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中日全面爆發(fā)戰(zhàn)爭前一年，許世英臨危受命，出任中國駐日大使， 1938年初下旗歸國。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外交生涯，也是他人生旅途中極短暫而凄涼的一段經(jīng)歷。 　　
　　被孫中山贊譽的“司法革命”
　　
　　許世英，字靜仁，又號俊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出生于安徽秋浦（今東至縣）。受過良好的舊式教育。1897年，進京參加拔貢考試，成績列為第一等，遂被任為刑部浙江司副主稿。
　　許世英并非職業(yè)外交家，而是清末和民初司法界名吏，在司法界頗有建樹。1910年，他首次參與涉外活動，作為清廷代表團的副團長，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世界監(jiān)獄改良大會，隨后考察了英、法等歐洲九國的司法制度。民國期間，他先后得到徐世昌和段祺瑞等人的重用，曾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長、司法總長等職。任內銳意革新，改良舊式監(jiān)獄，改建新式法庭，訂立法官制度，還創(chuàng)辦獄人保護會等，推動了中國現(xiàn)代法律制度的初步確立。他的所作所為曾被孫中山贊譽為“司法革命”。
　　1924年，許世英作為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代表，赴北伐軍大本營韶關，與孫中山面商共同對抗直系軍閥。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許世英在次年被任命為賑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全國社會救濟事業(yè)長達八年之久。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許世英自稱外交“老外行”。之所以被任命為駐日大使，也許是因為他與當時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及駐華大使有田八郎是舊相識。1907年，許世英隨東三省都督徐世昌赴任東北，被任命為奉天高等審判廳廳丞。由于工作上的關系，得以與時任日本駐沈陽領事廣田弘毅與副領事有田八郎結識。許世英經(jīng)常與他們一起下棋，打麻將，喝紹興酒，在頻繁的交往中建立了較為深厚的友誼。
　　許世英明白當時日本的侵華野心極度膨脹，通過外交途徑實現(xiàn)中日和平實為難事，但仍決意“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為國效力。他在赴日上任之前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如曾拜訪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聽取他們的意見，了解日人在華北活動的情況，并向報界發(fā)表書面談話，希望中日關系基于信義的努力而逐漸好轉。抵達東京后，許世英會晤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告之：“予未習外交，不擅辭令，所知者公理與強權之分，強權固可逞一時，公理則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辯爭到底�！边@番話既表達了他對日本在中國侵略行徑的不滿，又強調了作為外交官將據(jù)理力爭的決心。廣田則回應，兩人在兩國關系方面的爭吵不會影響私人友誼。
　　上任之初，許世英注意到中國大使館內所駐的日本警衛(wèi)班問題。清末駐日公使蔡鈞任內，因害怕留學生前來沖擊，主動請日本警衛(wèi)班進駐，此后便成慣例。許世英認為中國使館被日本警衛(wèi)所監(jiān)視，失去了完整治外法權，平等外交無從談起，便要求日本警衛(wèi)班撤出。此舉頗使日本政府感到意外，但在他的強烈要求下，五個月后，日本警衛(wèi)班終于撤出使館，移駐館外大門口。
　　1936年4月，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就任日本外務大臣。許世英頗希望通過做他的工作，謀求中日和平，便與其進行了數(shù)次會談。有田最為關心的是防共問題，他告知許世英，日本已與某歐洲大國商討簽訂“防共協(xié)定”。許世英則認為防共之事，中國沒有與他國協(xié)作的必要，主張簽訂“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xié)定”，先圖亞洲集體安全，進而與歐洲結合，維護世界和平。有田則回答說，不反對中蘇協(xié)定，也可商量中日協(xié)定，但日蘇協(xié)定則無法簽訂，拒絕了他的提議。
　　1937年2月，日本內閣改組，林銑十郎擔任首相。國民政府于3月電召許世英回國述職。歸國前，他在大使館設茶話會道別，日本各界名流及各國駐日大使、參事五百余人參加。會后，日本外相佐藤尚武、日駐蘇大使太田為吉，與他就“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xié)定”之事進行進一步協(xié)商。促成這一協(xié)定的簽訂，是許世英外交追求之重要目標。他在回憶錄中反復強調：“三協(xié)（即“中日蘇三國互不侵犯協(xié)定”）成，則宇宙安寧�！� 但當時日本已與德國秘密簽訂“防共協(xié)定”，日本全面侵華已成定局。雖然佐藤、太田二人均表示中日應彼此互相共濟，但那只是為使中國減少戒心的詭計而已。
