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學畢業(yè)，卻碰上取消升學考試，枯坐在家，靜待分配。當時也有一個消息曾激起小伙伴們的興奮：郊縣有一些質(zhì)量上乘的學校，需動員一部分市區(qū)學生去住宿就讀。分配到我們那里的是上海縣的莘莊中學和川沙縣的高橋

　　中學。男生看中這一去向，是因為可以住宿，能遠離父母束縛，有一種遠走高飛的感覺。幾個心野的同學特別向往高橋中學地處海邊，于是相互約定，要到海灘去過一種嶄新的生活。當時北方來的紅衛(wèi)兵剛剛到上海，他們攪動社會秩序，市面上出現(xiàn)一種越出常軌的激動氣氛，只要在公共汽車上發(fā)表演說，或者朗誦傳單，司乘人員就不向他們收錢售票。我們利用這一機會，在公共汽車上打快板、念傳單，一路免費，既去了高橋，又去了莘莊。實地比較的結(jié)果，好象還是莘莊中學好，因為那個學校從外面看去很雄偉，有一個高高聳立的跳傘塔。到了文革第二年，這一消息卻沉寂下來，再也不見提起。一九六七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委會教育組終于想起還有一屆小學畢業(yè)生沒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劃塊，三下五除二，將幾萬名活蹦亂跳的小學生當成幾萬個沒有生命的阿拉伯數(shù)字，很快就把它們切塊完畢，一個個塞進了住家附近的中學。我的那些兒時伙伴就這樣被強行拆散。以后當然還常見面，但漸行漸遠，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覺得沒勁，意興闌珊，終于停止了來往。很多稟賦極好的伙伴，就被這種攆雞攆鴨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誤了。奇怪的是，那些資質(zhì)較差的人，有幸進入一所好中學，不見得就能學好；
而資質(zhì)較好者被那些壞學校耽誤，卻很難逃過厄運，幾乎是百發(fā)百中。

　　文革盡管亂，但是否重點中學，一進校門就能感覺得到。我后來養(yǎng)成一個令人討厭的心理習慣，與老三屆接觸時，第一次交往總要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學門第”，而且分辨率還很高，能感覺得出三十年前是“區(qū)重點”還是“市重點”畢業(yè)的細微差別。這種痕跡潛藏在人的語言舉止里，使人想起列寧的一句名言：四十歲以前的表情，歸上帝負責，四十歲以后的表情，歸自己負責。只是在這里，需把四十歲改成二十歲。只要有兩個人站在你面前，讓他們爭論五分鐘，多半就能聽出，當初誰是市重點畢業(yè)，即使他目前下崗；
另一個是從非重點畢業(yè)，即使他遞著名片說：“北大畢業(yè)，專搞現(xiàn)外”�，F(xiàn)外，現(xiàn)代外國哲學之簡稱，說快了會被誤聽成“現(xiàn)賣”，一種很深奧的時髦學問。

　　我的命運一貫中庸，那時被分配進一所區(qū)重點。文革中武斗比較激烈的學校通常是兩類：一是沒有高中的初級中學，因為文革前學習氣氛就不好，又沒有高中生引導，很快就由著那些孩子王胡鬧。分配進這一類學校的人進門第一眼，能看見的

