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北大南校門豎起了百周年校慶“倒記時”牌（我看來看去總覺得它像是個仿作），就天天在提醒人們，屆時將是一個熱鬧的慶典。這年頭慶典本來就多，正坐實了魯迅的話：中國是一個喜歡演戲的游戲國；
現(xiàn)在北大再來添一個慶典，校友們也趁此機會聚一聚，熱鬧熱鬧，這本是情理中的事。我既是北大中人，好像就應有湊熱鬧的義務。于是，翻開當年的《北京大學日刊》，想從歷史的回顧中，尋一點作慶典文章的材料。不料這一翻，就將那點湊趣的雅興給打掉了，倒顯出有幾分尷尬。

　　這是刊載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學日刊》一○一一五號上的一則啟事：“同學們！諸君對于北大的‘現(xiàn)狀’不滿意的地方有嗎？對于北大的‘未來’有什么建設的計劃嗎？本社決定于本校二十五年紀念日發(fā)行出版物數(shù)種，其中一種專載同學們對于學校方面改革的主張，和一切的批判，以供學校當局和同學的采納及反省。這也是吾們狂熱地慶祝這重大的典禮中間所應該注意到的地方！”署名是“北大生活社編輯部”。這啟事是能夠代表當時北大師生(以至校方)的態(tài)度的。證據(jù)是十二月十七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日刊》“本校二十五周年之成立紀念號”所載“紀念詞”，第一篇總務長蔣夢麟的文章即宣布：“今日是本校二十五年的生日，是我們?nèi)�體師生反省的日子�！钡诙�篇教務長胡適的文章題目就叫“回顧與反省”，說得更加直接了當：“我們縱觀今天展覽的‘出版品’，我們不能不揮一把愧汗，這幾百種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學術上的貢獻？近人說，‘但開風氣不為師’(龔定庵語)，此話可為個人說，而不可為一個國立的大學說。然而我們北大這幾年的成績只當?shù)眠@七個字：開風氣則有余，創(chuàng)造學術則不足。這不能不歸咎于學校的科目了。我們有了二十四個足年的存在，而至今還不曾脫離‘裨販’的階段！自然科學方面姑且不論，甚至于社會科學方面也還在裨販的時期。三千年的思想，宗教，政治，法制，經(jīng)濟，生活，美術……的無盡資料，還不曾引起我們同人的興趣與努力！這不是我們的大恥辱嗎？”胡適最后提出了這樣的“祝詞”：“祝北大早早脫離裨販學術的時代，而早早進入創(chuàng)造學術的時代。祝北大的自由空氣與自治能力攜手同程并進。”第三篇是李大釗教授的“感言”：“我們自問值得作一個大學第二十五年紀念的學術上的貢獻實在太貧乏了”，他語重心長地指出：“只有學術上的發(fā)展值得作大學的紀念。只有學術上的建樹值得‘北京大學萬萬歲’的歡呼�！蹦钅畈煌�“北京大學的輝煌”的北大人(這自然也包括我自己)聽見了嗎？我們的前輩在面臨“校慶”，面對所展示的成績時，不是忙于歡呼，忙于評功擺好，更毋論自我吹噓，而是“反省”、“批判”、“揮一把愧汗”，以至感到“大恥辱”！彼此的境界是怎樣的不同啊！究竟哪一種代表了“真北大”的境界、聲音、“真北大”的傳統(tǒng)呢？魯迅在為北大二十七周年紀念所寫的文章里，曾討論過北大的“校格”。他認為北大的可貴與力量就在于“常與黑暗勢力抗戰(zhàn)”，這當然首先指的是敢于與社會上的黑暗勢力抗爭，但同時也包含敢于正視與無情地揭露自身的“黑暗”，作大無畏的自我批判。在某種意義上，后者正是前者的前提。正如魯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說：“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類，永遠有希望。多有不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痹诒贝蟀僦苣晷�慶之際，不僅是在校與離校的北大人，所有關心中國的教育與國家前途的人，都希望北大能“再顯輝煌”；
但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事實卻昭示我們：這里有“真、假”之分——如果真的愛北大，希望北大在實現(xiàn)中國的教育與社會現(xiàn)代化的歷程中繼續(xù)發(fā)揚光榮傳統(tǒng)，就應該(也必然)像前輩那樣，敢于“反省”、“批判”北大的種種“黑暗”(不足、失誤)，知羞、知愧，以至知恥，并敢于公之于眾(可以想見，胡適當年以教務長的身份，公開承認北大“學術上很少成績”，這需要多大的勇氣與自信力！)如果不是這樣，“不知反省”，不以不足、失誤為羞恥，反過來掩蓋確實存在的嚴重問題，以至危機，甚至以“否定成績，破壞安定團結”等等借口，來壓制對北大的任何反省，那么，無論怎樣信誓旦旦，都不是真的愛北大，至多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表演而已。

