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毛澤東的時候，往往會有人提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烏托邦主義者；
不同意的人就會說他是一個狂人，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的政治梟雄，等等。排除這些說法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容上的爭論，但就大家所有評價中，雖然言語不同，但基本出發(fā)點一致的內(nèi)容而言，普遍認為毛澤東的思想方法不同于常人，而這個不同，又往往和他思想是否與常人認識范圍和指向不相吻合有關(guān)。因為如此，所以有了以下的一些隨想，提出來大家討論。

　　一

　　說毛澤東是烏托邦主義者，說白了，是說毛澤東的想法根本無法實現(xiàn)，是空想。

　　但什么是空想？想法之初是否就是空想，還是要到所謂實踐證明了行不通之后，追認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對所謂空想社會主義的批評。當時批評圣西門，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我們不去討論那個批評的內(nèi)容，而是從如何判斷圣西門的空想入手，我們會提出這么一個質(zhì)疑：圣西門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失敗了，因此被“追認”為是“空想”－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科學社會主義在它被提出來的時候，尚且沒有圣西門那樣的社會實踐，連巴黎公社也還是后來的事情。但這個理論在批評圣西門主義的時候，就敢于說那個事實上失敗的，事后追認的空想是空想，而自己尚未經(jīng)過哪怕規(guī)模較小的社會實踐認證的事情就是“科學”的，這是否科學，我以為很可以質(zhì)疑。

　　其后，巴黎公社失敗了，并沒有影響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社會構(gòu)想的追求。顯然，一次兩次局部的失敗，在提出這項理論和信奉這個道理的人那里，還不能作為將這樣的理論視為“空想”的充分理由，否則那里還會有其后幾乎遍及半個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為什么那個時代的人九死不悔，依舊認定社會主義的道理不是空想呢？

　　毛澤東認定這個道理的時候，是十月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剛剛初步站住腳，能不能頂住各種各樣的壓力，誰也還不知道。那時，來自世界思想界各種說法都有，流入中國的也不少，各種說法相互攻擊，其中互相說對方是“空想”，是“烏托邦”的恐怕不少。為什么毛澤東選定的就一定是“空想”？

　　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實驗在初始階段是成功是失敗，那要非常嚴格的歷史研究來認定，現(xiàn)在我們還在爭論這些實驗和事件，我們有什么充分的根據(jù)來判斷那一定是因為“空想”而導致的失敗呢？那樣的失敗因此就可以證明毛澤東所遵循的社會主義思想一定是空想呢？

　　現(xiàn)在我們知道了那些實驗中非常失敗的例子－比如大躍進，但大躍進是因為毛澤東認定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空想造成的呢，還是他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詮釋不正確造成的呢？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有各種各樣的錯誤，但卻沒有大躍進那樣的失敗，這能說毛澤東所認定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空想嗎？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如此用革命動員的手段來動員大眾不按科學規(guī)律辦事，是錯誤的。不過，這樣的錯誤，與其說是空想造成的錯誤，莫如說是由于“狂想”造成的更為恰當。至于什么是狂想，它和空想之間的區(qū)別，容后再敘。

　　從歷史后人的角度追認先人的一些思想是空想，這本沒有什么可以過份指摘的地方。需要考慮的是：就算我們很有道理地認為那些是空想，我們是否也就真的有了理由出指摘那些空想主義者？要是沒有他們的空想實踐，我們怎么知道那些是空想，那些不是呢？而在當時，假如大家統(tǒng)統(tǒng)不想作任何“空想”，大家都非常識時務，我想我們固然不會有失敗了的社會主義，但我們也幾乎一定不會有任何重大的科學發(fā)現(xiàn)。

　　二

　　空想和理想不過是換個說法而已嗎？

　　理想之所以是理想而不大被稱為空想，大概因為理想者，理性之想也。要是那樣，我們于是就要爭論一下什么是理性，什么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性，否則誰的什么想法提出來并且提出一套根據(jù)，都可以說是理想。在19世紀提出的各種輔之以各種理由的思想體系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曾經(jīng)被非常多的國家，非常不同的社會里面，非常各異的人群認作是“理性之想”。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解釋為什么那時的人們會如此熱衷于所謂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理論和理想。就算是在美國這個現(xiàn)在很多朋友都認定是真理之鄉(xiāng)的國度里，亨利－米勒的社會主義理想也曾大行其道。可見理性之想在時代背景的驅(qū)使下，并非那么簡單地就可以和所謂“非理性之想”區(qū)別開來。

