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從偏遠的山村走出來，經(jīng)過“寒窗苦讀”，又經(jīng)過紛紛擾擾的爭議，終于破繭成蝶，開創(chuàng)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中山大學(xué)哲學(xué)系教授袁偉時說：“傅國涌在塵封的史料中勤奮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國不少歷史真相，以新的視角給讀者新的啟發(fā)，實現(xiàn)了學(xué)術(shù)性和思想性的統(tǒng)一�！蹦敲�，傅國涌究竟是怎樣一路走到現(xiàn)在的呢？帶著這樣的問題，筆者走進了傅國涌先生位于杭州市下城區(qū)的寓所。
　　
　　來自雁蕩山的少年
　　
　　1967年1月10日，傅國涌出生在浙江樂清大荊嶺腳村，父母都是不識字的農(nóng)民。
　　嶺腳村是一個坐落在雁蕩山腳下的小村莊，關(guān)于“嶺腳”的得名，有一個典故。傳說當(dāng)年謝靈運游歷雁蕩山，他的“謝公屐”在登山時不慎掉落。根據(jù)這個故事，人們把他登的山命名為“謝公嶺”，山上還有個“謝公亭”，而山腳下的村子自然就叫“嶺腳村”了。傅國涌家的大門，正好面對謝公嶺，前有“迎客僧”，后有“石梁洞”。從他小時候開始，記憶中就不斷有進出雁蕩山的畫家、詩人的身影。這些人雖然沒有對他造成什么直接的影響，卻給年少的傅國涌傳遞了一個信息：在生活的村莊之外，還有廣闊的世界！這種來自外界的新鮮空氣，使他從小就萌生了要超越大山的想法。
　　傅國涌的小學(xué)教育是在村子里完成的，十幾歲前傅國涌從來沒有離開過嶺腳村。他說，那時候的他愛看書，不愛活動，一上體育課就逃課。由于不愛活動，力氣小，打架總是打不過同學(xué)，一直到高一才擺脫受欺負的命運。那個時候傅國涌想看書，資源是極其匱乏的，他們家有一些連環(huán)畫，他就靠這些連環(huán)畫度日。他讀到第一本真正有意義的課外書時，已經(jīng)是四年級，那是一套三卷本的《水滸傳》，深綠色的封面，扉頁上印著那句婦孺皆知的名言：“《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那套《水滸傳》因為被人翻得太多，書角都翹起來了，傅國涌小心翼翼地一頁一頁地讀，如獲至寶。從那以后，他便迷戀上讀那些大人所說的“閑書”。
　　由于讀了很多“閑書”，傅國涌的語文成績一直很好。1978年至1981年,傅國涌在雁蕩中學(xué)讀初中，班主任盧鸞嬌老師對他特別照顧。初三第一學(xué)期，傅國涌的暑假作文《捉石蟹》得到盧老師的賞識，她叫丈夫徐保土先生為傅國涌指導(dǎo)作文。徐先生是樂清的才子，五分鐘的指導(dǎo)使傅國涌受益匪淺。這篇文章后來發(fā)表在當(dāng)?shù)氐男�報上，傅國涌拿到了生平第一筆稿費，兩塊錢。他說，這在當(dāng)時是一筆“巨款”，因為他一個星期的生活費也不過一塊錢而已。他拿著兩塊錢，趕緊到供銷社買了一套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的《三國演義》。說到此處，傅先生從書架上抽出那套書給筆者看，定價是兩塊三毛錢�！拔易约哼�添了三毛錢呢！”傅先生笑道。1981年初中畢業(yè)前夕，同學(xué)們都在準(zhǔn)備中考，傅國涌寫的《〈岳陽樓記〉讀后感》成了范文，全班都按照這篇文章準(zhǔn)備中考作文。
　　傅國涌的高中是在大荊中學(xué)讀的。