　　就是那些穿著藍色大翻領(lǐng)運動衫的“頭頭”，騎著搶來的自行車在操場上練車技。第二類是重點中學，有高中部，臨近附近的機關(guān)大院，如果臨近部隊大院，則更為不幸。一九六四年強調(diào)階級路線，那些學校降格錄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軍干子弟。分配進這類學校的人進門第一眼，能看見的是：現(xiàn)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藍色運動衫，而是洗得發(fā)白的黃軍裝，騎的不是自行車，而是摩托車，就在操場上狂奔。他們不說“摩托車”，而是說“電驢子”，當然也是搶來的。這些人在學校里揮著父輩的武裝帶耀武揚威，但內(nèi)心還是有自卑。運動前多半成績不佳，運動中也寫不出有水平的大字報，知道學生中的大多數(shù)瞧不起他們，故而有很強的報復(fù)情緒。我就聽說過這樣一則真實故事：有一個軍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臉團支書，但成績太差，連入團都被拒絕。文革一起，這群小姊妹就把那個小白臉吊起來一頓暴打，白天批判他資產(chǎn)階級思想，“不貫徹黨的階級路線”，晚上則傾筐倒篋，罵出來的全是她們從父母大院里聽來的肺腑之言。那位軍干小姐就這樣指著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梁上君子”，厲聲罵曰：“老娘就是不夾你那二兩肉！”如此絕妙好詞，夾雜著曖曖昧昧的女人幽怨，讓擅長此道的瓊瑤聽見，還不活活氣死？一般港臺小女生是想象不出來的，非長期浸染內(nèi)地大院文化者不能辦。此為衙內(nèi)語，是大院文化剝了皮以后的特產(chǎn)。似還保留有當年湖南農(nóng)運之底氣？但僅此還不夠，必須進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權(quán)力汁液，八旗者，霸氣也，農(nóng)運之底氣加權(quán)力之霸氣，這才能釀出這一壇好酒。文革脫軌，金瓶崩壞，瓊漿飛濺，才讓平民百姓驚聞其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悅耳效果。文革一過，這些穿黃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個抽象符號“造反派”一推，先出國，后經(jīng)商，再不稱心，就加入第三梯隊。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藍色運動衫者，則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紅色風暴”就已收入網(wǎng)內(nèi)，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種人”運動中被打入另冊，拖得再晚，也躲不過一九八三年夏季那場雷厲風行的“嚴打”。文革中的這段歷史很有意思，我后來碰巧學歷史，就姑且把它稱為“黃衫黨俘獲藍衫黨并將其捺為自己替身的歷史”。（注一）

　　我那所中學，先前叫麥仁，一九四九年前是很有名的教會學校，五十年代更名為繼光，六十年代又從市重點降為區(qū)重點，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沒有大院，盡管叫繼光，但六十年教會學校的底子一時還來不及敗光，書比衙內(nèi)多，氣氛就比上

　　述兩類略好一些。我們進校時，校內(nèi)紅衛(wèi)兵已實現(xiàn)大聯(lián)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學生控制，雖也有“牛鬼蛇神勞改隊”，但也未見隨便打人的現(xiàn)象。當時校內(nèi)還有一屆老初一，即六八屆初中生沒有分配，于是就把我們命名為“新初一”，稱他們叫“老

　　初一”，以示區(qū)別。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輔導員，十分虔誠地向我們宣講原來的黑校史，以及文革這兩年的紅戰(zhàn)史。我們對他們很崇拜，他們對我們卻很羨慕，認為我們沒有受到十七年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污染，比他們還要根正苗紅。新初一進校時，他們舉辦過隆重的歡迎儀式，然后才領(lǐng)我們進教室。我記得我們那個班的黑板兩旁是一幅對聯(lián)：“藍天白云寄紅心，生生死死為革命”，行草，筆力遒勁，超過現(xiàn)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因為一進校就貼出過一份長達十一張白紙的大字報，談教育革命尤其是語文教材的設(shè)想，題目是“給輔導員說幾句心里話”，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發(fā)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輔導員看中。這位輔導員出身職員家庭，性格文靜，既有“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又有培養(yǎng)“無產(chǎn)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使命感，對我著意引導，很快成為我精神導師。

