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這個身份決定他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決定他的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影響所處的生存環(huán)境，最終影響人生軌跡�？梢哉f，什么樣的身份，就有什么類型的生活。不同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下，“身份”的內涵無疑也不相同。

　　印度的種姓，是以宗教為背景的身份制度。婆羅門教（印度教前身）的圣書《梨俱吠陀》記載，諸神在分割大神時，大神的嘴變成婆羅門，雙臂變成剎帝利，雙腿變成吠舍，雙腳變成首陀羅，因此這四大種姓天生有等級上的差異。除此以外，還有一類龐大的群體叫做“賤民”，被視為不干凈之人，完全排除在印度教之外。加上伊斯蘭等少數(shù)民族，印度的人口總共被分為六類。

　　種姓制度的宗教背景，決定了印度“生而不平等”的人生觀念和社會秩序。1947年印度獨立時種姓制曾被廢除，然而身份高下的觀念已經在民間根深蒂固，令圣雄甘地死于種姓狂熱分子之手。2006年初的印度震災當中，每當有國際救援物資到來，很多地方還是按“種姓”分配，據(jù)說共有六種不同的分配。

　　中國的身份制度不象印度種姓制度，有那么沉重的宗教和歷史的包袱。但是通過人口管理作為各項施政的依據(jù)，早在封建社會初期就開始了，據(jù)甲骨文記載，商王朝的“登人”或“登眾”，就是依照人口登記、臨時征集兵員的記載，是戶籍制度的雛形。那時的人口登記制度，用來了解社會基本情況的，作為征稅輪役的依據(jù)，卻并非等級的劃分依據(jù)。相反，源于中國古代哲學的社會文化，一直強調眾生平等和百姓權力平等，身份不與地位、政治權利掛鉤。例如，在隋唐開始的科舉制，不論出身、不論門閥，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不計家庭出生、公平競爭的制度。

　　中國社會的身份等級制度實際上是從元朝開始的，而元朝的身份劃分是由種族矛盾帶來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開始實行種族歧視政策，從成吉思汗開始，將天下百姓強行分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國民）、漢人（金、遼遺民）、南人（南宋亡國奴）四個階層。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種族歧視，其他隸屬國君主必須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比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舉，分左右兩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漢人和南人考左榜，難易程度有別。就這樣，在種族矛盾和腐敗政治的交織作用下，元朝統(tǒng)治維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了。

　　明朝取代了元朝后，“以其道反治其身”，朱元璋通過人口登記，建立起樂戶、丐籍、墮民等歧視制度，一般針對兩種人：一是留下來的蒙古人，元代降將，其二是普通罪犯。明朝政府明確規(guī)定，這些人只能為普通民籍、宦籍服務，沒有任何社會地位，不能充當吏員、糧長、里長，更不要說做官了。在江浙一帶，一直到清末民初，都還有不少家庭沿續(xù)著樂戶人家的生活傳統(tǒng)和習慣，男的以出賣技藝和力氣為生，女的為當?shù)卮髴艋蜻_官貴人家庭提供服務。

　　到了清朝，種族歧視仍然非常嚴重。它實行種族隔離，實行滿漢分區(qū)居住，嚴禁異族通婚。除了滿人的八旗子弟，其它民族的社會地位都較為低下。滿人擁有特權，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至將相，就算犯了罪，也能得到減等、換刑的優(yōu)待。而漢人，即使在朝廷擔任高職，在滿臣面前也要下跪，開會的時候，滿人昂然上座，漢臣只能跪在旁邊，地位甚至不如滿人的家奴。

　　在清朝建國一百多年之后，統(tǒng)治階層開始中原化，從雍正開始，將樂戶、賤民等“非良民籍”制度取消，被稱為“普世平等”的一大善政。同時，實行蒙滿一家、蒙滿漢化，并提倡滿、漢、蒙、回、藏“五族共和”。這項政策，化解了異族之爭，所有外敵都變成了中國人，敵我矛盾也變成了內部矛盾，清朝的版圖因此急速擴大，由一個異族統(tǒng)治的少數(shù)民族國家變成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泱泱大國。中國由元朝開始，因為等級制度而帶來的民族矛盾、社會矛盾，才得以緩解。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創(chuàng)建了新的戶籍身份制度——“城鄉(xiāng)二元身份制”。這項政策，起初是從資源分配和社會秩序的維護方面考慮的。隨著政治運動不斷加碼，在城鄉(xiāng)二元身份之外，又有了政治身份的劃分，出現(xiàn)了地、富、反、壞、右、階級敵人、貧農、中農、干部、工人等不同群體，其政治待遇的不同，廣泛用于生產、生活、學習過程中的登記、檔案和各項社會活動。

　　計劃體制下，城鄉(xiāng)身份的不同，決定了工人、農民、資本家、知識分子的不同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應實行配給制，而農民按勞取酬。地主的兒子連初中也不能上。在嚴格的敵我對立的氛圍中，政治身份、戶籍身份起著決定命運的重大作用。

　　文革后期到現(xiàn)在，根據(jù)不同政策和社會地位，又衍生出干部與群眾、國營與私營，政府單位和民間單位等的劃分，并建立起針對不同性質個人或單位的，如人事制度、勞動用工制度、戶籍管理制度等各項制度。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權、公民權、國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為依據(jù)，例如城鄉(xiāng)二元化的戶籍制度，就直接影響著公民的教育權、遷徒權、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權利�，F(xiàn)在，針對城市非戶籍人口的“暫住證”雖然取消了，卻冒出了同類性質的“居住許可證”；
同樣是車撞死人，城里人要賠四十萬，農民則只有二十萬不到，這個價碼顯然是根據(jù)不同的社會待遇、福利、不同社會地位估量出來的。在身份制度與社會待遇的共同作用下，公民分為不同等級，貌似平等地“同在藍天下”，實際上卻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并沒有形成一個國家范圍內的共同利益和追求。

　　非公民社會中，“身份”不是經濟自然形成的產物，不是行業(yè)、職業(yè)、生活狀況的集合，而是由國家政策、血緣、地緣、行政等綜合作用產生的結果。身份制度在各項社會制度、法律、政策當中，根本作用只是在于控制、約束，人為制造國民待遇的不平等，左右人們在創(chuàng)業(yè)、居住、教育、社會福利、遷徙等現(xiàn)實生活。我國現(xiàn)有的戶籍制度與經濟的發(fā)展水平不配套，與市場經濟不配套，于國民政治、人生權利方面有負面的約束，顯示出對國家經濟越來越大的制約。

　　中國無疑是一個身份社會，身份的分割不光受經濟、文化地位等影響，還帶有相當強烈的政治色彩。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僅僅只有中國、朝鮮和貝寧三個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制度，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qū)都普遍實行居住和遷徙自由。

　　一個現(xiàn)代的文明國家，維護國民在身份、待遇、權利的平等，營造文明和諧發(fā)展環(huán)境，建立制度促進經濟、社會發(fā)展，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只有職業(yè)、出生地、文化背景的不同，沒有政黨、地域、種族、公辦和私立、國企和民企之高低貴賤，不戴標識身份的帽子，只需要在《憲法》憲政的制約下，擁有平等的國民待遇，共同享受國家的陽光雨露，國民對這個國家，才可能有共同的認知和共同的責任。無論哪種身份歧視，客觀上都在制造社會各階層的不平等、不和諧，在事實上起到分化國家的作用。因此，取消戶籍，取消各種各樣人為的身份定義，消滅所有與身份掛鉤的歧視性政策，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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