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發(fā)生40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權力設阻，“文革”檔案不開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關“文革”的學術研究在中國步履維艱。出于歷史的使命感，民間的獨立學者仍然堅持搶救性的“文革”學術研究。而采用口述歷史的方法，就成為目前條件下推動“文革”研究繼續(xù)深入的一條可行之路。本文僅對口述史與“文革”研究的幾個相關問題作一討論。

　　一、搶救歷史資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歷史的方法開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時間的考慮�？谑鰵v史選擇的采訪對象首先應該是歷史活動的當事人，比如“文革”時期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最高領導人身邊的工作人員、各類群眾組織的頭面人物、重要事件的關鍵人物和知情者等；
其次是經歷了“文革”又具有歷史記憶的普通人，他們在“文革”中也許不出名，但他們的講述可以從個人獨特的角度深化歷史的認識，或彌補歷史宏大敘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們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見聞，同樣有重要價值。如果歷史的某些環(huán)節(jié)被遺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記憶恰恰能彌補這個環(huán)節(jié)，那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傊�，無論是歷史重要人物，還是與重要事件有關的普通人物，留下他們共同的記憶才能復原歷史的整體風貌。

　　“文革”的參與者包括當時十幾歲的學生到70、80歲的老年人。40年過去了，當年十幾歲的中學生現(xiàn)在已經50多歲；
當時40、50歲的中年人現(xiàn)在已經80、90歲了；
而當時60歲以上的老人現(xiàn)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采訪“文革”的重要當事人，從時間上講已十分緊迫。如果現(xiàn)在抓緊進行，還可能采訪到一些當時的中年人；
如果再拖20年，就只能采訪當時的年輕人了。就我自己從事口述史研究的體會而言，我在上世紀90年代后期采訪過的吳祖光、溫濟澤、蕭干、李慎之、唐達成、鄭惠等人，“文革”時都是中年人，采訪時年齡在70歲到80多歲之間，他們最近幾年已陸續(xù)去世了；
有的采訪對象正在約定當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項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在和死神賽跑。

　　口述史的難度有兩個方面：一是歷史當事人有心理壓力，不愿意接受采訪；
二是他們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寫回憶錄。李慎之、唐達成、鄭惠等人開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覺得自己就能寫，還有時間，一方面總覺得別人的記錄不如自己寫出來的準確、完備。我有一個朋友趙誠約黃萬里做口述史，黃說要自己寫，還沒動筆，就去世了。也有少數(shù)“文革”中的重要當事人如陳伯達，他的兒子陳曉農幫他做了口述回憶，出了書，因此就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線索和資料。王、張、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F(xiàn)在，口述歷史一方面可以著重搶救來自老年的當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視中年的當事人，如當年的“紅衛(wèi)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參與者、目擊者、知情者、政治運動的受害者，乃至社會各階層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幾年，以口述歷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經受到一些機構和個人的重視。據(jù)我了解，像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等官方機構，早已著手對“文革”中的高層人士包括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或秘書人員進行采訪。一些大學、民間機構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學者，也開展了不同專題、不同層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學者個人由于政治、經濟、社會條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這還不是主要的障礙。更突出的問題是，在目前的輿論環(huán)境下，研究和出版嚴重不對稱。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于內容與官方歷史解說的口徑不一致，沒有機會公開發(fā)表，只能由機構或學者藏之名山。學術本為天下之公器，官方對出版的嚴控極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從當事人的觀察看口訴史的價值

　　任何歷史的現(xiàn)象層面都比文獻更豐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歷史在挖掘現(xiàn)象層面上具有特殊的優(yōu)勢。

　　以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為例。在中國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被認為是較好的一種。該書第2章第3節(jié)“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提到毛澤東發(fā)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反應時寫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會的多數(shù)人，對毛澤東的大字報沒有表示擁護，沒有緊跟。這與許多人對大字報不理解有關，也與這張大字報的打擊面相當大、許多人搞不通有關。實際上多數(shù)人對它有意見，不過不敢表態(tài)罷了�！彼�還寫道：“出乎中央第一線和到會的絕大多數(shù)人的意外，毛澤東突然提出了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的意見，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名單。”[1] 中國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說：“在原定全會要結束的8月5日，毛澤東突然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2]” 王年一、金春明沒有說明他們關于“突然”的論斷依據(jù)的是什么史料。

