕筆《黃興集》沒有收，見中華書局《孫中山藏檔選編》20頁）

　　作為起義的組織者、領導者，黃興當時也是抱了從容赴義之心的。所以，起義失敗后盛傳他已戰(zhàn)死（實際上他只是負了傷，幸免于難，在香港養(yǎng)傷），他的朋友楊篤生還為此憂憤交加，在利物浦蹈海自殺。

　　宋教仁從上海赴廣州前，有人勸阻他，他回答說：“無恐。事成，為四萬萬同胞造幸福；
不成，則送我一顆頭顱已矣！”當廣州事敗的消息傳到上海，《民立報》的同人都以為他也真的獻出了“一顆頭顱”。

　　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文弱的書生，并不是人人都象黃興那樣能夠上馬殺賊，只憑著一腔熱血，卻表現(xiàn)出如此的大勇，他們大部分都是海外留學生或華僑，卻有著如此執(zhí)著的理想主義情懷，能夠如此無畏地面對死亡，這才是中華民族希望之所在，是這些先輩們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壯哉，黃花崗！世紀末的中國人真應該去讀一讀黃花崗志士們的絕命書！讀一讀那些閃爍著人性中最美好光芒的宣言書！

　　三

　　他們都是那樣年輕，林覺民24歲，方聲洞、喻培倫25歲，林文26歲，所有已知道的烈士平均年齡只有29歲！就是作為領導者的黃興也不過37歲、趙聲31歲。歷史學家羅家倫以飽含激情的語言寫下——“他們有理想，有信仰，有熱忱。我們現(xiàn)在重讀黃興在發(fā)難以前寫下的絕筆，真是堅絕悲壯，心雄萬丈；
林覺民留別他父母和愛妻的遺書，則情文并茂，一字一淚，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萬丈的文學。這種熱忱的情感，最蘊藏在光明純潔的青年胸中！”沒有青年的理想，沒有對生活的信念，沒有追求理想的熱忱，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據羅家倫統(tǒng)計，在烈士名單中有9個留學生，28個海外僑胞（其中有華僑學生、商人、工人），3個記者，2個教師，12個工人，14個農民，14個軍人，他們來自社會各界，完全超越了某個階級的局限，都轟轟烈烈地犧牲在一起。由此可見，自由、幸福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并沒有階級、職業(yè)、貧富的界限。對我們來說，他們都是人類追求美好理想的先驅，不管他們生前是學生、工人還是教師、農民，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共同書寫了一個民族的歷史。他們的英名鐫刻在黃花崗紀念碑上，也鐫刻在所有后來者的心中。

　　如林覺民曾是福建《建言日報》主筆，1906年留學日本，精通英、德等國語言。林文曾任東京《民報》社經理，李文甫是香港《中國日報》總理，還有四人是新加坡《中興日報》、《星洲晨報》的工作人員，他們沒有猶豫就以拿筆的手拿起了槍、拿起了炸彈，抱著必死的決心踏上90年前的羊城三月，勇敢地面對死亡。他們是真的猛士，是民族的精華，他們用他們的熱血譜寫了一曲最動人的理想之歌。90年之后，這歌聲依然感動著后來的人們。

　　黃興“因出血過多，頭部時為昏眩”，勉力用左手寫下了《致海外同志書》，力贊林文、方聲洞、喻培倫、李文甫等先烈，稱未死的朱執(zhí)信“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tài)”，受傷之后，仍“其勇有加”。由黃興口述、胡漢民執(zhí)筆的長篇報告中，他們痛悼同伴死事的壯烈，通篇飽含著真摯的感情。稱李文甫“非常猛烈”、受傷被俘“從容談笑以死”，在提到他和朱執(zhí)信、陳與新時，說雖以他們的“溫文，而敢先當敵，無絲毫之怯懦，蓋義理之勇為之也。”“此次死者多英才”，多“仁勇俱備之同志”。

　　他們的殉難使黃興悲慟不已，終生難忘。一年后，他在南京黃花崗一周年紀念會上說：“七十二烈士雖死，其價值亦無量矣。且烈士之死義，其主義更有足欽者，則以純粹的義務心，犧牲生命，而無一毫的權利思想存于胸中。其中如林覺民先生，科學程度及其高深，當未發(fā)動之先，即寄絕命書與其夫人，又告同人：‘吾輩此舉，事必敗，身必死，然吾輩死事之日，距光復期必不遠矣�！�其眼光之遠大，就義之從容，有如此者！又喻君培倫最富于愛國思想，……至方聲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戰(zhàn)，……身中數彈，猶以手槍斃多人。他如竇鴻書、李君榮諸君，雖系工人，然皆拋棄數百元之月俸，從事于革命事業(yè)，捐軀殉國，猶足欽佩。總之，此次死義諸烈士，皆吾黨之翹楚，民國之棟梁。”對他們“品格之高尚，行誼之磊落，愛國之血誠，殉難之慷慨”予以極高的評價。

　　那是一個鮮花盛開的春天，一個碧血橫飛的春天，一個絕望的春天，一個希望的春天，一個死亡的春天，一個再生的春天。90年前先烈們倒下的那一幕，不僅過去，現(xiàn)在，還有將來都會感動著人性未泯的人們，讓我們在他們曾經流淌熱血的土地上，抬起頭來，仰望蒼穹，他們的眼睛就是那布滿夜空的星星，遙遠地注視著我們，激勵著我們，教我們學會勇敢，懂得謙卑，在通往人類自由、幸福的路上繼續(xù)跋涉、前行。

　　2001年4月27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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