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發(fā)現(xiàn)東方與文化輸出的策略

　　記者：王教授，您好。請您談一談《發(fā)現(xiàn)東方》一書的緣起以及學術背景。

　　王岳川：我提出“發(fā)現(xiàn)東方”這一命題是較早的事情，這一思想產生大概是從我98年出國任客座教授的時候。在國外的教書兩年，我觸及并發(fā)現(xiàn)了許多中國文化在海外的命運和處境問題，和我們在國內所感受的問題域大相徑庭。主要是西方和東亞各國對中國十九世紀以前的文化佩服備至，但是對二十世紀以降的文化隔膜、敵視甚至有意誤讀很多，中國在經濟、軍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時，在文化方面卻沒有跟上。一手強一手弱的話，帶來的負面效應肯定很多。

　　其實，在提出“發(fā)現(xiàn)東方”和“文化輸出”之前，我已經做了十幾年的“現(xiàn)代西學”研究，主要是研究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和“文化研究”等。這幾個西學流派有一個特點，如后現(xiàn)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后”（post）主要是對現(xiàn)代性的諸多問題加以質疑，追問今天西方的政治、軍事、制度、文化甚至娛樂方面的現(xiàn)代性方式，是不是全世界唯一合理而需要全球化的方式？是不是那些曾經輝煌過的古代文化在今天就已經完全失效？是否隨著現(xiàn)代性空間擴大和時間加速，西方的政治體制、行為模式、消費方式將使整個世界文化變成單面化和同質化？這些問題就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思考：中國或者東方漢字文化圈秉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生命感悟和精神氣質，是否應按照今天“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法則變成過時晚裝？是否人類就這樣義無反顧地pass或over自身的傳統(tǒng)？對其是否有可能“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體認”“重新闡釋”“重新看待”？

　　我為什么要用“發(fā)現(xiàn)”這個詞。主要是傳統(tǒng)被遮蔽得太久，需要認真持久地“發(fā)現(xiàn)”那些曾經存在而被忽略、被抹殺、被邊緣化、被遺忘、被歷史塵封已久的東西，需要重新將其尋找出來。2000年回國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做了近二十年的“現(xiàn)代西學”，在西方話語圈的話語播撒中，中國還有多少話語是屬于本土的？我注意到，我們的學術方式、行為舉止、生活態(tài)度、生死觀、幸福觀甚至愛情觀都不再是中國的了。中國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知識體系的構架方式在全球即將失效，這對于四大文明中唯一尚存的中華文明而言，喪失了文化的記憶所導致的身份認同困境，以及隨之而來的重大的文化紊亂和文化內在焦慮將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僅僅關涉到中國文化內部的“內爆”，也是全球文明的一種“內爆”。

　　在國外執(zhí)教兩年多，是我更加冷靜深入地進入西方社會的方方面面做前后左右觀，去掉夢幻色彩面對真正的現(xiàn)實。我經常說看西方的問題，不能仰視也不能俯視更不能歧視，而要平視，平視的結果是我發(fā)現(xiàn)人類在很多問題上都是有共通遭遇的。人類的許多問題并沒有因為現(xiàn)代科技、軍事的競爭而解決，恰恰是更為復雜了。所以應該空前重視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三個百分之一，自殺占全球人口百分之一，艾滋病百分之一，精神失常百分之一，這三個百分之一通過競爭和更加強烈的斗爭或者戰(zhàn)爭是解決不了的。在我看來，人類的面臨的危機及其解決方式，代表了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在學理體制上由于殊途而不同歸，文化錯位和沖突使得人類正在“劍走偏鋒”。

　　殊途不同歸之處在于，西方強調個人，天賦人權，人人平等，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思想。但是，就像中國的“中庸”思想那樣，不能推到極端。一旦推到極端，就變成了強調極端的個人性、自我性，而抹殺了別人的自我性，因此就形成了個人至上主義或者過分的自我中心主義，導致更為連鎖反應的問題是惡性競爭，競爭本身是良性的，但過度競爭導致的就是斗爭，競爭還是內部的關系，而斗爭就變成敵我矛盾了，斗爭的升級變成國家之間、民族之間、系統(tǒng)之間的斗爭，最終變成了戰(zhàn)爭。所以我在思考，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發(fā)生在現(xiàn)代化的西方世界，其實告訴了我們一個根本的問題，現(xiàn)代性帶給整個人類的除了夢想與光榮以外，還有悲哀和毀滅。那么，為了把悲哀和毀滅的危害程度降到最小，今天東方的思想家，或者說作為尚存的四千、五千年歷史的文化遺存的子民們，難道不能或者不應該做出自己貢獻嗎？難道應該袖手旁觀嗎？難道可以忽略東方思想的邊緣化和虛無化嗎？面對這些問題，我提出了平等對話的原則——重新“發(fā)現(xiàn)東方”重新探索東方，重新闡釋東方，這個東方當然指的是所謂“遠東”的中國。

