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初，被熱炒的文化事件之一是德國漢學家顧彬批評當代中國文學，認為1949年以后中國“沒有什么偉大的作家”。至于什么因素造成的，外國友人措辭含蓄，認為外語不好是一大原因�！斑@么多中國學者，他們有話想說，這么多中國文人，他們有話想說，他們都不敢說。” 對林語堂1920年代的這句話，顧彬覺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時效性”。
　　回想思想解放之初，各種文學思潮涌進中國，各領風騷三五天，短短幾年，中國文學惡補了人家一個世紀的功課。熱鬧過后，“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來娘是娘”，環(huán)境沒什么變化，當事人認清形勢，除了下海的，悉數入了作協。
　　上述這份文學界的“國情咨文”與一本叫做《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的書并無關聯，然而閱讀作為一個互動過程，讀者所處的語境卻能左右人們對同一本書作出各式理解。而多數西方概念與思潮，不論文學、史學、還是社會學、經濟學，進入當代中國的命運基本相似――有助于做大蛋糕或多分蛋糕的技術內容，被學習型政府中的學習型官員迅速掌握，被不加屏蔽與改寫、痛快地拋給公眾的部分，通常被稱為國際慣例，越來越廣泛地被應用于論證某個收費項目的合理性；而人文科學領域的舶來品先是作為知識界的一種時尚被談論，等到這些概念潰瘍到大眾媒體的文化版時，就像一件過季時裝被知識圈毫不留戀地扔進五斗櫥，除非相關人士遭遇死亡變故或某個以十位倍數的周年紀念場合，它才有可能被自命為祭司的媒體念念有詞地扶乩招魂，否則便無力擺脫干枯在標本架上的命運。
　　所謂中產階級的概念，也不例外。關于中產階級的神話來自遙遠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曾說， “唯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他觀察希臘諸城邦，較多中產階級分享較大政權的平民政體，比寡頭政體更安定持久。直到現代，歐美發(fā)達國家新中間階層在“白領革命”中壯大，社會矛盾漸趨緩和，帝國主義進入“垂而不死”的階段。
　　改革之初，吾國精英人士對蒙頭只搞經濟、富了以后民主與自由自會降臨的樂觀說辭言猶在耳，仿佛隨著民眾收入的增加，中產階級已然出現，“洋蔥頭”式的社會穩(wěn)定結構必將形成。于是當百姓在教育、醫(yī)療、住房負擔的重壓下無奈懊惱之際，有人直言，認為這將導致中產階級的萎縮，不利于國家穩(wěn)定云云。
　　其實，吾國的中產階級何曾出現過哪怕一天呢?經濟發(fā)展催生了部分中等收入人群而已，充其量可稱為中間收入階層�？催^《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這部著力梳理17、18世紀之交英國中等階層向中產階級演變的力作，有助于我們更透徹地認清現狀：就像一個因種種復雜的“家情”依然不富裕的人，出于難以克制的羨慕，裝作自己已經是一個富人那樣談論生活，談論自己的憂慮，卻忘記了要成為富人先要勞動，去做買賣、開工廠、找礦藏，然后才能擁有富人的煩惱。有那樣的一個瞬間仿佛在夢中出現，紅白兩隊都采用高舉高打的戰(zhàn)術，球被踢來踢去始終不落地，黑壓壓的觀眾是迷惑而寂靜的，不知終場哨聲何時響起，仿佛皮球將永遠在頭頂飛行。
　　該書大體勾勒出與英國近代工業(yè)革命和社會轉型同時，地方新興的商界和專業(yè)界人士如何形成一套新的社會關系、新的經濟實踐和新的嗜好和欲望，即形成新的文化；憑借這種文化，他們在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中逐步把自己與其他社會集團區(qū)別開，“公開宣布自己作為一個階級在世界的存在”。競爭倫理、謀利動機和經商欲望是這個階級的鮮明特征，在政治上他們開始謀取地方和議會的政治權力。
　　敏銳的讀者自會注意，本書用力最重也最富成果之處，在于分析中等階層向中產階級的關鍵性轉變，約翰?斯梅爾(本書作者，美國歷史學家)用“結晶”一詞來形容一個階層從無意識的變遷到最終有意識地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并公開表達階級意識的過程。他強調階級形成的“結晶化”是一個集體行動過程，其中一個細節(jié)是，“自愿團體數量的激增，既為早期中產階級政治抱負的展示提供了諸多場所，也為他們形成中的階級意識提供了興奮點”。
　　不妨作一反向設想，如果當年英國經濟騰飛之時，國家權力無所不在，新階層不被準許在報紙上公開批評貴族和封建土地主以確立本階層的認同感，不被允許開展自行組織的維權活動，對社區(qū)公共事物的參與熱情被以“這些事你們都干了，還要政府于嗎”為由打壓，歷史學家將去何處搜尋所謂中產階級的文化呢?
　　今天在中國談論中產階級，正如斯梅爾在書中提到的語言學意義上的分析，來自別國歷史的經驗左右了我們的交談用詞、談話方式和問題意識，其實，我們還根本沒有自己的成功實踐呢。在方生方死的概念洗禮中，我們終于站在了實踐的門檻上。熟悉所有命運的人，有一種命運最熟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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