　　高中畢業(yè)以后的三年，傅國涌沒有繼續(xù)升學(xué)，他在樂清縣城讀了高復(fù)班。當(dāng)年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我與傅國涌》貼在網(wǎng)上。文章里說，當(dāng)時他們一起租住在外，傅國涌讀的是文科，文史地成績都很好，基本上是滿分，但是數(shù)學(xué)奇差，每次都只能考二三十分，常要那位朋友輔導(dǎo)。還說，傅國涌那時候讀書很多，經(jīng)常夜里兩三點才睡，讀書速度也很快，幾乎每天啃掉一本。又說，傅國涌當(dāng)年有“狂人”之稱，一副眼鏡，一頭長卷發(fā)，一張白得有點迷糊的臉，一件永遠不換的“七○式”藍軍裝，不修邊幅。他很少與人交往。在他眼里，蕓蕓眾生都是庸人、俗人。他欽佩的是康德之類的人物。而文章中寫到的兩個故事很有趣：
　　
　　讀書讀累了的時候，他（指傅國涌）就來一套自編的武術(shù)拳腳，大吼大叫。有時候，不顧天色將暗，拉上我爬上棲霞山，對著如血的夕陽，迎風(fēng)嘶號，而此刻，身后的墳洞發(fā)出森森的陰氣。
　　還有一次，傅國涌坐汽車去北京。他把腳伸到車窗外，隨著汽車的搖晃，一只解放鞋掉了，最后只穿著一只鞋，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到朋友家里。朋友見他如此狼狽，馬上去買鞋，他說不必，趕快給我買五個盒飯。朋友買來飯后，他竟把五盒全部吃完。
　　筆者向傅先生求證了這兩個故事的可信度。傅先生說，這位朋友有些夸張了。真實的情況是：第一，高中時代跟他住在一起，是真的；數(shù)學(xué)很差要問他題目，也是真的；但是夜里跑到山上去吼，爬山是有的，吼是沒有的；耍武術(shù)拳腳只不過是鬧著玩的事，那位朋友也當(dāng)真了。第二，掉鞋子的事，其實穿的不是解放鞋，而是皮鞋，不是到北京，而是從杭州到溫州，坐臥鋪汽車，上下鋪的那種。傅先生睡的是上鋪，他把皮鞋脫下來放在枕頭下面的空位。沒想到下鋪的乘客開著窗戶，汽車一路顛簸，就把一只鞋子顛到窗外去了。傅先生下車時找鞋子穿，發(fā)現(xiàn)少了一只，怎么找也找不著，于是干脆把另外一只也扔了――不能只穿一只鞋走路啊！下車后其實也沒光腳走路，因為馬上就上了人力三輪車，路過一座橋時，橋上有賣日用百貨的，他就買了一雙涼鞋。后來到了朋友家，一桌人就很開心地吃飯了，如是而已。寫文章的那位朋友，傅先生已經(jīng)二十多年沒和他聯(lián)系了，而他身在廈門，故事是倒了兩三手以后才傳到他耳朵里的，難免有些失真。
　　
　　十年苦讀寒窗下
　　
　　1986年，傅國涌進入溫州教育學(xué)院中文系學(xué)習(xí)。一年之后，他就離開了學(xué)校，做起了中學(xué)語文老師。兩年之后，他結(jié)束了教書生涯。從1989年到1999年，傅國涌進入了一個“十年苦讀”的階段。他不改以前喜歡讀全集的作風(fēng)，先后讀了《孫中山集》、《黃興集》、《宋教仁集》、《朱執(zhí)信集》、《戴季陶集》、《居正集》、《馬君武集》、《陶成章集》、《秋瑾集》、《魯迅全集》、《梁漱溟全集》、《陶行知全集》、《蔡元培全集》，以及章太炎、梁啟超、陳獨秀、張謇、鄭觀應(yīng)、王韜、薛福成等人的文集。無疑，這些閱讀都為他以后對民國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礎(chǔ)。
　　這一時期，傅國涌主要的“工作”是讀書和寫筆記，偶爾在一些雜志上發(fā)表文章。
　　
　　1995年的冬天，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主動走入了傅國涌的世界，他就是中國科學(xué)院的研究員許良英先生。許先生是著名的自然科學(xué)史家，是中國核彈工程的奠基者之一――王淦昌的學(xué)生，是中國研究愛因斯坦思想的權(quán)威，曾經(jīng)主持編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這套書是迄今最全面的愛因斯坦思想資料。傅國涌稱許先生為“真正讓我站起來的人”。事情的機緣是許先生偶然讀到傅國涌寫的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認為在他見過的年輕人中，傅國涌是讀書最多的。