　　記者：您認為東方文化的核心問題是什么？

　　王岳川：剛才談到了西方的問題，從一個美好的愿望——公平開始，結果到競爭、斗爭最終到戰(zhàn)爭層面，以至于冷兵器、熱兵器、熱核兵器包括太空戰(zhàn)使得人類毀滅變成了隨時可能發(fā)生的。東方恰恰相反，東方所謂劣根的東西，就是其過份強調的等級秩序，如果說西方是人人平等的天賦人權，那么東方思想體系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是以集體為本，延續(xù)了幾千年。人一生下來的級別、地位、秩序就已經確定。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但秩序就將帝王將相看成是有種，而平民百姓似乎是一輩子被命定了的。這一點上，我認為比西方的民主政治存有更多的封建因素，是需要不斷反省的。但是政治體制的問題并不意味著整個東方文化就一無可取。打個比方，前些年在國外看見他們修條公路，修了兩年修不起來，原因在于公路中間有一位私有財產者堅決不放棄自己的權利，而在西方必須要尊重他，所以這條公路最終修不起來。而在中國，由于帶有集體主義性質，這種情況下就變成民主聽從于集中，集中的結果就像秦始皇修長城一樣，可以把最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到一個大事業(yè)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要想開發(fā)沿海，最短的時間內可以出效果，要開發(fā)西部，最短時間就能做起來。所以，任何問題要從兩面看，這個國家處理問題的時候，從秦始皇到今天，都還有些窠臼沒有脫掉，表面上是一種秩序，但絕對的秩序也會造成絕對的霸權或絕對的權力，因此令行禁止的同時，也會忽視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但同樣還有一個問題，除了我們剛才談到的不好方面，或者說是效率不差但忽視了價值之維的“不好”方面以外，東方有講求“和”的精神價值存在。君君、臣臣這一關我們去掉了，父父、子子、兄弟、朋友卻觸及到了一個根本問題，就是“人是社會關系總和”的問題。西方人認為“人人平等”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底線，但不要忘了，在存在主義之后，“他人成了地獄”，“他人就是狼”，語調非常極端，這就是過分競爭的結果；
而中國強調“和”文化，“和”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達到群體溝通的和諧，所以我經常喜歡寫書法內容就是“立己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如果自己要立起來要成功，就要讓別人也成功，自己要想發(fā)達攀登高峰，要讓別人也發(fā)達和攀登高峰，不能把別人變成階下囚變成地獄。

　　可以說“和”的思想是中國最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重要貢獻。中國還有一些思想，比如孔子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對話交流思想，“吾與點也”的審美人生思想，以及“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的苦中作樂的安貧樂道思想——社會生活也許并不如意，但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應該保持快樂，這大概和東方很少鋌而走險，很少出新出奇，或者“子不語怪力亂神”有一定的關系。存一種平和的心態(tài)，平淡的人生態(tài)度，和氣生財?shù)幕�本生活方式使中國成為一個崇尚和平的國度。這就引出一個問題，中國不是“罪感文化”，而是一種“和諧文化”，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許多節(jié)日、假日盡管有人看起來很“俗”（民俗），沒有宗教的天堂、地獄之類的東西，但是卻令人很感動。好幾億的農民、青年民工辛苦一年在外面掙到錢到了過春節(jié)的時候，唯一的想法就趕在大年三十回去孝敬父母，就是要給父母親買他們平時買不到的好東西，就是為了回家吃那碗團圓飯并表達自己的孝心。東方這種團圓思想，一個是“和諧”，另一個是“仁孝”。

　　在“孝”這個問題上，魯迅提出過很尖銳的批判，盡管尖銳但有些道理。但是人不能同時看到立方體的六個面，我可舉例說明問題的另一側面。孔子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真正傳衣缽者，顏回而已。為什么是顏回呢？一是“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賢人品質；
二是“不遷怒，不貳過”，不怨天尤人，不遷怒他人，嚴于責己，寬于待人的心性；
三是顏回“終日不語”，“其心三月不違仁”的毅力——聽老師說話時時沉默不語并深深反省自己，似愚——像一個愚蠢而不會說話的人一樣，但卻長期堅持不違仁。顏回有孔子不及的地方，孔子有天馬行空的思想和做四海之內大事的偉志，但顏回則點點滴滴地把老師的思想變成了實踐，是個偉大的實踐者。所以孔子在顏回死后大哭：“天喪予，天喪予”。

　　但是孔子還有一個不太喜歡的學生叫宰予，之所以討厭他，就是因為他觸動了一個根本問題——“孝”。宰予有一天突然問老師：您的學說當中有個重大問題和矛盾，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您的思想是說不通的，換言之就是說得不透徹或前提有問題�？鬃訂柺鞘裁磫栴}。宰予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崩蠋熣f“三年不樂，樂必壞，三年不禮，禮必崩”，又告訴我們守喪三年不樂三年不禮”，可見你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強調父親死了要盡孝，另一方面又強調禮樂不能停止。面對宰予這種態(tài)度，孔子愣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反問宰予說：不服三年之喪“于汝安乎”？宰予答以“安”，夫子喃喃曰“汝安則為之”�？鬃勇牭皆子枵f不守喪三年而心安的話，望著宰予遠走的背影說了句很厲害的話：“予之不仁也！”——這小子是個不仁不義的家伙啊。因為孔子認為，父母親生下孩子又歷盡艱辛地帶大到會走路，大概需要三年，難道父母死了以后，你不應該守孝三年作為回報嗎？