　　學校藏書“四萬”，這在當時的中學圖書館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關(guān)鍵是四萬藏書中，還有許多一九四九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這些被拋入垃圾堆的“禁書”，打開了我精神閱讀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尋找一個打飛掉的籃球，在圖書館墻邊的垃圾堆中翻動，無意中發(fā)現(xiàn)有一大堆“四舊”，如解放前的地圖之類。再翻檢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豎排本舊書，有些還是燙金精裝漆皮封面，不禁大喜過望，隨即抱了一大摞回家。這些書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脫落的世界史教材，四十年代的翻譯本。我好奇地發(fā)現(xiàn)，早先知道的一些歷史事件，原來都有另一種說法，甚至是相反的說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說：列寧是坐著德國人提供的火車，穿過德俄火線，回到彼得堡，這才有十一月七日的事件，旁邊即配印一幅列寧在十月的大腦袋肖像。當時看到這一段，我的小腦瓜子“轟”地一聲，兩眼發(fā)直，久久回不過神來。這本書成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來流傳出去，被復(fù)興中學一個高年級學生借去不還，我插隊離城第一次回家探親，還去追討過，也沒有要得回來。今天想來，我能說出那個賴帳者的姓名，卻說不出那本書的著者姓名，就象回憶一個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舊友，肯定還活著，卻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少年后我在工廠里開始自己的自學計劃，為什么單單從世界史起步？當時意念很堅決，但動機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編輯逼著寫這篇文章，搜腸刮肚打撈記憶，想起了這本書，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書店，是否象現(xiàn)在的回憶錄作者描寫的那樣，是清一色“紅寶書”？也未必。即使是“紅寶書”，也會翻出花樣。我記得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書店還在開張，就在今天的外文書店原址，但門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樓。我那時已經(jīng)有跑福州路“淘舊書”的習慣，那一天偶然在這家書店發(fā)現(xiàn)一張告示：訂購英文版毛主席語錄，每本定價六毛。我當時的零用錢父親規(guī)定是五毛，包括剃頭洗澡�；�六毛錢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語錄，就有點象現(xiàn)在的人月收入一千，以一千二百元買一張流行光盤，而且還不是現(xiàn)貨，是期貨，又看不懂，干不干？我當時在中學里學的英語無非是“ＬＯＮＧ�。蹋桑郑�，ＬＯＮＧ�。蹋希危恰。蹋桑郑拧蹦且惶祝�根本不可能培養(yǎng)起對外語的興趣，按道理不會下這個單子。但到這個時候就顯出前重點中學的好處：我有兩個高年級的好朋友，一個在復(fù)興中學初中部，一個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讀書方面如有疑難，多半是請教他們，這一次也是如此。他們聽說后，一致鼓勵我買，理由是：你現(xiàn)在用不著，不等于你將來用不著，用這本英文版與中文版對著讀，是自學英語的好讀物。他們不僅鼓勵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個訂購單。過了大約半年，書店果然把這本英文版小紅書寄到我家，很守信用。這本書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亂翻過一陣，并沒有成為我學習英文的入門。不過，作為我第一次訂購書籍的開端，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點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筆。

　　順便說一句，福州路上的舊書店那時有大量舊版本的馬、恩、列、斯著作，也有魯迅全集及各種單行本，價格極便宜，品相也好。我記得那時九點開門，八點半左右，門口開始有書生模樣的人聚集，門一開，就沖進去搶購自己早就等待的書籍

　　。我那時都是步行去，來回約一個半小時，坐電車錢不過一毛四分，卻舍不得，因為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書的價錢。我現(xiàn)在書櫥里的一些左派經(jīng)典，大部份就采自那一廉價時期。

　　文革中讀禁書，也讀出一場大禍。當時從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夢》，我好不容易排隊等到，讀完后，就記住一句作者編排蔣介石的那句口頭禪：“娘希匹！”那天下午，我從福州路回來，徑直回校，教室里有幾個同學在講臺上用毛筆

　　亂涂亂抹。他們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枝毛筆，隨手就寫了個“娘希匹”，而且還加了個“！”，寫完即扔，揚長而去。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學寫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寫字的那個胳膊肘壓著。第二天早上進校，即發(fā)現(xiàn)氣氛異常

　　，早操也不出了，卻有公安人員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聽有同學在嚷：“不得了啦，我們教室里有反動標語，有人在講臺上寫了‘娘希匹，毛主席萬歲！’，那張講臺已經(jīng)被抬到保衛(wèi)處去了�！边@一聽，如雷轟頂，后面還有什么就聽不

　　見了。原來昨天下午我胳膊肘壓著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萬歲！”，朱學勤啊，朱學勤，這一回你算徹底玩兒完了！

　　我去找那個比我年長兩歲的六七屆朋友商量。他那時虔信馬列，聽我說完實情，很自信地說了一句毛主席語錄：“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鼓勵我去找工宣隊、公安人員說明情況，沒什么大不了的。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這些

　　人聽后十分意外，因為我當時是工宣隊培養(yǎng)的對象，新初一紅衛(wèi)兵連的“連長”，管十二個班，六百多人。他們正按照學生的家庭出身排隊摸線索，絕沒有懷疑到我頭上�，F(xiàn)在已經(jīng)宣布這是反革命案件，不可能因為是我所寫而撤消這一案子。當時又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嚴峻時期，同一年級另一班一個小同學據(jù)說也是因為書寫反動標語，公安局開著吉普車進校抓人，風聲鶴唳，氣氛跡近恐怖。公安局、工宣隊和校保衛(wèi)處只能專門為我成立了一個專案組，先宣布撤消我的職務(wù)，然后內(nèi)查外調(diào)，進進出出，忙得不亦樂乎。我則貓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對他們的反復(fù)盤問，一遍一遍地寫檢討。工宣隊態(tài)度嚴厲，但不難纏，最難對付的是參加專案組的那個男教師。他與我的班主任正在談戀愛，而我此前不滿意那個班主任忙于戀愛疏于備課，上語文課講不出多少東西，對她提過意見，這一下逮個正著，兩個人一明一暗，合起來整我。其實工宣隊也已看出這一案子屬偶然筆誤，但礙于形勢，無法正面阻止那個男教師。那人最感興趣的是《金陵春夢》從何而來，反復(fù)問我書在哪里，必須沒收，以防擴散，其實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時，要什么給什么，但總不能把那個借我書的高中同學賣出去。那一時節(jié)，我最頭疼的就是他的這一問題。這個案子后來定性為“敵情內(nèi)處”，即“敵我矛盾，按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按當時標準，留住我不進班房，已經(jīng)算寬大無邊。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兩年歲月如何度過，也就可以想象了。事發(fā)后，全家籠罩著一種殯儀館氣氛，就像剛死過人一樣。父親當時在單位里也有運動壓力，聞訊大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認為全是我愛讀舊書之過，將我的一個書箱撬開，一本一本全撕了。

