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介評論家伯特•謝昂（RobertL.Shayon）在1969年“阿波羅11號”宇宙飛船登陸月球兩年后寫道：“批評大眾媒介就是對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重要�！�

　　對于當時正處在狂熱和荒唐時代的中國人而言，上述言說不啻癡人說夢。可是20多年之后，隨著大眾傳播事業(yè)在中國的迅猛發(fā)展以及隨之產生的巨大影響，我們終于發(fā)現(xiàn)，開展嚴肅的媒介評論是文化界尤其是新聞學和大眾傳播學界的一項迫切而意義非同小可的任務。

　　如前所述，媒介評論在西方國家可謂源遠流長。得風氣之先的港臺傳播學界受美國的影響頗深，在1980年代開始從事媒介批評理論的建構，并且也以“批評”為基本取向，故將mediacriticism譯為“媒介批評”。

　　臺灣學者黃新生在版多次的專著《媒介批評》中將媒介評論歸結為三種取向：（1）評判（evaluation）：“指陳大眾媒介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與大眾生活的關系，為人們指導與解釋生活的意義”；
（2）批判（criticism）：“以否定性思考、意識的啟蒙、現(xiàn)狀的改變，透視媒介中的集體意識，剖析媒介中的物化關系，進而激起閱聽人獨立判斷能力，免淪為商業(yè)化媒介機構下的獺祭品�！保�3）詮釋（interpretation）：通過媒介評論家的詮釋活動，對媒介產品中所暗含的意識形態(tài)加以揭示與剖析。

　　大陸學者吳迪認為，媒介評論的職能有三：觀察與監(jiān)督、溝通與制衡及探索和建設。從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來看，以觀察和監(jiān)督為主要任務無疑是當下媒介評論的一個切合實際的選擇。筆者認為，具體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媒介控制系統(tǒng)的評價

　　我們知道，大眾傳媒決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它既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產物，又受到這些力量的調控和制約。在當代社會中，這種調控形成不同的系統(tǒng)，它們首先可以分解為內控系統(tǒng)和外控系統(tǒng)。

　　所謂內控系統(tǒng)，指的是媒介內部施行控制、俾使媒介按照管理者意圖運作的系統(tǒng)。盡管媒介組織往往是反標準化的，但一般而言，凡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媒介均為實行科層式管理的機構，其內控系統(tǒng)自上而下發(fā)出控制信息，調節(jié)著媒介的運作狀態(tài)。以新聞媒介為例，新聞采編部門由各種和各級職業(yè)新聞從業(yè)人員組成，有的專門負責特定的稿件，如政治、科濟、教育、文化、體育、法制報道等。其他人像總編（主編）和部門主管負責選擇和匯總稿件�！鞍殃P人”（Gatekeeper）這一術語形象地描給了新聞決策者的地位和作用，他們密布于媒介新聞生產流程的各個關口。“把關人”既包括確定一場審判、一起事故或一次政治活動中有哪些事實應該報道的記者，也包括從通訊社稿件中選擇新聞的編輯，又包括特稿撰稿人，還包括決定攝像機指向的電視制片人。影響“把關人”選擇行為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主要有：新聞價值觀、興致、規(guī)章制度、法律、商業(yè)利益、時間壓力等。

　　美國學者戴維•奧爾瑟德影響電視新聞選擇和播發(fā)的各種因素進行了長期分析，歸納出以下六種歪曲新聞的力量：（1）商業(yè)主義；
（2）收視率；
（3）官僚主義；
（4）缺乏真正的新聞；
（5）記者認為觀眾本質上是愚蠢的這樣一種觀念；
（6）媒介間的競爭。這說明，媒介的內控系統(tǒng)是向外控系統(tǒng)開放的。