　　中共中央的這次會議決定，劉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劉，林的地位在黨內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變動，到底是毛澤東在會議期間的突然決定，還是早有打算？若是后者，他是一人獨斷，還是背著劉少奇與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過？這顯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

　　實際上，毛澤東召開這次全會，是有備而來，對劉少奇發(fā)難之前早已與周恩來等商量好了“去劉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調整方案。在毛宣讀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的前一天，8月4日下午，他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上，“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 至于毛打算怎么處理這個“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將有什么變動，誰上誰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來草擬、經過毛澤東勾劃的名單（即周恩來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問題致毛澤東信的手稿），只補充了一點信息，如毛澤東采納了江青的意見，把陶鑄提到第四位。然而，誰也沒講清楚這次重大人事變動的決策經過。直到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一書出版，才大致厘清了這一重大人事變動的決定過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來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補選問題致毛澤東的信的手稿之外，還使用了高本人1983年分別采訪吳法憲和王力所獲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謙發(fā)現(xiàn)，周恩來在實現(xiàn)毛的倒劉意圖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當時，毛要換掉劉少奇，是周提議請林彪回來，又提議只保留林彪一人為黨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義。[4] 由此可見，在毛對劉少奇公開發(fā)難之前，毛、周已經主導安排好了高層的權力重組。

　　那么，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們對這次重要人事變動的態(tài)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書中描述的那樣，不“表示擁護”嗎？以前并未有文獻記載過他們在會議上的態(tài)度和表現(xiàn)。聶元梓是這次會議的列席者，我對她作過一次采訪。以下是采訪中與此事相關的問答記錄：

　　問：您參加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算是見證人，但講的還是有些簡單。比如，八屆十一中全會，是誰通知你去的，是怎么個開法？你當時的感受是什么？您在哪個組討論，有沒有作發(fā)言？

　�。�聶）答：在會場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緒也非常緊張。我也不知道他們上層之間是什么關系，也不會特別注意誰，不注意誰。我是分在華北的北京組。會議上的發(fā)言，大家都擁護毛主席的講話和“炮打司令部”大字報，都是這樣表態(tài)的。

　　問：劉少奇、鄧小平也表態(tài)了嗎？

　　答：都表了態(tài)，都說擁護。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報時的樣子。

　　問：是毛澤東自己念的？

　　答：是��！他坐在主席臺中間，拿著一張紙就那么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說聶元梓她們那張大字報出來后，他及時肯定，已經50天了，沒有人來響應，冷冷清清，把無產階級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壓制革命群眾不能起來。當時我理解是各個省市領導沒有跟上。主席覺得大家沒有積極起來響應他的號召，他意見很大。另一個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劉鄧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還有一個黑司令部。不知道黨內政治狀況是怎么一回事。

　　問：您當時也很吃驚吧？

　　答：當然吃驚。覺得劉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會有一個劉鄧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預感。因為前一天，江青不是請我吃飯了嗎？飯桌上，她已經點了劉少奇。說了很多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壞話。還講了彭真怎么對她不好。還講到我們寫的大字報是她在多么緊張的情況下，給我們送到毛主席手里。講得活靈活現(xiàn)。

　　問：當時毛澤東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時，您能不能馬上就聽出是指的誰？

　　答：能聽出來。但說到鄧小平時，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問：按說，他沒有點名，中央委員們不一定都能感覺出來，尤其沒有點鄧小平的名。劉少奇、鄧小平都在座嗎？

　　答：都在座。主席旁邊就坐著周恩來、劉少奇。

　　問：劉少奇、鄧小平當時是什么表情？

　　答：鄧小平在哪坐著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劉少奇感到緊張，大家都非常緊張。出來一個黑司令部，這還了得！我是因為江青打了招呼，她說毛主席有重要問題要講，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還有點準備。他們可能一點準備都沒有。