　　我成天抬不起頭，但也得到過一些溫暖。一個是前面提到的輔導員李敏，當時是她在新初一進校不久發(fā)現(xiàn)了我這個苗子，推薦我做了那個勞什子“連長”，不料卻是個闖禍坯子，惹事的孽種。出事后，她曾在體蘭館前的那塊草地上找我談話，鼓勵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卻邊說邊流淚。她的戀愛對象是高二（１）班的同班同學邱洪琪，校內(nèi)大聯(lián)合以后的紅衛(wèi)兵團長，人也正派。每有集體性集會或游行，他總是扛著校旗走在第一個，讓路人看得眼睛發(fā)亮，可見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過邱洪琪交過底，要他抵制那個男教師對我的逼迫，否則以我當時之幼稚，怎能頂過這個男教師索書逼書的壓力？我離開上海后，時常想念這位善良的輔導員，十三年后返滬，費了很多周折，終于找到他們夫婦。（注二）另一個助我過關(guān)者只能暗中出力，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當時的工宣隊隊長，姓蔣，人稱“蔣師傅”，黑臉膛，微胖。我畢業(yè)時要做政審結(jié)論，他為此事到我父親單位翻閱檔案，發(fā)現(xiàn)父親是他五十年代就已認識的朋友，于是發(fā)惻隱之心，不知通過什么辦法，居然在我的檔案里抽去了這段禍事的材料。我多少年提心吊膽，一直認為檔案里記有一筆，如影隨形。一九七二年在插隊的地方招工，發(fā)現(xiàn)招工干部沒有追問此事，卻在遠兜遠轉(zhuǎn)地套問家族里一個我從未聽說過的海外關(guān)系，心里好生奇怪。當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滬探親，問我父親，父親才說出這一段真相。工宣隊換過好幾茬，我后來再也找不到這位“蔣師傅”。他肯定已經(jīng)退休，雖躲過了下崗這一關(guān)，但是文革做過工宣隊的經(jīng)歷是否會給他的后來生活投下陰影？即使沒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計多半艱辛，哪會有閑心到《上海文學》這種地方，來翻閱無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見不到他了。我自己離開上海后，愛讀舊書、禁書的興趣依舊，但聽到“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就敏感，也落下了一塊心病。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結(jié)束插隊生活，進入豫西山區(qū)的一個化工廠。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自學計劃，先歷史，后哲學。此時上海出版了四份雜志：《學習與批判》、《朝霞》，《摘譯》自然科學版和社會科學版。雖然也是左，但比兩報一刊好看，

