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1903-1983），廣東新會人，著名翻譯家。他才華橫溢，年少氣盛。十六歲便被譽為“南國詩人”，引得廣州各報館紛紛來訪；十八歲時便被大名鼎鼎的鄭振鐸、沈雁冰（即茅盾）邀請加入文學研究會；保送至嶺南大學后不久，即負笈巴黎大學，留法七年間，交游廣泛，與瓦雷里、羅曼?羅蘭相識相知，又與朱光潛、徐霞村、傅雷、劉海粟、徐志摩諸人切磋砥礪，往來皆一時俊彥；二十八歲毅然回國，任北京大學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并兼職于清華大學，胡適騰出一個獨門獨戶的偏院做梁宅，此后，學生便慕名前來請教。梁宗岱還常出席各種文藝沙龍，成為一時之盛；其后歷任南開大學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外文系主任……他當之無愧地躋身名流之列，連蔣介石慕名請他加入“智囊團”，都要連吃閉門羹；其緋聞一直不斷，雖然偶遭非議，但仍然多以浪漫聞世……詩人、翻譯家、名教授，前半生，他頭頂上的世俗光環(huán)可謂多矣！
　　 與此相比，他的后半生只得被封存冷凍，交游零落，其“緋聞”亦不斷，然卻是招惡聲、惹官司，再無浪漫可言，更不用說他的磨難頻仍，幾度出生入死，一俟晚年，雖欲煥發(fā)第二次青春，奈何力不從心了……制藥者、“反動學術權威”，一度還是階下囚，早年頭頂上的光環(huán)一個個成為對他的惡咒，他的后半生何其寥落！
　　 正是帶著對這位已逝風流人物的后半生尤其是晚年遭遇的好奇與惋惜，我們訪問了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前身為廣州外國語學院）前校長黃建華先生。作為梁宗岱的學生，又是他長期的同事，黃先生幾乎是梁后半生的見證者，他還和梁夫人甘少蘇女士一起，最后在醫(yī)院給梁先生送終。幾十年彈指一揮間，回憶起往事，一幕一幕宛如發(fā)生在昨天……
　　半生多難――噩夢般的歲月
　　 話題從回憶1970年前后的歷史展開。
　　 這一年，梁宗岱搬家了，從中山大學搬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從珠江邊的康樂園搬到白云山西腳的云溪河畔。
　　 廣州外國語學院（以下簡稱“廣外”）成立于1965年，1970年10月，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作出決定，將中山大學外語系、暨南大學外語系和外貿系等并入廣外，辦學地也從原來的廣州東郊遷到白云山下，即原中南林學院的所在地。校園內有不少獨門獨院的小洋房，據(jù)說是當年任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指示為教授們專門修建的。梁宗岱搬來后住進的就是其中的一座。
　　 梁宗岱是帶著疲憊的身心和累累的傷痕，來到這里的。之前他“幾次差點兒喪命”，這絕非虛言，一起搬來的梁夫人甘少蘇曾經(jīng)回憶：
　　 這次搬遷很合我的心意，因為中大“文革”鬧得最兇，宗岱幾次差點兒喪命，校園的小徑上留有他灑下的鮮血，我一出門，腳步總是踩在痛苦的回憶上，忍不住傷心落淚。（見《宗岱和我》）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很快，香港就傳出了梁宗岱已經(jīng)不在人世的“新聞”。梁的友好故舊，紛紛為他的“去世”表示“哀悼”。這是香港第二次風傳梁的“死訊”，也是梁的“生前”好友們第二次對他的悼念。
