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23日，由于大陸炮擊金門和美國的卷入，引發(fā)了第二次臺海危機。在此之前，中國方面是否曾與蘇聯(lián)協(xié)商或通知此事？這個問題涉及對當時中蘇同盟關(guān)系狀況的判斷，以及對后來中蘇分裂原因的探尋，需要做出準確的回答。對此，以往研究者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資中筠和蘇格在他們的著作分別指出，“中國炮擊金門的行動事先曾通報蘇聯(lián)”。[1]而多數(shù)學者，如韋斯塔、陶文釗、戴超武、祖伯克、普洛祖緬�？品�、張曙光、陳兼等人則相信，“中國政府決定炮轟金門事先未同蘇聯(lián)政府商量”，“對他們隱瞞了行動的時間、過程和目的”，甚至是“有意不讓蘇聯(lián)知道”，其動機之一“就是挑戰(zhàn)莫斯科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權(quán)威地位”。[2]遺憾的是，所有上述說法，無論是肯定的還是否定的，或者根本沒有提供任何證據(jù)，或者其注明的史料來源不完整、不準確，都無法證明其結(jié)論的可靠性。例如，張曙光雖然注明其根據(jù)是劉曉的回憶錄，但正如下面將要指出的，劉曉自己的結(jié)論實際上恰恰與張著的判斷相反。陳兼提到赫魯曉夫訪華時與毛澤東有4次談話，而他只看到7月31日和8月3日兩次談話記錄，恐怕還不足以得出否定的結(jié)論。普洛祖緬�？品蛞�證的是蘇聯(lián)使館1958年給莫斯科的一份報告，說“中國朋友”是在開始行動兩周后，才告知“這次行動所追求的有關(guān)政治目標”的。[3]嚴格地講，這個文獻可以證明中國事前沒有講明采取行動的“政治目標”，但卻不能說明根本沒有通報此事。

　　鑒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筆者對此一直十分關(guān)注，并盡量收集了各方面的證據(jù)，也進行過分析和推斷，但總感覺缺乏直接的、有力的論據(jù)，因而始終未能做出令自己滿意的結(jié)論。2003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由逄先知、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949-1976）》，因事先得知該書將披露大量中國的檔案文獻，故筆者在得到這部130萬字的巨著后，立即進行查找。果然，該書引用了一條重要史料，即1959年9月30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談話紀要。無疑，這是一件最重要的文獻證據(jù)，它的出現(xiàn)對于揭開這個歷史謎團具有決定性意義。現(xiàn)將筆者所能找到的口述史料和檔案文獻依時間順序羅列于此，并進行對比分析，希望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能令人信服。

　　先看當事人的回憶。

　　最早談到這個問題的口述史料大概是1970年代初蘇聯(lián)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卡皮察對新西蘭駐莫斯科大使的談話�？ㄆげ飚斈暝�隨同蘇聯(lián)外長葛羅米柯訪華，他回憶說：“那時，中國人是我們的盟友，無論是作為盟國還是作為共產(chǎn)主義伙伴，他們都有義務向我們通報他們的意圖。美國的太平洋艦隊正在臺灣海峽游弋。而中國人在沒有與我們進行任何協(xié)商的情況下便貿(mào)然發(fā)動炮擊。葛羅米柯和我在1958年9月7日趕到北京，去了解中國這次行動的意圖�！盵4]除了對訪華日期記憶有誤，[5]這個談話的表述非常清楚——“沒有與我們進行任何協(xié)商”，但這里存在一個當事人是否因70年代中蘇關(guān)系惡化而有意歪曲事實的問題，因此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接下來是1974年西方根據(jù)赫魯曉夫的錄音磁帶整理出版的回憶錄，在那里，赫魯曉夫?qū)�這個問題的說法十分含混：

　　盡管中國人不愿意讓我們的潛艇使用他們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們又向我們要求數(shù)量相當大的軍事援助。他們說他們要對蔣介石采取軍事行動，因而需要這些軍援。他們要求得到飛機、遠程大炮和空軍顧問。

　　我們以為他們打算采取決定性行動來消滅蔣介石，因此他們提出要那些東西，我們都給了他們。我們沒有作任何舉動去約束中國同志，因為我們認為他們要統(tǒng)一全中國這是絕對正確的。