　　所以，真正的“孝”不是強迫的，而是對等的“愛的回報”。不是像后世腐儒“二十四孝”中所描述的那樣，而是對父母無私之愛的“愛的回報”。試想一想，曾經有這么兩個人——就算不是你的父母而是一般人——在自己呱呱落地的時候，把我們辛辛苦苦地帶大到了三歲。他們死了以后，不應該回報嗎？連動物都有知恩反哺之舉，難道人還不如動物嗎？！中華民族的優(yōu)美傳統(tǒng)沒有絕滅，最樸素的道理不存在于那些虛無主義者或者全盤西化者的空頭辯駁中，而是存在于今天廣大百姓為主體的國人心中。幾億民工春節(jié)坐著硬座甚至站著睡覺，幾天幾夜千里迢迢回到家鄉(xiāng)，累得走不動，腿都全腫了。但是在見到父母親后那種快樂，遠遠壓倒了兩天兩夜在車上的痛苦，這就是“孝”的精神力量。過年不一定要帶給父母多少錢，而是要帶回一個愛父母的心。因此一句“封建”的判詞，不是太簡單太西方中心主義了嗎？這種在現(xiàn)代性話語強權語境中的文化誤讀，今天應該終止了，因為整個世界正在學會重新發(fā)現(xiàn)和闡釋中華民族民間傳統(tǒng)中有仍有強大生命力的精神價值。

　　二 文明沖突戰(zhàn)爭與多元文化制衡

　　記者：剛才您主要談到東西方文化之間的比較，那么如何看待當代文化的狀況呢？

　　王岳川：當代文化問題與文化誤讀和文化戰(zhàn)爭緊密相關，同時與一個國家的經濟、科技和政治緊密相關。如果中國還像過去那樣是一個貧窮和冷戰(zhàn)意識很強的國家，就將被不懷好意不斷地分裂。我在海外時，看到諸多國內看不到的材料，最吃驚的是一九八0年代日本一位教授給日本官防長官一個建議，說未來中國崛起擋不住，但有一個辦法可以控制——使中國分裂成七個國家，因為只有把中國分成若干小國才能遏制它，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震驚。其實中國歷史上是“久分必合”的事情當然不少，不管是在秦始皇統(tǒng)一之前的七國紛戰(zhàn)，七國之前無數(shù)弱小國家的紛戰(zhàn)，以及兩漢后的三足鼎立，東西晉的艱難，五代十六國以及蒙滿入關，中國曾經多次被分裂，但不斷走向統(tǒng)一并最終統(tǒng)一穩(wěn)定。不妨從人口史發(fā)展史中看中國的國家命運：在漢代東漢永壽二年公元156年中國人口已經五千六百萬，可是到晉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人口卻跌到一千六百萬；
唐天寶十四年即公元755年人口上升到五千三百萬，可到了北宋元豐三年即公元1080年，人口又一次跌三千三百萬；
南宋有所增長但元入關后又下降（南宋嘉定十六年即公元1223年，人口七千七百萬，到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人口又跌至五千八百八十三萬。中國人口第一次超過一億是在康熙二十四年，到了清道光十四年即公元1834年，中國人口總量已經非常龐大達到四億人口。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一個人口大國，而且是一個經濟和文化大國，決不允許任何野心家分裂中國。

　　近些年，又看到關于李登輝“七國論”的一些消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堅持認為讓中國實力分散就要將其分裂為七個國家——港獨、臺獨、疆獨、蒙獨、藏獨、韓獨以及南北戰(zhàn)爭。這很陰險很可怕。這種分裂和阻止中國發(fā)展的陰謀，如果是日本和美國聯(lián)手做的夢，如果是所謂講民主、自由、發(fā)展、人權的“現(xiàn)代國家”做出的，那么需要追問其目的究竟何在？這還有一點所謂“民主自由”的精神指向嗎？這促使我從后現(xiàn)代去置疑現(xiàn)代性西化的問題，進而進入到后殖民主義研究中去懷疑區(qū)域性的和霸權主義問題。我們不能把每個西方人都想象成上帝和愛好和平的天使，完全不是。人類的貪婪在現(xiàn)代西方為烈，弗洛伊德曾反復說，每個人都拖著一條猴子尾巴，這條尾巴就是“欲望”和“本能”。在這個意義上，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十全十美的，東西方也沒有任何一派哲學具有普適性，所有的學派都具有有限的視點和盲點，要想放之四海而皆準只能是走向自身的反面。

　　為了更清楚地認識深層文化危機問題，我更全面地關注科技和軍事這種地緣政治背景的觀察。我意識到問題很多：全世界有航空母艦的國家已經不在少數(shù)，連印度都有兩艘，但中國還沒有航母。我在國外看到有好幾個足球場大的航空母艦，集防空、反艦、反潛以及對岸攻擊的作戰(zhàn)能力為一體，使海戰(zhàn)從平面走向立體，成為幾乎可同與核武器比肩的“海上霸王”；
我也看到過核潛艇出沒于海上的詭譎和危險，全球的核潛艇不僅數(shù)量驚人而且具有出奇不備的極強的攻擊力；
不斷競爭的激光武器已經能夠發(fā)射１兆瓦的激光束，其功率強大的化學激光器將被用在美國空軍的機載激光器項目上在導彈的上升階段從幾百公里外將其擊落；
尤其當我知道美國最新研制的“X-37”空天飛機可以19倍音速的在外太空飛行，可進入地球軌道高速飛行的無人駕駛空天飛機。由于它通過遙控導航，在近地軌道上以每小時2.5萬公里的高速飛行，可攜帶2噸左右的導彈或炸藥，在兩小時內轟炸全球任何目標。還有美國新的F22飛機和F-35無人機的出現(xiàn)，打破了世界格局的軍事平衡、科技平衡�？梢哉f，美國的太空戰(zhàn)的目的是：建立空間控制、全球作戰(zhàn)、作戰(zhàn)力量“空天地一體化”和全球戰(zhàn)略伙伴關系。爭奪太空是為獲取決定意義的戰(zhàn)略籌碼，控制太空是為控制信息權、制空權、制海權和制天權，從而獲得戰(zhàn)爭的主動權。正正如相關報道所說的那樣，是美國使這個世界充滿了戰(zhàn)爭的隱患，因為它不僅繼續(xù)冷戰(zhàn)時期的軍備競賽方針，而且率先將軍備競賽推向太空軌道，違背了人類和平開發(fā)太空的宗旨。