　　
　　戰(zhàn)火中的外交努力
　　
　　正當許世英回國述職期間，6月4日日本內閣再次改組，近衛(wèi)文?出任首相，廣田弘毅復任外相，日本駐華大使川樾將回國述職。許世英遂赴日使館拜訪川樾，與其會談甚久。后密電蔣介石：“揣察川樾行程，考其語氣，及彼方領團與武官會議繼續(xù)不斷情形，平津一帶難保無虞。杞憂所及，務乞轉飭嚴密防范。”幾日后，盧溝橋事變爆發(fā)，許世英在密電中的擔憂成為現(xiàn)實。
　　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中日關系劍拔弩張，許世英希望在外交上做最后的努力以挽回大局，便即刻赴日返任。7月16日，他由上海出發(fā)前往東京，途經(jīng)日本馬關時，想起甲午中日戰(zhàn)爭后李鴻章在此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感慨萬千，賦詩云：
　　
　　破浪乘風過馬關，春帆樓外夕陽殷。
　　天南遺恨今猶在，河北征師不可班。
　　燭使退秦紓鄭難，曹生衛(wèi)魯卻齊患。
　　盧溝曉月終無恙，攬髻閑看海上山。
　　
　　抵達東京后，許世英舉行記者招待會，指出中國政府在盧溝橋事件上，堅持不擴大事態(tài)與外交解決的兩大方針，并書寫“懸崖勒馬”四字，分贈各報記者，向日本政府發(fā)出警告。之后他還頻頻與外相廣田宏毅接觸，要求日方立即停止戰(zhàn)爭，撤退所有在中國領土上的軍隊，進行外交談判。
　　日本政府不但沒有理會許世英的外交交涉，還進一步擴大了中日戰(zhàn)爭。8月，上海淞滬戰(zhàn)役爆發(fā)，12月，日軍攻陷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當時，日本國內民眾的侵華情緒也極其高漲，反華游行此起彼伏。日本警視廳曾通知中國使館，為保安全應關閉大門。而許世英則命隨員答復說：“館門鎖鑰，啟閉以時，保護與否，任其自擇。予在任一時，決不以駐在國之意旨而更我之館務措施也�！庇谑�，大門依舊開放，使館照常辦公。
　　在各種外交交涉均無濟于事之后，許世英認為外交途徑已無法扭轉中日兩國之危局，便電請回國以示抗戰(zhàn)決心。但當時希特勒正密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駐日大使狄克遜調停中日戰(zhàn)爭，國民政府便命令許世英暫留日本，以等待調停結果。次年1月10日，德國政府調停宣告失敗。16日，日本政府發(fā)表聲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是以戰(zhàn)爭為國策，是以戰(zhàn)爭解決爭執(zhí)�！边@一聲明等于宣告與中國斷絕國交，20日，許世英奉命憤然下旗歸國。
　　雖然許世英的外交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他仍對戰(zhàn)時中日關系提出了獨到而深刻的看法。他在關于日本侵華戰(zhàn)爭戰(zhàn)略的報告中總結了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四個戰(zhàn)略：其一為戰(zhàn)事侵略――占領土地；其二為政治侵略――組織傀儡；其三為經(jīng)濟侵略――吸吮膏血；其四為文化侵略――奴化人民。他特別指出，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主要源于日本少壯派軍人發(fā)動的“外主侵略、內主革新”運動。這對于中國政府決定對日戰(zhàn)略起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怒斥漢奸王揖唐
　　
　　在許世英歸國前夕，他的同鄉(xiāng)、親日派王揖唐兩次派人至大使館勸其回北平擔任偽職。王揖唐和許世英同是安徽人，又曾同在段祺瑞手下任職，可謂既是同鄉(xiāng)又是同事，關系較為密切。王揖唐眼見日本人在中國的勢力越來越大，便投靠日本當了漢奸。就在許世英即將卸任歸國之際，王揖唐派一日本使者到中國大使館，勸他回北京任職，這分明是邀許世英與其同流合污。起初，許世英令其參事楊云竹接見了王揖唐的使者，本人并沒出面，但使者仍不死心，于次日再次來到使館。許世英極為憤怒，令來者轉告王揖唐：“讀圣賢書，所為何事？宜明大義，速即回頭！” 后來，又有日人拿著王揖唐的信函邀他赴北平，并表示已備好了機票，但他仍未被其所動，只是一笑置之。
　　許世英使日，系在中日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之時，可謂“臨危受命”。在當時日本侵華野心極度膨脹的情形下，他的任何外交努力都無濟于事，但他在任職期間所表現(xiàn)出的英勇無畏精神與不屈不撓的民族氣節(jié)，值得后人頌揚。
　　卸任駐日大使后，許世英繼續(xù)從事賑務工作，積極籌措錢糧，賑濟難民。1947年，他出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1948年辭職，移居香港。在香港時，許世英曾是中共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不斷有人前往其住處做工作，但終未果。1951年，蔣介石派飛機接他到臺北，聘請其為總統(tǒng)府資政。1964年，許世英病逝于臺北，終年9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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