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德 民德 官德與民德:誰聽誰的?
發(fā)布時間:2020-03-06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積淀深厚的大國,社會倡導的主流道德價值能否實現,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國”的作用,官員階層的“公正廉明”是關鍵。在社會轉型期要實現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建立一個“高信任度社會”,不使社會的“道德行為”或“正義行為”變成一件極有“風險”的行為,關鍵還是要通過制度約束官員的權力。
近些年來,社會道德風氣成為人們憂慮的對象,有些人把道德風氣不好歸結為“市場經濟”的結果,但我一直不這么認為。不能說市場經濟就必然導致道德的淪喪,只能說“壞的市場經濟”有可能導致這種結果。但這是“經濟與道德”關系的一個復雜話題,本文不想涉及。我想從“政治與道德”的關系人手,把官德與民德這一與我們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相對比較密切的關系作為切入點,在歷史與現實的“語境”中,探討“官德”與社會道德風氣的關系。
“圣賢之道”首先約束統治階級
我們知道,幾千年厚重的歷史文化傳統,使我們這個民族形成了鮮明的心理特征。經濟上的自然經濟傳統、政治上的官僚體制、意識形態(tài)上的儒家學說,形成了國家社會治理的“經典三角模式”,構建了穩(wěn)定的民族“心理結構”,夯竇了中華民族的政治道德和社會心理基礎。我們的文明,既表現為一種“原生文明”,又表現為一種“世俗文明”,這在世界幾大“宗教傳統”顯著的文明體系中是獨一無二的。
因此,傳統中國的治國之道,對養(yǎng)成老百姓價值信仰的“教化”從來都是以世俗的“道德性”教條為主,而不是像世界其他主要民族以“宗教戒律”或制度規(guī)范為主。道德行為的標準“參照物”是現世的人,是所謂的“圣賢”,是小到族長和鄉(xiāng)村紳士,大到皇帝和官僚階層的現世的人,這些人基本充當了百姓道德學習的榜樣。而世界其他文明的道德標準大多是從宗教教條中蘊育出來的,道德行為的最高參照物是“至善”的神。
這種道德標準和道德學習對象的差異,表現在人們的道德行為就有“按照道德榜樣”和“按照道德準則”選擇的區(qū)分。因此,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信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一千古不變的信條,從古至今,樹立了大量的道德榜樣。典型的道德榜樣可以在《三字經》等教科書中看到,孩子們從小就受到各種道德人物的教化,這些道德榜樣基本是現世的人,他們把“忠孝節(jié)義、禮儀廉恥”的儒家基本道德規(guī)范具體化。而以宗教教化為主的文明體系,其道德榜樣大多是被神化的圣徒。
具體來說,在傳統中國,自董仲舒始直到清朝滅亡,統治階級基本維持了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大一統”的局面,維持了用“唯一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解釋這種意識形態(tài)“本身”的思維定勢,即所謂“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學術研究路徑。各朝各代都會根據自己的實際統治需要,不斷地為老的“教條”賦予新的“意義”,但很難突破儒家框定的“思想藩籬”。而適應封建統治要求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本質上是一種“政治道德哲學”,是以德治國的“治國安邦”之術。
當然,“以德治國”也可理解為“圣賢之道”,是統治階層對自己的一種政治和道德要求,目的是以自己的“德治”化育萬民,即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也是孔子強調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為政在人”、“為政以德”的本質內涵。因此,以德治國的實質首先是對統治階層的道德要求!罢,正也”,“正己而后正人”。因此,中國幾千年的“治亂循環(huán)”,一個基本規(guī)律就是當王朝初建,統治階層的行為還能大致“踐行”自己倡導的儒家“意識形態(tài)”的時候,社會就穩(wěn)定,按照魯迅的說法就是暫時實現了老百姓“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否則,當王朝中后期,社會就會因為統治階層的腐敗、貪婪、“掛著羊頭賣狗肉”而陷入動亂,那可就到了老百姓“求奴隸地位而不得”的時代,改朝換代的時候就不遠了。
官員道德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高度
在歷史上,為了使官僚階層能踐行“圣賢之道”,端正自己的權力行為,為老百姓做個好的道德榜樣,實現“以德治國”的目的,統治者也使用了“教育感化”或“嚴刑峻法”的手段。