　　在核武器方面超級大國之間軍備競賽沒有結束，全世界已經進行核試驗2000多次，有關消息表明：公認的8個核武器擁有國共部署了13470枚核彈頭，另有14000枚處于貯存狀態(tài)，美、俄、英、法、中為核大國，而以色列大約200枚，巴基斯坦約50枚，印度約40枚。伊朗核危機和朝鮮半島核問題空前突出，日本的核企圖非常明顯，甚至臺灣地區(qū)也擁有少量核彈頭，印度“烈火”III型中程導彈能夠攜帶核彈頭主要是為了威懾巴基斯坦和中國�？梢哉f，國際社會從伊拉克問題、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問題、巴以沖突到現(xiàn)在的黎以沖突等一長串沖突與爭端中，正在喪失總體解決問題的地基。在這種國際語境中，如果中國在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比搞軍備競賽，其結果就是將戰(zhàn)火引到自家門口。在中東戰(zhàn)火熊熊尚未熄滅，而如果遠東又成為新的戰(zhàn)場，這無疑是東方乃至人類的毀滅。所以我認為，一方面要做好反戰(zhàn)的準備，另一方面要花更大的精力來關注人類文化對話，從而化解尖銳的文化戰(zhàn)爭沖突，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溝通文化危機。

　　今天我們面臨的文化戰(zhàn)爭問題空前復雜。亨廷頓所說的二十世紀是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爭真是應驗了，如今美國在中東打得不可開交，尤其是人肉炸彈，表明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仇恨越來越深了，達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有人說中國只出了一個董存瑞，而今天的中東個個都是“董存瑞”，這樣一來基督教不僅僅是美國民主的象征，而變成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宗教之爭圣戰(zhàn)之爭，這里面隱藏的問題非常大。布什近來居然使用“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詞語，表明全球化中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正在由大國制衡下的一超與多強間的沖突進入到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對立。這種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對抗和宗教仇恨將惡化國際形勢，將使中東恐怖主義和西方的反人類戰(zhàn)爭沖突愈演愈烈，最終導致世界經濟危機甚至世界大戰(zhàn)。

　　正因為今天人類面臨的危機共振問題空前復雜，因此有人提出20世紀中國是一個“儒教”國家，有人要把“儒學”改為“儒教”，自己成為教主，這個問題值得學界探討。其實，杜維明曾經談過關于儒學變?yōu)槿褰痰膯栴}，在美國已經引起了西方漢學家的空前關注甚至文化誤讀。因此我不欣賞將儒學改為儒教，因為亨廷頓的預言，在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沖突之后，二十一世紀將是“儒教”同基督教文明的沖突。在這樣持續(xù)不斷的全球文化沖突和文化戰(zhàn)爭下，人類豈能有寧日？我們只能用東方智慧來化解西方中心主義霸權造成的各種復雜沖突，而不是慫恿這類促進人類毀滅的沖突。

　　同樣，全球化語境中文化問題就凸現(xiàn)出來。事實上經過一個世紀的西化，當代文化正在變成了美國的“批發(fā)文化”或“亞文化”。中國城鄉(xiāng)在西化的巨型想象中風行卡拉ok、披長發(fā)染金發(fā)，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諸多形式正在或已經消失——政治秩序范式的消失，思維方式的全盤西化，人倫價值方式不中不西等。今日中國在人的民主和自由方面是大大進步了。但和傳統(tǒng)中國相比，也存在文化的失根問題�，F(xiàn)今的文化既不是純粹的美國文化，也不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文化，也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或者說殷商文化或漢唐，而變成了雜種文化、雜交文化。這將使得中國文化身份的辨識成為問題。山東的祭孔，北大一些人認為是復古鬧劇，海外很多人也寫文章抨擊，但奇怪的是海外那些享受的西方現(xiàn)代化民主和自由的華僑們反而回國虔誠參會而激動不已，這是什么原因？因為他們出去以后看到了很多現(xiàn)代化的負面形象，感到西方話語方式不時人類未來的必然方式和最好方式。西方世界的法則是落后就要挨打，這是按照西方的生存競爭法則來制定人類的所有規(guī)則，這個法則就是按照時間表，過去——現(xiàn)在——未來，過去總是保守的、落后的、衰亡的，不然怎么會被over呢？丹尼爾•貝爾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說法，以及哈貝馬斯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說法，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代表。那么，作為傳統(tǒng)的“保守的”東方思想怎么可以跟強勁“西方現(xiàn)代性”抗衡呢？西方是時間線性觀，而東方是空間境界觀，東方注重的是修為、境界、升華、空靈、不執(zhí)等。而今天的全球文化卻正在或者已經變成西方的時間觀文化。這個文化構成說得比較復雜，其終極就是“彌賽亞主義”——人類有原罪，生下來是又承擔了罪惡，只有到了末世才能得到最后得到解救。