　　相信同年齡的人都還記得。這四份雜志，父親總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圍同道者的羨慕。后兩種雜志，今天我還保存得很好。到了一九七四年前后，毛澤東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書”，并組織翻譯蘇聯(lián)及西方最新的小說、政治理論書籍。毛澤東為何要印發(fā)這批書？真是一個謎，謎底至今還未打破。當時能夠說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條最高指示，為了抵制“形而上學猖獗”？但客觀效果卻不是他在紫禁城深處一個人能夠預(yù)料的。就象他當時大筆一揮，批示全黨傳達林立果惡毒攻擊他為Ｂ５２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證明其自信，人民不會聽信這些“惡毒攻擊”，但傳達以后的效果則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問同代人促其覺醒的讀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會回憶起這份“五七一工程紀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彌漫著懷疑不滿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書，還要組織翻譯西方七十年代的最新理論著作，無異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星。毛澤東總愛播火玩火，但這一次從效果看，他肯定是玩砸了�；鸱N一旦播下，能保證它只順著指定的路徑燃燒，而不會掉過頭來先反噬他自己？我總是在猜測毛澤東那時的心理狀態(tài)，卻百思不得其解。無論是偉人，還是大眾，曾經(jīng)有過的心理波動大概永遠消失在歷史的幽暗深處，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難以復(fù)原了。就我而言，只能慶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較早讀到那兩批讀物。這真是一種幸運，如果沒有這兩批讀物，我的啟蒙始點可能要向后推遲五年，甚至更晚。后一批書的譯者，署名統(tǒng)一為“上海出版系統(tǒng)五七干校翻譯組”，其實都是文革前的老專家、老教授。我不知道這些匿名譯者當時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譯的？肯定會有一種滿足，是僅僅為能發(fā)揮一技之長而感激涕零，還是有一種邊翻譯邊盜火的竊喜？也許還是以前者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極為朦朧。這些前輩有些還健在，趁他們記憶力尚未全部喪失，搶救一些歷史細節(jié)，哪怕是一些朦朧的心理細節(jié)，也有助于充實目前文革精神史過于乾癟的研究現(xiàn)狀。我在下面只能再補充一個細節(jié)，也是現(xiàn)在那種連環(huán)畫式的文革記述者沒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間全國圖書館都停止購買西方期刊和原版書，但上海圖書館例外。這一秘密是我在八十年代初為做碩士論文去北京圖書館調(diào)閱過時期刊，無意中發(fā)現(xiàn)的。我問那里的管理員為什么堂堂北圖，居然沒有六、七十年代的雜志，那個管理員沒好氣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嗎？你到上圖去！文革期間，只有你們的上海圖書館沒有停止進口外文期刊！”

　　毛澤東批準的那兩批禁書，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書店”出售，書店二樓有一個“內(nèi)部書籍供銷柜臺”，憑“縣團級”與“地師級”介紹信分級別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內(nèi)部”還有“內(nèi)部”，里面還有一個柜臺，憑“省軍級”介紹信才能進去，專供最“反動”的書籍，如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我當時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書，尤其是那本耳聞已久的《美國與中國》，真是動足了腦筋。一張縣團級介紹信能購買的范圍，已經(jīng)不過癮，到哪里去搞一張“省軍級”介紹信呢？真是天不絕讀書路，我后來曲曲折折，關(guān)系托關(guān)系，竟然就搞到了這么一張。

　　我那個車間的政治指導員叫崔清汶，解放初期畢業(yè)于河南銀行中專，有書卷氣。老崔與我私下交談，認為我還有點思想，于是又刮目相看。他后來曾推薦我上工農(nóng)兵大學，未果。但他無意中幫我一個小忙，卻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個好友姓李，時任廠革會辦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個朋友，當時在省委宣傳部給部長當秘書。我知道這一線索后，先說動老崔，讓他說服老李，我要一張廠革會介紹信致河南省委宣傳部，再換開一封介紹信，不為別的，只是想探親回滬時多買點書回來。老李果然爽快，答應(yīng)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廠是“地師級”，也剛夠給“省軍級”單位開信。但介紹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個對方單位和被介紹人姓名，“茲介紹我廠朱學勤同志前往貴部聯(lián)系工作”，至于聯(lián)系什么工作，就全憑我自己去說。

　　我坐火車去鄭州，在擁擠的車廂里想好了一套說辭。一到省委宣傳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個中年女秘書，面相不惡。我說：“我們廠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寫作組，我是寫作組成員，現(xiàn)在急需一批內(nèi)部參考書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購，請部里支持。”那個女秘書原籍是我那個廠所在的鞏縣，見家鄉(xiāng)來人，就有幾分親，又聽我說是老李介紹過來的，更無疑意。只是說：“換部里的介紹信，要經(jīng)過部長的批準，讓我進去說說看�！边@一關(guān)卻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書一進去，我心里就開始打鼓。這一次可真是有點害怕了。為了讀“禁書”，我冒的風險越來越大，這一次可能闖出更大的紕漏。那個部長只消向廠里打個電話，就會拆穿我有關(guān)寫作組的謊言，五分鐘后，我就得低頭認罪，那就比我少年時代的“敵情內(nèi)處”嚴重多了。女秘書在里面大概也只有五分鐘，我卻覺得有一個小時，如坐針氈般難受。謝天謝地！我這邊已經(jīng)開始后悔，那一邊女秘書已經(jīng)說服部長，一臉輕松地出來換開介紹信了。

