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上午，深圳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原局長安惠君涉嫌巨額受賄案。檢方指控，被告人安惠君1995年9月至2003年6月期間，利用其擔任深圳市公安局羅湖分局副局長、政委、局長的職務之便，多次收受賄賂。通過操控下屬人員的崗位調(diào)動和職務升遷，利用工程招標及購置辦公用車等方式，收受他人賄賂共計人民幣 163．8萬元、港幣53萬元、美金1000元及兩臺電視機，其行為已觸犯法律，構(gòu)成受賄罪。向安惠君行賄的羅湖公安分局原派出所所長達12人之多，向安行賄的副所長、科長有4人。安惠君當庭承認了指控。此前媒體報道稱，安惠君“個人生活糜爛，甚至接受男警員的性賄賂”一事，在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中沒有提及，26日的庭審中也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內(nèi)容。（安惠君受審不涉性賄賂 --當庭承認控罪， 12名派出所所長曾向其行賄 ，2005-04-27　， 重慶時報）這是因為法律并沒有規(guī)定性賄賂構(gòu)成犯罪，當然不在指揮范圍之內(nèi)。

　　一個只相當于縣級公安局的公安分局，向安惠君行賄的原派出所所長達12人之多，而且報道說，還有性賄賂存在。法律管轄范圍之內(nèi)，有多少派出所長向局長行賄已經(jīng)非常明確了，但是我們要問的是：還有多少派出所長沒有向他們的局長上司行賄。個人的犯罪，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級干部----從程克儉到胡長清到普通的干部，都屬于正常的個人行為，符合任何群體中都有可能產(chǎn)生犯罪的客觀規(guī)律，但是一個部門的人出現(xiàn)這么多違法犯罪，就反而違背了犯罪的常規(guī)，就值得我們?nèi)�問幾個為什么：

　　一是所長們行賄的錢是從哪里來的。我們經(jīng)常看到關于警察行業(yè)高風險、低收入的抱怨，按正常的收入來看，這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警察的工作是何等的苦累危險，但待遇卻十分低，甚至工資經(jīng)常被扣。”（警察是社會弱勢群體　http://www.qianlong.com/ ，2004.8.1）如果這些行賄的派出所長，沒有在工作中濫用職權，進行錢權交易，那么不可能動則數(shù)萬、十幾萬地去行賄。盡管法律實施有局限，不可能發(fā)現(xiàn)所有的以權謀私的行為，但我們可以大膽推測，這些行賄的錢有些是來路不正的。安惠君可以利用通過操控下屬人員的崗位調(diào)動和職務升遷，利用工程招標及購置辦公用車等方式收取當事人的賄賂。那么這些厚顏無恥的派出所長，在自己的權限范圍內(nèi)，是不是也會通過行使對治安管理、戶籍管理、辦理刑事案件而索拉卡要，甚至于充當違法犯罪的保護傘而謀取私利呢？

　　二是為什么有人不惜血本和犯罪風險去撈取這個工作壓力很大的為人民服務的位置。當然一個人政治上要求進步，要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而去爭取去這個艱苦的崗位，我們無可厚非。但對這些通過非正當途徑去要官買官的人而言，說是他們?yōu)榱烁�好的“為人民服務”，顯然是一個莫大的諷刺。那他們到底是為了什么呢，行賄與受賄一樣都是一種經(jīng)濟性職務犯罪，這類犯罪有一個共同規(guī)律就是行為人都會在犯罪之前計算犯罪的成本。又出錢又擔風險，必要有豐厚的回報，賠本的買賣是沒有人去做的。顯然，他們愿意投資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用金魚錢買來的權力能夠給他們帶來更多的金錢和其他利益。派出所長，職位不高，責任很大、權力很大。如果這些人掌握了這個權力，一定不是 “權為民所用”，而是會利用這個權力更加瘋狂的違法瀆職、謀取私利。

　　三是安惠君一個人怎么能夠一定做到“收人錢財，替人消災”，而不至于因為集體領導妨礙其一手遮天，導致對下屬“輕諾寡信”呢？警察是一個特殊的職業(yè)，對于警察官員，因其打擊犯罪要求迅速及時，世界各國的法律都賦予其較大的權力以處置各種突發(fā)事件。但是，權力的范圍是有限的，即只能針對事件、案件，而且還要有“突發(fā)”情形的要求。對于人事任命、機關事務管理和正常的案件，都必須按照組織原則和相關法律以民主合法、遵守程序的形式進行�？砂不菥�在羅湖公安分局卻能大權獨攬，言出必行，正常的升遷也要從中斂財，還大言不慚說什么是“禮尚往來”。這充分暴露了我們現(xiàn)在公安機關在管理體制上的弊端：公安局長的權力太大，制約不足。

　　以上三問，問出的其實是一個問題：怎么制約公安機關和其官員的權力，胡錦濤總書記在 “七一”講話中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但是，沒有制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腐敗。為了實現(xiàn)總書記的期望，我們必須從制度上、從權力制約的機制上去認真思考公安機關的權力。

　　2005.4.27，丹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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