　　中國文化恰好相反，孔子說“吾從周”——恢復周禮，注重借用歷史和現(xiàn)實的經驗，卻被稱為“復古”。這是東西方思想的一個區(qū)別。于是矛盾就出現(xiàn)了，希望像西方那樣的人強調的是未來時間觀，面向未來，強調自己的個人至上主義，強調所有的雜交文化；
希望保持自己根本，尋根的人是往回走的，追溯遠古的理想，包括一些拍賣市場里喜歡古畫的都是這樣的人，但如今空間觀已經不能和時間觀的本體論相抗衡了。我在《中國鏡像》一書中詳細闡釋了這些問題。在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文化就是以西方為背景的雜交文化，雜交文化最危險的地方在于，一旦國家出現(xiàn)劇烈的軍事沖突或者處于相當復雜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失去文化根本的雜交文化的非信仰性、非價值歸屬性，就將使得失根的人成為一盤散沙，變成烏合之眾。

　　于是，就會出現(xiàn)鄧小平所說的那個問題——他問撒切爾夫人，中國給你們兩億人口，你們要不要？美國人也提出了類似問題，誰來給中國糧食，誰來養(yǎng)活中國？每一個省都與歐洲一個國家差不多大，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凝聚力，一旦散了，13億人，相當于7個美國或13個日本的人口，沒有任何國家可以養(yǎng)活我們。我意識到，中國達到了現(xiàn)代化的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還要再花45年時間將近百個世紀，如果想讓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不分裂，作為文化人應該做出文化戰(zhàn)略的選擇。我們不可能去研究什么新式武器——我是個反武器論者，何況人類進步的結果就使得文化大于武器，人道大于戰(zhàn)爭。在人類面對何去何從的關口，不應該相信戰(zhàn)爭機器的造勢，而應該強調多元文化之間的和諧對話。

　　新世紀以來，西方對自己的文明、對自己的內部生存狀況產生了懷疑。2006年5月18日美國《金融時報》發(fā)表《西方文明面臨嚴酷的選擇》，認為曾經帶領西方走向成功的六項主要思想——基督教、樂觀主義、科學、經濟增長、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都遇到了危機。西方文明已經走到一個岔路口，有可能分崩離析，西方正在喪失信心。在這個意義上，我堅持認為，當代世界文化不應該是西方中心主義文化，而應該張揚多元文化，因此我在《發(fā)現(xiàn)東方》一書中提出：讓習慣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西方人學會謙虛而開始尊重東方，讓世界的每一個人都開著圓桌會議成為邊緣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如果說中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錯誤的，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義恰恰想成為東方中國的充滿霸權“君”，中國變成了動輒得咎的“臣”，或者現(xiàn)代西方變成了東方的“精神繼父”，我們變成了現(xiàn)代西方的“文化繼子”，這種國際關系在國際大家庭當中是不合法的。

　　但問題仍然存在：如果是文化多元主義，聽誰的？聽西方的嗎？西方霸權主義連自己都已經開始反思，不然就不會有后現(xiàn)代主義，更不會有后殖民主義。聽中國的嗎？東方是邊緣的聲音，是被疏離被隔絕的聲音。在我看來，完全聽西方的不可能，完全聽東方的也不可能，所以我希望保持一種中介性的話語，有沒有可能在兩種話語之間找到一種中介？我認為，“發(fā)現(xiàn)東方”是一種謙和的呼求，希望西方來看一看已經曾經被邊緣化，而今正在快速和平崛起的東方（盡管存在不少問題如廉價勞動力、環(huán)境污染、環(huán)保盲點、生態(tài)危機等）。同時，發(fā)現(xiàn)東方也尊重天賦人權，每個人不因為人種、階層、文化背景、歷史而有親疏，這才是人類未來的真正聲音。

　　三 在文化斷裂中重建新文化

　　記者：社會學家孫立平教授有個觀點：中國當代社會是個斷裂的社會，因為人的身份等級、地位的差異造成了這種社會文化的斷層，您是否認為中國當代文化是斷裂物呢？如何來構建新型的文化？

　　王岳川：中國當代文化當然出現(xiàn)了文化斷裂，今天中國文化的情況是歷史上最為復雜的。孫立平先生和我過去曾經談論。中國今天出現(xiàn)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八億農民兄弟，在我國GDP中是個很微妙的數(shù)字，我們要算人均GDP的時候，八億農民兄弟算進來了，我國排名世界第60位。要談綜合國力的時候，八億農民是自給自足，不存在國家財政預算的問題，我國又排名世界第四位。這樣就出現(xiàn)一個問題，城市的金領、白領、藍領相當西化，而農村的原始宗教、血緣關系以及由于貧窮落后而導致的家庭中心情結依然存在。于是變成了前現(xiàn)代社會——標志是農村，現(xiàn)代社會——小城鎮(zhèn)，大都市——后工業(yè)社會的三重撕裂，全世界都沒有這么好的標本。比如中東基本上是原教旨主義加現(xiàn)代經濟，美國基本屬于后工業(yè)社會，歐洲、日本處于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之間，唯獨中國，前現(xiàn)代的成員極其龐大——八億農民。

　　西方有個“恩格爾系數(shù)”，強調農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應該控制在4：6，而我們的農村則明顯占據了70%左右，正在走向現(xiàn)代社會，但是我們一些學人卻說中國是后現(xiàn)代社會了，這些都是錯誤的導向。我有個擔心，如果文化、經濟、社會公平板塊的撕裂，將造成國內的持續(xù)震蕩。多年前我曾經強調過“危機共振”理論，工人、農民問題，大學教育問題、醫(yī)療改革問題，住房合通漲經濟問題，以及軍事方面的問題，如使館被炸、中美撞機、釣魚島、東海油田事件、臺海問題、南亞核競賽問題等，都會在瞬間由小危機形成“危機共振”。就像一隊士兵走上浮橋，只能散開步走，如果教官讓齊走，這座橋馬上就會坍塌——這就是“危機共振”。

