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柱業(yè)這個名字，在中國大陸是鮮為人知的。但是和這個名字聯(lián)系在一起的那一份馬來亞(包括今天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紅色記憶，卻是和毛澤東以及鄧小平時代的中國緊緊相連的。

　　余柱業(yè)是50-60年代馬來亞共產黨在新加坡地下組織的負責人，馬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設在北京)的秘書長，還是文革時設在中國湖南省四方山的“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的主要負責人之一。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后，余柱業(yè)化名“張勝”被安排到中國長沙鐵道學院教英文(他在新加坡去世后，長沙鐵道局發(fā)的唁電中就是如此稱呼的)。他1990年應新加坡政府之邀回到新加坡后，留下了一部口述歷史檔案<<浪尖逐夢>>(馬來西亞策略資訊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余柱業(yè)晚年的反思，對于認識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和東南亞的相互關系以及冷戰(zhàn)和世界革命都有特殊的價值。

　　從左傾青年到共產黨員

　　余柱業(yè)1918年出生于馬來西亞一個華僑中藥店主家庭，他不但追隨時代大潮、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而且好學深思，善于獨立參考，早在上中學時就深受中國五四以后左翼文化的影響。當時中共建立了南洋支部，以海南人為主，負責在海外華人中發(fā)展組織。1930年，受中共影響的印度支那共產黨領袖胡志明肩負共產國際的使命前往馬來亞，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馬共建立后通過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和學生聯(lián)合會吸收了很多華裔子弟，余柱業(yè)就是其中之一。不過余柱業(yè)沒有象很多激進青年那樣一旦左傾就變成職業(yè)革命家，而是繼續(xù)他的學業(yè)。1938年他得到獎學金，進入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培養(yǎng)殖民地精英的萊佛士學院，畢業(yè)后又在英國殖民政府的勞工部得到一份高等華人的工作和薪水。在二次大戰(zhàn)后民族獨立的浪潮中，馬來亞共產黨展開了反抗英國殖民主義的武裝斗爭，余柱業(yè)心里深藏已久的革命熱情重又被激發(fā)起來，尤其是當他讀到中國左翼作家胡愈之的一篇譴責殖民地奴化思想的文章后，覺得十份內疚，好像文章所批判的正是自己這樣的殖民地精英，于是他放棄了月入200元的高薪，轉到一個收入只及一半的保險公司書記的工作。當他過去的同志找到他時，他義無反顧辭掉了工作加入了馬共。

　　從雅加達到湖南四方山

　　余柱業(yè)是馬共少有的高學歷(大學本科)知識分子，中英文俱佳，因此革命歷史不長，但升遷得很快。1963年他擔任馬共南方局書記后，用周恩來當年為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中共地下工作制定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作為馬共在新加坡活動的原則。60年代上半期，親華親共的的蘇加諾在印尼掌權，馬來亞共產黨可以在那里公開活動，余柱業(yè)在雅加達建立馬共分部，從那里遙控馬共在新加坡的斗爭。1965年印尼共產黨人發(fā)動政變被軍方鎮(zhèn)壓后，余柱業(yè)一度被捕，后被釋放來到中國。當時馬來亞共產黨處于秘密狀態(tài)，沒有公開機構，設在北京對外公開的馬來亞民族解放同盟實際上就是馬共的另一塊牌子，由余柱業(yè)擔任秘書長。