　　毛澤東在對社會主義的詮釋當中，也提出過他的所謂“理性之想”方案，并且在一段時間內(nèi)也為中國相當多的人們認作是這樣的“理性之想”，否則確認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地位這件事情，我們除了得出“陰謀論”“權(quán)力斗爭論”而外，就無法解釋。但僅僅用陰謀論和權(quán)力斗爭論，是否就真的能夠解釋何以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居然能夠指揮解放軍打敗了裝備和訓練上都占優(yōu)勢的國民黨，我以為至少提出質(zhì)疑應該是有道理和有根據(jù)的。

　　而假如毛澤東的思想之一部分在一段時間里，的確因為它的有效，所以被認為是“理性之想”，那么這樣的理想之想何以事后被人稱為“空想”，就非常值得質(zhì)疑了。甚至我們的質(zhì)疑應該延伸到這樣的層面，那就是一時一地有效的“理性之想”放之于其他時空域中失效和無效，是否就構(gòu)成我們把這樣的“理性之想”籠而統(tǒng)之地排斥在“理想”范疇之外的理由？我們是否有理由因此稱這樣的思想為“空想”？

　　毛澤東“馬上”得天下，得人心，現(xiàn)在有人以他動員的不過是流氓地痞亂民之說，我很懷疑。中國四萬萬人口中，居然有這么多的流氓無產(chǎn)者，這能解釋得通嗎？據(jù)稱那些流氓無產(chǎn)者在農(nóng)村一向不得人心，那么三大戰(zhàn)役時大規(guī)模的支前運動何以解釋？一種精致的理論肯定會包涵空想乃至陰謀的成份，但無論這樣的空想和陰謀如何包裝精致，它作為思想體系要影響大眾，尤其是被孫中山稱為“一盤散沙”的中國大眾，沒有超乎陰謀和空想的實在成份，幾乎是不可能的。那么這樣的成份是否就可以認為是“理性之想”，它是否能夠因為以這樣的思想來指導中國經(jīng)濟實踐失敗于是就可以籠而統(tǒng)之地被稱為“空想”？

　　三

　　無論空想還是理想，在我們的論域中，還是指得相對系統(tǒng)，有相對完整論述的想法。這也是它們區(qū)別于“狂想”的地方。

　　毛澤東的所謂“大手筆”，折服過許多人，也造成過極大的災難。這樣的大手筆，是否是他那些相對完整，相對有完整論述的思想造成的，我以為我們要認真研究，有充分的根據(jù)才能判斷。

　　我倒是傾向認為毛澤東在他相對完整理性之想之外，往往會突發(fā)奇想狂想。這樣的奇想狂想，也往往和他的所謂理性之想相對有效，人們因之附庸有關(guān)。為什么他在指導所謂解放戰(zhàn)爭的時候，我們不大見得到他的所謂“詩人氣質(zhì)”大手筆呢？盡管1945年之后，毛澤東在黨內(nèi)的地位已經(jīng)非常鞏固了，毛澤東同志萬歲的口號也喊了出來。我以為那主要是因為毛澤東作為本質(zhì)上的經(jīng)驗論者，還沒有最終看到他相對比較系統(tǒng)的理性之想的充分成功的證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后，在朝鮮戰(zhàn)爭是否參戰(zhàn)問題上，毛的經(jīng)驗論體系也還讓他必須從料勝與料敗的兩個方面，反復推算利鈍得失，所以我們也還沒有看到他所謂“詩人氣質(zhì)”影響到他的時政原則。盡管那時按照蘇聯(lián)肅反的經(jīng)驗實行的三反五反，鎮(zhèn)壓反革命等意識形態(tài)非常強的運動已經(jīng)事實造成巨大的社會傷害。