　　今天每個細節(jié)都將決定未來成敗，每個局部的成敗都將決定整體國家的安定。我總是告誡自己做文化輸出時要十分小心，“要做事業(yè)，不做是非”！一個知識分子有創(chuàng)造性的有效工作時間很短，一生中做不了什么大事，卻有可能為了蠅頭小利而做出錯誤指導，就像某些經濟學家所作所為的那樣，這都將導致知識群體的信譽危機和國家的危機共振。所以當代文化重建要盡可能調整文化心態(tài)：讓前現(xiàn)代的廣大農村盡可能地在信息、電視、電話、電子設備和生活方式上走向現(xiàn)代。而我們今天很多人認為農村已經很富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實是錯誤的。其實只有沿海某些農村是富的，而西部尤其是西北農村，一個家庭年均收入二三百多塊錢比比皆是，應該讓那些認為中國已經后現(xiàn)代化的學者稍微收斂，從云端回到大地，認真地去看中國現(xiàn)實。

　　因此，我近年的學術入思路徑開始從單一的西學研究進入了中西文化五百年不平等對話的檢討，考量中國近幾百年的光榮與成敗，進而參與中國未來形象和身份的重建工作，衡量東方和平崛起對世界和平的重要意義。

　　記者：中國有許多問題是通過改革的利益調整造成的，社會身份的、價值觀的斷裂包括社會等級的分化，你認為通過文化的方式能否轉變呢？

　　王岳川：這是個憲政問題。其實是很難急切改變的。文化是諸多原因中最弱的一個東西，文化是需要悟性的，對于過多利欲熏心利己求富的人來說，做文化無異于南轅北轍，也是做不了的。但是利益層又有一個積累和反積累的問題，為什么許多個體戶掙了錢后茫然四顧，不知道今后走向和發(fā)展趨勢，這是沒有文化眼光的結果。面對風靡世界的美國“實用主義”“消費主義”的“剛性”而言，文化確實很“軟”，但卻能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我們經�？吹缴�活中一個有錢人修了一座別墅豪宅，但進去一看，除了一些炫耀性擺設，就是一些俗不可耐的東西，還將洛可可、巴羅克、文藝復興時期、現(xiàn)代的和后現(xiàn)代的都雜糅到一塊，顯露出可疑的趣味。

　　但中國人有非常可貴的品質——孔子所說的“富而后教”，幸虧大多數(shù)人沒有失去這個品質，所以不少人富起來以后首先是送孩子出國留學深造，給學校捐錢——像邵逸夫、霍英東等那樣。一個國家，一個人只要還有一種謙卑——對文化教育的謙卑，這個國家就有救，這個人就還有底線。

　　我們現(xiàn)在設想一下，中國的大富人、中富人、小富人，能含辛茹苦地讓自己的孩子去讀書，而中國存款數(shù)額巨大，其中絕大部分是為了學費、養(yǎng)老金和醫(yī)療而儲備的經費。這些學生無論留洋也罷，在北大、清華也罷，學成以后，老一輩創(chuàng)業(yè)的原始東西就被現(xiàn)代教育修改了——第二代變成了具有現(xiàn)代意識現(xiàn)代眼光的人。所以，我認為利益層在原始積累時期確實又不公平之處，很難驟然改變。我們1977年上大學的時候，大膽經商賺錢而獲利最多的不少是膽子大的底層人群；
第二次經濟高峰仍然是膽子大而邊緣化的知識群體——九十年代一大批知識精英發(fā)現(xiàn)政治的、出國的夢破潰了，一下子進入深圳股市，結果一夜暴富，于是驚嘆道原來錢還可以這么賺。

　　原始積累時期往往很殘酷，但事情要慢慢看，但他們的后代會慢慢修改這種攫取利益的方式。但今天有一個憂慮，他們的后代有一部分留洋了，有一部分讀了博士，有一部分成了政府的發(fā)言人，進入了某些決策層，結果為飽私囊而錯誤指揮股市、房市，其目的不是為了天下寒士有房可住，而是為了讓自己住更大的宅子，讓大家更加挨餓。這是很可怕的邏輯，這就進入了以前說的那個問題了，這些不是道德可以制約的，也不是文化可以讓他變乖的，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法制的健全和輿論監(jiān)督。

　　我在日本任教時，親眼看到一個年輕才俊的日本公務員博士，由于收了五十萬日元（相當于日本大學老師一個月的工資）的賄賂，第二天被媒體披露，第三天就從十二層樓跳下去了。在中國不會，相反會有更多的條子、更多的關系、更多的朋友去為他求情，結果是不了了之，很快出來或者保外就醫(yī)。中國的法制一定要下大力氣抓。因為我不是法律方面的專業(yè)人士，我只是從社會公正平等的角度談。