　　問：誰主持會議呢？

　　答：周恩來。

　　問：主席念大字報時，你覺得周恩來知道嗎？他覺得突然嗎？

　　答：我覺得，周恩來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觸幾個大區(qū)的書記如李井泉，我當時感到他很愿意緊跟毛主席。有誰敢不擁護？反正我沒聽到誰發(fā)言站起來反對的。心里是怎么樣，我不知道。

　　問：您在華北北京組討論，您感到他們的思想有什么變化嗎？

　　答：反正整個會議，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緊張。都是積極擁護，積極要參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領導，還是北京市參加小組討論的人，沒有不同意見。

　　問：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知道。八屆十一中全會，把林彪選成接班人，有沒有討論？

　　答：有討論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見：擁護。

　　問：但是誰先提出的林彪？討論有怎么一個過程？

　　答：不知道怎么就提出來了。這個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沒有看到什么人站出來提議。

　　問：會議討論，您都在場嗎？

　　答：我都在場，就表決時不在。

　　問：討論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這些情況，當時也沒有特別注意。我對領袖雖然忠誠，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觀察記錄。[5]

　　這次訪談中聶談到的個別細節(jié)也許不一定很準確，但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請她吃飯、向她交底一節(jié)，應該是可信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會場上，她并未看到有誰出來對毛澤東的大字報和人事調整表示異議。這說明，不管與會者各人心里怎么想，至少他們表面上是積極擁護毛的“講話”和大字報的。她描述的這一情節(jié)比較符合中共黨內高層政治生活的習慣。關于這些事，聶元梓的回憶錄其實語焉不詳。我訪談時接連追問，她隨口答問，這樣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幫助厘清這類重大歷史事件之外，口述史還可以在一些細節(jié)方面為后人提供難得的現(xiàn)場觀察。例如，人們都知道周恩來對毛澤東察言觀色、惟命是從，在這方面聶元梓接受訪談時說到一個非常生動的細節(jié)。她說：“有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從沙發(fā)上起來，周恩來趕緊去攙扶。毛澤東要看什么圖，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有這個必要嗎？不是有下面的人嗎？你超過你的身份了嘛。[6]”關于周恩來跪在地上給毛澤東講解的場面，如果不是親歷者的口述，從檔案文獻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經采訪鄭惠先生，請他談談他所了解的胡喬木。鄭惠說，鄧小平1975年6月出來主持工作時，讓胡喬木出面成立了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個組負責編選整理毛澤東著作。當時這個組經常和鄧小平一起讀毛澤東的文章，鄧時常也講些話，并把從毛澤東那里聽到些什么情況和意見傳達給這些人，每次談話吳冷西都一一記下。到1975年10月鄧小平被批判了，國務院研究室也組織批鄧，同時還批胡喬木。別人的批判發(fā)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吳冷西卻不同。他是一條一條地揭發(fā)：幾月幾日鄧小平講了什么話。本來，胡喬木還想一般性地揭發(fā)一點，應付過去；
但吳冷西這么一來，胡喬木繃不住了，因為鄧小平講話時胡喬木都在場。后來，胡也一條一條地揭發(fā)起來。他還寫了一份詳細揭發(fā)鄧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實之外，還有他自己對鄧小平的一些評價，比如鄭惠記得有這樣的話：“這個人（鄧小平）頑固又虛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時，胡喬木的精神完全垮了。鄭惠說：“記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連走路都走不動了。我扶著他回辦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壞。我一直在想，他在黨內生活這么多年，他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磥韨�人的得失，還是他的根本考慮。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這時毛主席對他不信任了，他覺得身敗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認為他可能翻不過身來了�！盵7] 象這樣的細節(jié)，正式的文獻是不會記載的。然而，親歷者的這種回憶和描述，對研究者來說，是把握胡喬木的性格、了解黨內高層政治生態(tài)的不可多得的素材。在史學研究中，如果排斥這樣的細節(jié)，歷史可能就失去了血肉。這正是口述歷史的長處之一。

　　三、學會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歷史的多面性

　　在中國的輿論中，“紅衛(wèi)兵”、“造反派”已經成為一種寬泛的符號，往往與“批斗走資派”、“打砸搶”、“破四舊”、“武斗”等負面行為相聯(lián)系。這兩個群體已經被整體妖魔化了。其實，每一個參加過“紅衛(wèi)兵”、“造反派”或其他群眾組織的人，都有具體的心理動機和行為邏輯。口述歷史可以幫助當事人恢復對當年事件的記憶，研究者再把這些記憶經過鑒別后作比較分析，便能從當事人的觀察中部分地復原當年的真實情境，從而避免對歷史現(xiàn)象和社會群體作概念化的簡單判斷，學會作比較深入的剖析。