　　 第一次是在約十五年前。當時大興“清匪反霸”。不幸，梁宗岱于1951年9月被“敦請”入獄，他被控既與土匪有染，又是“罪大惡極的惡霸分子”，大到通匪濟匪，強奸幼女，霸占人妻，小至偷鄰人貓，克扣工資……羅織的“罪狀”竟達八百四十條之多。后來查明，這些指控多與事實不符，于是1954年得以無罪釋放。此事被懷疑可能與某地方官挾私報復有關。而在監(jiān)時，港澳及海外就盛傳梁已經(jīng)屈死獄中。
　　 經(jīng)歷了牢獄之災的梁宗岱，重返校園后感到一切都很愜意。然而好景不長，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一來，他就在劫難逃了。
　　 抄家，成了家常便飯；被批斗，已是生存常態(tài)；挨打，讓人死去活來；至于勞動學習、寫交代材料，更是沒完沒了……這就是梁宗岱第二次“死訊”傳出來時的背景。
　　 抄家二十次：大抄家七次，小騷擾十三次。其間，羅曼?羅蘭和法國后期象征派詩歌大師梵樂希（今譯保爾?瓦雷里）給宗岱的珍貴信件、相片，宗岱嘔心瀝血完成的譯著《蒙田試筆》二十余萬字、《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和《浮士德》上卷，幾乎全部化為灰燼。名人字畫與其他眾多古董，毀于一旦。最可笑的是，抄家到最后，宗岱連一條長褲都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四條內褲，兩件文化衫，夫人甘少蘇不得不把自己的褲子改給他。
　　 戴牛角帽，游街示眾……小批斗宗岱經(jīng)歷無算，大的批斗有四次。第一次頭部被打破，回家時幾成血人一個，幸虧宗岱頗精于制藥之道，于是用自己研制的“綠素酊”將傷醫(yī)好。第二次“造反派”試圖弄瞎他的雙眼（理由是他用眼睛讀書多，放毒就多），一踢不中，頭青面腫。最慘的是第四次，宗岱的頸部大動脈被負重的細鐵絲鋸破，登時血流如注，腰彎成九十度，到回家時仍然不能伸直。
　　 黃建華先生說：“‘造反派’逼宗岱師寫‘交代材料’，無窮無盡，寫不出仍舊要寫，現(xiàn)在不清楚他到底寫了多少字，但是可以想象，肯定比他在解放后的全部著譯要多得多……宗岱師的生花妙筆，就浪費在這些上面了。作為牛鬼蛇神，宗岱師自己被迫寫材料還不算，在他外圍的人，也被發(fā)動起來對他‘口誅筆伐’……”
　　 等待著梁宗岱的，還有沉重的體力勞動。先是1968年底去粵北韶關坪石“天堂山”勞動，不久因為身體大不如前，適應不了干重活，加上御寒衣物不足，所以患上“敗血病”和急性黃疸型肝炎，險些喪命。到后來轉回廣州急救，夫人甘少蘇到火車站接人，看了三次，竟然都沒有認出擔架上完全沒有了人形的丈夫�；丶一�本痊愈后，1969年9月，他又被下放廣東英德農(nóng)場，負責管理喂五十頭豬的飼料，幾乎天天都上山采野菜。中間兩次不慎失足摔倒，從此他行動就大不方便了。
　　 牢獄之災也好，批斗挨打也好，雖然造成甚難忍受的皮肉之苦，但隨著政治運動的起落消漲，總有它們的終結，屬于間歇性發(fā)作的性質。然而，和宗岱前半生的輝煌燦爛相比，后半生的平淡沉寂卻是長期的，它是否對詩人造成了更難忍受的精神之苦？
　　 梁宗岱本自矜天才，又是多面手，于是恃才傲物，好爭辯，愛“吹�！保ǖ谝蝗纹拮雍团畠罕憧床粦T他這一點）。所以“文革”時有批判文章說他“狂妄自大，好稱第一”，自稱“老子天下第一”的達七十余項，如喝酒第一、種菜第一、莎士比亞研究全國第一、第一號活字典、第一流的好身體、跑步最快、花種得最好、制藥第一等，恐怕都不是空穴來風。他還要求跟隨他的學生也是天才，對那些天資和成績都不佳的人，他明顯缺乏耐心，所以被批為鼓吹“業(yè)務第一”、“天才教育思想”的典型。
　　 他的第二任夫人甘少蘇在《宗岱與我》中記述了發(fā)生在1982年的一件事，更是可以看出梁這種個性是一以貫之，終老不改：
　　 他（注：指來訪的廣外教師陳錫添）說：“梁教授雖然癱瘓了，但腦子還是行的�！蔽艺f：“腦子也不行了。”話剛落音，宗岱突然爆出悶雷一樣的吼聲，額頭上暴出青筋，眼睛里冒出火花，直瞪著我�！皭灷住边^后，在我耳際留下了隱約可辨的余音：“怎么不行了？”
