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結構經濟體的“劉易斯拐點”一說經常被經濟學家引用，拐點到來之時，用工緊缺，勞動工資上漲，身處拐點之中的年輕人，找工作并不難，并能拿到一份比前輩們當年更高的工資，應當是幸福的。這樣的情況，在日本、韓國及中國臺灣地區(qū)曾經上演過，那時的日本年輕人甚至被稱為“金蛋一代”。
　　然而，在當下的中國，雖然到處在鬧民工荒，各地都在不同程度地上漲工資，但如果以民工單位工時的收入而言（他們慣常加班加點），再考慮到物價不斷上漲的因素，全國近2億民工的實際工資增長其實少得可憐。
　　七八月正是大學畢業(yè)生為工作發(fā)愁的季節(jié)，“大學生不如農民工”的哀嘆卻在流行，那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自嘲是“蟻族”在爬行。
　　而被稱為“中產階層儲備軍”的都市白領，面對大城市里高處不勝寒的房價，以及不斷高企的物價，除了那些能從父母手里繼承大量財富的人之外，大部分也只有低頭怨憤的份。
　　那批80年代生人，不管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蟻族、白領，已逐步進入而立之年，成家、生養(yǎng)下一代、贍養(yǎng)父母的重責開始變得迫切，在公共福利水平至今低下的今天，在可預見的將來，教育、醫(yī)療、住房已成為，并將繼續(xù)成為許許多多年輕人的重擔，很多人將可能面臨“未富先衰”的窘境。
　　為何在拐點來臨之時，他們卻沒有成為“金蛋一代”？
　　
　　白領、蟻族和民工
　　傳說中的上海是個白領城市，而白領普遍都過著小資生活，優(yōu)雅文氣。但在上海工作4年多的白領小方，絲毫沒感覺過優(yōu)雅是一種什么姿態(tài)。這個來自福建西部縣城的工人家庭、畢業(yè)于上海某知名大學會計系的白領，每天出入于陸家嘴高級寫字樓、月薪過萬元，原該成為很多同齡人羨慕的對象，但小方卻從沒有一丁點優(yōu)越感，反倒經常有一種為生存而不懈奔跑的體驗。
　　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帶著淡淡的黑眼圈和略顯疲態(tài)的表情，小方一般7點半左右出門，花一個小時從楊浦區(qū)趕往陸家嘴，先乘坐人潮涌動的地鐵10號線，再擠上比10號線遠為擁堵的2號線，在密封罐頭似的車廂里發(fā)酵一小段時間，才最終到達目的地。每天都這么擠過洶涌的人流一步步往前，一路都是黑壓壓的人群，像蟻穴里到處擴散的螞蟻。每一次到達工作地點都要長舒一口氣，然后再投入一天繁忙的工作。
　　工作日加班是正常的，晚上七八點下班也是正常的，有時周末加班也不見得意外。時間一長，小方感覺自己常常對生活失去味覺，除了應付工作，一切乏善可陳。都快奔三的人了，小方幾乎沒時間談女朋友，上海到處兩三萬元一平方米的房價也讓他只有嘀咕的份，而在老家一直以他為驕傲的父母也開始垂垂老矣，事業(yè)、婚姻、贍養(yǎng)等等糾結，讓這個白領時常覺得自己像一只不堪負重的螞蟻。
　　與此同時，兩年前畢業(yè)于武漢某所非重點大學的江西贛州青年小鄭在上海真正過著蟻族的生活。小鄭來自一個農民家庭，父母皆是老實本分的農民，家里主要收入是父母農閑時節(jié)在外打工所得。大學4年，小鄭2.8萬元的學費是靠助學貸款支付的，生活費則由父母提供。大學所學專業(yè)是生物工程的小鄭笑稱自己學了一門屠龍術，華而不實，畢業(yè)的時候一直沒能找到對口的工作，投了幾百份簡歷，才在一家食品企業(yè)找到銷售的職位，月工資1400元。兩年來他已經換了3份工作，現(xiàn)在是在一家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做銷售，月收入3000多元，但這種工資在上海依然捉襟見肘。
　　為了節(jié)省開支，小鄭租住在寶山區(qū)顧村公園附近的一處居民區(qū)，和兩個朋友擠在一處10幾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房租加水電費一個月700多元，為了省錢，小鄭經常每天只吃兩頓飯，有時候路上買兩個2.4元的包子就算解決了晚餐。即便如此，小鄭的伙食費一個月至少也要800多元，如果周末偶爾參加朋友聚會，花費則更多。其余的收入，除了每月500元按期償還大學時欠下的助學貸款，再扣除交通費、通訊費，幾乎只剩零頭。也許再過幾年，小鄭也能從蟻族進化為像小方一樣的白領，但即便那樣，等待他將要繼續(xù)挑起的生活重擔將可能更為不易。