　　這里，我想舉兩個例子。

　　例一涉及到對“老紅衛(wèi)兵”的認知。我曾經采訪過《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前任主編李大同，請他談談他的“文革”經歷。他是個干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經歷卻不同于比較典型的“老紅衛(wèi)兵”。

　　李大同的父親1938年到延安，屬于“整風”中被“搶救過”的干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時的助手，胡負責團中央工作時擔任過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李大同是1967屆初中生。1966年7月他參加了“老紅衛(wèi)兵”的組織，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對“血統(tǒng)論”，反感對老師的暴力行為，沒有參加“打砸搶”之類的行動。“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親提了10個問題，對當時種種過火行為表示不能理解，把這張紙放在父親的桌上。團中央得知后如獲至寶，認為當時全國到處都在“造反”，竟然還有這樣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于是，李大同寫的這些內容很快就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團中央的內參《團的情況》上，其引語是：一個14歲的學生李大同向其父親提出10個問題………。后來，李大同的父親被“紅衛(wèi)兵”把腿打斷了。

　　半年后，“老紅衛(wèi)兵”失勢，多數(shù)“老紅衛(wèi)兵”已經沒有“血統(tǒng)論”支持下的士氣。在“紅衛(wèi)兵”的分化時期，李大同屬于第一撥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年以后，中學“紅衛(wèi)兵”從整體上看已經邊緣化、逍遙化了。一部分人無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毆、“拍婆子”，而李大同選擇的是強身和讀書。他與一些夥伴們跟著學校的軍代表學習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換禁書。他回憶說，要說我們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權，那就是信息特權。我想，他說的信息特權還不完全是指上層消息一類，更多的是指他們家能獲得當時社會上公開及內部發(fā)行的各種書。李大同回憶說：“我們同時還在接受偽歷史、偽知識，它們也在消蝕著我們的想法�！钡�那時的“閱讀特權”畢竟多少造就了這一批人的懷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徹底性就與這種閱讀有關系。對李大同來說，他既是“紅衛(wèi)兵”，又是思考者；
他當年的思想邏輯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脈相承的。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干部對“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曾經長時間擔任張聞天的助手，1959年被外交部定為“張聞天反黨宗派”的重要成員。他在“文革”中支持過外交部的“造反派”，對抓“五·一六”持否定態(tài)度。

　　何方在口述史中談到，“文革”一開始，外交部領導就指定了35個批判重點，這些人大多是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挨過整或有什么歷史問題的人。他的體會是：每次運動一來，從上到下的各單位領導常用的手段是，趕快找?guī)讉�或者一批人當打擊重點，先拋出去，一方面表示自己積極推動了運動，一方面又保護了自己。

　　他說：“‘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組成的紅衛(wèi)兵如毛澤東的親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兒子李世濱等一批人，帶著紅箍，開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書，往幾個大木箱里裝，加上封條。還把我的筆記本都收走了�！�

　　他說：“‘文化大革命’這個期間，我的傾向性很明顯：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
第二，我支持打倒‘陳、姬、喬’（陳毅、姬鵬飛、喬冠華）。我為什么有這樣的思想呢？因為我對革命隊伍里的一些現(xiàn)象不滿意，我真的以為毛主席要掃蕩特權和官僚主義。例如，姬鵬飛、喬冠華憑什么一年到頭抽‘三五’煙？‘三五’煙國內根本就沒賣的，都是從國外搞來的，是大使們拿公款給部長們送的禮，我對這類現(xiàn)象極不以為然，認為他們確有錯誤。而且那時打倒是比較普遍和隨便的現(xiàn)象，并不意味著真的打倒，主要含義還是批斗和拉下馬的意思。后來外交部‘造反派’上來了，以干部子弟為代表的紅衛(wèi)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鬧騰了一兩年曾得到‘文革小組’支持，他們反對當權派，打擊面太寬，犯了不少錯誤。但運動還比較文明，也一直沒有奪外交權。隨著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臺，‘造反派’在批極左抓壞人的運動中被徹底整垮，一些頭目被抓了起來，很多人后來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同陳、姬、喬和各級原領導結合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起來，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沒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來親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數(shù)有2千人，有些司幾乎二分之一（個別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時又是找墊背的，把‘文革’的罪過推到這些人的身上。鄧小平、陳云在這些問題上有派性，處理得不好。至今沒有給為時兩年多、上千萬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運動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這件事。”[8]