　　所謂外控系統(tǒng)，指的是各種影響制約媒介的社會因素共同構成的媒介控制系統(tǒng)。

　　在媒介外控因素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統(tǒng)治者的力量的化身即“現(xiàn)實世界”和意識形態(tài)環(huán)境與國家和法律制度。1970年代以來，西方傳播學者對馬克思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理論發(fā)生了濃厚興趣。他們發(fā)現(xiàn)：“馬克思的著作寫于電視、電影和收音機產生之前，但他的確對媒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他自己作為一個報刊編輯的經歷是產生這些思想的來源”。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成員都劃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少數(shù)掌權的統(tǒng)治階級，其他保各個集團被統(tǒng)治稱為工人階級。統(tǒng)治階級的權力來源于他們對經濟的控制，這種權力向社會所有方向延伸，受剝削的工人階級必然受到統(tǒng)治階級的嚴密控制，這種控制又全面擴展到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據(jù)此，馬克思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痹诋敶�社會，“精神生產資料”無疑包括大眾傳媒。從為一觀點出發(fā)，大眾傳媒表達統(tǒng)治者的思想，反映統(tǒng)治者的利益，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有社會制度的國家皆然。

　　歐美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了馬克思的上述思想，進一步研究了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對大眾傳媒的軟性控制。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領導權”（thehegemony，一譯“霸權”）理論成為西方傳播學批判學派的思想源頭之一。葛蘭西認為，對資本主義當下社會秩序不僅要從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控制來理解，而且更要從人的主觀的政治文化活動來分析，因為任何政治領導權是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斗爭和妥協(xié)而實現(xiàn)的。為了解釋這種動態(tài)的社會平衡，葛蘭西將上層建筑分解為兩個互相連接的部分：（1）政治社會：即軍隊、警察、司法和行政機構等國家機器；
（2）市民社會：即一般的民間團體，如教育大眾傳媒、教會、商業(yè)等機構，它們是實行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工具，從文化上維持領導權。葛蘭西強調，雖然在形式上，國家體系必須通過政治社會實施控制，但是，維系一般社會秩序的關鍵是市民社會的運作。因此，統(tǒng)治者必然千方百計地設法操縱市民社會，將其權力和意志滲透到各種文化機構中，以形成價值認同，即突出社會大眾的基本共同利益，取得其他階級的同意。

　　葛蘭西給我們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媒介控制的一個秘密：這種控制是以軟性而不是硬性調控為主的，是以隱性而不是顯性為主要形式的，這種“看不見的手”往往能夠更有效地長期調控媒介。英國當代文化學者斯圖爾特•霍爾（StuartHall,1931--）繼承了馬克思和葛蘭西的思想，形成了今天很有影響的文化理論，對于我們認識西方大眾傳媒的社會地位提供了一種新視野。在西方國家，大眾傳媒大多獨立于政治機構，具有獨立活動的職業(yè)理念和財政基礎，即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自主權，但是媒介的所作所為大多符合政治者的基本利益，霍爾把這種現(xiàn)象稱為“相對自主”。在相對自主關系中，媒介與統(tǒng)治機構不存在直接授受和公開勾結。例如，媒介反復強調恪守客觀報道的原則，以政府的監(jiān)督者自居，甚至屢屢與政府對立，但是媒介無意識地和間接地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者的利益，因為在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憲政民主原則諸重大問題上，媒介是非常自覺的和可靠的。

　　在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控制是顯性控制方式中最重要最常見的一種,有關大眾傳播的法規(guī)以其系統(tǒng)完備和適用性強保障了媒介和相關社會成員的權益。近年來，中國的法制建設步伐大大加快了，與新聞出版相關的法律除了《新聞法》之外已基本如數(shù)出臺。但是在新聞傳播控制上法律的力量依然太弱，行政和準行政的力量過于強勁，這顯然不利于提高國家調控媒介的質量。在大力倡導依法治國的今天，新聞立法準備工作和大眾傳媒管理的法制化，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國大眾傳媒國際地位的迫切需要。

　　總體而言，以尋求文化共識為手段，以司法調控和軟性調控為基本方式，以資源調控為輔助方式，將行政調控限制在較低水平上，這是一種良性的控制模式。在這方面，美國社會各種力量對電子媒介的制約方式可以我們提供一種借鑒和參照。