　　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熱潮中，號召世界革命、推翻帝(西方國家)、修(蘇聯(lián)東歐陣營和所有和中共有分歧的外國共產黨)、反(所有不愿意參加反帝反修斗爭的的第三世界國家)，為此大力援助各國革命。1969年，在毛澤東親自過問下，馬共在中國湖南長沙的四方山設立了廣播電臺 “馬來亞革命之聲”，用漢、馬來、泰米爾和英語對東南亞國家廣播，和設在中國的緬共和泰共的電臺相互呼應，宣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文革，號召各國人民起來推翻本國政府。余柱業(yè)擔任華文部主任。這個電臺和東南亞聯(lián)系十分密切，舉新加坡為例，電臺的廣播稿常常在一兩天內就刊登在新加坡公開發(fā)行的左派報刊“陣線報”和“人民論壇”上，這兩家報刊除了大量刊登這個電臺的廣播稿(很多是轉發(fā)中國報刊的文章如“兩報一刊”社論)，還定期公布電臺的頻率和波長，發(fā)表大量漫畫和詩歌，歌頌“紅色電波”。在馬泰邊境的馬共根據地里，馬共游擊隊不但從這個電臺的廣播中了解外部的情況，而且把收聽到的毛澤東語錄和林彪為毛語錄寫的“再版前言”記錄下來，編輯成書，發(fā)給干部戰(zhàn)士認真學習，展開背誦毛語錄和唱毛語錄歌的競賽。這個電臺慷慨激昂的宣傳不但吸引了東南亞很多對現實不滿的青年，也在中國兩廣、云南和海南島等地的青年中產生了影響，一些人甚至離開中國參加東南亞的武裝斗爭。

　　晚年的反思

　　80年代初鄧小平復出后全面糾正文革路線，改變國際戰(zhàn)略，和東南亞國家發(fā)展關系，不再支持革命運動，于是“馬來亞革命之聲”成為中國和各國發(fā)展關系的障礙。鄧小平為此于1980年12月親自召見自60年代初就在中國活動的馬共總書記陳平，宣布了撤銷電臺的決定。據陳平在他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中說，鄧小平當時的神態(tài)十分嚴肅，說話斬釘截鐵，不容分辯。陳平只得說“作為中國的客人，我當然尊重您的決定”。電臺撤銷后，所有非中方人員愿意留在中國的，都在生活和工作上受到妥善安排。余柱業(yè)被安排到中國湖南長沙鐵道學院教英文。1989 年，新加坡和中國進行建立外交關系的談判，余柱業(yè)當年在萊佛士學院的老同學、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通過中聯(lián)部傳話，邀請他擔任新中建交的咨詢工作。這無疑是時過境遷之后新加坡當局向當年的政敵發(fā)出的善意信號。余柱業(yè)向已經回到馬泰邊境根據地的陳平請示，陳平未置可否。余柱業(yè)后來才知道，其實陳平本人和馬共其它領導人當時也正在考慮“下山”，并著手進行和馬泰政府的談判。余柱業(yè)接受了吳慶瑞的邀請，并順水推舟，在1991年回到了新加坡，擔任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直到1995年去世。

　　余柱業(yè)的一生見證了毛主義革命在東南亞的潮起潮落。他晚年對革命的反思，對今天在深刻的社會轉變中沉緬于“紅色記憶”的人來說別有一番價值。余柱業(yè)認為，馬共在歷史上的貢獻是不容抹殺的。這個貢獻主要有兩個部分，一是馬共參加了二次大戰(zhàn)中的反法西斯斗爭，和英國特種部隊136支隊合作，成為盟軍在東南亞戰(zhàn)場的重要地方力量。為此英軍在戰(zhàn)后對馬共軍事領導人授予皇家勛章。馬共也把奪取全國政權當作最終目標，但在日本法西斯面前他們是真抗戰(zhàn)。馬共的第二個貢獻是在二次大戰(zhàn)結束后，英國以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為借口繼續(xù)維持在馬來亞的殖民統(tǒng)治時，馬共展開了反殖民主義的武裝斗爭，迫使英國放棄殖民統(tǒng)治，向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的民族主義者讓出權力。但是余柱業(yè)認為新馬在50年代末取得獨立或自治，走上了建設新國家的道路后，馬來亞共產黨還要革命，不承認新建立的民族國家，繼續(xù)進行武裝斗爭，企圖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建立毛主義模式的政權，這樣就把自己的活動范圍限制在馬泰邊境和新馬國內少數極左派毛主義分子中，喪失了基本群眾。余柱業(yè)說，當時盡管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國內有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有的甚至十分激烈，“馬共如果有群眾支持的號召力，它是可以利用這些事件去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政府……但是他們都沒辦法辦到這一點，這就證明廣大的人民已經不支持馬共的武裝斗爭了。”

