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城的春天下著雨／有著一絲凄寒的風／我望著生銹的鐵窗／我想起了我可憐的父母／為了供子女讀書／他二老起早摸黑在田里干活／還點著蠟燭為人燙衣服／5毛錢一件……” 　　這首名為《長恨歌》的詩，最近在網(wǎng)上流傳頗廣。它并非出自哪位詞壇高人，或者專業(yè)寫家，而據(jù)說是鼎鼎有名的校園殺人疑犯馬加爵的獄中新作。據(jù)稱此詩傷感的意境、真摯的情懷打動了不少人，甚至有記者當場落淚。
　　這樣的場景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美國作家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在這部根據(jù)真人真事寫成的小說里，主人公是一名叫做加里?吉爾摩的殺人犯，將他與中國的馬加爵相比，就會發(fā)現(xiàn)兩者有不少共通之處：首先，他們都內(nèi)向寡言，同時卻又情感豐富，加里會畫畫，馬加爵能寫詩，他們也許都具有高于常人的智商。
　　其次，他們都是受歧視者。加里的少年時代是在監(jiān)獄里度過的，而馬加爵則成長于貧困的農(nóng)村。當勞改犯加里回到現(xiàn)實社會，試圖尋找工作以謀生時，他遭遇了歧視；當農(nóng)村苦孩子馬加爵考入大學，在沉重的學費壓力下吃不起飯、買不起鞋時，他也感覺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邊緣的地位使弱勢者的性格產(chǎn)生了扭曲，加里容易躁怒，馬加爵則產(chǎn)生了社交恐懼癥。心理問題積壓到一定程度，慘劇就發(fā)生了，加里槍殺了兩名陌生人，馬加爵錘死了3個室友后，把他們尸體藏進了壁柜。
　　更值得玩味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為止。這兩場謀殺，最后都衍變成震驚全國的媒體事件。3月1日，公安部發(fā)布A級通緝令，懸賞20萬，通緝在逃殺人犯罪嫌疑人馬加爵，與此同時，全國公安干警在全國開展了大排查。其后，中央電視臺在新聞頻道公開發(fā)布通緝令，同時，新華社也向全國各新聞媒體發(fā)通稿，發(fā)布通緝馬加爵的公開通緝令。可以說，這是一場驚動了全民的大搜捕，尤其是國家輿論機器的動用，使得馬加爵校園殺人案作為事件，在人們的關注視野中被極度放大了。
　　漸漸地，在追捕馬加爵的過程中，媒體偏離了它作為輿論機器的功用，成了一個狂歡的大馬戲場：馬加爵被揭是同性戀，秘密加盟了國奧隊，他的星象被“星象學家”測為具有強烈暴力傾向，網(wǎng)上出現(xiàn)了名為“馬加爵之歌”的搞笑Flash……隨后引起了社會上的連鎖反應；五金廠開始推出“家爵”牌鐵錘；甚至某地街頭張貼的酒吧招聘啟事，也竟然做成酷似馬加爵的“通緝令”；律師們紛紛要求為馬加爵免費辯護，以馬加爵為主角的電影、電視劇也在陸續(xù)醞釀之中。
　　在一番熱鬧之后，馬加爵成了明星，甚至，如果他再長得英俊一點，或許也會像《劊子手之歌》中的加里那樣，成為一個富有神秘感和傳奇色彩的夢中情人。
　　在娛樂化的鬧劇中，譴責馬加爵本人的聲音極其微小，除了對教育制度、社會現(xiàn)狀等客觀因素的抨擊之外，人們似乎在將同情大把地贈予了這個窮孩子和他的苦難家庭。云南某位愿意為馬家免費辯護的律師聲稱，她不是為了炒作，而是覺得馬家需要幫助�！八麄兗�(馬家)整個感覺空蕩蕩的，可以說是家徒四壁……這個家很清貧，而馬加爵的父母明顯都是那種老實人，不應該發(fā)生這樣的事情讓這個家庭再遭受如此的打擊�！�
　　很多人與此律師持相似立場，他們同情馬家的清貧，并為了馬加爵的獄中詩作和感人的家書而落淚。很多文章開始剖析馬加爵的心路歷程，開始為命運給予他的不公正叫屈。于是，害人者似乎成了受害者，馬加爵作為一名殺人嫌疑犯的首要身份被遺忘了，在媒體的刻畫中，他成了一個智商超群、情感豐富的“天才”，他所做的一切，僅僅是因為他的不幸運，他是值得同情的。
　　正因為我們對社會現(xiàn)實心懷不滿，我們才極容易被煽動。而事實上，這種悲情傾向差不多和被“娛樂化”的馬加爵一樣淺薄，除此之外，它還是危險的，仿佛弱勢者采取極端手段是情有可原的。有人問，那么多律師爭著要給馬加爵提供幫助，那么誰來關心那些同樣貧困的遇害者家庭呢?這微弱的詰問被“集體非理性”給淹沒了。畢竟，涂抹一點同情的淚光，要比把兇殘與罪責層層剝開輕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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