　　我揣著那張“省軍級”介紹信回上海，真是如獲至寶。先找到那個說“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朋友，分享喜悅；
然后分頭去打聽福州路那家書店最近供應(yīng)的書目，匯成一張總書目，以求最大限度地發(fā)揮那張介紹信的作用。在介紹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們穿上呢制中山裝，左上口袋插起一枝鋼筆，盡量學出一副省軍級寫作組成員的派頭，去福州路上海書店，直奔二樓最里面那一間。出來接待的是個男營業(yè)員，雙臂套著那個年代常見的書店職員的藍色袖套，動作麻利。他看了介紹信以及需采購的書目，未見生疑，立刻從書架上抽書，一本一本配起來。我心忖：那份書目其實很容易露出破綻，是我們用鋼筆在五百格的大稿紙上一本一本手寫的，只要多轉(zhuǎn)一個念頭，他就會看出那份書目的寒酸相，那么高級的機關(guān)應(yīng)該配有打字機，怎么會使用如此簡陋的采購清單？我后來分析那位營業(yè)員的善意，是出于對離滬知青的同情。當時每個城市的每個家庭幾乎都攤上一個知青子女，知青進了廠，只要你還未回城，在城里人看來還是知青�；氐缴�身城市辦事，說一句“我是插隊離開的”，多半能得善意幫助。當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設(shè)想，那就是人家已經(jīng)識破我們，只是心照不宣，不說而已。

　　那位可敬可愛的營業(yè)員配完書后，又熱情推薦還有一些我們書目上沒有列入的書，“這本很吃香，那本在外面更難搞到”，語氣如此熱忱，就不象在公事公辦，按級別配置“反動書籍”了，而是一種標準的職業(yè)行為，在推銷緊俏商品。此前我沒有聽說，此后證明對我?guī)椭�很大的兩套書：《西方資產(chǎn)階級哲學社會學學術(shù)資料選》十六本，《蘇聯(lián)修正主義哲學資料選》二十三本，就是經(jīng)那位營業(yè)員的推薦買下的。尤其是前者，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譯之精良，超過后來八十年

　　代西學熱中許多粗制濫造產(chǎn)品。其中有薩特《辨證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歷史遺產(chǎn)》、《馬克思在林苑》等。前年我為批評文化決定論，給《南方周末》寫評論，題目定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問：你怎么能想出這么促狹的一句話？哪是我自己想的，它就來自悉尼·胡克《含糊的歷史遺產(chǎn)》。胡克當年是以這句話總結(jié)他對歷史決定論的厭惡，當時看到這句話，如醍醐灌頂，數(shù)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jīng)Q定論歷史觀改頭換面反復(fù)出現(xiàn)，總會想起這句直截了當?shù)拇蟀自挕�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前看的一本舊書，到本世紀末用來反對知識界流行的文化決定論，不大不小，剛好湊手，這是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的。

　　一九七四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軍級”購書行動，是我購書史上收獲最大的一次�？偣不�了三百多元人民幣，幾乎整整一年的工資。捆起來是四大摞，兩人四臂，必須高高提起，才能離地。口袋里剩下的幾個硬幣，只夠我們乘十七路電車回家。在那次購得的書中，除了悉尼·胡克的兩本，最稱心的當然還有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一九八二年這本書隨我去讀研究生，因為傳閱過多，已經(jīng)破損不堪。我與校內(nèi)一個老裝訂工很談得來，老師傅幫我重新切邊，夾硬版封面，書名還燙成金字，一本破書頓時煥然一新。又過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訪問，一抬頭，隔窗就是費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驚。閑暇時，我也偷偷進去溜達過幾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談的外國陌生人。我想找的那個人已經(jīng)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這個叫做“費正清”的老頭，怕是永遠不會知道在他關(guān)心的中國，多年前發(fā)生過一則與他有關(guān)的渺小故事了。

　　19９９．２．２，滬上

　　注一:這里應(yīng)順便交代，我之所以遲遲不能接受王朔小說，也難以同意將其評論為平民文學、后現(xiàn)代試驗、意識形態(tài)的有效瓦解或陽光燦爛的日子，就與我文革中的這段記憶過于深刻有關(guān)。后來，我也有幸落入過那種大院，穿過幾年那種顏色

　　的衣服，感同身受，則更難糾正這種偏見。

　�。ㄗ⒍�）　令人不解的是，我后來回母校參觀校史展覽，翻閱名人名錄，獨獨沒有這一代人的身影。據(jù)說其它學校也有類似情況�？瞻滋帲�反有一段各方都覺寒心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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