　　在“文革”的大部分歲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實只是個旁觀者，他早早被“專政”，連當“造反派”的資格都沒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們對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認為，周恩來在外交部打擊“五·一六分子”，有報復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瘋、打傷的不計其數(shù)，“造反派”就這樣全被打下去了。這一點從馬繼森的《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中也可得到證實。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種人”的歷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

　　四、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歷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近年來，史學界對口述歷史的價值日益關注，但也有很大分歧。人的記憶力是有局限的�？谑稣叩挠洃浧�差和有意回避，往往使口述史的真實性程度受到懷疑。有些學者對口述史不僅抱持懷疑的態(tài)度，甚至有些鄙夷。這就引出了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口述歷史是不是信史？口述整理的文本，在史學研究中能不能采信？

　　《中國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劉小萌是口述歷史的實踐者，他對口述歷史的價值是肯定的，但對口述史的真實性程度有所保留。他認為：“口述中包含各種不真實成分，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因為時間久遠，受訪者記憶出現(xiàn)偏差，如記錯了時間，人物張冠李戴、事件因果關系錯亂等。而受訪者站在今天的立場回溯歷史，猶如戴著一副變色眼鏡去眺望遠處的山景。[9]”

　　其實，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論。它的歷史真實性既取決于口述者對歷史的態(tài)度，也取決于采訪者對歷史的態(tài)度。如果雙方都有一種求真務實的治史精神，口述歷史完全可以成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誤記和避諱，采訪者通過追問和考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雙方都沒有求真務實的精神，主觀上對治史與傳奇就不加區(qū)別，或者出于商業(yè)目的炒作，或者為了發(fā)泄私怨，當然不可能產生信史。同樣，依靠文獻治史，如果無意求真，也會讓歷史走樣。

　　中國民間的學者獨立修史很困難，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以獨立的立場寫作、出版回憶錄也很困難，但官方卻不斷地推出官修史書和回憶錄，特別是那些前黨政軍要員近年來紛紛出版回憶錄。他們有專人�？�，組織了專門的寫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憶錄、傳記的寫作班子就多達40多人。這些官修史書和回憶錄的作者按照中央定好的調子寫；
有時調子變了，回憶錄的說法也跟著變。這些回憶錄出版時雖然由個人署名，其實與官修史書并無二致，某些回憶錄甚至是有組織的欺騙或有意識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為利益驅動，也直接干涉寫作班子的工作，提出“這些事可寫、那些事不能寫”之類的要求，不但按其需要取舍歷史材料，甚至偽造史實。如此治史，即使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記載，也不一定可靠。何方先生是《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一書的作者，深諳中共黨史學界的內情。我與他探討過當前出版的回憶錄之可信度。何方說，他看過迄今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憶錄，對得起歷史的資料不多；
他們不但對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諱，而且往往沒有超越個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懷。

　　從歷史的經驗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當今中國的語境下，官方組織撰寫的高干回憶錄，不論是否歸入正史，其價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曾經擔任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的金沖及說過：“我覺得口述歷史往往講得比較自由，假如讓他寫回憶錄，有些情況可能不會寫進去，比較謹慎�？谑鰰r，講話脫口而出，把真的情況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圍的氣氛都說出來了。[10]”高級干部都養(yǎng)成了保密的習慣，也深知人際關系的利害，所以越是要害處越要保密，下筆時越要回避；
然而，訪談中脫口而出時反而會口吐真言。因此，與回憶錄相比，口述史有更接近真實的可能。