　　媒介受到社會各種力量形成的一種合力的制約（其中政府并不直接操控媒介），其制約過程是復雜的，須逐一進行研究和加以具體分析，民主市場社會給媒介運作提供了廣闊空間，但是媒介不能無視法律的規(guī)限、公眾輿論的壓力和不同利益集團的影響。

　　二、媒介整體傾向的評價

　　在中西新聞價值觀中，關于媒介傾向性問題的分野是一大基本差異。在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大眾傳媒是執(zhí)政黨和國家擁有與直接管理的特殊機構，黨和政府以大眾傳播政策作為掌控媒介的基本手段。從廣義上講，大眾傳播政策包括媒介管理政策、媒介報道政策、媒介發(fā)展建設政策等。狹義的大眾傳播政策主要指媒介報道政策，其中又側重于宣傳紀律，故又稱為宣傳方針。

　　宣傳方針的核心是黨性原則，它要求媒介無條件地傳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觀點，這就公開表明了媒介的傾向性，即作為黨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基本屬性。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事業(yè)的發(fā)展和媒介市場化、產業(yè)化的推進，新聞媒介一方面繼續(xù)在大政方針上反映執(zhí)政黨和政府的意志，一方面努力淡化宣傳色彩，更多地以日益分化的受眾需要為著眼點，提出了傾向性與客觀性相統(tǒng)一的觀點。盡管如此，在這方面與西方新聞界仍然有重大歧異。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新聞界是堅決反對媒介的傾向性的，認為傾向性是“偏見”（bias）和“成見”（prejudice）的同義語，有悖于客觀公正的新聞精神，一旦這種傾向性被定為一尊，民主與自由的前提不復存在，因為他們認為媒介承擔著“為民主國家的公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的特殊功能，而這種信息必須是多元的和具有高度的公開性。

　　根據(jù)西方主流政治理論“民主多元論”，社會中包含著許多利益沖突的群體，新聞媒介應廣泛反映各種利益群體的聲音，而不是一黨一派的傳聲筒，惟有“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和新聞評論才能滿足公眾的不同要求。在媒介運作中，美國新聞界奉行報道事實和發(fā)表意見分離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將新聞部門和評論部分立。新聞（news）被視為公共財富，報紙的新聞欄屬于公眾，而不能販賣業(yè)主或主編等“把關人”的私貨；
社論版則是業(yè)主和主編的領地。

　　在新聞報道方面，美國新聞媒介的主導原則是所謂“對于新聞學的獨特貢獻”的客觀性（objectivity）。它要求記者在報道新聞時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力求不滲進自己的意見，針對各方作出平衡的敘述。作為一種新聞報道方法，客觀性的具體操作規(guī)范是：（1）行文用倒金字塔結構，在導語中簡述基本事實；
（2）以第三人稱進行報道；
（3）引述當事人的原話；
（4）強調可以證實的事實；
（5）不采取立場；
（6）至少表述新聞故事的兩面。在新聞評論方面，美國新聞界也諱言傾向性，尤其是在與政黨的關系上，因此，“宣傳”(propaganda)和“黨見派性”(partisanship)是貶義詞。媒介只公開表現(xiàn)自身的保守主義或自由主義色彩。

　　從傳播效果方面看，客觀性確有高明之處，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健康的新聞倫理，更能適應價值日益多元化、分眾化的社會的需要，還是新聞記者與媒介的護身符，使之能夠免除和減輕法律紛爭和外界的壓力與指責。與之相比，傾向性過于直露的傳播方式顯然是處于下風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傳播界對客觀性法則的評價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過去的批判和否定轉為越來越多地加以研究和借鑒。但是，對于客觀性還存在種種誤讀。一種觀點認為，所謂客觀性就是用選擇事實來取代直陳意見；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客觀性是媒介超然于物外的佐證。第一種觀點、歪曲了客觀性的本質，賦予新聞報道的是一種稍稍隱匿的傾向性。第二種觀點則看不到“文化共識”的作用，而在西方國家，捍衛(wèi)社會主流價值觀早已內化為媒介從業(yè)人員的自覺行為。