　　然而，當我們提出在他們的領(lǐng)土上駐扎我們的殲擊機隊的時候，他們的反應卻是極端奇怪的。他們明確表示我們的建議冒犯了他們�！�…

　　中國對蔣介石發(fā)動的軍事行動采取了炮擊兩個沿海小島這樣一種形式。我們完全贊成毛澤東解放這兩個島嶼，消滅蔣介石部隊向大陸進犯的潛在跳板。……

　　開始的時候，中國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國人開始積極支援蔣，毛的部隊在曠日持久的炮戰(zhàn)中陷入了困境。[6]

　　從上下文看，赫魯曉夫在這里說的中國通知“他們要對蔣介石采取軍事行動”，很可能不是指炮擊金門開始前，而是指在戰(zhàn)役期間的情況。理由是，中國希望蘇聯(lián)給予空軍援助，是在美國加強援蔣且國民黨空軍使用了美國最先進的“響尾蛇”導彈，以至海峽空戰(zhàn)形勢發(fā)生了突變以后。蘇聯(lián)同意派空軍和導彈部隊到福建前線，但指揮權(quán)不能交給中國，遂被毛澤東拒絕。對這個情況，毛澤東事后也曾提起過。[7]顯然，僅僅根據(jù)赫魯曉夫這段回憶無法判斷蘇聯(lián)是否事前就得知了炮擊金門的消息。

　　還有當時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劉曉的回憶錄，而這個回憶更是混亂，舛誤頗多：

　　1958年8月3日，蘇聯(lián)外長葛羅米柯訪華。8月25日我們向金門打炮，并封鎖金門、馬祖，美方出動了海軍第七、第六艦隊。赫魯曉夫著急了，不了解我國向金門打炮的原因和目的。他親自匆匆來訪北京，直至到莫斯科機場前，才通知中國大使去送行。

　　赫魯曉夫來北京與我中央領(lǐng)導同志談判時，提到為什么不事先通知蘇聯(lián)。我們回答已通過我國國防部參謀部的蘇方顧問把這一事通知了蘇聯(lián)國防部。[8]

　　首先，葛羅米柯訪華不是8月3日，而是9月6日。其次，炮擊金門的時間也不是8月25日，而是8月23日。再次，炮擊金門后匆匆來訪的不是赫魯曉夫，而是葛羅米柯。最后，劉曉顯然是把赫魯曉夫1958年7月底8月初與1959年9月底10月初兩次訪華混淆了，而赫魯曉夫是炮擊金門一年后兩黨在北京會談時才提出事先不通報的問題的。所以，劉曉的回憶同樣是靠不住的。不過，他所提到的中方的答復——正如下面將要指出的，卻是有文獻依據(jù)的。

　　作為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在1950年代經(jīng)常列席中共中央高層會議，他的回憶錄被認為是頗具史料價值的。吳冷西回憶說，在1958年11月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曾經(jīng)談起炮擊金門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轟金門是我們跟蘇聯(lián)商量好的。其實，赫魯曉夫在7月底8月初到中國來的時候，根本沒有談什么金門問題。如果說了一句話也就算談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盵9]這里，毛澤東的說法是斬釘截鐵的——對蘇聯(lián)人一句話都沒有談。

　　對上述當事人回憶進行分析的結(jié)果是，卡皮察和吳冷西的說法——中國事前沒有將炮擊金門的計劃通知蘇聯(lián)——比較明確，比較可靠。但既然對這個問題有完全不同的結(jié)論，就必須找到相關(guān)的文獻證據(jù)，才能繼續(xù)進行分析。

　　再看有關(guān)的檔案文獻。

　　赫魯曉夫1958年訪華時，與毛澤東在7月31日和8月1日、2日、3日進行了4次正式談話。中方保留了所有這4次談話的記錄，而目前所披露的俄國檔案只有7月31日和8月3日會談的記錄。[10]筆者仔細查閱了這些檔案文獻，其中確實沒有一句談到關(guān)于中國即將開始炮擊金門的內(nèi)容。但是，在這次訪問期間，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是否還進行過非正式談話？是否在非正式談話中提到過炮擊金門的問題？

