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10日至17日，當代著名大儒、陽明精舍主人蔣慶先生邀請陳明、梁治平、盛洪、康曉光等著名中國文化保守主義人士以“儒學的當代命運”為主題會講于貴陽陽明精舍。此次會講，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發(fā)展的一個必然產物，在中國思想史上必將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輝煌燦爛的儒家文化與天崩地裂的動蕩時代

　　巍巍東方，昭昭華夏。維系華夏吾族五千年統(tǒng)緒相連、綿延不斷的，就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厚重博大，自有其歷史的一貫性和思想的內在性。這種一貫性和內在性，集中表現(xiàn)為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國文化的主體主流主干。儒家文化不但形塑了幾千年來中國人的意義世界和生命世界，也形塑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個性，引導和規(guī)制著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和歷史行程。

　　中西交通之前，儒家文化一直是圓滿自足的，無須參照任何異類別樣的思想文化即可通融無礙，獲得自身合法性。幾千年來，中國人無論是歡娛喜悅還是悲苦憂憤，中華大地無論是太平安和還是混亂紛爭，都離不開儒家文化，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模式和范型之中醞釀積聚、轉化更生、生生不息的。非但如此，儒家文化還一直領亞洲文化之風騷，創(chuàng)世界文明之輝煌。

　　中西交通以來，短短百又五十年間，儒家文化的歷史命運急遽改觀，迅速蕭條失落，乃至有全盤崩潰和墜于萬劫不復的征兆。西方列強外披科學理性之文化罩衣而內挾船堅炮利之鐵血強力，先是溫情叩關，繼而暴肆侵掠，致使中華大地狼煙四起，烽火不斷，大好河山風雨飄搖，社會形勢詭譎多變，中國人民困苦不堪。更為嚴重的是，華夏吾族大有亡國滅種的危險——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是一個天崩地裂、天塌地陷、天昏地暗的時代。

　　這也是一個需要中華兒女決然奮起，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風云激蕩的時代。中華民族不愧為一優(yōu)秀民族，時局艱險而挺立不屈，處境困危而百折不撓。中華兒女直面血淋淋的殘酷現(xiàn)實，奮起自衛(wèi)以救亡圖存、保國護種，其實也烈，其情也悲，其為也壯，其功也千古而不滅，其名也萬世而不朽。

　　不絕如線的儒家文化與悲壯艱難的守成抗拒

　　近世中國由一個四方來服的“天朝大國”迅速沒落為一個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其原因相當復雜。但積久厚重的儒家文化由于各種原因而不能有效應對社會和時代的激烈變化與嚴峻挑戰(zhàn)，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因此，雖國難當頭時“外拒強權、內懲國賊”是緊中之急，但中國人對于自身文化的反思批評也一直緊張地進行著。

　　中西交通之始，中國人對于西方文化的警惕，多是出于防范“以夷亂夏”的考慮。隨時間推移，特別是隨多次抵御西方列強侵略的失利，中國人才漸漸明白，原來西方人之所以能磨牙吮血是因為其文化自有長處優(yōu)點。由此，中國人開始把眼睛瞄準西方，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一股腦地學習，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舞臺成了西方各種主義思潮文化學術的跑馬場。

　　然而，中國人能學的都學了，該用的都用了，可國家民族的形勢卻仍是一日壞似一日。這迫使中國人抽身而返，衡量中西文化之優(yōu)劣，并把“生元”當“病元”，以為中國不堪之局面皆為儒家文化所造成，進而把儒家文化作為批評質疑顛覆解構的對象。因此就有了“打倒孔家店”、“不讀中國書”、“拼命往西走”。文化批判又與社會批判“雙軌同步”進行，導致儒家文化節(jié)節(jié)敗退，最終是幾乎是銷聲匿跡。

　　當此儒家文化不絕如線之際，一批富有遠見卓識和勇于擔當精神的中國文化人士，直面慘淡現(xiàn)實，堅守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最后底線，苦苦冀望儒家文化一陽來復，使得中國文化盡管自中國近代社會肇造以來命運多舛步履維艱，但卻是斬之不斷，揮之不去，如絲如縷，綿綿不絕，文脈得以延續(xù)，薪火得以相傳。這種守望，同樣是其實也烈，其情也悲，其為也壯，其功也千古而不滅，其名也萬世而不朽。

