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弄清楚什么是邏輯。簡要說，邏輯就是人類的語言規(guī)律、思維規(guī)律，萬事萬物發(fā)生、發(fā)展、進化的規(guī)律，或更一般地指稱人類思維及其語言的工具、方法、理論、規(guī)律等等。中國圣人老子《道德經》中的“道”應該與邏輯的含義很接近。邏輯是所有哲學問題的核心，沒有邏輯，則沒有哲學。那么，什么又是規(guī)律呢？規(guī)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條件為轉移的，客觀的、必然的、普遍的乃至絕對的關系和思維法則。

　　邏輯學的起源，是亞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邏輯，古希臘的哲人為真王國作出了偉大的奠基。蘇格拉底為概念定義的確定性作了最重要的貢獻，柏拉圖為先驗理念的同一性的確立作出了同樣重大的貢獻，亞里士多德為真理的立法作了最重要的工作，也即形式邏輯最初的完成。亞里斯多德的名言“我愛我?guī)�，我更愛真理”傳諸后世。盡管希伯來一神論宗教信仰對西方文化非常重要的價值，但它的基本精神——求知和信仰精神在中世紀遭到了極為殘酷的壓制，所以西方哲學基礎的形成時間并不早，應該是在十七世紀之后。隨著文藝復興、新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推進，邏輯力量被催生出來，涌現(xiàn)出英國的實驗主義、法國的實證主義、德國的思辨主義以及美國的實用主義，它們共同構造成了西方相對、經驗、實然、理性的王國，顯示了生命力極其旺盛的社會合力和生命力。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大批對邏輯理論作出過巨大貢獻，并長期影響人類思維的偉大思想家，如首先提出精神、物質二元論的笛卡兒(1596—1650)，從“我思故我在”的信念出發(fā)，主張懷疑一切，批判一切，為每一個人的思維的存在性、主體性和自由性的正當權利，作出最有力的理性申辯和論證。他還發(fā)明了解析幾何，發(fā)現(xiàn)了力學中的動量守恒定律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思維方法、工具、理論，是他對邏輯的直接貢獻。再如培根(1561—1626)，他提出的歸納邏輯方法，為實驗觀察的重要性、合法性作出了革命性的論證，因而被認為是近代英國經驗主義哲學之父。又如自然科學的巨擘愛因斯坦(1879—1955)，作為，他的量子論、狹義和廣義相對論理論本身就是一次偉大的邏輯革命。他與牛頓一樣，使最廣義的邏輯規(guī)律具體化而成為了科學的規(guī)律，從而為人類的邏輯思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邏輯思想的產生和發(fā)展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主因和動力源，是人類文明前進中清掃文化垃圾的“掃帚”和“破冰船”。在人類及其文明進化中，邏輯具有根本性的重大意義。西方近代文明產生和發(fā)展了邏輯，引爆了一連串的思想革命，為西方人類文明的進化提供了強大的動力，甚至可以說，提供了文明進化的本身，所以其歷史的進化速度明顯加快，以致在近500年超越世界上的其他文明，特別是東方的中國文明和印度文明，走在整個人類文明的前列。

　　中國的圣人老子為中國哲學（雖然它實際上最后并沒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學術體系）做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奠基工作，墨子則建立了進行真假判斷的邏輯方法，非常有價值，也使得中國哲學一時出現(xiàn)了發(fā)展光大的曙光，可惜從秦以后，特別是漢代“獨尊儒術”之后，一切全都成了泡影。墨家完全消失，老子被嚴重歪曲。就只剩下儒家——兩漢經學和宋、明理學――獨此一家的偽儒學在唱獨角戲，西方社會那樣的思想合力和生命力，始終沒有出現(xiàn)過。須知，哲學是智慧合力的產物。智慧合，則哲學生，智慧分，則哲學死。惟獨一家的智慧，根本就產生不了哲學，而且那種獨此一家的智慧，最終也不會是真的智慧，很可能是一種偽智慧。自漢代以來，中國不僅“獨尊儒術”，而且還用極權專制來推行“獨尊儒術”，中國人不僅是在分裂智慧，而且簡直是在消滅自己的智慧，這樣的民族能產生匯集智慧為一體的哲學嗎？

　　一個故事，可以清晰地表明西方人熱愛真理的程度。1919年，德國和英國正處于敵對狀態(tài)，而德國的科學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理論，卻由英國的科學家的試驗觀察所證實。當時，倫敦時報刊出的頭條新聞標題竟是“科學革命，牛頓定律被推翻”。牛頓是誰？英國人心目中的“圣人”！本國的圣人被敵國的科學家推翻，竟然還用如此大的標題報道出來，毫不帶任何感情色彩，這怎么可能？如果日本人用什么東西推翻了中國的什么圣人，中國人將會如何歇斯底里地大發(fā)作呢？中國人會為真理高呼嗎？我不過在文章中對中國有沒有“學”表示了置疑，就招來那么多情緒激動的指責，讓人不得不懷疑，中國人心中能有多少真理的位置呢？而中國的“博大精深”傳統(tǒng)文化究竟含有多少真理成分呢？而這個事實也正好說明，中國“哲學”直到今天也沒有“長大成人”，因為即使我們“文化人”的腦子里，也沒有多少實打實的哲學東東！

　　結論是殘酷無情的，是中國人自己把自己的智慧給“掐死”了，證明就是中國人至今也沒有把屬于自己的國際社會承認的哲學理論基礎和學術體系建立起來。由于中國的文明長期以來缺乏邏輯，黑格爾得出中國人沒有哲學，所以其歷史的發(fā)展便長期陷于停滯的結論。中國要想在文化上找回自己的自尊，就必須補上邏輯這個“核心缺陷”。黎鳴先生把邏輯看作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琴聲”中最弱的一根“弦”，是很有道理的。缺了這根弦，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就只有緩慢而重復的量變，造成了2000多年的中國社會長期地發(fā)展停滯，而缺乏急促而革命的質變，尤其在近500年間與西歐相比，這個反差就顯得特別鮮明。所以，根本不存在由中國首先推出人類近現(xiàn)代科學的可能，根本不存在在中國自發(fā)地產生資本主義文明以及自由——民主的文化精神的可能。如此，中國怎么能不落伍？

　　中國人要想產生屬于自己的真正的哲學和哲學家，如果我們這一代還不成，那就只有等待22世紀了。

　　也許，那時候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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