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下，企業(yè)管理是重要的強項。過去，投資與經(jīng)營都可由一個人(或少數(shù)人)直接處理。一個自然人可以全憑自己的意愿，馳騁于市場，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并不需要管理理論。但是，今日的市場是許多「法人」角逐的競技場。如何組織高效率的團隊？如何籌募最佳的策略？都是這些企業(yè)群體盈絀成敗之所寄。而不論組織，抑是經(jīng)營，這一群體的決策中樞，亦即領袖的領導功能，尤是舉足輕重的因素。

　　本刊改版，主編托人邀稿，指定的題目從歷史前例，討論領袖的領導功能。其選題的著眼點，毋寧即是出于上述的考慮。商學院與管理學院的管理學教材，一向是從企業(yè)群體的「企業(yè)文化」擷取經(jīng)驗，這次問道于歷史學的工作者，當是由于借鑒于他山之石。

　　本文作者曾在這一方面，與企業(yè)界人士有所討論，并且出了幾本演講紀錄，則是因為歷史上的國家治理，又何嘗不是在處理群體組織和資源運用的方式？近代以前，資本主義市場的企業(yè)還未出現(xiàn)，然而一個皇朝、一個國家其開創(chuàng)與守成，又何嘗不是經(jīng)營與管理兩個領域的操作？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僅見于臺北洪建全基金會的「從歷史看ＸX」系列 ，并且在改版前的本刊，曾由柯恩先生濃縮為文，刊登于哈佛商務評論（中文）2004年二月分的本刊。為此，我不須再從頭追敘曾經(jīng)刊布的拙見。

　　本文僅由本刊主編列出的若干問題，于領導功能，嘗試有所申論。拙論取材，大多是從歷史中引述，或為典章制度，或為人物傳記，卻不擬涉及今日管理理論。這種作法，別出蹊徑，只能算是一番嘗試，提供管理學專家們參考。

　　管理一詞，應當包含經(jīng)營與組織兩個項目：經(jīng)營部份，既有開拓的宏規(guī)，也有風險的處理；
組織部份，也兼具結構與運作兩個方向。領導者在經(jīng)營與組織雙方，都必須注意，方能成事。

　　中國歷史上，皇朝起伏遞嬗。以皇朝興衰為基本數(shù)據(jù)，則開國時的創(chuàng)業(yè)，當然是經(jīng)營的現(xiàn)象，其領袖（開國君主）必須有所籌措；
開國以后，繼之垂統(tǒng)的君主，也時時必須面對種種問題，例如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也是經(jīng)營。凡此均可與現(xiàn)代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人及后續(xù)董事長的功能相似。茲將凡此經(jīng)營簡約為一個方程式R(h‧m)＝E。此處的R是資源，其中包括人力資源（h）及物質資源（m），經(jīng)過h將m運用，轉化為能量(E)，而能量既是能力（C），也可轉化為權力（P），而在市場機制下的企業(yè)，P只可部份轉化為金錢（M）。但在皇朝的經(jīng)營形態(tài)下，Ｐ是權力，已足夠表示資源轉化的力量。

　　人力資源比較復雜，既指涉可以運用的人力，包括勞力及智力；
也可以表示領袖及其所有依其驅策的人士（或人群）的諸項因素（例如性格），及其可能呈現(xiàn)的制約限度（例如因個別人士的性格及彼此關系引起的正面或負面后果）。這一方程式是示意的，其中諸點較不易量化測度，是以也不能進行精確計算。

　　此處將考察領袖的性格與作風，以覘見其應具備的質量。事實上，在人間不可能有完美的人物，足以代表上述應予具備的質量。我只能從中國皇帝中挑選比較成功的個例，以討論他們在歷史上呈現(xiàn)的特質。同時，為了逆證，我也將挑選若干失敗亡國之君，作個比較。

　　中國開創(chuàng)皇期的君主，全無憑借、白手起家的例子，只有漢高祖劉邦與明太祖朱元璋二人。李世民的表現(xiàn)也不惡，但是他有北國世家大族的身份，又有李淵在太原的資源，因此不能算是白手起家。至于失敗亡國之君，劉邦的對手項羽與明代的崇禎皇帝（思宗朱由檢）是可為領袖品質的逆證。

　　漢高祖出身為農家，為諸子中的老么，在年輕時無所作為，父親太公曾經(jīng)指斥他不治生業(yè)。他曾擔任亭長，地方上的基層管理人員；
在押送戍卒時，戍卒逃亡，他干脆釋放所有戍卒，自己也逃亡大澤中，后來則據(jù)沛縣起兵，參加了推翻秦代政權的活動。天下各路人馬在項羽領導下，與秦軍作戰(zhàn)，劉邦偏師疾馳于關中，秦孺子嬰投降。項羽進入關中，據(jù)說違背了「先入關為王」的誓言，只封劉邦于漢中，劉邦在漢中休養(yǎng)生息，渡陳倉出谷據(jù)有關中。在這一戰(zhàn)劉項對決中，劉邦遣韓信取得齊地，北聯(lián)張耳、陳余，南結彭越、英布，諸軍會合，大敗項羽于垓下。劉邦的開創(chuàng)漢朝，是一個辛苦的過程。

