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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君:也談告密──兼評章詒和的“文”與聶紺弩的“化”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自今年二月“聶紺弩刑事檔案”被曝光以來,章詒和女士以名人黃苗子“告密”和馮亦代“臥底”二文把議論推向了高潮。如何正確理解這類事和文?我也談幾點意見如下。

  一,古今中外,任何國家或社會的治理,為了防止罪犯的發(fā)生,以至防范內、外敵對勢力的顛覆破壞,除了配置警察、保安、特務、線民監(jiān)控調查、掌握動態(tài)之外,也還需要官員參奏、百姓舉報來作相應的配合。在技術發(fā)達的信息時代,更有錄象、竊聽、郵檢等辦法輔助。事實上,美國和臺灣早已對所有電話全部錄音、實行重點對象監(jiān)聽的措施,此舉在法律上也得到保障。這類情治舉措,無論是誰上臺掌權,只要不是書呆子,都會采取的。盡管這對多數人來說,并不公正,但它卻是人類現階段生活的現實,在哪里都逃不掉。問題在于,當局是否“草木皆兵”、濫用手段?且又如何處置所獲情報?對相關的人和事處理是否合法得當?

  二,“密告”二字屬貶義詞,使人聯想到“賣友求榮”、“陷害忠良”;
而“舉報”與“揭發(fā)”則比較中性。怎樣使用恰當,要看內容和性質。

  在我們的社會中,貪污腐敗、營私舞弊、販毒走私、賣淫拐賣、陰謀恐怖、邪教詐騙,以至假冒偽劣等都是人人痛恨的現象。對這類勾當的舉報、揭發(fā),甚至臥底,都是英雄行為、正義之舉,應當鼓勵。否則,樂的只是貪官和惡棍。

  這里,經濟或刑事犯罪往往是有清楚的司法定義,容易區(qū)分。說到政治罪就比較難定,是非界限通常由權力當局或公眾意志以國家安全為由而劃定。美國在伊拉克懸賞后,經舉報擒獲薩達姆,美國人認為是義舉,而原伊拉克阿拉伯復興社會黨人則可能認為是叛賣。立場觀點不同,見仁見智,說法不一。

  法治國家里,自由思想、宗教信仰不構成犯罪,也容許公開批評政治。然各國亦皆有敏感警覺的范圍;
若又被指認為涉嫌行動、妨害他人時,麻煩將至,有時會弄得與政治罪、間諜罪或刑事罪的界限模糊起來。好在除法律之外,尚有民主程序可循、為公眾輿論監(jiān)督,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官員野蠻執(zhí)法。尼克松總統的“水門事件”即為一例。

  專制國家里,歷來有“文字獄”、“可惡罪”的風氣。法西斯獨裁也好,“朕即國家”也好,都是“無法無天”、“不可理喻”。從中世紀的“宗教裁判”到近代的“政治暗殺”,當局對知識分子、自由思想,尤為恐懼;
又實行“愚民政策”,固守“輿論一律”,動輒以“反黨反革命”論處,以“人民的敵人”定罪,結果是極度地扼殺思想文化、摧殘人材。

  另一方面,值得深思的是:在人類社會中,每當政壇上有人作法,“呼風喚雨”,下面總有人不問是非,頂禮膜拜,在不同層次上跟著“推波助瀾”。這是一種很復雜的社會現象,除了單純的利益追逐之外,還涉及到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學。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沖動和理智、虛偽和真誠,投機和輕信等心理活動,往往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
人性中的貪婪、自私、虛榮、嫉妒與仁愛、公義、內疚、寬恕等成分,此消彼長、混雜斗爭;
生物體自我保護的意識、趨利避害的本能、存活求生的欲望、利弊得失的權衡、生死離別的痛苦、家庭情愛的糾纏,往往導致對邪惡現實的無奈和容忍、于渺茫未來的盼望或幻想。人們在謊言與良心、誘惑和人格之間不斷掙扎,分辨不清;
在疲勞和沮喪當中判斷失誤,在利誘和許諾面前妥協交易,在分化和壓力之下瓦解崩潰;
如此等等,竟釀成多少人間悲?

