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基于不同的觀察角度,你可以表達認可或厭惡,更可以表示贊賞或憤恨,大體與愛國與否無甚干系。但我們需要從內心深處理解并接受一個常識:國運沉浮,從來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到2010年為止,中日之間有確切文獻可考的官方交往史長達1953年,發(fā)生實際接觸的歷史更為久遠。期間兩國共發(fā)生過五次國家間戰(zhàn)爭,總時間不逾百年。從戰(zhàn)爭發(fā)生的頻率和時間來看,要低于歐洲大國。由日本點燃的“十五年戰(zhàn)爭”(1931～1945年)硝煙也已散去60多年,歐洲原對抗國家的和解早已實現(xiàn),并一路向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全方位合作邁進。然而,素有“一衣帶水”之稱的中日兩國至今仍遭受百般糾結。這種糾結由諸多因素導致,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方對侵略事實、日軍暴行的曖昧(主流意識)甚至抵賴態(tài)度(日本右翼)在挑戰(zhàn)中國人的尊嚴底線;同時也有大國的居間挑唆、各自政府的內政外交需要、兩國之間歷史性的誤解等因素。這些因素在很多情形下又相互雜糅,難以理清。這就為中日之間達成“法德式”和解增加了難度。當然,要實現(xiàn)真正和解,對于中方來說,不可能因退讓而實現(xiàn),失去原則的寬宏大量在很多時候會起到事與愿違的負作用,不管這種“無原則”是無奈選擇還是善意之舉,都將給國家利益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即便如此,我們仍愿意懷抱最大程度的善意和寬容。但我們還必須從內心深處理解并接受一個常識:國運沉浮,從來都是并且只是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由于地緣政治因素,中日之間的第一次沖突就昭示出此后1000多年兩國博弈的基本格局。
　　從公元57年日本接受中國東漢政權授予的“漢倭奴國王印”,到607年遣隋使帶到長安的那份寫有“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的國書,歷經整整550年:日本一方面看多了大陸政權的興衰更迭,另一方面因為逐漸強化的民族意識進一步激發(fā)出成熟的國家觀念,它從此正式淡出古代中國所制定的國際規(guī)則:華夷秩序。
　　唐取代隋之后,與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順利建立冊封關系,三國在朝鮮半島長時間相互攻伐。北端新羅與唐中央政府關系最為緊密,而南端百濟則與日本漸行漸近。新羅向中央政府發(fā)出百濟來攻的求救信號之后,唐朝正忙于處理西北事務,所以只是先向百濟發(fā)出嚴斥詔書。隨著新羅陷入劣勢,唐朝出兵,戰(zhàn)局遂發(fā)生逆轉。雖然日本出兵半島一度讓新羅軍陷入被動,但白江口中日一戰(zhàn),確定了此后900年東北亞的基本局勢。《新唐書》記載:“遇倭于白江口,四戰(zhàn)皆捷,焚其船四百艘,煙焰灼天,海水皆赤�！睍r間為公元663年。
　　雖然這場戰(zhàn)爭對于日本來說是一場舉國動員的大戰(zhàn),但唐軍戰(zhàn)績展示出來的綜合實力使其進一步認識到與唐朝的巨大差距,在此之前,日本模擬唐朝進行了“大化改新”。兩國正式交往直到701年才有所緩和,至唐玄宗時代斷絕30多年的“遣唐使”以更大規(guī)模重新登上歷史舞臺。到894年,日本單方面停派遣唐使,結束了這段影響深遠的學習期。當年一名在唐學問僧在向天皇的報告文書中寫到這樣四個字:“大唐凋敝”。
　　日本北條泰時執(zhí)政之后,奠定了北條氏掌權100多年的歷史。在這20年中,一位蒙古豪杰出現(xiàn),是為成吉思汗。忽必烈成為大汗之后曾再三遣使招諭日本來貢,日本則斬殺來使。忽必烈兩次征伐日本,都以失敗告終,雖并非敗于戰(zhàn)場,而是臺風,但戰(zhàn)爭從來都不是在某一種單純環(huán)境中進行的。元朝方面部隊由蒙古人、高麗人、漢人組成。其后,元改用懷柔政策,與日本貿易,但終元一世,中日之間都沒有建立正式官方關系。
　　中日之間發(fā)生的第三次戰(zhàn)爭則是一場準現(xiàn)代國際戰(zhàn)爭,規(guī)模空前,長達7年(1592～1598年),戰(zhàn)場在朝鮮半島及其附近海域。此前明朝方面的張居正改革已經被人為廢止,萬歷朝廷的不諧和和頹廢成為常態(tài)。而此時的日本則進入“近世”時代,“戰(zhàn)國大名”與中國戰(zhàn)國諸侯相比更具軍事擴張欲望,豐臣秀吉最終制服了這些桀驁不馴的地方軍閥。在內戰(zhàn)時期,他就表達過侵朝鮮、占大明、圖天竺、窺南洋的意志,還曾委托歐洲傳教士購買歐洲戰(zhàn)艦,準備加以仿造,并高度重視火器發(fā)展,長年從葡萄牙手中購買火器,其輕武器的先進程度已經超過明朝。綜合評估,日軍勢力屈居明軍之下,應為當時世界第二軍事強國。這場戰(zhàn)爭最終以日本退出半島告終。一直保存實力的德川家康在戰(zhàn)后力挫對手,登上將軍寶座,開啟“江戶時代”,軍人掌控全國軍政大權,江戶幕府體制已具備明顯軍國主義特征。明朝在46年后覆亡。
　　甲午一戰(zhàn),北洋海軍這支可排名世界第六的艦隊全軍覆沒,當時不少人把歷史責任推到李鴻章身上,李鴻章當然不是無辜的,但10年之后,當日本人在陸地上把俄國陸軍、在海上把俄國波羅的海越洋艦隊擊潰之后,每一個清醒的中國人都不再做那種簡單推斷。1904年日俄戰(zhàn)后,清政府意識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模擬明治政府開啟立憲改革,慈禧太后重啟當年被她親手扼殺的改革模式,甚至走出更遠,一時風生水起,但帝國危機四伏,積重難返。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此后發(fā)生的“十五年戰(zhàn)爭”(1931～1945年)其實是甲午戰(zhàn)爭的繼續(xù),早在甲午年中國敗后,光緒帝老師翁同?曾咨詢英國人赫德:我們是否還有機會?赫德說了這樣一番話:“一切取決于你們將來實實在在地做些什么,如果你們決心明天開始就正經地著手改革,今天的損失是無關緊要的;然而若是根本無意推動改革,今天的損失就毫無意義�！�
　　日本則由于沒能從明治體制中蛻變而出,在國外戰(zhàn)場上的接連成功使其國內軍國主義體制更加穩(wěn)固,它真正的“現(xiàn)代化改革”并不是由自己主動選擇,而是由盟國(實為美國)強制推行的。軍國主義沉渣在日本改頭換面,幾經沉浮,其載體為“右翼”勢力(戰(zhàn)后“右翼”的概念范疇要遠遠超出軍國主義,實為日本保守政治勢力中的鷹派),至今對日本新一代政治家具有不可輕視的影響力和牽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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