　　在美國，并不存在官方的意識形態(tài)，媒介也不必接受官方的指導，媒介與政府甚至屢屢在具體問題上發(fā)生對抗，但是媒介決不會同既存社會制度對立�？陀^性意味著新聞報道不偏不倚于某個黨派或個人，但是同維護主流價值觀毫無沖突。據(jù)美國學者赫伯特•甘斯的研究，美國各類新聞報道長期以來反映了民族優(yōu)越感、利他主義的民主、負責任的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社會秩序、領導作用等八項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并不作為告示牌陳列在新聞把關人的案頭，而是“暗暗貫徹的”。此外，客觀性有一種潛在的社會效果，即它以支持既存在的社會制度、維持現(xiàn)狀為基本取向。

　　可以預計，隨著大眾傳播受眾中心地位的確立和國際化趨勢的發(fā)展，淡化宣傳意味和弱化一般的傾向性將是中國媒介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媒介擺脫主流價值觀的支配和游離于改革開放事業(yè)之外，而是以更好的傳播效果來評價媒介的成敗利鈍。

　　三、媒介傳播藝術的評價

　　大眾傳播是視覺和聽覺媒介或視/復合媒介，它所訴諸的是人類的高級感官，這是媒介傳播之所以成為一門藝術的根由。

　　自柏拉圖以降的許多美學家認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視覺和聽覺是人類最富有審美性質的感覺。美國現(xiàn)代美學家喬治•桑塔耶納指出了視覺和聽覺是高級感覺，只有這兩種感覺才具有審美功能，而觸覺、味覺和嗅覺是不具備審美作用的低級感覺。桑塔耶納說：

　　觸覺、味覺和嗅覺，雖則無疑可能很發(fā)達，但不象視覺和聽覺那樣對于人追求知識大有幫助。所以，它們自然而然經常留在意識的幕后，而對于我們的客觀化觀念甚少貢獻，其有關的快感也是隔了一層，對于欣賞自然無甚用處。它們被稱為非審美的感覺和低級的感覺；
這些名稱的正確是不可否認的，但決不是因為這些感覺的卑下或因有的享受性，而是由于它們在我們經常中所直的作用。嗅覺和味覺，象聽覺那樣，有很大的缺點，它們在本質上不是空間性的，所以它們不適合于再現(xiàn)自然，因為自然只有從空間方面才能被正確地想象。況且，它們沒有象聲音所具有的組織性，因此較諸音樂，在興趣方面，就不能給主觀感覺提供任何活動之余地。

　　書籍、報紙、雜志作為印刷媒介，以視覺符號——文學、圖片和版面布局來調動讀者的閱讀興趣，并以其抽象思辯力征服讀者。無聲電影和廣播是純粹視覺或聽覺的藝術，有聲電影和電視則為視聽綜合藝術。報紙、廣播和電影作為新聞媒介，以即時傳播和再現(xiàn)外部世界的最新變動使受眾緩解信息饑渴，并以職業(yè)化的表現(xiàn)方式造成審美愉悅。大眾傳媒作為教育和娛樂工具，幾乎能夠復現(xiàn)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尤其是電視，它“不僅能夠在自己特殊的藝術形態(tài)內溶入美術、音樂、舞蹈、戲劇、電影、文學等傳統(tǒng)藝術形式的表現(xiàn)手段，而且可以直接把各種其他樣式的藝術作品通過電波傳達給受眾”。

　　大眾傳播作為一種藝術，還表現(xiàn)在它是一種符號活動。所謂符號，即是在傳播過程中傳遞信息的某種有意義的中介物。大眾傳播的全過程由兩部分構成，一是符號指示過程，即把受眾不能聞見的事物或人變成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文字和圖像；
二是符號傳遞過程，即把文字和圖像符號通過電波和運輸方式送達受眾。