  總之,人性總有軟弱的時候,加之歷史局限,人一生中難免會做些蠢事、丑事,有時甚至是真誠主動地去“愚蠢”。

  因此,行為究竟屬于“正義舉報”還是“無恥密告”,當事人須獨立思考,以信念良知判斷。雖然眾人往往習慣于追隨潮流,以一時的“成王敗寇”論事,然而,歷史的“是非曲折”還宜以大尺度審視,當從長計議為妥。

  三,馮亦代臥底一事,說明即使文化名人也有良莠不分、把持不住的時候,難免失足。然而,他晚年臨終前下決心出版日記,坦誠披露自己反右后曾“忍辱負重”、甘當線民之舉,是很不容易的事,說明已受到良心的譴責。若再揪出示眾、不依不饒,有些不通情理,似屬文革遺風。

  章詒和女士本人在壓力之下也曾有過告密行為,且后果嚴重。她誠懇懺悔,自認有罪。一向“嫉惡如仇”的聶紺弩卻原諒了她,“罪不在你,錯不在你。”;
接著評論了猶大和總督的故事。聶本人也曾受胡風事件之牽連,但在舒蕪與胡風反目的舊事上,他也持同樣觀點,且事后與舒蕪仍有往來。這就是聶紺弩的境界,或曰:文中之化。

  然而,“我沒錯”的章女士完全沒有讀懂聶紺弩。在痛斥“告密者”之后,仍追殺不已,進而問道:“聶紺弩當然清楚誰是告密者。那為什么他毫不‘計較’呢?”

  她的水準便在于能“推斷”出:罪在聶紺弩夫人周穎身上!

  四,章在2003年寫的《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里對周穎已多有貶損,看了叫人不服。這次揭密告文的最后,莫名其妙地又拿出周穎來開涮,暗示周穎之“不貞”對聶的傷害比告密者還甚,更加可惡。是故,聶已再無“心思”去“計較” 告密者也。

  且不說聶氏究竟是無暇還是無意去追究告密者,而她卻是耿耿于懷,不把周穎徹底搞臭是誓不罷休的。從告密案忽然扯到周穎人品,在他們夫妻私生活關系上閃爍其辭,作出煞有介事的樣子,卻又沒有什么內容,實在不能不說是章文的敗筆。

  在別人的家庭事務、隱私問題上捕風捉影、大作文章,向不諳世事的讀者煽情蠱惑、毀人聲譽,這類行徑與告密者無甚區(qū)別,看起來同樣令人生厭。

  不過,細看之下,她卻什么事情也沒有說,只不過是精心設計背景、大力渲染氣氛,似有似無的表述、欲言又止的挑逗罷了。其實,這正是一種“殺人”的妙法:要的就是引導你自己去猜想和憎惡。

  章女士擅長文字,且是嫻熟這一手法的。

  五,章文《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若作為文學小說,頗有可讀性。在章女士的筆下我們看到了一個吝嗇小氣、忘恩負義、猥瑣不堪的女人。但如果指名道姓地說,此人就是周穎,從道德的角度看,那就要審慎地對待了,特別是對一個已作古的人。對死人當然可以批評,但更要注重真憑實據,因為死人已是無法替自己辯護矣。

  章文發(fā)表以后,偏有一與周婆聶公熟識的姚錫佩仗義出來替周穎打抱不平,并以事實澄清了對周的一些指責(見附記)。姚尚保留有周穎于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最初手書的四頁發(fā)送訃聞的名單”(照片一);
姚又特別查對了當年的簽到簿,證實章母李健生的確參加過聶紺弩的追悼會(照片二)。因此,事實并非如章文所示:由于無情無義的小人周穎作梗,不發(fā)通知,致使聶紺弩生前摯友、恩人李健生竟連他的追悼會都不能參加。

  讀畢姚文,我奇怪,章詒和為什么要在“去了沒去?”這么簡單的事情上扯謊呢?我又重讀章文,細究之下,發(fā)現章女士其實并沒有扯謊,只是她寫得很有“技巧”罷了。

  在一些背景事物上,她的記憶清晰、敘述生動且富有細節(jié),但在關鍵處卻“語焉不詳”。例如,她說母親一直在等追悼會的通知。這自然是一定的!到底收到過沒有?她卻沒有直說。又如,她意外得知并告訴母親關于聶紺弩追悼會的事,“母親的眼圈立刻紅了!边@也是可能的,但她同樣也沒有明確否認母親參加過聶氏的追悼會。她小心地選擇了規(guī)避,是因為她知道這些事情的確發(fā)生過,恐還有其它人也會記得。

  看來,這里一些真像被略去不表、按下不提,這里一切行文都是陪襯和暗示,只要效果能引導讀者按常人邏輯推理,自行想象地補上那缺失的環(huán)節(jié),得出與事實相反的印象就好。