所以，許先生專門寫信給傅國涌。一來二去，他們之間建立了忘年之交。許先生不愿稱師，愿意跟傅國涌平輩論友。他們彼此交流頻繁，每個月都有書信往來，所談之事古今中外無所不包。許先生雖然是學(xué)自然科學(xué)的專家，但是因為學(xué)習(xí)方法好，知識淵博。傅先生說：“許先生有世界視野，所以就把我推到一個能夠看到世界上所有值得看到的東西的位置上。從那以后我的一切都改變了，讀的書變了，思考的問題也變了�！滨�醐灌頂，傅國涌的思想從此發(fā)生質(zhì)的飛躍，再也沒有什么能夠鎖住他的靈魂了。
　　傅國涌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人，他對人生中的一切遭遇都深懷感恩。他對筆者說，遇人之事是人生的機遇，可遇而不可求。他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二十八歲那年，有一個大人物會“從天而降”來找他。相反，當(dāng)初如果是他主動去找許先生，許先生很可能會不理睬他�！斑@就是命運的安排，是老天的恩賜�！备迪壬�感慨道。
　　十年苦讀期間，傅國涌的生活基本上靠家人和朋友接濟。1999年，他終于“出山”了。當(dāng)時電腦很貴，普通大學(xué)生一個宿舍合買一臺，畢業(yè)時賣掉分錢。于是，傅國涌就花兩千三百元從浙江大學(xué)畢業(yè)生那里買了一臺二手電腦。從此，他開始往電腦里敲字。
　　
　　受朋友之約，那年傅國涌寫了一本歷史隨筆集《歷史深處的誤會》給朋友拿去出版，可這本書因故沒有出版。傅國涌難過了一段時間，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書怎么落得這樣的下場呢？但是不久他就擺脫了困惑，他想到可以把這些文章分篇向各雜志社投稿！他還清楚地記得，1999年發(fā)表了兩篇文章；2000年發(fā)表了七篇文章；2001年發(fā)表了十八篇文章……就這樣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接下去發(fā)表了多少篇文章就記不清了，因為實在太多。七年后，《歷史深處的誤會》得以出版。
　　起初，傅國涌還在一家私營企業(yè)里打工。他在那家私營企業(yè)里給人干了三個月，用三個月他學(xué)會了所有東西，傅國涌覺得沒意思，于是跟老板吵了一架，走人不干了。后來他又到別的地方跟人合作，雖然他沒有錢，但是憑借智力投資，也做到了管理層。
　　當(dāng)時的傅國涌只有一個想法，希望將來能夠不用打工，光靠在家里寫東西維持生計。所以在外面工作的時間，傅國涌也盡量利用起來。因為做管理層的緣故，他上班很輕松，每天處理事情兩三個小時，剩下的時間就是看書、上網(wǎng)、寫東西、搜集材料，回到家后再寫成文章。但是不久之后，傅國涌連這樣的班都不愿意上了，覺得時間太珍貴，如果把那點時間也用起來不是更好嗎？所以就辭職一門心思寫起東西來。成名作《金庸傳》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一發(fā)不可收拾
　　
　　《金庸傳》是應(yīng)朋友之邀寫的。
　　在此之前，市面上已經(jīng)有多本金庸先生的傳記。傅國涌寫作向來是反對重復(fù)命題的，但是朋友相托又不好意思推卻。他把過去的幾本《金庸傳》都找來讀了一遍，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嚴(yán)重問題：所有人都是以一種仰望金庸的姿態(tài)去寫的。所以，傅國涌決定把金庸放低，以平等的視角來寫一本《金庸傳》。他開始搜集資料，很快就把書稿交給了出版社。與出版社簽的合同上原本計劃出五千本，但是編輯看完稿子，立刻要求加到一萬本。書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爭議，一時洛陽紙貴，很快又加印了一萬二千本。
