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原野》為界，曹禺戲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分為迥然不同的兩類：一類以蘩漪、陳白露、花金子為代表，她們性情剛烈、自我強烈舒張；另一類以丁大夫、韋明、瑞玨、愫芳、陰堇修為代表，她們溫柔賢淑、默默奉獻。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變化主要與他審美趣味的轉(zhuǎn)向有關(guān)。
　　關(guān)鍵詞：曹禺 審美趣味 女性形象
　　曹禺戲劇作品中最令人難忘的是一個個形象飽滿、極富個性和感染力的女性人物形象�！对�野》中的花金子、《雷雨》中的蘩漪、《日出》中的陳白露、《蛻變》中的丁大夫、《黑字二十八》中的韋明、《家》中的瑞玨、《北京人》中的愫芳、《艷陽天》中的陰堇修，等等，都是曹禺成功塑造的極具沖擊力的女性人物形象。但仔細研讀不難發(fā)現(xiàn)，以《原野》（1937年）為界，這些女性人物形象可以分為迥然不同的兩類。也有研究表明曹禺戲劇作品有關(guān)女性人物審美趣味轉(zhuǎn)向的時間可以1938年為界，“前期女性洋溢著生命激情、充滿了現(xiàn)代氣息，而1938年后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則基本趨于傳統(tǒng)，更具古典美”{1}。
　　一、性情剛烈、自我強烈舒張的女性形象
　　《原野》（1937年）是曹禺先生早期戲劇作品三部曲之一，此前的作品還有《雷雨》（1934年）和《日出》（1935年）。蘩漪、陳白露和花金子是以上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她們均表現(xiàn)出性情剛烈、自我的強烈舒張。
　　蘩漪有著敢愛敢恨“雷雨”般的性情。她是曹禺在《雷雨》中塑造的主要女性人物之一，作為周樸園的第三任妻子，蘩漪被“禁錮”在周公館中將近二十年，些許自由也沒有，“服從”便是周樸園對她的基本要求，即使沒有病也要聽從周樸園的安排瞧病、吃藥。這一點在《雷雨》話劇周樸園三逼蘩漪喝藥一幕中被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周樸園當(dāng)著蘩漪的兩個兒子，命令她喝藥，甚至說，至少作為母親在孩子面前也要做出一個“服從的榜樣”；另外，她在周家沒有周樸園的同意是不準打開客廳窗戶的，即使天氣悶熱難忍；沒有周樸園的同意是不能下樓的，即使她在樓上孤獨難熬。周公館的專制和壓抑也一度使蘩漪的個性消失，令她對世事看淡，她也從一個書香世家的少女“漸漸地磨成了石頭樣的死人”{2}。她與周萍說：“我已經(jīng)預(yù)備好棺材，安安靜靜地等死”{3}，但蘩漪畢竟是曹禺作品中的理想女性人物形象，面對壓迫和壓抑，她最終選擇的不是沉默和忍受，而是像雷雨般的爆發(fā)和反抗，“她一望就知道是個果敢陰鷙的女人。她臉色蒼白，只有嘴唇微紅，她的大而灰暗的眼睛同高鼻梁令人覺得有些可怕”{4}。在周家的極度壓抑下，她開始思索，“人家說一句我就要聽一句，那是違背我的本性的”，她開始反抗，用女人自己的方式，她對周萍說：“一個女子，你記的，不能受兩代欺侮”，剛烈的性情猶如雷雨前的悶熱天氣，終于爆發(fā)了，“亂倫”成了她反抗的工具，一個后母做了繼子的情人。
　　陳白露的個性是玩世不恭，并以這種方式消極抗爭命運對女性的不公。作為《日出》的線索人物，她“出身，書香門第，陳小姐；教育愛華女校的高才生；履歷，一陣子的社交明星，幾個大慈善游藝會的主辦委員”{5}。在丑惡的社會現(xiàn)實面前，她選擇了與蘩漪不同的抗爭方法，她“玩”生活，“玩”社會，“玩”人生，以發(fā)泄心中的不滿。她希望“日出”，但又認為日出不屬于自己，社會不會拯救自己，只有靠自己才能救贖�！疤�陽升起來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陽不是我們的，我們要睡了。”{6}面對日出式的人物方生達，她有過矛盾，但最終還是說服了自己，“我沒有費腦子騙過人，我沒有用著方法搶過人，我的生活是別人心甘情愿來圍城的，因為我犧牲過我自己”{7}。陳白露以自己的個性來抗爭當(dāng)時骯臟的社會，先是自我的泯滅，后是生命的消逝，最終選擇了自殺的方法來對社會作最后的抗爭。
　　花金子是《原野》劇中的女主角，她感嘆世界好黑，“她追求著、向往著，追求向往著愛和溫暖”，“不能設(shè)想，沒有金子的《原野》還是不是戲”。她“野地里生，野地里長，有一天會在野地里躺下”；她敢愛敢恨，敢做敢當(dāng)，她說：“事情做到哪兒，就是哪兒！”{8}為了追求自己的愛，她可以不顧一切，為了能像人一樣地活，終于在“人靈的搏殺”中，與仇虎一起毅然奔向了他們向往的“那黃金鋪地的地方……”
　　蘩漪、陳白露、花金子的形象給讀者的靈魂帶來了強烈的沖擊，觸發(fā)了人們對于生命意義的思考和對于夢幻般未來的真誠希望，她們都是曹禺成功塑造的充滿野性、自我高度舒張的女性人物。所不同的是，金子是農(nóng)村姑娘，但同樣透露著狂野和強悍，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抗爭社會，追求自我的幸福。
　　二、溫柔賢淑、默默奉獻自我的女性形象
　　在《黑字二十八》（1938年）、《蛻變》（1939年）、《北京人》（1941年）、《家》（1942年）等作品中，曹禺也成功塑造了丁大夫、韋明、愫芳、瑞玨等女性形象，但與《原野》以前等作品所不同的是，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以溫柔賢淑、默默奉獻自我為主要特征。
　　丁大夫、韋明、愫芳、瑞玨為代表的后類人物形象出現(xiàn)在1938年后的曹禺作品中，與前一類性情剛烈、自我強烈舒張所不同的是，她們都在默默承受，為國家或為自己的愛人將一切的苦難吞下。丁大夫、韋明、陰堇修為了民族和國家，投身于民族救亡事業(yè)的行列中，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丁大夫“相信自己更該為這個偉大的民族效死”，韋明說“我決不肯因為個人的私事使我們的團體受損害，我決不偏袒出賣國家的漢奸”。她們是一群“把公事看得比私事重”的女性。她們的自我奉獻是因為國家和民族生存的需要。
　　在《北京人》中，愫芳是一個傳統(tǒng)、賢淑、敏感的女子，“哀靜”“哀婉”“哀痛”“哀矜”“哀婉”是出現(xiàn)頻率最多的舞臺提示語，而這類提示語基本上都是用在愫芳身上的，用“‘抑郁不伸’來形容愫芳的生存狀態(tài)是最合適不過的了”{9}，“誰也猜不著她心底壓抑著多少苦痛與哀愁”。瑞玨是一個更加完美的女性形象，曹禺在改編的劇作《家》中，把瑞玨的死寫得極富詩意和凄美，瑞玨在自己生命的彌留之際還在擔(dān)心自己的丈夫，“這是否意味著曹禺有意識讓瑞玨的肉體死去，而讓其為愛奉獻犧牲的精神永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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