　　 黃先生說：“幸好，1969年11月，宗岱師第二次下放不久，中央便落實政策，于是，很快他就獲得‘解放’，恢復了自由之身，被凍結的工資和存款也被領回。次年10月，隨著工作調整，他們搬家了，離開了那個讓他愛恨交加的康樂園，來到一個全新的環(huán)境里。”
　　 1970年的搬家，黃先生的總結是：宗岱師大難不死，人生最艱難的一頁總算是翻過去了。最后十幾年，他基本上是在平和中度過的，這也可謂晚年有福了。
　　廣外歲月――制藥和翻譯
　　是未竟的心愿
　　 他前半生絢麗，后半生寂寞；后半生的前十幾年命途多蹇，后十幾年復歸于平靜，平靜中有所為，但未臻“一切的峰頂”，便撒手西去……
　　 終于沒有了沒完沒了的抄家、批判，沒有了殘酷血腥的肉體折磨，也沒有了沉重難熬的體力勞動。
　　 七十老翁何所求！然而，對于詩人本色的梁宗岱來說，七十歲開始漸趨平靜的生活只不過是另外一個開端。從來不甘寂寞、一生爭強好勝的他，一旦條件具備，又豈有退后的道理！更何況，晚年他還有諸多未了的心愿和事業(yè)呢！此時的梁宗岱，雖然七十將屆，但是不需揚鞭自奮蹄，只爭朝夕。
　　 第一個未了的心愿是制藥。
　　 梁宗岱晚年常常對夫人甘少蘇說：我制藥的影響，將來會比文學影響大。此語可見其對制藥一事的投入與自矜。這個興趣，首先要源于他制藥事醫(yī)的家學熏陶。當年梁父家貧求學深造無望，無奈棄學從商，業(yè)務需要，他常坐船往返家鄉(xiāng)廣東新會與廣西（梁家立業(yè)于廣西百色）之間，船上沉悶無聊，遂讀醫(yī)書以遣寂寞，沒想到一發(fā)不可收，從此收集藥方，采集草藥，配制成藥，成為生意之余的一大愛好。宗岱自幼耳濡目染，讀醫(yī)書，爬山采藥，頗為入迷。后來輾轉東西南北，當然顧不上侍弄草藥。但回國后一旦機緣巧合，時間充足，就不免仍舊心癢難耐、重操舊業(yè)。
　　 而后半生與梁宗岱相濡以沫的夫人甘少蘇，在他的制藥生涯中更是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至于不得不特意提及。她是在1941年梁回百色處理家務，偶然看一出粵劇時認識的。甘少蘇當時扮演作為女主角的花旦，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梁卻對她一見傾心。他主動為她打抱不平，幫助她清退無賴丈夫，兩人終于相戀并結合。這個消息使得時任妻子、女作家沉櫻毅然攜子女離開了梁宗岱。就在沉櫻走的這一年（1944年）冬，他亦辭去了復旦大學的職務，暫得偷閑于百色家中，并開始致力于中草藥研究。宗岱曾對甘少蘇說：“對我來說，你比沉櫻適合些，沉櫻是個讀書人，許多事情都不會做，不會做生意，研制中藥也幫不了忙，而你在這些方面都是我的好幫手，為我頂起了半個家�！边@個話是不錯的，梁宗岱下半生把制藥作為人生主業(yè)之一，其背后始終不離甘少蘇的影子。梁宗岱去世后曾入住梁家三個月、協(xié)助甘少蘇寫作《宗岱和我》的老詩人彭燕郊，在《詩人的靈藥――梁宗岱先生制藥記》一文中，甚至這樣描述：“對于制藥，甘女士比宗岱先生還要熱心。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如果宗岱先生晚年不是和甘女士生活在一起，他或許不會把制藥擺在文學事業(yè)之上，而僅僅只把它當做一種調劑性的‘副業(yè)’……”他認為甘少蘇無法進入梁宗岱的內在學養(yǎng)世界，唯有談草藥，制草藥，采草藥，才能為兩人營造一片不乏浪漫且又現(xiàn)實的共同天地。