　　四 創(chuàng)造新文化有賴于教育體系創(chuàng)新

　　記者：您覺得中國現(xiàn)在是否有這種新型的文化？中國要進行文化輸出的話，就應該構建新型的文化，而不是拿中國過去已有的文化拿來拿去。

　　王岳川：我部分同意你的看法但保持我的觀點。我穿的這件傳統(tǒng)服裝是舊的，嚴格地說，不考慮它的款式和鈕扣的話，它是中國士大夫在千百年前的穿著。但是法國服裝師今年卻采用中國服裝造型元素獲得了設計金獎。美學家有個共同的看法，越是玩命追新就越落后，當人類發(fā)明了鍍金技術后一開始興奮不已，覺得可以比金子更漂亮更明亮，可是今天如果誰的家里擺上一個鍍金的物件，人們反而會覺其特別惡俗。我在讀《中庸》時，讀到孔子說“士人”也就是知識分子在穿華服的時候，外面要罩上一件麻衣：“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為什么呢？文質彬彬，才是君子。任何一個有教養(yǎng)的，歷史悠久（用德國狄爾泰的話說具有“文化財”）的國家，都不會用追新到用最新的東西來裝飾自己。所以后現(xiàn)代建筑恰恰要把某些地方做舊得像廢墟或城堡一樣，而一定不會去做成最光鮮的。只有那些很淺薄的人才說：洲際導彈是最好的雕塑，我們的建筑應該做成像洲際導彈那樣的。在中國這叫兒童樂園，只有小孩在里面玩耍，而“大人”明白文化遺產是一份人類瑰寶。就此而言，我們應該重新清理一樣哪些文化已經過時，例如夏商周的某些文化，當我們面對青銅器的時候，面對上面的古代文字的時候，面對許多古代的園林的時候，會發(fā)現(xiàn)許多東西其實沒有過時，而是亙古常新。

　　在這個意義上看，頭發(fā)的發(fā)型，衣服的式樣，還有人們的生活方式其實都不是最新為好。認為越新越好，越新的東西越能說服別人的觀念已經不適用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失落了。我起碼可以舉出三個例子，第一，巴西和美國在1987年簽署了一個反大壩協(xié)議，在全世界各國仍在修建最大的大壩同時，他們開始拆除大壩。因為他們發(fā)現(xiàn)在母親河上的成千上萬個大壩已經讓生態(tài)失衡，哪個地方建了大壩，哪個地方就會土壤沙化，兩岸的綠色迅速后退，魚的品種減少，植物動物大量死亡，可見人類向大自然索取了多少，他就會失去多少。人們開始拆除大壩，河水開始重新泛濫而輸送泥沙，沖積平原重新出現(xiàn)，生態(tài)很快就恢復。但是中國還需要經濟崛起以后，才會有這種生態(tài)危機意識。

　　第二，在英國出現(xiàn)了一種文化生態(tài)生活的聲音——“極簡單主義”，認為當代生活太復雜浮躁，一旦停電，人們連胡子刮不了，理發(fā)理不了，電燈沒有電，電腦無法啟動，微波爐也不能用，冰箱也臭了，甚至連馬桶都不能用了。怎么辦呢？回到原始森林邊上，自己砍木材蓋一所房子，撿一把柴火去燒火做飯，自己拿著針線在夕陽下縫縫衣服，就像古希臘人那樣穿著很簡單樸素。他們覺得這樣非常好。德國一個小鎮(zhèn)出現(xiàn)過這樣的事情，雷電把變壓器炸壞而停電，人們一下子進入沒有電視的日子，該怎么過？電視劇、影星、肥皂牌子、球賽、談資、天氣預報都沒有了，他們覺得信息的封閉好像天都塌了。于是人們開始走出家門，互相認識，再慢慢搞燭光晚會，拉著手風琴唱歌跳舞，開始深刻地交談，發(fā)現(xiàn)人們的心靈彼此陌生了那么久，太多的人對面相見不相識，住了二十年鄰居都不知道對方的姓氏和工作，這時人們發(fā)現(xiàn)生活原來可以象現(xiàn)在這么過。

　　第三，歐洲人提出一種新生活主張——“慢生活主義”，從極簡單到極慢。今天的生活節(jié)奏太快了，人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災難：精神病患者達到百分之一，全世界的艾滋病攜帶者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已經6000萬人是人類的1%），全球自殺率接近百分之一。世界變得很瘋狂，人道主義成為一種奢侈品，仁者愛人成為過時晚裝。這使得人類遭遇到越來越多的災難，應該讓人類從超級競爭中解脫出來。于是，“慢生活主義”者主張：春天工作，夏天避暑，秋天旅游，冬天圣誕。一年四季就春天干活，于是人不再是豐富物質生活的手段，而是回到康德所說的“人是目的”。今天人類拼命生產的東西永遠用不完，結果人變成手段而生產東西變成了目的。倡導“技術極簡主義”的人認為：現(xiàn)代技術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虛假需求——對燃油、空間、金錢和時間，但讓人們遺忘了更重要的精神追求，對于家庭，對于社會，甚至思考本身。以上這些“新文化運動”或者“文化生態(tài)觀”，難道沒有我們東方文化的一些影子嗎？我們真正缺乏的是“重新發(fā)現(xiàn)”，端正我們的態(tài)度去“重新認識”東方，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精神”和“中國現(xiàn)代文化經驗”對人類的重要意義。中國在強盛過程中應該同時增長強烈的文化表達愿望，把自己的仁愛之心，自然之道，和新世紀對世界的感受傳遞播撒到全世界。

