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福布斯》推出“稅負痛苦指數(shù)”榜單，稱“中國稅負痛苦指數(shù)位居全球第二”，時隔兩年，中國媒體對此提出質疑，認為“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shù)”科學性較差，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說實話，對所謂中國稅負痛苦指數(shù)位居全球第二的消息，早有耳聞，但并未留意是誰家所為，也沒有真把它當回事。因為國際上各種各樣的研究多如牛毛、數(shù)不勝數(shù)，選取不同的指標，構成不同的指標體系，就會得出不同的統(tǒng)計結果，這應該是太常見的事�，F(xiàn)在福布斯“二”了一下中國，不想?yún)s撞到槍口上了。于是，雙方便要很認真地較一番勁。
　　在社會經濟領域做定量化的研究，尤其是做國際比較研究，因為各種影響因素太多，太復雜，所以常常只能用一些技術性的手段將問題簡單化、模糊化。但這樣一來，最后的研究結果就很容易受到質疑。譬如，福布斯“稅負痛苦指數(shù)”用的方法就是：將“最高法定稅率”去掉量綱再標準化后，以簡單相加得出來的。這樣的定量分析思路使問題簡單化，也具有可操作性及可比性。但是，要找毛病，肯定也是一堆一堆的�，F(xiàn)在的問題是，福布斯的研究對中國而言它到底有沒有意義？如果我們心平氣和地分析這份“痛苦”，竊以為它還是能夠說明一些問題的。其意義，至少有三：
　　其一，福布斯的這項研究，并不是特別針對哪個國家的，而且用的都是同樣的指標，同樣的方法。從這一點看，應該說它是公平的。如果對此我們平心靜氣，是否可以這樣推論，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shù)高于其他國家，一定是各類稅收中，至少有一部分“最高法定稅率”要高出其他國家，所以才會得出這樣的統(tǒng)計結果，以致被“二”―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一下嗎？
　　其二，《福布斯》雜志是以“財富”和“成功”來吸引眼球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其實是“替富人說話”的。試想，全都用最高法定稅率來構建指標體系，其統(tǒng)計結果應該只與利潤高的企業(yè)和富裕人士相關，而與中低收入者并無干系。如果說披露這“痛苦”含有打抱不平的意思，那顯然也是“替富人說話”。然而，吊詭的是，中國的富人似乎對此并無反應，而不那么相關即不那么富裕的人倒先義憤填膺起來了。再問一個為什么？可能的答案是：面對最高法定稅率，富人自有應付之策；而遠遠夠不上最高法定稅率的社會群體，則對他們面臨的非最高法定稅率有著切膚之痛―福布斯可能自己也沒有料到，在中國它居然“替中低收入者說話”了。
　　其三，其實在以“稅負痛苦指數(shù)”的排序中，中國被“二”，其意義也不大。但如果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tài)度，一一分析各類稅負，看看哪些比其他國家定得高了，哪些比其他國家高多了，再想想為什么我們要比別的國家高或高出許多……似乎這樣做，對中國的發(fā)展更為有利。畢竟中國的財政收入每年都以30%的幅度增長，起碼在不明白的人看起來，真有些邪乎。明白的人，包括在媒體評論中提及的專家學者，其實也都早就提出了關于稅制改革的意見，這里不再贅述。
　　因此提出一個建議，今后對國際上所有涉及中國的統(tǒng)計研究，是否都可以取這樣的態(tài)度：不計較是否被“一”、被“二”乃至被“末”，而是分析研究其對中國的發(fā)展進步有沒有啟示，不管這種啟示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再說，在當今世界上，中國并不是第一次被“二”，最有名的當然是GDP被“二”。中國政府也很清醒，一再強調我們還是發(fā)展中國家。不過，也沒有人因為中國的GDP被“二”而出來質疑GDP統(tǒng)計“不科學”。還有人以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所以要將中國被“二”的過程作為一種“模式”高調出來……總而言之，近年來中國已經多次被“二”，如今再被“二”一次又有何妨，大驚小怪有失大國威儀。
　　由此聯(lián)想到電視節(jié)目《非誠勿擾》中女嘉賓和主持人的一段對話，錄此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吧。當主持人問女嘉賓為什么老用“二”來形容男嘉賓時，女嘉賓回答：“‘二’，從北京女孩口里說出來，就是你很可愛�！敝鞒秩伺园祝骸皩�，你就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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