　　事情過去一年以后，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來到北京，當天毛澤東就與他進行了一次談話。根據(jù)《毛澤東傳》披露的中方的記錄，毛澤東在講到這個問題時對赫魯曉夫說：

　　那時他們（指美國人——引者）做得不對，不應該把兵艦調(diào)來調(diào)去。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lǐng)。他們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xié)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并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后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這么大的風波，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diào)動這么多兵艦。[11]

　　這個文獻與吳冷西回憶的毛澤東在同年11月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是吻合的，甚至毛澤東這兩次談話的用語都是大體相同的。到這里，這個問題本來可以看作是已經(jīng)解決了，但是兩天以后，中蘇兩黨領(lǐng)導人在會談時發(fā)生了激烈爭吵，這時，毛澤東的說法又變了。

　　關(guān)于1959年10月2日會談的蘇方記錄如下：

　　毛澤東：我們的總參謀長通過你們的軍事總顧問，通報了我們在臺灣問題上的意圖，我們要他向蘇聯(lián)國防部轉(zhuǎn)達一切情況。我還可以澄清，我們并不打算在臺灣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軍事行動，只是考慮到美國已經(jīng)陷在黎巴嫩，想給他制造更多的麻煩。而且我們認為，我們的行動是成功的。

　　赫魯曉夫：對此我們有不同的看法。

　　毛澤東：盡管我們向沿海島嶼打炮，但是我們并不想解放臺灣。我們也認為，美國不會為沿海島嶼和臺灣打仗。

　　赫魯曉夫：美國人的確不會為臺灣和沿海島嶼打仗。我們也了解杜勒斯同蔣介石會談時提到的這個指令的內(nèi)容。如果你們有興趣看這些文件，我們可以給你們看。至于向沿海島嶼打炮，如果你們打了，就應該拿下這些島嶼；
如果你們認為沒有必要占領(lǐng)這些島嶼，那么就不應該打炮。我不理解你們的政策。坦率地說，我認為，你們應該拿下這些島嶼，當我聽說你們沒有這樣做，我感到很納悶。當然，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我只是作為盟友談一談。

　　毛澤東：我們在炮擊沿海島嶼之前一個月就向你們通報了在臺灣問題上的想法。

　　赫魯曉夫：你們向我們通報的不是你們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政策，而僅僅是一些個別措施。我們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同意不同意，那是你們的事了。我們也很不了解你們在國際問題上的政策。我們必須協(xié)調(diào)國際政策，也許你們會認為，是否有必要通過外交部的渠道就我們有分歧的重大政治問題交換意見。

　　毛澤東：我已經(jīng)說過，我們通過你們的總參謀部，向你們通報了我們的想法。……[12]

　　看來，劉曉有關(guān)中方答復的回憶所依據(jù)的正是這個文獻。不過，毛澤東在這里采取了答非所問的對策——從上下文看，赫魯曉夫所說的“你們關(guān)于這個問題的政策”（овашейполитикевэтомвопросе），是特指炮擊沿海島嶼的行動，而毛澤東所通報的只是一些“個別措施”（оботдельныхмероприятиях）。由于雙方在會談時發(fā)生爭執(zhí)，毛澤東面對赫魯曉夫的質(zhì)問而改口，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接連三次強調(diào)事前已經(jīng)向蘇聯(lián)進行了通報，恐怕也非空穴來風。

　　那么，毛澤東堅持說在炮擊前一個月已經(jīng)通報的“想法”是什么呢？目前還沒有見到確切的資料，不過，炮擊金門前一個月，蘇聯(lián)大使館給莫斯科的一個報告或許可以說明問題。7月25日，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給蘇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長篇報告，詳細講述了中國一年來的政治、經(jīng)濟狀況和國內(nèi)外政策。但是，在這個長達75頁的報告中，沒有一段是專門講述臺灣問題或中國對臺政策的，只是在論述中國對美政策時才順便提到與臺灣有關(guān)的問題：“在中國同志看來，堅定的反美方針‘能夠激勵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在與我們會談時，陳毅同志多次強調(diào)指出，無論在任何條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絕不會向美國做出任何讓步。根據(jù)大使館的意見，無論是從對內(nèi)政策，還是從對外政策意圖上看，中國對美國的這種方針目前來說都是正確的�！薄白罱鼛讉�月里，在出現(xiàn)某種類似‘兩個中國’局面的所有場合下，中國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場更加強硬。同時他們的出發(fā)點是：對于美國加強制造‘兩個中國’局面的陰謀，必須給予更加有效的反擊�！盵13]可以推測，如果此時蘇聯(lián)在華外交人員得知將對國民黨所控制的沿海島嶼采取軍事行動的消息，必定要告知莫斯科，并在報告中進行評論。[14]