　　一陽來復的儒家文化與重新振起的歷史機遇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儒家文化的守望，由被稱謂港臺新儒家或新儒家的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張君勱、錢穆、方東美等先生及其諸弟子來挑大梁。而在大陸，被稱為第一代新儒家的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馬一浮等先生，或過早花果飄零，或被迫退出言說場域，儒家文化一度不見蹤跡——即使出現(xiàn)，也多是作為被諷刺嘲笑愚弄侮辱的對象。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陸在所謂“新啟蒙”的意識訴求之中，先后出現(xiàn)過“美學熱”、“文化熱”、“國學熱”。進入九十年代，先是學術與思想分道揚鑣，進而新自由主義、新左翼與新文化保守主義先后浮出水面，由此出現(xiàn)了一些自覺信奉體任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學人，如蔣慶、陳明、梁治平、盛洪、張祥龍、康曉光、鞠曦、鄧小軍、傅瑾，等等；
還出現(xiàn)了一些相當同情了解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學人，如陳來、郭齊勇、鄭家棟、黃玉順，等等；
此外，老一輩學人，如龐樸、李澤厚、張立文、余敦康等先生也開始自覺地對儒家文化進行反思梳理和宣揚重建。這些都表明儒家文化已在大陸重現(xiàn)一線生機。

　　儒家文化在大陸生機重現(xiàn)，自有其內在原因。一種歷史悠久、厚重博大的文化，是一活生生的生命體，正如一個人的生命一樣——抹殺記憶，割裂傳統(tǒng)，會使這個生命體得失憶癥和分裂癥。一切情語皆境語也！迷失之亂世，為迎接挑戰(zhàn)應付危機而對儒家文化采取激進態(tài)度和激烈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安平之治世，續(xù)接儒家文化以建設新文化，則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

　　儒家文化重新振起的歷史機遇還在于：其一，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體系尚未解體的當代世界，文化民族主義是應對全球化沖擊和實現(xiàn)民族認同的有效途徑；
其二，在工具理性擴張泛濫的現(xiàn)代社會，文化保守主義是應對現(xiàn)代性吊詭托寄身心性命的有效途徑；
其三，文化興盛未必帶來民族強大，但民族強大必然帶來文化興盛，特別是會帶來傳統(tǒng)文化的信仰回歸與價值認同——試問，作為中國人，又有誰對中國的發(fā)展前景不抱有極大信心呢？

　　轉換更生的儒家文化與呼之欲見的光明前景

　　“文化保守主義”原本是一中性詞匯，指涉為一個國家民族對自己既往歷史文化傳統(tǒng)經驗的理性審視，而非心無定準，盲亂迷失。從某種意義上講，文化保守主義不是反對發(fā)展和進步，而是反對盲目發(fā)展和意義迷失。但百年中國，以變?yōu)橹鳎�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文化評判標準，遂導致中國文化保守主義成為一個十分曖昧乃至貶義十足的詞匯。這是一種極大的不解、誤解，乃至是曲解。

　　事實上，近代中國以來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言行舉止和動靜語默，與其說是頑固保守、食古不化、全盤復古，毋寧說是對儒家文化的承而保之、守而望之。他們所冀望的是在理性秩序的前提下熔鑄新傳統(tǒng)、建設新文化，培育調護中國的文化生命，而不是拋棄割裂儒家優(yōu)秀傳統(tǒng)而橫斷眾流以憑空來移植外來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一直是在“貼著地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

　　凌空蹈虛，總是要跌跟頭的。事實證明，對于儒家文化，推倒重來和砸爛重建既是不可能的，也是豪無益處的。值得慶幸的是，大陸新一代自覺信奉體任儒家文化的中青年學人，正是以儒家文化必須與時攜行為持準，既勇于對儒家文化進行自我反思，也敢于對外來文化進行借鑒融會，進而實現(xiàn)儒家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此次陽明精舍會講的百余議題，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儒家文化與中國的歷史、現(xiàn)實和未來相一并育，與中國人的國家、民族、社會通體渾一，與中國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息息相關�！叭四芎氲�，非道弘人�！睓C不可失，時不我待。志士仁人，奮然而起，守望調護儒家文化，探索中華行由之大道，儒家文化必將由一陽來復演變成燦燦大光明。

　　陽明精舍儒學會講的思想史意義，就在于它是信奉體任贊助褒獎儒家文化的中國文化保守主義者公開集體亮相的標志，是批評顛覆解構置疑儒家文化的時代悄然退場的標志，是儒家文化歷經慘淡經營百年失落之后重新振起的標志。

　　小資料：

　　陽明精舍：“精舍”，亦稱“精廬”，出現(xiàn)于漢代，為當時儒家聚集生徒私家講學的場所。東漢以降，佛教徒亦把自己傳經授徒的場所稱為“精舍”。儒家士人不愿與之同名為伍，隨在唐代始將“精舍”改為“書院”，但也一直有少量的儒家“精舍”存在。蔣慶先生學宗明代大儒王陽明，故構陽明精舍于貴陽盤龍山，近王陽明“龍場悟道”處。

　　儒家會講：“會講”，亦稱“講會”，是古代儒家的諸書院、精舍之間舉行的學術論辯會，往往事先約定時間、地點和論辯主題等，由書院或精舍師生共同參加，并吸引社會賢達與會。此制始創(chuàng)于南宋淳熙二年，由呂祖謙在江西信州主持，邀朱熹與陸九淵、陸九齡等人與會，成為當時學界一大盛事，史稱“鵝湖之會”。嗣后儒學會講大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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