　　因此，對北大的百周年，也可以有不同紀念方式。我并不反對必要的慶�；顒印�—《北京大學日刊》也報道了二十五周年紀念的各種活動，例如“歷史部”、“出版品部”、“美術作品部”的展覽(其中出版品部就展出在校師生出版的一百六十三種學術著作、一百零八種講義、十九種雜志、二十種報紙，要是放在今天是一定要說“成績很大很大”的)，學術講演，中文、法文、俄文的戲劇演出，中、西樂演奏，技擊表演，體育比賽，以及放煙火等。但如果僅止于此，那就不過是熱鬧一場，時過境遷，在北大人心中(甚至北大歷史上)不會留下什么印記，甚至會有“粉飾太平”之嫌。真正銘刻在心的紀念，應是二十五周年那樣的全校性的(從校方，到教授、學生、職工)的“反省”：可以是集體性的，對學校、系科教學的檢討，也可以是個人性的，對身為北大人的自我內(nèi)心的審視。寫到這里，忽然想起遠方的朋友剛給我寄來的，載在今年《隨筆》第一期的《校格》一文，作者是一九四七年人北大的老校友。文章介紹了一位作家的“奇特見解”：“如果非要把生日看作一個節(jié)日，它首先應該是‘懺悔節(jié)’，懺悔自己前一段生命歷程中的失誤和不足，讓靈魂受一次洗禮”；
老學長因此建議每一個“藏北大于心的北大人”、“葆有探索精神的北大人”，都“不妨一試”�！�—可見這也是人同此心。

　　但如何反省，反省什么，卻是因人而異的。而且目前北大的問題(進而整個中國教育的問題)也實在太多。比如很多人都談到，教育經(jīng)費的不足，教職員工收入水平的低下，學生負擔的加重，教學設備的陳舊……等等問題。——或許不是偶然的巧合，七十六年前的北大也遇到類似的難題，以至蔡元培校長在紀念會演說中，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希望”：“明年今日，無論如何困苦經(jīng)營，必定要造成一個大會場，不要再像今天這樣在席棚里邊開會，還要造一所好的圖書館，能容多數(shù)人在里邊看書”(見《北京大學日刊》一一三八號)�？磥斫裉燹k學的物質(zhì)條件比之當年，是好得多了；
盡管如此，我們對學校各級領導為改善教學條件與師生生活，而不得不以很大精力去多方籌款的辛苦與辛酸，仍要給予充分的理解，物質(zhì)的“硬件”畢竟是辦學的先決條件。但當年經(jīng)濟那樣困難，尚且能堅持那樣高的精神要求與境界；
那么，我們今天在好得多的物質(zhì)條件下，就沒有任何理由，為對精神要求與境界的降低而辯解。在我看來，對教育的精神“軟件”的忽略——辦學的人均忙于創(chuàng)收(以及相應的外事、內(nèi)事活動、應酬)，無力(精力與心力)真正關注教學與科研，更不用說教育思想的更新，教學內(nèi)容、方法的改革，有時也抓，但多限于形式少有實效，經(jīng)營之道取代辦學之道的結果，是教學質(zhì)量與科研水平大幅度滑坡，導致教育精神價值失落，這正是當前北大(或許也是中國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而且隨著教學物質(zhì)條件逐漸改善(當然，這方面的努力是時刻不能放松的)，這個問題將會愈加突出。而在精神“軟件”的諸問題中，教育思想、觀念的問題又是主要的。這些年，在教育進入市場以后，固然為教育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也在教育思想、觀念上出現(xiàn)了許多混亂，“為市場服務，培養(yǎng)市場所需要的人才”，幾乎成了許多人辦學的唯一目的與基本方針。這樣，我們對教育的反省，包括對北大教育的反省，就不能不回到起點、原點上，即對教育本質(zhì)的追問：“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學？大學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們要把北大辦成一所什么樣的大學？”——前者是整個中國教育的共性，后者則涉及北大的個性與特點。我們這樣強調(diào)對“教育思想、觀念的反省”，也是從北大自身的經(jīng)驗、傳統(tǒng)的總結中提出的。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大總統(tǒng)黎元洪一紙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從而根本改變了北大的面貌與命運：這段歷史正是每逢校慶人們最喜歡回憶的；