　　史稱劉邦豁達大度，不拘小節(jié)，從他微時作為看來，他是從江湖上混出來的人物。這種人物，善于結交朋友，對朋友也有一定的義氣，有時為了充闊氣，有時也由于自信，會大言不慚，更有孤注一擲的勇氣。劉邦以地方小混混，混到亭長職位，逐一結識了縣中的小吏（如蕭何、曹參），在學會招待故人呂公時，劉邦不名一文，卻敢于冒稱贈送厚禮，居上座狎侮賓客，居然虜獲呂公欣賞，將女兒下嫁劉邦。劉邦以武力據(jù)沛，則是由于獲得蕭何曹參諸人的支持。──凡此早年事跡，足以說明劉邦敢于一搏勝負的勇氣，而他可以憑借的資源，僅是自己的人脈，得到朋友的支持。當時秦人暴政，已到人民難以忍受的地步，劉邦并不是唯一站起來反抗的人物；
因此，劉邦起兵是有膽，但未必是由于其見識過人。

　　在反秦與對抗項羽的過程中，劉邦幾次關鍵性的決定卻不能說是憑血氣之勇。在不斷擴大自己的力量時，劉邦接納了不少人才：張良與韓信是其中最稱佼佼者。他聽取伙伴的建議，信任他們的能力。在諸軍忙于戰(zhàn)爭時，劉邦疾馳入關；
又聽取蕭何建議，獲得當時全國的戶籍、賦稅檔案與輿圖。這一大批數(shù)據(jù)，使劉邦對全國形勢及資源，有了全面的信息，為當時其他武裝集團所未有。

　　劉邦從漢中潛出陳倉，掌握了秦國故地，關中表里山河，易守難攻。毗鄰的巴蜀，隴右，屬北方邊郡，據(jù)有鹽、鐵、戰(zhàn)士與馬匹等重要資源，是其能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天下既定，劉邦又聽取婁敬的建議，定都關中，也是為了繼續(xù)掌握這些資源，高屋建瓴，控御東方。──這些計算就不能說是偶然的幸運，而是由于他能接納他人的建議。

　　劉邦也能處逆境，父親被項羽劫持，劉邦回答，烹了我的父親，愿「分我一杯羹」。妻女失去聯(lián)絡，他也忍了。鴻門宴上，冒死赴宴，對項羽低聲下氣，他也忍了，韓信收齊地，自立為王，等于背叛，他生氣之余，聽張良勸諫，忍住氣，封韓信為齊王。至于說第一個攻進關中的大功，卻被貶漢中，劉邦更是以此時機經(jīng)營，卷土重來。

　　綜合上面的敘述，劉邦的領袖氣質在于能與人相處，知人善用，更能接受別人的意見，以提升自己的識見。有膽子，卻又能忍受挫折。有了這些氣質，他在重要關口的決定，都是準確，而且及時。他緊守關中為基地，不僅在群雄之中能脫穎而出，而且漢家二百年的統(tǒng)治，也因中樞居形勝之地，帝業(yè)因此不墜。──以劉邦創(chuàng)業(yè)的經(jīng)營言，一個領袖必須氣量寬宏，有膽有識，勝不驕，敗不餒，知人善任，聽信諫臣，收集信息，集眾人的智能，以成自己的智慧。一位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者，也是如此，方能成功。

　　相對而言，項羽勇力過人，將門世家的訓練，楚人「三戶亡秦」的氣概，曾經(jīng)統(tǒng)率群雄，固一世之雄也。但是，項羽終于自刎烏江！他的失敗，在于有了謀士而不能聽諫；
勝利之后不愿如衣錦夜行，只想回鄉(xiāng)炫耀鄉(xiāng)里，其志也淺；
分封群雄，不夠慷慨大方，其氣量太狹窄；
自負材勇，不能與人合作，則四面樹敵；
失敗之后，只認為「天亡我也」，不能反省，更不想卷土重來，于是自刎身亡，則是能勝不能敗。項羽的氣質，恰是成大事業(yè)者最不應有者。

　　明太祖是另一個創(chuàng)業(yè)成功的開國皇帝。他是一無憑借的貧苦孤兒，依附佛寺為僧，然后投入紅巾，以其勇力，由郭子興的衛(wèi)士，逐漸獨當一面，逐鹿中原，蕩平群雄，高舉抗元民族主義的旗幟，驅逐蒙古政權，建立漢人的明皇朝。朱元璋能如此作為，當然有其雄鷙過人之處。論其用人，他以淮西功臣為將領，以浙東儒生為謀士，缺少宏大的氣魄。他的謀略「廣積糧，高筑墻，緩稱王」，是在厚植實力的階段，保持低姿態(tài)，這是穩(wěn)札穩(wěn)打的策略。先滅陳友諒，后打張士誠，是由于后者恃富自保，不足為患；
也由于前者占有的長江流域，腹地廣大，進可攻，退可守，而張士誠的江南，雖然殷富，卻偏居東南，不在要沖。削平群雄后，朱元璋才全力驅逐蒙元，一則當時蒙元已衰亂不堪一擊，二則還是采取穩(wěn)札穩(wěn)打的基本戰(zhàn)略。凡此都是從保守中求進取的策略。朱元璋的開創(chuàng)弘業(yè)，其作法，與劉邦「豁出去」的作風相比，當是謹慎有余，進取不足。