  如果事情的確是這樣,那就很可怕了。

  作為小說,作家對于素材的處理,常有人物的張冠李戴、場景的移花接木、事件的時光倒錯、空間的騰挪位移;
甚至采取印象派和意識流的模糊手法、跳躍思維、暗示影射、渲染煽情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為人修史寫傳則不可以任意作這類剪輯編排,不可以故意將關鍵真事隱去,為的只是讓人去感受和意會自己那不實的議論。一些所謂的“紀實”作品中?梢娪羞@類不良的文字風氣,有分析頭腦的讀者是不會被它們牽著鼻子走的。

  或許,作者會這樣說:“瞧!我什么也沒有說呀!假如你那樣推想,那是‘你錯了’。我的筆并沒有流人的血!

  在重證據的法治國度里,涉及到真人的聲譽時,“隱瞞真相”雖然不能構成“誹謗罪”或“偽證罪”,但仍然可以構成“有意誤導罪”,被人一紙告上公堂。

  還是《圣經》說得好:“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

  

  [附記]

  香港《信報•文化副刊》2004年5月21日發(fā)表《為周穎辨正——讀章詒和文后》一文時,因篇 幅關系曾刪節(jié)了最后一段內容。此文后被姚錫佩收入《一代漂泊文人》一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7年6月)。

  在該書序言中,作者說明:

  這次我又把《信報》刪去的最后一段補上,是因為我要傳達當初決定寫此文的想法之一,即我不希望過去“文革”中形成的憑個人好惡,夸大其事、聳人聽聞、無限上綱的殺人文風再變相延續(xù)。若此風不改,則一切“人道”“民主”“法制”之談,都會成為泡影。長此下去,中國怎生了得?本人就因為讀了此類傳記,已從一個愛看書的人變成對什么書都懷疑,不愿再看書,甚至不愿再寫什么東西的孤獨者。這種情緒,直至去年底才被迫稍有改觀。

  其實,這也正是筆者寫作本文的初衷。

  以下附上原文曾被略去的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周穎和她的老伴紺弩一樣,歷經坎坷,但她都堅強地挺過來了,然而她不知身后竟雪上加霜。諸如此類這種憑個人的好惡,任意在私生活上丑化人,誣陷人的文字,難道不是重蹈過去“整人”的覆轍嗎?難道這種被某些評論家捧抬的“記憶中的真實”或“想象中的真實”是符合人物性格和歷史邏輯的嗎?難道這也是有著“《史記》風格的信史”嗎?真令人不寒而栗。連我這個無黨無派的小人物,也不禁為周穎流淚,為紺弩難受。紺弩的后半生幾乎是被傳言包圍著,陷害著,不料在這理應還本清源時,卻又被人刻意誤傳他的話來攻擊老妻。我仿佛看到了二老及其后代的心在流血!

  章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煙》,應是一本重要的,有史料價值的書;
修史寫傳,也應有“三不諱”的精神。但不管是寫尊者、賢者、長者乃至惡者、仇者、敵者,都要遵守實事求是這一基本準則。我們編《魯迅年譜》時的導師李何林先生、王瑤先生反復強調:為人編年譜寫傳,不能有聞必錄,應認真考察。長期生活于港臺的作家徐吁先生在見了蘇雪林苛評魯迅的文章后,也很不以為然,認為"刻薄陰損,似有太過",感嘆"許多過分刻薄的批評可以使任何善舉都成為丑惡"。我們并不要求章女士去寫完人、圣人,但她是文化大革命的過來人,應知某些舞文弄墨者的戰(zhàn)績,既可把死馬說成活馬,也可點糞成金,點金成糞,乃至殺人。此理在當今仍需我們用心體會。

  

  寫于2004年4月

  

  [后續(xù)]

  2006年12月8日為人翻檢我保留的有關聶紺弩的舊物。不料我竟在舊物中翻出了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周穎最初手書的四頁發(fā)送訃聞的名單,其第2頁“民主黨”(即農工民主黨 簡稱)一項下,只寫了一個人名字,即“李健生”,并在名字上劃了勾,以示發(fā)出。睹此舊物,感慨萬千。周穎是否是無情人,觀者自明。

  

  照片一:籌備聶紺弩追悼會期間,周穎最初手書的發(fā)送訃聞的名單。中部劃線打勾的名字為李健生。

  

  照片二:聶紺弩追悼會簽到簿上李健生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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