　　蟻族的生活即便較苦，卻也可能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河南周口籍民工小許就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的羨慕，他覺得蟻族至少都是知識分子，干的都是輕活。小許是上海一家貨運公司的卡車司機，別看他年紀輕輕，只有23歲，但他初中畢業(yè)就來上海，在上海跟車、押車和開車的時間已有6年，小小年紀，一臉黝黑，都是熱辣辣的太陽給曬的，看上去倒有30歲的樣子。
　　卡車司機的生活較苦，小許說，幾乎所有卡車司機的生活都大同小異，共同點是：精力負荷大，生活不規(guī)律，睡眠時間短。剛剛過去的一周，小許的時間表是這樣的：周一，跑常州一天，凌晨兩點出車；周二，跑海寧一天，凌晨兩點出車；周三，跑海寧一天，凌晨3點出車；周四，跑上海一天，凌晨4點出車；周五，跑宜興一天，凌晨兩點出車；周六，跑嘉興一天，凌晨4點出車；周日，休息，主要內容是睡大覺。
　　除周日外，小許普遍每天只睡3~5小時。所以卡車司機一般都比較操勞，外貌比實際年齡普遍顯得早衰。特別是夏天，長江三角洲普遍高溫天氣，司機的精力消耗更大，因為睡眠時間更短，而食欲普遍下降�？ㄜ囁緳C在大熱天的裝扮一般是：穿著一件寬松短褲衩，赤裸上身，全身黝黑，肚皮小凸（經常喝啤酒所致），眼袋較深，疲態(tài)明顯。由于飲食不規(guī)律，卡車司機最容易得胃病，由于一天幾乎總要在車上坐上10個小時不等，因此腰椎間盤突出也是卡車司機常見的毛病。小許說，他同伴里，30幾歲得腰椎病的人不算少見。
　　這么辛苦開車，小許的月薪也只有4000多塊錢，扣除生活費和住宿費至少1500塊錢，然后每個月寄1500塊錢回家，一部分給已經有了身孕的妻子，一部分給父母。剩下的部分，留在身邊以作不時之需：有時候卡車的汽油、輪胎、電瓶等部件被盜，開車在外的司機負有向公司賠償?shù)呢熑�，隨便丟掉一個輪胎，或者丟掉一個電瓶，乃至油箱里的汽油被盜竊，卡車司機都可能要賠償一兩千塊損失。
　　小許說，卡車司機沒有什么業(yè)余愛好，因為幾乎沒什么業(yè)余時間。如果有，也只是晚上和周末。業(yè)余時間里，睡覺是頭等大事，特別是周日，往往一睡一整天。其他空余的時間，圈子里的人聚一塊喝喝酒，打打牌，生活單調。
　　小許這么辛苦，但從收入上看，似乎也容易成為其他民工羨慕的對象。即便由于“民工荒”引發(fā)一輪民工工資的漲價，但一般的民工收入，3000元就已算高薪。
　　
　　產業(yè)結構升級不力
　　民工（特別是新生代民工，其人數(shù)近1億）、蟻族、白領，代表中國經濟最主要人力大軍，也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重要參與者。但似乎沒有人活得輕松，各有各的煩惱。
　　所有這些人，在中國的當下現(xiàn)實里，面臨著各有差別但似乎共通的命運。正如社科院教授于建嶸所言，他多次去沿海省市工廠調研，發(fā)現(xiàn)新生代農民工對于“將來會在什么地方”、“將來干什么”等問題的回答非常悲觀，“他們每天都工作，卻感到對未來沒有希望，沒前途�！边@種問題也是廣大蟻族，甚至白領所經常面臨的問題。
　　目前的狀況，是民工不愁找不到工作，高達2億的民工到處有活干；大學生普遍愁找工作，每年五六百萬的大學畢業(yè)生無法被市場有效接納，大部分大學生開始工作以后一般將有1到5年的時間要過著蟻族生活，此后有人上升，有人可能逐漸淪落。
　　由此可知，中國依然還是一個勞動力密集型大國，依然在依靠廉價的人口紅利上享受好處，在國際經濟協(xié)作鏈條中還很大程度上扮演低端角色，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yè)升級水平依然不給力，同時服務業(yè)、商業(yè)、中小企業(yè)、文化產業(yè)等等能夠吸納大量高等教育人才的領域還有待開發(fā)（高校培養(yǎng)機制與市場需求一直嚴重脫軌等也是動因）。
　　浙江省嘉興市某螺絲廠的羅老板做螺絲代工和出口已有10幾年。曾經輝煌的出口讓他掙了盆滿缽滿。但他對記者抱怨，最近兩年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原材料漲價以及工人工資上漲（兩年前在嘉興，一個普通工人的起薪大概在1300~1500元/月，如今已經漲到1700~1800元/月），而對外出口的價格卻基本沒變，因此金融危機時全國數(shù)以萬計的工廠紛紛倒閉，正出于此。如今國外經濟開始復蘇，對外出口的生意又逐漸回暖，但利潤已大不如前。羅老板的廠有500多名工人，一年停產三四個月，其他時間則為了微薄的利潤而開工，甚至有時候基本不掙錢，只是為維持客戶合作、留住工人而保持運轉。