　　人類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茫然四顧，不知所終。正如有的學者所說的那樣：“中國沒有文化上的崛起。經濟的崛起還沒有帶來文化的復興，也沒有造就一種新的文化。相反，傳統(tǒng)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業(yè)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經歷著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洗禮的中國越來越難以見到傳統(tǒng)的痕跡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國正在變成一個失去文化傳統(tǒng)的文明。”這提醒我們要認真清理文化地基，回想我們走過的道路，哪些是可以整理出來的東西？能否把它們變成人類共同思考和前進的燈塔？西方古希臘提出的“民主”，古羅馬提出的“法制”，中世紀提出的“信仰”，近代提出的“自由”，影響了世界的進程；
中國提出的“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達人”，“道不遠人”，其根本在于強調以人為目的。如果去掉其歷史局限性，東方生命中的“和樂”和人生的“修為”，同這個工業(yè)社會的冷漠競爭和人間“畏觸感”（西美爾）形成了鮮明對比。但現(xiàn)在這個消費社會卻很少有那種很親密的感覺。救治之法在于把握人類未來發(fā)展真實藍圖與實現(xiàn)理想之“度”，用中庸的話說是“過猶不及”——西方發(fā)展的是“過”，而中國長期是“不及”，兩者都離開了中庸之道。只有將兩者加以整合和創(chuàng)新，人類才會找到一條更健康生態(tài)的文化之道。

　　記者：請談談您對當前教育的看法和主張。

　　王岳川：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從2004年的世界GDP排名第6到去年2005年排名第4，按照這種速度的話中國幾年之內就要超越德國。二戰(zhàn)的戰(zhàn)敗國日、德都在中國之前，加上美國變成了世界前三強，而中國從一個后發(fā)國家變成了世界第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妄自尊大，就變成了這三個國家打壓的對手，中國在國際關系中急切需要改變自己的現(xiàn)狀。

　　主要有兩個方面問題，一是國內矛盾還尚沒有完全調順并解決。溫家寶總理說想為人民做好三件事情，一是教育，二是醫(yī)療，三是住房。但這三個問題越來越復雜，怎么平抑收效都不太大。醫(yī)療改革變成高收費，今天的醫(yī)療費用比二十年前增加了70倍，住房價格長了十倍，教育費用居高不下，當代大學生一年的費用需要一個農民13年的收入才能供應。今天的教育變成了民眾空前的焦慮和畸形高消費。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希望工程”是政府管理層的失職，任何國家只要確定了九年義務教育，在九年之內就不應該收取任何費用。有一個人大代表向溫總理進言，九年義務教育，如果一個地方政府需要希望工程來為孩子們集資，如果九年義務教育只是學費免交而學雜費十倍于學費，就是形同虛設。我認為這些都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發(fā)聲。

　　再有中國東西部、南北和周邊的關系有一種“內部殖民”傾向，這個話說得比較激烈。整個西方把中國變成了第三世界的垃圾場、原材料集散和輸送地，但是中國東部又把西部當成了第三世界，包括西氣東輸、南水北調等，一旦這些用完弊大于利。根本的問題是抓教育，加大教育投資。中國的校長一個工作就是爭取資金，北大的是三年十七個億，平均每年五點多個億，哈佛大學一年的投資是300億美元，差距就是這么來的。一些政府官員每年就吃了4000個億，就不能來扶持大學嗎？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如果中國不把錢投到教育上，不讓老百姓讀得起書，不讓知識分子真正貢獻自己的才華，不能吸取他們對國家藍圖的規(guī)劃，中國未來的前途就有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教育興國今天比五四時期還要嚴峻緊迫，還要關鍵。

　　當代教育的根本弊端是培養(yǎng)了一種媚外的心態(tài)和有文憑而沒有實力的空架子，根本的杠桿就是高考指揮棒和外語指揮棒，我寫過一篇這方面的文章《英語與母語的天平上》。如果一個國家的人民，尤其是學生們不重視母語，只熱衷于他國的語言，只希望學完了以后跟國家“薩約娜拉”，告別了苦難的國家和父母，寧可在外國擦皮鞋、做餐館業(yè)也不愿意回來教書育人，那么這個國家的教育是失敗的。香港提出高薪養(yǎng)廉，在我看來應該高薪做教育，讓真正的學有專精不憑借文憑的人來從事教育。

　　在我看來，上至教育官員，下至校長，還有教育的中層干部，都必須有文化價值良知，應該用真正的具有人文關懷的大學者來任校長，但是今天的校官卻成了會搞錢、會投資的、會匯報的來搞教育，所以學生正氣不樹，覺得前途無望，確乎是一個大問題。還有大學過度擴招，形成了良莠不齊，有能力的人被會鉆營的人搶走了飯碗，也是很頭疼的問題。加上近些年大學教育弊端很多，諸如：素質平面化、消費白領化、上課夢游化、逃課普遍化、補考專業(yè)化等。應該把教育的壓力轉成一種的創(chuàng)業(yè)。從教育產業(yè)化的失敗中走出來，將教育還原為教育，加大政府撥款并有效地吸納民間資本，杜絕假 “克萊登”大學假洋文憑。另外，對老師的評定方式需要重新修正，包括教學、科研成果的評估方式不能絕對數(shù)字化。我看過一本《2000-2004中國學術腐敗錄》，令人震驚，短短五年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么多的學術腐��？說明我們的教育機構、教育宗旨和教育培養(yǎng)的方式存在根本的問題。要痛下決心讓懂教育的人來抓教育，讓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培養(yǎng)出真正懂教育的學者，不然中國的教育形同虛設。博士碩士滿街走，關鍵時候能出一國策者，無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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