　　收到這個報告三天以后，赫魯曉夫便來到了北京。確如毛澤東后來所言，在這些談話中，“沒有一句”提到臺灣問題和炮擊金門的事情。當然，隨同赫魯曉夫來訪的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也有機會與其中國同事及在華蘇聯(lián)軍事顧問會面，但顯而易見的是，即使存在這種會面，也不曾談到攻擊金門的問題。理由同上，假如赫魯曉夫得知如此重大的情況，是必定會與毛澤東討論的。

　　最后，再來看一下炮擊行動發(fā)生后蘇聯(lián)的反應。

　　炮擊金門的第二天，赫魯曉夫曾發(fā)表了一個公開講話，在談到國際形勢時，他只講了中東問題，而絲毫沒有提到在遠東發(fā)生的事情。[15]一個星期以后，蘇聯(lián)也只是以《真理報》評論文章的形式對這一事件進行了一般性的表態(tài)。文章指責“美國侵略勢力”和“蔣介石集團在遠東地區(qū)組織實施了軍事挑釁行動”，并表示了支持中國的立場：“解放臺灣及其他所有屬于中國的沿海島嶼是中國人民的內(nèi)部事務”，“同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所有國家一樣，蘇聯(lián)支持兄弟的中國人民為爭取恢復對臺灣島及其他沿海島嶼的合法權(quán)益而進行的正義斗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今天有誰企圖通過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進行威脅的話，那么他不應該忘記，這是在威脅蘇聯(lián)，因為蘇聯(lián)與人民中國是用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誼與合作的紐帶連在一起的”。[16]蘇聯(lián)作如此反應的依據(jù)大概是中國外交部8月26日的簡短通報：“這些島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lǐng)土，我們無論如何要解放這些領(lǐng)土，這是我們的內(nèi)部事務。美國對于我們的打擊行動持有何種立場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我們認為，美國人未必會參與這一地區(qū)的沖突�！盵17]9月4日，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授權(quán)國務卿杜勒斯發(fā)表《新港聲明》，宣稱美國有義務幫助臺灣不受武力侵犯，國會已授權(quán)總統(tǒng)使用美國武裝部隊確保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的安全。[18]臺灣報紙也報道說，美國正在考慮對臺灣海峽的軍事沖突采取從護航直至“投擲原子彈”等“五種行動”。[19]直到此時，蘇聯(lián)才感到問題嚴重，并決定派外交部長訪華以弄清情況。與朝鮮戰(zhàn)爭期間中蘇在外交和軍事方面緊密合作的情況[20]相比，蘇聯(lián)如此遲鈍的反應，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對中國采取的軍事行動雙方缺乏及時的交流和溝通。

　　一年以后，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回顧臺海危機的過程時總結(jié)說：“至1958年之前，中國的同志們?yōu)檠睾ＶT島，其中包括澎湖列島，主要進行的是政治斗爭，目的是動員社會輿論界支持自己的正義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們在內(nèi)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預料，中國部隊開始突然炮擊沿海島嶼——金門和馬祖。美國為援助蔣介石把自己的部隊調(diào)到臺灣地區(qū)。大陸和金門、馬祖對射了幾個星期。遠東局勢迅速緊張起來。在這種形勢下，蘇聯(lián)政府認為有必要把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的信件交給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信中聲稱，我們把對人民中國的進攻看成是對蘇聯(lián)的進攻。我們認為堅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國人民是我們的國際主義義務�！盵21]