　　人們從歷史研究中發(fā)現(xiàn)，符號的發(fā)生與藝術的起源有密切的關系。同樣，在當代社會中，大眾傳播被稱為操縱符號的藝術。

　　符號由符號形式即能指（signifier）的符號內容即所指（signified）構成，兩者的關系雖然是隨意的，但的所指的意義是從社會背景和文化情境中孕育產生的。人們常常用語言符號描述外部世界，用各種各樣的符號序列來復制我們所經驗的客觀世界。語言符號分為認知語言符號和非認知語言符號。認知語言符號的功能有二，一是記述事實（如記錄新聞事件），二是握究事理。在非認知語言中，對我們影響最大的是表情體態(tài)語言。廣播使用認知語言，電視則對兩種語言兼而用之。

　　每一種媒介都有獨特的大眾藝術表現(xiàn)形式和風格，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電視較適合展示人物形象，而不是動作和較大的場景，因此是一種“特寫”媒介。因此，鏡頭的運用是電視的基本藝術表現(xiàn)方式。鏡頭起能指的作用，限定被拍攝物，并表明每一個鏡頭的所指是什么。見下表：

　　　　能指（鏡頭） 部位 所指（意義）

　　　　特寫 臉部 親切

　　　　中景 全身 個人

　　　　遠景 背景與演員 環(huán)境、范圍、距離

　　　　全景 全部演員 社會關系

　　　　鏡頭的運用和編輯技巧如下：

　　　　能指 部位 所指（意義）

　　　　仰拍 攝像機從下往上拍 權力、威嚴

　　　　俯拍 攝像機由上往下拍 渺小、微弱

　　　　推 攝像機鏡頭移近 注意、集中

　　　　淡入 圖像漸顯現(xiàn)于屏幕 開始

　　　　淡出 圖像漸消失于屏幕 結束

　　　　切 從一個圖像跳接另一個圖像 即時、興奮

　　　　拭 圖像拭消于屏幕 強行終止

　　當我們領略電視藝術時，我們必須明白電視鏡頭各種運用方式的含義，惟此才能理解節(jié)目所要傳達的意義。

　　就新聞傳播而言，媒介信息愈被認為具有現(xiàn)實性和普遍興趣，就愈受人歡迎。新聞傳播的魅力在于媒介成功地滿足著受眾的周期性期待和制造著事實崇拜。新聞傳播以最快地反映客觀世界的變化向公眾示警，令其趨利避害，并關心他人和社會的命運。另一方面，社會新聞和奇異新聞的流行讓一部分受眾從別人的不幸和稀罕事件中尋找慰藉和刺激。因此，法國學者貝爾納•瓦耶納認為，受眾的興趣與其感情參與的雙重性有關，通過滿足逃避現(xiàn)實和參與現(xiàn)實愿望的重作用，當代大眾傳媒使公眾恢復了心理平衡，在感情上與人類大家庭相通。

　　不同媒介的新聞傳播藝術是各異其趣的，這是由于媒介自身的技術特性同為吸收受眾所形成的傳播風格所致。廣播新聞的特點是簡潔生動，它以概要的形式呈現(xiàn)給聽眾，開見山，干脆利落；
新聞中先指涉動作要素，并需要重復。報章新聞的詞序結構則復雜得多，它要求讀者進行更多的思考。電視擁有更多的新聞處理手段，長于表現(xiàn)生動可視的事件。

　　報紙和廣播電視報道程序上也有明顯不同。報紙新聞多彩用“倒金字塔”結構，給人以超然而公正的印象。而電視新聞采用講故事的方式，按時序安排，逐漸將觀眾的興趣引向頂點。

　　大眾傳媒以大眾易于譯解的符碼形式周期性地向受眾提供能夠產生心理共鳴和審美意趣的信息。但是，大眾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他們不但人數(shù)眾多，而且成份復雜，以中低程度文化水準為主。這些因素，加上今日大眾接觸和使用媒介成為日常行為，使人們的審美注意力下降，影響對大眾傳媒藝術的感受。而審美體驗要求欣賞者充分調動主體能動性，激活自己的想象力、直觀能力、體驗能力和感悟力，通過對審美對象符號的解碼，把藝術形象中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復現(xiàn)出來。這對于一般人來說是難以達到的境界。此外，大眾傳播藝術本身具有大眾藝術的種種特點，對于這種藝術的水準是不能評價過高的。

　　載《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4

相關熱詞搜索：媒介 評論 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