但人們卻往往忽略了這新的歷史的起點(也即蔡元培對舊北大的改造)，正是從教育思想、觀念的根本變革開始的。因此，蔡元培就任校長，第一次與北大師生見面，即以“三事”相告，第一事就是要“抱定宗旨”，“先知大學之性質(zhì)”。這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蔡元培曾明確地提出要破除中外教育(教育思想)中的“二弊”：“一曰極端之國民教育”，“二曰極端之實利主義”。前者既是中國封建傳統(tǒng)的，又是“近世(西方)帝國主義”的教育，其特點是：“政治家翹國家以為至尊無上之群制，以國外之世界為其戰(zhàn)場，而以國內(nèi)之人民為其器械，而且恃政府之強權，強以此等主義行于小學教育之中，養(yǎng)成其尊慢己國、蔑視他族、蹂躪人道、增進獸性之習慣”，這實際上是將教育與受教育者都依附于政治與國家的“強權”意志，是反科學、反民主、反自由、反人道的強權教育。而后者，按蔡元培的分析，則是“當今物質(zhì)文明之當王，拜金主義之盛行”的產(chǎn)物，其特點是“以致用之科為足盡教育之能事，而屏斥修養(yǎng)心性之功者”，是集中體現(xiàn)了西方工業(yè)文明的弊端，使教育與受教育者依附于市場的實用主義的商業(yè)化教育。這兩者貌似兩個極端，有著不同的社會背景，但在“人(受教育者)的奴化”的內(nèi)在本質(zhì)上，卻有著根本的一致。蔡元培對北大(與中國教育)的改造與更新，正是使教育與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狀態(tài)”的一次悲壯的努力。他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新的教育觀、大學觀：“教育者，養(yǎng)成人格之事業(yè)也。使僅為灌輸知識、練習技能之作用，而不貫之以理想，則是機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類也”。他因此而重視對受教育者“服從真理”、“獨立不拘之精神”的培養(yǎng)，主張發(fā)展個性，崇尚自然，尤其強調(diào)重建終極價值體系的“世界觀教育”，以此為教育之終極目標，進而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體系里，是把“人(受教育者)”置于中心位置，教育的目的、出發(fā)點與歸宿，全在于培養(yǎng)受教育者作為“人”的獨立人格、自由意志，開發(fā)其自身潛在的創(chuàng)造能力，達到人性在德、智、體、美諸方面的全面、健康的發(fā)展。他在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說詞中，強調(diào)“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yǎng)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yǎng)成學問家之人格”，同樣是將人的純粹精神活動(研究學問)與人格置于大學教育的中心。而他的著名的定義：“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以及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更是著眼于給大學師生思想、學術的發(fā)展，人的培養(yǎng)，提供廣闊、多元的精神資源與自由、寬松、寬容的人文環(huán)境。他對北大的改造，說到底，就是要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開拓一方自由的精神空間，擺脫思想禁錮、精神受壓抑的狀態(tài)。蔡元培大學教育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強調(diào)“教育指導社會，而非隨逐社會者也”。在他看來，“所謂大學者”，實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作為思想者的聯(lián)合的群體，應該為社會提供前驅(qū)性，因而具有引導力的精神資源與力量——新的理想與信念，新的道德范式，新的思維，新的想象力與創(chuàng)造力。這大概也是他改造北大的動因與目標之一吧。

　　今天不難看出，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他的理想曾一度在北大得到光輝的實現(xiàn)，其影響所及，至今北大在國人心目中，仍是一方“精神的圣地”。但我們也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這光明的一瞬只是三五年的時間。在年復一年的回憶的加添中，每個北大人心中的北大，已經(jīng)成為某種心向往之的精神的象征。不僅蔡元培時期的北大所保有的教育、學術的相對獨立，是北洋軍閥政府統(tǒng)治相對軟弱的特定歷史條件所造成的，以后就再難有這樣的獨立性；