　　對上述史料進行解讀和分析后便不難得出結(jié)論：1958年8月23日炮擊金門前，中國方面的確沒有與蘇聯(lián)進行協(xié)商，也沒有向蘇聯(lián)通報這個意圖。然而，令人感興趣的是，毛澤東卻有意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中國采取的這個軍事行動是中蘇協(xié)商的結(jié)果。這同炮擊金門決策期間赫魯曉夫突然訪華的起因和特殊形式有直接關(guān)系。

　　炮擊金門和馬祖的問題，是1958年3月5日由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的。彭德懷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經(jīng)過軍委、空軍和福州軍區(qū)討論”，擬定在7、8月調(diào)空軍進入福建，并“準備在必要時轟炸金門、馬祖”。3月8日毛澤東答復，同意進行準備，“但最后實行進入，到那時再作決定”。7月17日彭德懷向總參、總政和總后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根據(jù)中東局勢，空軍要盡快入閩，炮兵準備封鎖金門及其海上航運，總參要立即擬訂部隊行動計劃。當晚，毛澤東又召集軍委及空軍、海軍領(lǐng)導人開會說，美軍登陸黎巴嫩，英國出兵約旦，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爭，決定在金門、馬祖地區(qū)主要打擊蔣介石，牽制美帝國主義。地面炮兵第一次打10萬至20萬發(fā)，以后每天打1000發(fā)，準備打兩三個月。兩個空軍師在炮擊的同時或稍后轉(zhuǎn)場到汕頭、連城。彭德懷連夜主持軍委會議，做出具體部署：空軍在27日轉(zhuǎn)場，炮兵準備于25日炮擊金門蔣軍艦艇，封鎖港口，斷其海上交通。[22]

　　正在解放軍積極準備炮擊金門的行動時，出現(xiàn)了一個新情況。7月21日，剛從莫斯科返回的蘇聯(lián)大使尤金緊急求見毛澤東，提出中蘇建立一支聯(lián)合潛艇艦隊，越南也可以參加，共同對付美國。毛澤東強調(diào)，首先要確定方針，是中蘇合辦，還是蘇聯(lián)幫助中國辦。中國只是要求蘇聯(lián)提供幫助。[23]第二天上午，毛澤東與中共在京全體政治局委員集體召見尤金等人，在談話中，毛澤東重申了不搞聯(lián)合艦隊的立場，宣布撤回請?zhí)K聯(lián)援助的要求，并莫名其妙地大發(fā)雷霆，強烈指責蘇聯(lián)。這個談話給蘇聯(lián)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感到問題嚴重，“所有這些問題實際上都與中蘇兩國關(guān)系、兩黨關(guān)系”有關(guān)，因而“心情沉重”。為此，尤金主動提出，最好是由赫魯曉夫本人來中國，直接與毛澤東舉行會談。[24]或許，這正是毛澤東的用意所在。筆者過去在研究這個問題時，百思不得其解：蘇聯(lián)只是作為盟國提出了一個軍事方面聯(lián)合行動的建議，不同意就算了，毛澤東何必如此興師動眾，怒不可遏？給人的感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澤東借題發(fā)揮，把問題上升到“一萬多公里長的海岸線都交給你們，我們只搞游擊隊”的嚴重程度，似乎就是要引起赫魯曉夫的重視。不過，毛澤東希望赫魯曉夫訪華，并非要與他協(xié)商正在擬訂中的炮擊金門行動。經(jīng)過深思熟慮，7月27日早上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和黃克誠，“打金門停止若干天”，“我們是有時間的，何必急呢？”[25]這個突然做出的決定確實有些蹊蹺，難怪彭德懷也感到不好理解。[26]現(xiàn)在看來，毛澤東是不想在赫魯曉夫訪華期間發(fā)生炮擊事件，以免不得不與他面對面商議此事。