　　為什么一個曾經轟轟烈烈的革命政黨會失去群眾基礎呢？余柱業(yè)早在70年代末還在為“馬來亞革命之聲”工作時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當時他從新馬國內得到一些學術著作，介紹那里的學者對新馬社會的分析，尤其是農村階級結構。余柱業(yè)說，這些著作“證實了我過去對馬共土地政策的懷疑。按照我自己的一些常識我懷疑他們所定的政策。所謂馬來亞是殖民地社會，農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從中國毛主席的理論抄過來的”。在馬來亞，農民從英國殖民政府那里租來土地，地租非常低，而且也沒有封建的人身束縛。馬來亞的農業(yè)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農村沒有地主階級，“馬來亞農民就是那些小園主。。。。他自己種橡膠，自己養(yǎng)活自己”，根本沒有革命的愿望。所以，中國的以農民為革命主力、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在馬來亞是完全行不通的。

　　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而基本的錯誤，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人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勇氣承認。余柱業(yè)回顧說，馬來亞革命在30-40年代追隨的是第三國際的理論，到陳平領導之后(50年代初)“完完全全一字不改的接受毛澤東理論�！钡珜嶋H上，余柱業(yè)對中國革命也并不真正了解，他想當然地接受了中共當時的解釋：中國農民受封建地主剝削，被束縛在土地上，沒有人身自由，所以要革命，成了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勝利的。今天我們知道，中國1949年革命的勝利有著遠比這個簡單的解釋更復雜的歷史和國際因素。不過，和死不認錯的馬共其它領導人相比，余柱業(yè)能夠認識到并承認照搬毛澤東理論是馬來亞革命失敗的原因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文革對馬共的影響

　　除了馬來亞革命的失敗，中國的文革以及它對馬共的破壞性影響也是余柱業(yè)晚年思想轉變的一個重要因素。余柱業(yè)原來一直崇拜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高度理想化。1967年一月他來到北京，當時正是文革的高潮，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國際問題上主張所謂“三和一少”(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世界革命)。余柱業(yè)說他們聽到這個批判“高興的不得了，因為是符合我們馬共的利益，我們就死心塌地的支持這個文革�！钡�很快，文革的破壞性影響就開始在馬共黨內表現出來。一個重要事件是馬共黨內的分裂和“造反”。當時從總書記陳平往下，馬共主要領導都是華裔，為了向馬來西亞占多數的馬來人顯示這個黨也代表他們的利益，馬共專門設了一個主席的職位，由馬來人穆沙 阿麥德?lián)�任，但大家心里都清楚這是個空頭銜。在文革的影響下，心懷不滿的阿麥德(他也在北京)起來造陳平的反，說陳是修正主義，過去不敢和英國堅決斗爭，現在退縮在馬太邊境。阿麥德和一些馬來干部串連，還和在北京的其它東南亞共產黨領導人聯(lián)絡，要打倒陳平，從“修正主義者”手中奪回馬共的領導權，結果被陳平反制，不但造反未成，而且以反黨的罪名被開除出黨。不過阿麥德的結局不象劉少奇那樣悲慘，中國方面給他在外語學院安排了一個馬來文的教授職位。