而且現(xiàn)代大學教育本身確又存在著內(nèi)在的矛盾，決定了大學教育只能在兩種(多種)力量、趨向的相互對立、制約、補充與影響中求得發(fā)展。例如，按蔡元培的理想，在大學里主要應培養(yǎng)獨立于國家體制之外(或始終處于邊緣位置)的，具有永遠的批判意識，并且不計利害與后果的獨立知識分子，如魯迅所說，他們是“真的知識階級”，是屬于“思想家”型的，真正繼承與發(fā)揚了北大永遠是“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的傳統(tǒng)的。但另一方面，不斷向國家權力機構輸送“實踐家”型的人才，這也是現(xiàn)代國家體制改造與更新的必要條件，事實上也是現(xiàn)代大學教育的功能之一。應該承認，這兩類人才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心理素質(zhì)都是大不相同的，自然在培養(yǎng)上會產(chǎn)生互相矛盾的要求。而大學教育本身也存在著“反既成文化(學術)體制”與“建立、維護文化(學術)體制”的矛盾：要為社會變革提供新的精神資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必須具有對既成思想文化的批判與新的思想文化的創(chuàng)造的雙重功能；
而要完成思想文化的積淀與傳承，又必須將思想文化轉化為知識，并將其規(guī)范化與體制化。而規(guī)范化與體制化的知識生產(chǎn)和科層化的組織和管理本身，就有可能產(chǎn)生新的不平等的支配(以至奴役)關系，這又是與“反(任何形態(tài)的)奴役”的自由教育思想相矛盾的。蔡元培自己盡管對“極端之實利主義”的教育持嚴厲的批評態(tài)度，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我國地寶不發(fā)，實業(yè)界之組織尚幼稚，人民失業(yè)者至多，而國甚貧。而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也當務之急也”，既要適應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的需要，培養(yǎng)應用型、技術型人才，又不能趨于極端，忽略精神的超越與超越型、綜合型人才的培育，這里也存在著矛盾。而現(xiàn)代化生產(chǎn)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又同時提出了專業(yè)化與通用化的相互矛盾的雙重要求。面對以上現(xiàn)代教育(包括大學教育)的矛盾，我們在堅持統(tǒng)一的基本要求的同時，還應因側重于不同方面而采取多樣的教育模式，不可“一刀切”。不同類型、風格的學校應有自己的側重與特色。這就涉及本文一開始就提出的“北京大學應辦成什么樣的學校”的問題。在我看來，蔡元培開創(chuàng)的北大傳統(tǒng)，決定了北大應以培養(yǎng)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思想家型的人才為主，它應著眼于民族的、人類的長遠利益，培養(yǎng)為未來國家、人類的發(fā)展提供新理想、新思維的思想家、人文學者，它所培養(yǎng)的各類專家，也不是操作型、技術型，而應該是思想者，是本專業(yè)新的學術思想，新的研究領域、方向，新的技術、方法的開拓者。北大的教學與學術研究應更注重于基本的學理，基礎的理論，應更具有原創(chuàng)性，開拓性與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學科、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的相互吸取與綜合。為此，應該特別呼喚思想的自由，呼喚作為北大傳統(tǒng)的兼收并蓄、容納多元思想文化的寬容精神，呼喚“拿來人類文化寶庫中的一切”的寬闊胸懷，為更大膽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學術開辟道路。

　　這是一個理想的“夢”。面對現(xiàn)實，它更是顯得不合時宜。當年毛澤東曾尖銳地批評某些教育者把自己的教育對象視為“敵人”，而今天有些教育者則把教育對象，特別是喜歡獨立思考的青年學生，視為“不安定因素”，嚴加防范，千方百計將其強迫納入既定的秩序，“思想者”竟成了“有問題者”，豈非咄咄怪事？大學真的成了“養(yǎng)成資格之所”，教育者與受教育者同為“資格”(職稱與學位)奔忙，自由主動、創(chuàng)造性的教育受到威脅，如北大學生自己所描述的：“‘三點一線’的單調(diào)生活，使學習成了機械訓練和應付考試的枯燥過程，生活成為注重實用，只對專業(yè)技能感興趣的單維化生活。在工藝層面的操作與忙亂中，個性與創(chuàng)造逐漸消隱……”�！�—在北大百周年校慶時，讀到這樣的文字，心里實在不好受：“個性與創(chuàng)造逐漸消隱”，這對北大究竟意味著什么，難道不應引起深思么？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日寫畢于燕北園

相關熱詞搜索：十六年 想起 紀念 錢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