典型的教育感化如宋太宗,在京師立一“戒石銘”,上刻“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小民可謔,上天難欺”。每有官員到地方任職,必到“戒石銘”前宣誓,類似于今天一些國家官員面對憲法宣誓一樣;明初朱元璋則以對貪腐官員嚴刑峻法出名,不但殺了上萬的貪腐官員,還把一些貪腐官員“剝皮填草”做成模型,立于各級衙門前,以警示來者。
但我們后來從歷史事實知道,宋明兩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梢娊逃谢蛧佬叹ㄔ诜饨ㄉ鐣膊荒芏糁聘瘮。
原因很簡單,官員的權力是皇帝給的,江山又是皇帝一家的,因此,只有皇帝一人可能是真心反腐,大大小小的官吏為了獲得高額的“權力利潤”,殺頭都不怕,遑論教育感化。
表面上,大多數官吏雖然嘴上經常掛著“圣賢之道”,但這并不妨礙他們背地里干些雞鳴狗盜之事,敗壞了社會道德風氣;实劾献訛榱伺律鐣⻊觼y,從來不允許老百姓參與反腐,名曰“犯上作亂”,結果在封建專制體制下的反腐效果可想而知,基本是“隔墻扔石頭”,腐敗官員能不能被抓完全碰運氣,腐敗在封建官場的蔓延就是必然的了。
歷史經驗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積淀深厚的大國,社會倡導的主流道德價值能否實現,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國和“化育萬民”的作用,官員階層的公正廉明是關鍵。老百姓的道德取向、“集體偏好”或“學習榜樣”是那些掌握權力的圣賢之人。在中國,官員的道德高度就是整個社會的道德高度,政治制度就是社會秩序。這可能是我們研究中國政治社會發(fā)展史最為深切的歷史感悟,也是我們古人所說的“治大國者先治吏”的深刻歷史內涵。要說中國社會的治理特色,“吏治則國治”恐怕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使權力公正成為一種穩(wěn)定的機制安排
述說歷史,是為了鑒照現在與未來。雖然時代變了,中國正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在追求“現代性”,社會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歷史轉型”,但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淀形成的道德心理習慣沒有變,道德上“以官為師”的心態(tài)沒有變。如果說我們在邁向現代文明社會過程中出現道德和價值迷茫或混亂的現象,社會道德狀況出現問題,那么,根子還在一些人宮德不修,或貪污腐敗、或公權私用、或執(zhí)法不公、或權錢權黑勾結等。久而久之,帶壞了民德民風,敗壞了社會風氣,這些人人數雖少,但在現代信息社會,傳播的速度卻很快,影響很壞。
因此,在社會轉型期要實現穩(wěn)定和諧發(fā)展,建立一個高信任度社會,實現整個社會的“道德安全”,不使社會的“道德行為”或“正義行為”變成一件極有風險的行為,關鍵還是耍通過制度約束官員的權力,建立民主的反腐體制機制。使一些人不想貪、不敢貪、不能貪,形成好的“官風”,用“宮德”來引導和“化育民德”。嚴格遵循我黨新時期“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的標準選人用人,把那些有道德的人,正直的人,真正替黨、國家、人民利益著想的人選進干部隊伍。只有這樣,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社會的道德風氣才會徹底好轉、人民才會團結合作、社會才會和諧進步。
不言而喻,在社會主義社會,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要選用出“德才兼?zhèn)洹钡膬?yōu)秀人才,使他們能成為社會的“道德榜樣”,歸根到底還是要按照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通過人民民主來選干部,或者逐步實現人民代表和黨代表直選常任制,切實通過人民代表和黨代表選干部,特別是選用一把手,把人民群眾“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的權利落到實處;同時,在實踐中真正做到公共權力公開透明,建立一個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切實得到保證的、可操作的體制機制平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選出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的好干部,也才能實現對公共權力運行的全程監(jiān)督,使“以德治國”有了政治和法律的雙重保障,使權力的公正廉明變成一種穩(wěn)定的機制安排!肮俚隆焙昧,民心才能順了,社會穩(wěn)定和諧才有保證,也才能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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