　　口述史不僅具有史料意義，也可以成為史學研究本身。當事人除了回憶自己的經歷，也可以提出問題，發(fā)表看法，可以追溯歷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史學的要素，不論是史述，還是史論，在口述歷史中都可以體現(xiàn)。

　　唐德剛在談自己的口述歷史工作時，講到胡適、顧維鈞和李宗仁的不同情況。胡適本身經過學術訓練，對于言出無據(jù)的事十分慎重。顧維鈞自己每天都有日記，他們的口述本身比較嚴謹。但李宗仁沒有經過學術訓練，講話有信口開河的成分，唐德剛就要靠自己掌握的歷史資料加以校正。這幾種不同的對象都有采訪的價值。與胡適那樣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達到信史的要求；
與李宗仁這樣口述者合作，經過認真努力的考證，也可以成為信史。退一步講，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時難以鑒別，或有歧義，可先以忠實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記錄下來，供別人比較鑒別，不論證偽也好，證實也好，總是推動史學研究的契機。

　　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口述歷史》（第一輯）發(fā)表了傅光明關于老舍之死的一組口述。3個口述者都說自己給老舍收了尸，但他們又不承認別人給老舍收尸，這3個口述起碼有兩個是假的，甚至可能3個都不是真的。采訪者傅光明沒有其他資料來判斷誰真誰假，只好將他們的說法同時展示給讀者。這本身也是歷史研究的一個方法，或者說是一個環(huán)節(jié)。對這種一時不能定論的情況，我認為先發(fā)表出來也是一種辦法。研究是一個環(huán)節(jié)，采信和定論屬于另一個環(huán)節(jié)，這是歷史研究過程的不同階段。若遇到口述史文本有不確之處就求全責備，乃至否定口述史方法本身，就是把這兩個環(huán)節(jié)合而為一了。由此想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為例”，他對此書的質疑頗見功力，但“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視此書的價值，因為吳德是“文革”10年始終處在高層領導圈內的歷史當事人，書中披露的某些正史回避的重要細節(jié)具有填補史學空白的意義。

　　余汝信認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著兩種意見、兩種辦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說，整理者就怎么記，對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動，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
其二，是整理者對照文獻檔案，對口述的失真失實處、記憶的偏處，或征求口述者意見后作出改動，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適當?shù)男Ｕ�性注釋。筆者贊同后一種辦法，因前一種辦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吳德《十年風雨紀事》所用的恰恰卻是前一種辦法。以本書的整理者所處的位置，其實有相當優(yōu)越的條件可以將口述素材與歷史檔案相互印證，即使如吳德自己坦言‘我的記憶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釋加以補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階段的真實，可惜，整理者沒有這樣做。而以前一種辦法所得到的口述紀錄，對科學的歷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畢竟是非常有限的。[11]”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種方法，達到信史的目標，想法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國的語境下，前一種方法整理的口述史，發(fā)表出來進入公共視野，未嘗不是好事。況且，據(jù)我了解，對吳德的口述采訪者，并不是沒有查閱文獻史料，他們用很多史料才激活了吳德的記憶；
吳德本人也保存了一些文字記錄，他在口述的過程中經常要獨自到里屋核對自己當時的筆記本。如果不是當時做了這項搶救性的工作，吳德去世后，他的筆記本就被中央有關部門收入檔案了。

　　當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礙是權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環(huán)境中，我們首先需要的是呈現(xiàn)歷史的線索。那怕一時做不到精確和完美，也是有比無好。這就是我對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意義的基本理解。

　　【注釋】

　　[1]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43至45頁。

　　[2]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頁。

　　[3] 出處同注1。

　　[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出版，第130至131頁。

　　[5] 邢小群，“高層會議親歷記──聶元梓訪談”，《往事回聲》，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出版，第222至231頁。

　　[6] 出處同上。

　　[7] 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喬木──鄭惠訪談”，《往事回聲》，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出版，第30至31頁。

　　[8] 此段話錄自筆者與何方2006年2月25日的交談，文字已經何方核定。

　　[9] 劉小萌，《中國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10] “專家學者談口述歷史”，《文匯讀書周報》，2005年10月7日第14版。

　　[11] 引自www.linbiao.org網(wǎng)站上的“余汝信文集”。

　　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 [第2期(總第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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