　　更令人奇怪的是毛澤東建議的赫魯曉夫離開中國的方式。赫魯曉夫訪華是秘密進行的，本來準備還是秘密回去，也沒打算搞聯(lián)合公報。但是在赫魯曉夫臨走前的會談中，毛澤東提出了赫魯曉夫是不是公開回國的問題。毛澤東建議在機場組織一個隆重的歡送儀式，有儀仗隊，并通知各國駐華使節(jié)。赫魯曉夫感到意外，說昨天已經(jīng)談好，怎么來的還怎么走，來華前也是這樣商定的。毛澤東說，他本來有三個方案，即公開來公開去，秘密來公開去，秘密來秘密去，而且無論哪個方案都要搞一個公報。赫魯曉夫請求還是不要公開，以免給敵人提供造謠的借口。毛澤東解釋說，中國建議他秘密來訪是擔心敵人利用赫魯曉夫不在莫斯科的時候搞突然襲擊，故仍然堅持公開回國的方式，并說簽訂公報的一切工作已經(jīng)準備好了。赫魯曉夫只好表示同意。[27]隨后公開發(fā)表的公報說：“會談雙方在極其誠懇、親切的氣氛中，就目前國際形勢中迫切和重大的問題，進一步加強中蘇之間友好、同盟、互助關(guān)系的問題和為爭取和平解決國際問題、維護世界和平而進行共同奮斗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討論，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盵28]

　　由于擔心美國的軍事干預，[29]毛澤東如此做法，無非是想給外界造成一種印象，中國日后采取的行動是經(jīng)中蘇雙方協(xié)商決定的。果然，看到公報后，特別是因為雙方的國防部長都參加了會談，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猜測中國可能會在沿海島嶼，甚至對臺灣采取某種行動。[30]赫魯曉夫走后不久，毛澤東便下令炮擊金門。[31]這時，杜勒斯更認為“中共對金門的軍事行動”“很可能是毛澤東和蘇聯(lián)領(lǐng)導人赫魯曉夫7月末在北京會晤時達成的一致的行動”。[32]顯然，這正是毛澤東堅持赫魯曉夫必須公開回國并發(fā)表會談公報所期待的效果。

　　統(tǒng)而言之，由于《毛澤東傳》披露的這條史料，現(xiàn)在可以對1958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lián)的問題蓋棺定論了。當然，毛澤東最初有意對蘇聯(lián)隱瞞將在臺灣海峽采取軍事行動的計劃，只是要向世人顯示中國可以獨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這是所有東歐衛(wèi)星國所不具備的，同時也是以實際行動強調(diào)這樣一個原則：如何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nèi)部事務，無須向別人請示或與別人協(xié)商。不過，從后來的事態(tài)發(fā)展看，毛澤東采取的這種做法，并非是有意忽視甚至破壞中蘇之間的同盟關(guān)系。面對美國的軍事干涉和核威脅，蘇聯(lián)答應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空軍援助，以及中蘇雙方所采取的協(xié)調(diào)行動，都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中蘇軍事同盟在遠東危機中仍然具有不容輕視的對抗美國、穩(wěn)定局勢的作用。所以，盡管炮擊金門事件在客觀上可以看作是對莫斯科領(lǐng)袖地位的挑戰(zhàn)，也確實給中蘇關(guān)系籠罩了一層陰影，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忘記中蘇同盟在冷戰(zhàn)背景下的作用和影響，并且充分地利用之。

　　[1]見資中筠主編：《戰(zhàn)后美國外交史——從杜魯門到里根》上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304頁；
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303頁。

　　[2]奧·韋斯塔：《中蘇同盟與美國：戰(zhàn)爭、政策與理解（1950-1961）》，載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lián)盟走向?qū)�抗》，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6-187頁；
陶文釗：《中美關(guān)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頁；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guān)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84頁；
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 ，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20-221；
M.Y.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the Sino-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255；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 ‘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210；
Chen Jian ，Mao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London：The University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179.

　　[3]TsKhSD（當代文獻保管中心，1992年改名為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RGANI ），f.5，op.49，d.239，l.202.

　　[4]美國國家檔案館保存的1974年7月6日從北京發(fā)往華盛頓的一封電報，轉(zhuǎn)引自MichaelShare ，F(xiàn)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Soviet Relations with Taiwan，1943-82，Cold War History，Vol.3，№2（January 2003），p.9.