　　毛澤東之發(fā)狂想，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切地說它始于大躍進。但大躍進是他“大手筆”詩人狂想的典型例證之一，我想關(guān)于這一點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爭論。那么是不是這樣的狂想和毛澤東當時所謂自己理性之想在他的意義上有效有關(guān)？和因而引起進一步狂熱的社會與黨內(nèi)認同有關(guān)？他在那之前不久已經(jīng)聽不進去所謂“右派”的意見，必須要用更大的經(jīng)驗論成功來證明自己理性之想的有效，否則就可能面對社會與黨內(nèi)對他的“理性之想”是否是“空想”乃至是“妄想”的質(zhì)疑，這是否和他真正認同自己的“理性之想”有關(guān)？理性主義的要命之處是：任何理性體系都不能容許出現(xiàn)大的原則上的出爾反爾，否則理性主義系統(tǒng)就要走向自我否定。毛澤東的所謂經(jīng)驗論理性系統(tǒng)如何能夠例外？

　　在這樣不能例外的背景下，再來看他的所謂“詩人氣質(zhì)”，“霸主風范”，我以為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假想：一個理性主義者認定自己的理性是唯一正確和行之有效之后，這樣的理性之上會不會充分作用于理性主義者的非理性和感情層面上來？進而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認為憑籍如實理性與“氣概”，改天換地不過是指日可待的“內(nèi)圣外王”之舉？

　　四

　　人們在批評毛澤東的時候，往往會非常有道理地指出他實行專制的一面。那么實行專制是否也是理性之想的結(jié)果呢？

　　從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理性出發(fā)，我以為可以這樣認為。但從理性必須首先是人的理性，是在尊重人的基礎(chǔ)上的理性出發(fā)，我以為專制之所以不得人心，那是因為它的人文理性不充分造成的，這一點不僅毛澤東實行的專制如此，斯大林的專制也不例外。不僅所謂極左的專制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極右專制也不能例外。

　　不尊重人文基本價值，這有許多方面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這里只說和專制者個人有關(guān)的一面。所謂妄想的一面。

　　妄想之所以區(qū)別于狂想，是因為狂想者面對的畢竟還是現(xiàn)實，不過是對現(xiàn)實不同的，全然來自主觀臆測的，充滿感情色彩的想法。而從心理學意義上看，妄想者則已經(jīng)是在臆造事實，離開乃至扭曲事實，并在這樣被臆造和扭曲事實的基礎(chǔ)上，重建自己的必定是臆造和扭曲的“理性之想”。所謂“迫害狂妄想群”就是典型這樣的“妄想”。

　　誠然，我們不能認為世界上的專制者都是在心理上徹底有了毛病。但不可否認的是，這樣的專制者在心理上或多或少都需要對事實的臆造和扭曲，都不能離開這樣的臆造和扭曲于長遠。這里不爭論我們應該持什么樣的人文態(tài)度來看待如此“妄想”，只希望試圖描述妄想本身：我以為毛澤東在文革前夕就已經(jīng)寫下“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詩句，已哀嘆自己的所謂被“架空”，已經(jīng)急需比如暢游長江這樣的媒體可以大規(guī)模宣示于中的表演來證明自己的“健康長壽”，已經(jīng)不但表面上，而且事實上接受了“萬壽無疆”的虛妄祝福，這些是否能夠作為根據(jù)，用來分析毛澤東晚年心理圖中是否存在“生命焦慮”，由這樣的生命焦慮產(chǎn)生一定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妄想癥候”，這些都有待進一步研究。起碼從我們觀察人的生命歷程對晚年心理影響的諸多例證里，可以找到充分可以類比的證據(jù)。

　　五

　　最后，無論是什么想，毛澤東是一個以思想為生命的人，這是他不同于許多不論人們怎樣臧否的偉人或梟雄的地方。從偉人的角度上，贊同華盛頓的美國人把毛澤東排在影響世界的重大人物表上華盛頓的前面，是否有這樣的考慮？從梟雄的角度上看，秦始皇帝晚年要趙高給他“指鹿為馬”，毛澤東到了晚年還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迄今為國際關(guān)系理論界普遍接受，這是否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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