　　明皇朝統(tǒng)一了中國，朱元璋滿足于自保家當，沿北邊筑長城守塞，既未如漢代邊郡有萬騎巡邊的機動，也未如唐代設都護駐防，甚至沒有建立中國與蒙元殘余之間的宗主藩屬關系。他誅殺功臣，廣封皇子，全是「家天下」的作風，其氣度不如劉漢遠甚！終有明一代，中國始終是自保的格局，缺少了開張的氣魄。雖今日頗有人以永樂朝鄭和下西洋之事，以為這是中國人對外開拓的盛事。其實鄭和在海上的大舉，并沒有在海外建立據(jù)點，正如明朝未在蒙古駐守，是同一保守的作風。

　　明代最后一個皇帝崇禎，其所作所為，十足代表領袖特質的負面。崇禎自信太深，剛愎自用，以其輔政大臣而言，即更迭頻繁。他用人不專，自信而又猜忌，舉棋不定，以致不斷改易將帥，于平定內亂及防御外敵兩方面，都不能成功。在全局糜爛，自縊媒山時，還自以為不是亡國之君，責怪舉朝都是亡國之臣！他的一生作為，沒有一處不是違背了領袖應有的特質：既無見識，又不能用人，缺少自知之明，更不知反省，一味盲目自信，剛愎任性！

　　上述是漢明兩朝開國君主的個性及行事風格，一個是開展型，一個是保守型，這兩種作風，也影響了漢明二代的組織，亦即管理的另一面相。本文的重點是領導者的特質，因此不擬在本文評述兩朝的典章制度，只在劉邦、朱元璋二人的行事風格，稍論其發(fā)展的趨向。

　　劉邦開國以后，殺害了彭越、英布、韓信三人，因為這三人雖是他圍攻項羽的盟友，卻也是必須消滅的對手。對于功臣，劉邦卻是廣為封賞。在天下初定時，功臣們猜疑，劉邦聽取張良的建議，封雍齒為列侯。劉邦與雍齒一向不和，雍齒封侯，眾心始定。此后功臣們都得封爵，漢初天下，遂是劉氏子弟為諸侯王，功臣為列侯，這是一個家族與功臣安天下的局面。漢初經(jīng)過呂氏及七國之亂兩次家族的內亂，都是功臣集團出力，保住了劉姓政權。功臣集團的實力，反映于丞相由列侯出任，中朝及郡國二千名大吏，歷高祖至武帝初，習慣上都由功臣集團掌握。漢初政權的實力，不在皇室子弟，而在那二三百家列侯的家族。武帝時，察舉發(fā)展為制度，方由儒生及地方勢力，構成專業(yè)文官的集團。是以漢代初，若用今日企業(yè)組織為比喻，那是一個創(chuàng)業(yè)董事長及其老伙計群結合的共同體。武帝以后，老伙計們逐漸隱去，才轉化為專業(yè)人員（文官）管理企業(yè)的形態(tài)。漢代丞相的權力極大，也儼然有企業(yè)ＣＥＯ（總經(jīng)理）抗衡董事會之勢。

　　明初則不然。朱元璋規(guī)劃的結構是皇子們各自有封地，這些宗藩分布邊境及內地的沖要地區(qū)，握有相當財富與武力，以捍衛(wèi)皇室。明初盡殺功臣，于是內外都是文吏，從來沒有尺寸憑借，都只能仰皇權的鼻息。是以明初格局是一個家族企業(yè)，由創(chuàng)業(yè)董事長的子弟分別掌握權力，專業(yè)管理人員不過是雇員而已。永樂以大藩奪位，將朱元璋原來的布局打亂了，從永樂以后宗藩惟享厚祿，不再分享帝國的權力，方出現(xiàn)了文官系統(tǒng)「專業(yè)經(jīng)理人」。但是，明代沒有決策的ＣＥＯ，而是承命皇帝的秘書班子。這一朱姓家族企業(yè)集團，受制于其原來規(guī)劃的結構，遂始終不能發(fā)展為專業(yè)經(jīng)理人掌權的經(jīng)營方式。

　　總結言之，不論是歷史上的皇朝，抑是今日市場經(jīng)濟的企業(yè)組織，其領導人的行事風格，在開創(chuàng)階段，即不僅決定了企業(yè)能否成功，并且也會影響其日后發(fā)展的格局與形態(tài)。本文由劉邦與朱元璋二人的性格及其規(guī)劃為例，不過是借歷史引喻譬解而已。歷史并不全是過去的陳事，若是活學活用，歷史仍有可以作為借鑒的作用。不過，歷史到底是過去的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殊背景，歷史可以為參考，卻不能將歷史當作規(guī)律。如何從歷史汲取智慧，終究還是靠各人的體會。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千萬不能膠柱鼓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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