　　《金庸傳》的出版可說是傅國涌人生的一個轉(zhuǎn)折點。2001年他的第一本書在香港出版時，影響還只停留在知識界。2003年《金庸傳》出版之后，傅國涌立刻就進入了大眾視野，他的文章一夜之間成為各家媒體爭相刊載的對象，以至于2004年到2006年這三年，成為傅國涌一生中寫作密度最大的一個時期，到處被約稿、開專欄。
　　但是，在《金庸傳》之后，傅國涌被貼上了“傍名人出名”的標(biāo)簽。為此，傅國涌出了兩本書來證明自己，一本是《追尋失去的傳統(tǒng)》，另一本是《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這兩本書使他立穩(wěn)了腳跟。特別是后者，2005年出版以后引起轟動，舉國媒體都大篇幅報道，傅國涌這個名字甚至都上了娛樂刊物。有人預(yù)言“傅國涌熱”來了。
　　《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因為賣得好，盜版也很多。傅先生告訴筆者一段小插曲。他拿出一本盜版書跟筆者說：“去年我到一個地方去演講，有一個讀者拿著這本盜版書找我簽名。我說你把這本書給我，我回頭寄一本正版給你，他開心死了�！� 后來，這本盜版書被傅先生饒有興致地收藏了起來。
　　
　　書的成功也是傅國涌始料未及的。從此，出版社、雜志社追著他要稿子，使他“永無寧日”。他的經(jīng)濟也日漸寬裕起來，2006年購置了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新房。他的老宅在耶穌堂弄，就是司徒雷登故居的隔壁。前段時間，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杭州，傅先生寫文章發(fā)表評論，一開始他心懷不滿，覺得司徒雷登的骨灰該安放在北大。但是文章寫到后面，傅先生突然體悟到：司徒雷登超越了國界，他是屬于全世界的。如此一來，之前的不滿也就煙消云散了。傅先生跟筆者說，寫文章妙得很，動筆寫之前不知道文章會寫成什么樣，只有寫到最后才能定型。他舉了魯迅的例子來佐證，每晚點起香煙，看著煙霧繚繞，靈感就不期而至了。
　　傅國涌身為自由撰稿人，獨立于體制之外，扎根民間，不做教授、不做研究員。最近，和他并稱“北謝南傅”的學(xué)者謝泳先生受聘成為廈門大學(xué)中文系教授，筆者問傅先生有沒有意愿到體制內(nèi)去生活。傅先生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出了書，也有大學(xué)請我做教授。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情況，就拒絕了。我現(xiàn)在生活得很好，也就不想往那條路上擠。何況體制里的人太多了，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而民間的人太少了，有我這樣一個人留在民間也好�！�
　　香港評論家梁文道先生曾在節(jié)目里稱傅先生為“民間學(xué)者”，而且是“有良心的學(xué)者”。筆者覺得這真是恰如其分的評價！傅先生跟筆者說，他一生的理想，是要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讓中國變得更文明，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生活得更好，包括愛他的和不愛他的所有人在內(nèi)，他的所有工作都是圍繞這個目標(biāo)展開的，而不是圍繞著學(xué)術(shù)的目標(biāo)展開的。
　�。ㄘ�(zé)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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