　　余柱業(yè)對于文革的浪漫主義幻想是逐步破滅的。起初對中國在文革中的真實情況，余柱業(yè)承認根本不了解，因為中國的報紙和電臺“完全不報導，只有外頭人講我們才知道。我們是后來才知道。幾年后，聽了許多關于殘酷斗爭，把人家斗死，破壞文物，迫害無辜的故事后，才逐漸看清楚文革的真面目，才知道這并不是我們所想象那樣光明正大的事情。”對于中國的其它情況，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余柱業(yè)這些人也根本沒有機會去了解，他說他們“住在賓館，住在特別的宿舍里頭，那些接待我們的人員他們的家里都不去……我們雖然在中國住得相當久，但是相當閉塞�！�

　　文革對馬共破壞性影響更突出的事例是馬共內部以清理階級隊伍和“挖階級敵人”為名開展的的肅反和濫殺，有關詳情，近年來逐步由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一些出版物中的第一手材料披露，例如陳平<<我方的歷史>>，方山編著的<<馬泰邊區(qū)風云錄>>(第二集)，鄭昭賢的<<李明口述歷史>>、邱依虹的<<生命如河流--新、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等。當時馬太邊區(qū)的游擊隊中很多是馬泰的左傾青年，馬共懷疑在這些人中有特務，于是在1969年開始大規(guī)模肅反，召開“森林審判會”，會上公布“特務”名單，出席審判會的每個人都必須舉手表決。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決和死刑來表示自己的立場，無人敢為受審者辯護。而那些“特務”則常常在神經差不多已經錯亂的情況下用牽連無辜的人來自保。馬共中央機關營區(qū)的負責人李安東的妻子被指控為特務，李安東不但不為無辜的妻子申辯，反而勸她招認，還在審判會上舉手同意判她死刑。這場血腥的肅反導致了馬共分裂。當時馬共有四個主要營區(qū)：中央機關、勿洞東段和勿洞西段，以及昔羅區(qū)。勿洞東段緊跟中央機關抓特務，濫殺無辜，而勿洞西段和昔羅在受害后指控中央本身被特務把持。這兩個營區(qū)在一九七O年都宣布「造反」，另立中央。余柱業(yè)當時在北京和長沙，沒有陷入這場肅反，但是事后還是了解到真相的。

　　馬共這場肅反悲劇最令人心碎的一幕發(fā)生在將近20年后。1989年底，馬共和泰、馬政府達成和平協(xié)議，走出森林，放下武器。這時，那些在肅反中被害者的親屬紛紛來到馬共營區(qū)，追問親人的下落。馬共對這些死者親屬已經隱瞞了十多年的真相，說他們的親屬在「南方戰(zhàn)線」作戰(zhàn)，但現在這個借口不存在了。這些家屬佩戴獵槍、長矛和利刀涌入馬共營地，不惜和馬共發(fā)生武裝沖突，定要把親人的下落查個水落石出。于是馬共中央在解散以前被迫發(fā)出緊急文件，發(fā)到每一個受害者的家屬手上，承認錯誤，給大部分被處決者平反，封他們?yōu)椤噶沂俊�，每人給予八百美元的賠償。但就是這一點點表態(tài)，也還受到了很多參與肅反的馬共老戰(zhàn)士的質問，認為中央平反得太多，把革命歷史都否定了。

　　馬共沒有成功是馬來亞的幸運

　　雖然離奪取政權還很遙遠，但馬共當年內部的矛盾已經很尖銳和復雜。余柱業(y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雖然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始終很謹慎。例如，黨內有人認為在馬來亞革命只依賴華裔，沒有占人口多數的馬來人的支持，革命不會成功，持這種看法的人卻被開除出黨。余柱業(yè)說他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知道“馬共不大容易傾聽不同的意見，我就不提，所以我還能保持我的地位。”對比紅色高棉在柬埔寨造成的浩劫，余柱業(yè)為馬來亞感到慶幸。他說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對馬共干部的認識”，“對陰暗面、不好一面的認識，使我認為如果英國戰(zhàn)后回來、馬共跟他的斗爭取得勝利的話，馬來亞難免會經受柬埔寨所經受的那種命運。從歷史的觀點來說，馬共沒有勝利，還算是馬來亞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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