　　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在今年5月的上海論壇上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中國的產業(yè)升級，他認為產業(yè)升級從長遠看固然重要，但中國的低端勞動力優(yōu)勢依然明顯，應著重繼續(xù)利用這種優(yōu)勢，由于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其內部存在巨大的地域差異和行業(yè)差距，從而出現(xiàn)一種“結構紅利”現(xiàn)象，即資本和勞動力可以從高生產率的部門，和高生產率的地區(qū)，向低生產率的部門和地區(qū)不斷轉移，從而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始終能保持快速增長。中國低端制造業(yè)從沿海向內地的遷移，正體現(xiàn)了這種思路，也就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只要成本具有競爭力，仍可成為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動力。
　　看來，依靠制造業(yè)的快速升級來解放那些活在社會重壓下的蟻族和農民工，顯然并不是眼下主要的著力點，更多的應當是通過服務業(yè)的發(fā)展、財富分配結構的優(yōu)化、公共福利水平的提升等。
　　
　　需要思維的拐點
　　我們或許可以認為，所謂大學生失業(yè)、民工荒、技工短缺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多種側面，很大程度上是產業(yè)結構模式在教育和人力資源上的自然投射。解決問題的方向也許是，既要適時適當?shù)赝苿赢a業(yè)升級，也要考慮到產業(yè)升級是一個較為長期漸進的過程，而更多地考慮在教育規(guī)劃上能更好地適應當前以及可預見的將來產業(yè)結構和經濟發(fā)展的需要。
　　臺灣地區(qū)的例子或可為參照。在上個世紀60~9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時期，根據(jù)各個階段的發(fā)展側重，循著從進口替代、出口導向、技術密集型的發(fā)展軌道，臺灣制定出與之相配套的教育規(guī)劃。
　　考慮到在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階段不需要那么多高端勞動人才，而需要大量技工藍領，從70年代以來，臺灣不斷調整高中和高等職業(yè)學校的招生比例，從最早的高中錄取率遠高于高職錄取率，發(fā)展到1970年，高中對比高職招生比例為4∶6，到1981年為3∶7，到1986年則下降到2.7∶7.3，也就是臺灣的教育一度達到70%屬于職業(yè)教育，從而為臺灣培養(yǎng)了大量經濟發(fā)展和升級急需的技工人才。
　　當然，這些技工也有機會去讀技術大學和研究生，從而不斷提高臺灣的技術教育和實踐水準。此外，臺灣政府和企業(yè)還特別強調員工的干中學、崗中培訓等，從而保證臺灣有足夠多經濟發(fā)展需要的人才。臺灣的電子信息產品一直保持亞洲乃至全球較高水平，與它一直提倡職業(yè)教育有關。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臺灣才較大程度地提升大學教育。
　　臺灣經濟起飛的大功臣，有“臺灣經濟的建筑師”之稱的李國鼎曾說，“如果我們不能使教育和經濟計劃獲得適當配合，勢必會發(fā)生某些技術人才嚴重缺乏或過剩的現(xiàn)象，類似人才的缺乏必然阻礙成長，而受過教育的人如果大量失業(yè)，則不僅是資源的浪費，也會導致社會不安和秩序的破壞�！彼�還說，“在新近工業(yè)化國家，較少需要研究人員及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家，而需要較多曾經廣泛訓練的人才�！�
　　反觀中國，職業(yè)技術教育一直沒有被視作教育的重中之重，特別是1999年大學擴招以后，中等、高等職業(yè)教育更越來越被視為末流，職業(yè)教育水準低下，而市場又存在大量技工短缺。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很多也不具備技術操作的能力，其他領域對大學生的吸納能力又有限，從而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而中國的制造業(yè)已具備從低端發(fā)展到中端的能力，在此過程中，將需要大規(guī)模的有一定專業(yè)技能的產業(yè)隊伍。
　　在這個“劉易斯拐點”的當口上，也許我們更需要一種思維的拐點：我們走到哪里了？我們需要怎樣的人才？如何讓教育與經濟發(fā)展相協(xié)調，盡量避免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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