　　[5]9月5日晚周恩來在與蘇聯(lián)使館參贊蘇達利柯夫談話時表示歡迎葛羅米柯來訪。葛羅米柯于9月6日到達北京并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談。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66-167頁。

　　[6]赫魯曉夫：《最后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xù)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403-404頁。1993年俄國《歷史問題》雜志連載刊出赫魯曉夫回憶錄，內(nèi)容與此大體相同。

　　[7]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guān)系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86-187頁。

　　[8]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72頁。

　　[9]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86頁。

　　[10]見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ше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л。100-128.這兩個蘇方記錄是由美國國會圖書館首先披露的。根據(jù)俄國著名軍事史學家德·沃爾科格諾夫的遺囑，保存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沃爾科格諾夫文件（Volkogonov Papers ）于2000年1月對公眾開放。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zhàn)項目的研究人員在其中發(fā)現(xiàn)了這兩份文件，并譯成英文公布出來。見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12/13，F(xiàn)all/Winter 2001，pp.243-272.

　　[11]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紀要，1959年9月30日。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855頁。

　　[12]參見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щё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2，с。97-98.

　　[13]1958年7月26日安東諾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1-75.

　　[14]蘇聯(lián)使館對臺灣問題一直是很關(guān)注的，在此之前已經(jīng)不斷有報告送到莫斯科。如1958年2月5日尤金大使在一份關(guān)于臺灣問題的詳細報告中提到，蔣介石對臺灣的控制正在衰落，為了支撐他的政權(quán)，美國已經(jīng)向臺灣提供了過多的軍隊、軍艦和導彈。報告還注意到，美國通過減少援助來對蔣介石進行節(jié)制，反對他如此強烈的反攻大陸的愿望。兩個月后尤金又報告，4月5日他與周恩來在北京機場進行會談時，討論了最近杜勒斯對臺灣的訪問以及與蔣介石的會見。他們注意到，杜勒斯在臺灣只停留了不到兩個小時，而進行實質(zhì)性談話的時間就更短了。他們還注意到，蔣介石在談話時顯得緊張不安，并認為這是因為蔣介石相信美國對臺灣的支持正在減少。轉(zhuǎn)引自Share ，F(xiàn)rom Ideological Foe to Uncertain Friend，ColdWar History ，Vol.3，№2（January 2003），pp.7-8.

　　[15]1958年8月24日《真理報》。

　　[16]1958年8月31日《真理報》。

　　[17]1958年8月26日蘇達利柯夫與王永田的談話備忘錄，ЦХСД，ф。5，оп。49，п。131，д。8892，л。196-198.

　　[18]詳見林正義：《1958年臺海危機期間美國對華政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四年，第84-88頁；
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382-383頁。

　　[19]1958年9月4日《中央日報》。

　　[20]詳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第五章，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1959年12月18日蘇斯洛夫給蘇共中央主席團的報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22]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4-675、691-692頁。

　　[23]1958年7月21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參見《十年論戰(zhàn)》第157-160頁。

　　[24]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22-333頁；
魏列夏金：《1958年7-8月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陳春華譯，《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00-103頁；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與尤金談話記錄。筆者對這個過程的詳細論述見《赫魯曉夫、毛澤東與中蘇未實現(xiàn)的軍事合作——關(guān)于遠東防空協(xié)定、長波電臺及聯(lián)合艦隊問題的再討論》，載《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5期。

　　[2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26-327頁。

　　[26]鄭文翰：《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21頁。

　　[27]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第172-174頁。1958年8月3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會談記錄，俄國檔案見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51-156.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1，с。100-128.

　　[28]1958年8月4日《人民日報》。

　　[29]8月17日在北戴河研究炮擊金門問題時，毛澤東突然問起炮擊時能否避免打到美國人，23日下達的炮擊命令中有一條是“不打美國軍艦及島上的美國人”。王尚榮談、王凡整理：《新中國誕生后幾次重大戰(zhàn)事》，朱元石主編：《共和國要事口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259-260頁。

　　[30]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臺灣問題》，第294-295頁。

　　[31]8月18日毛澤東指示彭德懷：“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697頁。

　　[32]羅伯特·阿奇奈利：《“和平的困擾”：艾森豪威爾政府與1958年中國近海島嶼危機》，姜長斌、羅伯特·羅斯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zhàn)時期中美關(guān)系再探討》，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29頁。

相關(guān)熱詞搜索：金門 蘇聯(lián) 炮擊 中國 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