　　 黃先生說：“甘女士比宗岱師更熱衷于制藥，看來是可信的。他們夫妻兩人，孜孜于此道，幾十年從未有意間斷。因此，制藥一事，實在可以說是他們兩人共同生活的一個‘接合點’�！狈驄D兩人迷上制藥后，梁宗岱便把文學著譯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他在廣西時，便已轉益多師，到處交流切磋，還常常早出晚歸，上山采藥，甚至親口嘗過百草。后來，經(jīng)過大量臨床試驗，他終于發(fā)明出兩種療效不錯的中成藥――草精油和綠素酊。
　　 甘少蘇在《宗岱與我》一書中回憶，梁宗岱搬家到廣外的第一天，學校派人來幫忙，其中的負責人曹老師見到梁家有許多中草藥，便發(fā)問：教授，你懂藥�。课依掀挪簧�育，能不能治？梁說試試看。他給曹用了綠素酊，果然有效，后來曹的夫人生下一子一女。于是，梁氏夫婦在廣外便出名了，被傳為“神醫(yī)”。人們紛紛上門求醫(yī)，一副菩薩心腸的梁宗岱來者不拒，施醫(yī)贈藥，從不讓人失望。由于求醫(yī)者甚眾，兩人最忙的時候不得不每月制藥三次，每次九天，中間只有一天間隔，簡直累極了。后來這種狀況才有所改善。
　　 無論是制藥的原料、設備，還是制藥工作本身，都由梁氏夫妻并肩承擔。而對求醫(yī)問藥的人，則不但不收取報酬，連他們帶來的禮物，也不收受（甘少蘇回憶，因宗岱有些孩子氣，愛熱鬧，故曾破例收過別人送的煙花）。換言之，這完全是一樁費錢、費力又費時的事。為了持續(xù)制藥，他們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以致后來不得不節(jié)衣縮食，但這并不是最苦的。他們大熱天仍要在一個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中熬制藥汁。南國的酷暑本已逼人，他們因為買不起風扇，同時開著的三個爐子讓小屋里熱得實在難耐。而他們得到的最大報酬，除了病人的感謝之外，就只有夫婦兩人的精神自足了。在梁宗岱留下的一本油印稿《我學制藥的經(jīng)過》附錄中記載，享受過梁氏夫婦贈藥的估計有幾千人，僅僅晚年才登記的被治愈者就已近三百人，所以他說：“我自覺可以毫無愧色地夸口說，我已經(jīng)達到，如其不是超過，我出發(fā)時所定的目標，與抗生素爭衡了�！�
　　 然而，一直到梁宗岱夫婦先后謝世，制藥一事仍是功敗垂成。對此，黃先生評論說：“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的話，宗岱師夫婦制藥、施藥的事跡是十分感人的。然而，他們吃虧在藥理基礎的薄弱，藥物在試驗時的隨意性也較大，并不是權威的科學鑒定，更缺乏嚴格的數(shù)據(jù)分析，否則，以宗岱師后來享有的社會聲譽，以及他受到某些當權人物的重視――胡喬木曾經(jīng)最少兩次請廣東省高層對他的制藥予以關照，他沒有理由長期在醫(yī)藥界遭受沉寂的命運。宗岱師制藥一事未能在他生前取得意中效果，似乎只能這樣解釋：他還是詩人本色的熱情，遐想有余，而科學家的冷靜、周密不足�！�
　　 詩人本色，可能是梁宗岱制藥事業(yè)生前未能如愿的原因，但是，肯定也是因為詩人本色，宗岱才會在別人都認為這是“傻事一樁”時，毫不動搖而且自伐其能，甚至于不惜把后半輩子和它捆綁在一起。
　　 第二個未了的心愿，是翻譯。
　　 黃先生認為，詩人彭燕郊說梁宗岱把制藥完全擺在了文學事業(yè)之上，這是可信的。
　　 甘少蘇后來在《宗岱和我》中回憶：“他（指宗岱）相信打倒了‘四人幫’，經(jīng)過一段時期的恢復，中國會走上正軌，從此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經(jīng)過長期文化饑荒的中國人民，會像渴望陽光和空氣一樣渴望書籍。他把制藥贈藥的事全都交給了我，自己將全部精力投入到翻譯工作上。開始重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他一鼓作氣，只幾個月就譯完了。他真是在與時間賽跑�！�
　　 黃先生說：“眾所周知，制藥熬藥是瑣碎的工作。宗岱師晚年，并沒有放下制藥事業(yè)。他從事翻譯，只是把制藥工作中那些具體、煩瑣的部分交給甘少蘇去做。不過，晚年他可能已經(jīng)意識到了自己來日無多，剩下的精力有限，所以不得不把時間重點放在翻譯之上�！�
　　 梁宗岱從事翻譯，可以追溯到他在留學歐洲期間，他第一個把象征派大師瓦雷里的詩歌引入漢語世界。他譯成法文的《陶潛詩選》，瓦雷里欣賞不已，羅曼?羅蘭看到后也來信高度評價：“你翻譯的陶潛詩使我神往。不獨由于你的稀有的法文知識，并且由于這些歌的單純動人的美。它們的聲調對于一個法國人是這么熟悉！從我們古代的地上升上來的氣味是同樣的�！痹诜�譯上，他的起點是高的，但他的要求更高，他要攀登的是“一切的峰頂”。他的目標是要以第一流的譯筆來譯第一流詩人的第一流作品。
　　 黃先生說：“翻譯大致分兩類，一類是出版社或其他地方的任務，宗岱師到廣外后參與完成了兩件這樣的任務，他在這上面雖有出色的表現(xiàn)，但并不以此聞名于世，另外一類則是自己選材的翻譯。宗岱師譯蒙田、莎士比亞和《浮士德》，大概就是后一類了，他肯定是要考慮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和自己有共鳴的東西的。他因之出名的也是這些譯作�！�
　　 可惜之至的是，梁宗岱到廣外之后，窮晚年之力所能做的，也只能是重譯那些在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中幾乎片紙無存的舊作而已。其中，從德文直接譯出的《浮士德》上卷，還有《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先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莎士比亞全集》，后來出了單行本）率先出手，而后《蒙田試筆》及《浮士德》的下卷，卻來不及著手，他便臥病在床了。隨著他撒手人寰，《浮士德》終未能成全璧。
　　 不管是蒙田，還是莎士比亞和《浮士德》，都在梁宗岱的內心激起過共鳴，這當是毫無疑義的。他說蒙田的散文是“一種獨創(chuàng)的輕松、自然、迂回多姿的論文”，可見其推崇。他晚年譯出的莎士比亞和《浮士德》，不但文字功夫爐火純青，譯筆中亦常見沉痛之痕跡，這不得不讓了解其生平的人猜測：當他下筆時，是否有對自己坎坷一生的聯(lián)想？
　　 宗岱還有其他的未了之愿。他還想寫一部《獄中記》，來記錄“外面的人根本無法想象”的蒙冤坐監(jiān)生涯；他還有很多的故舊要去相會，還有很多“第一”要去創(chuàng)造……他還沒有達到“一切的峰頂”，不過，他已經(jīng)沒有時間了。只一個制藥，一個翻譯――前者耗費巨大但未見登上峰頂，后者可臻峰頂?shù)�惜乎天不假年，未克全功――便已經(jīng)用去了他最后十余年的大部分精力。他的一生最終不得不在相對平靜的晚年充滿遺憾地落下帷幕。
　　 宗岱的一生，最終還是以無盡的遺憾結束，個中原因，因緣際會和時代的因素固然有之，而且肯定要占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細究其因，這又何嘗不是詩人個性這“一個世界”使然呢？西人謂：性格即命運。梁宗岱一生爭強好勝，展示個性，鼓勵個性，歡迎個性，他的光輝歲月由此而來，但他這樣極強的個性，某時某地便不免剛愎自用，不知進退，在一個并不容許張揚太多無拘無束個性的時代和文化里，就并不見得總能順利了。宗岱的悲劇，罪在個人乎？時代乎？抑或文化乎？各人自有看法。好在，梁氏的遺產(chǎn)，現(xiàn)在已經(jīng)化為“無限”與“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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