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我在浦山先生的遺體告別式上見到了李慎之先生，未想他那么快也過去了。想當年他任社科院主管國際片的副院長，送我等赴美留學時正是意氣風發(fā)之際。當時他侃侃而談，旁征博引中外名人，要求我等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李先生談話中顯現(xiàn)的才氣之高，令人十分敬仰。

　　后來我曾在加州接待慎之先生，陪他在舊金山灣區(qū)游逛，有許多深談。談到他自幼學數(shù)學，起點竟是如何計算銀行的“復利”（利滾利）。由此又談到美國白人出生率低，黑人和拉丁人出生率高，以及多少年后將“利滾利”一般把白人變成少數(shù)民族，改變美國的政治版圖，也改變美國的對外政策。其思想之活躍令人嘆服，卻毫無鼓吹民主之意。民主是無法治理社科院的，慎之的治院風格其實頗“鐵腕”，“國際片”的成就也顯而易見。

　　近年讀他寫的文章，大肆鼓吹“民主化”，對中共的革命持否定態(tài)度，直斥為搞專制。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一落千丈。由此不禁想到毛對知識分子的評論。知識分子是毛，要么附在這張皮上，要么在那張皮上；
中國的皮，美國的皮，共產(chǎn)黨的皮，或者民主派的皮。思想要獨立，難哪！

　　思想之大轉變，原無可非議。但李先生天資聰慧，緣何“覺悟”甚晚，至退休之后才突然“得道”，乃至否定自己為之辛勤服務了幾乎一生的體制？從話語間或能讀出其個人懷才不遇的大怨，當比不得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境界。

　　李先生晚年的“覺悟”，其實未臻胡適之先生早年的水準。共產(chǎn)黨的認識高出胡先生甚多，所以能強國，富民。否定新中國的成就是徒勞的。陳翰笙先生至今還活著，他那跨越三個世紀的生命可以作證。八十年代初師從陳先生時，先生對共產(chǎn)黨的政策多有嚴厲批評。我曾問他，為什么要聽李大釗之勸，加入共產(chǎn)黨？他說，“你怎么連這個都不曉得？為了打倒軍閥嘛�！崩钕壬�的歷史感是否鈍了些？大概因為較陳先生晚生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吧。

　　李先生已去了，后輩當以贊頌為主，不應苛責其事業(yè)的瑕疵。后生唯不知應贊頌他晚年的覺悟呢，亦或他辛勞幾乎一生的功績呢？他自己用前者否定了后者。作為退休的高級干部，他的遺體理應得到覆蓋中共黨旗的尊榮，可他自己在九泉之下會愿意嗎？如何評價名滿天下的慎之先生？竊以為，當慎之，又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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