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們可以觀察到，在物質(zhì)生活層面，中國的狀態(tài)當然與本世紀初不可同日而語，但就思想文化狀況而言，卻有不少相似之處：舊意識形態(tài)逐漸式微，舊文化秩序迅速瓦解，現(xiàn)代化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民族與世界之間革故鼎新、銜接容納的問題，卻沒有解決。100年來，世界的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日新月異、突飛猛進。但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前途的出發(fā)點，卻似乎沒有實質(zhì)性的進步，這不得不使人感到遺憾。當然，這種局面不應使我們氣餒，而應激勵我們警覺和反省。

　　盡管在本世紀首末兩端，中國人面臨的思想文化問題具有相似性和同構性，但有一點差別卻是顯而易見的，這就是自由主義思潮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當初，國運衰頹，西風強勁，富強的英美堪為志士仁人拯邦救國的楷模，自由主義幾乎成了“西學”的同義語。而現(xiàn)在，除了占據(jù)正統(tǒng)主流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乃至后現(xiàn)代主義、薩依德(E.W．Said)式的東方主義都頗有大行其道之勢，而惟獨聽不到自由主義的聲音。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的思想文化空間中，自由主義這一維度的缺失，是不正常和足堪憂慮的。

　　在本世紀的后半部分，自由主義對于中國知識界是“久違”了，它的含義、性質(zhì)、作用，長期未得到深入研究和開發(fā)，它在前半個世紀由盛而衰的命運，似乎證明它不適合中國國情。在當今，自由主義在其發(fā)源地引起劇烈的爭論和遇到強烈的挑戰(zhàn)，于是有人認為它已成明日黃花，在中國今日和明日的思想文化舞臺上無一席之地。但是，若對當今中國思想文化界的動向有深入體察，透過表面喧嘩的浪花，就可以感到一股強大深沉的潛流。事實上，自由主義是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和政治文化抱負。

　　自由主義在西方經(jīng)歷了長期復雜的發(fā)展變化，在中國屢遭挫折，命途多舛，但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其重要性將日益凸顯。世紀之交中國知識分子的重大任務之一，是重提自由主義的話題，并在新形勢下重作體認與詮釋。

　　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及其文化與社會支撐條件

　　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十分豐富而歧異，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有不少調(diào)整變化，這里不必巨細無遺地詳述其內(nèi)容，僅指出其基本內(nèi)核。

　　首先，自由主義特別強調(diào)并大力維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認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體和財產(chǎn)的權利，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動的自由�；�于此，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生活，以維護個人自由為最終目的，國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個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為手段維護秩序，以排除對于個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國家的權力應當相當有限，僅以達到上述目標為界。由于權力具有擴張、壟斷的自發(fā)傾向，因此國家權力應當分屬不同機構，相互之間形成監(jiān)督和制約機制。國家并不負有指導經(jīng)濟生產(chǎn)，分配資源的責任，其職責僅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礎上的自由競爭。

　　不論自由主義有多少變異之說，它都不折不扣、始終不渝地堅持個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主張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的寬容，思想專制和書報檢查制度是自由主義的大敵。

　　應當承認，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極大的異質(zhì)性，與近現(xiàn)代形成的思想文化習性也有許多抵牾之處。因此，欲對自由主義有較深刻的解悟和體認，需要以超越的眼光，分析自由主義在文化上的支援意識，以下是幾個主要方面。

　　當代思想學術界公認，自由主義實際上應分為具有深刻差異的英美與德法傳統(tǒng)；
前者主張一種消極的自由，即認為自由是“免于……的自由”，而后者主張積極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后者雖然在邏輯上并不蘊涵，但在實際上卻易于滑向專制暴政，盧梭的自由學說與法國大革命殘暴的關系就是證明。與此相關，英美傳統(tǒng)與哲學上的經(jīng)驗主義一脈相承，而德法傳統(tǒng)則兼承了理性主義氣質(zhì)。這里所說的理性主義，指對于掌握歷史終極目標和絕對真理的自信，在社會工程論的思路下進行大破大立，塑造新社會和新人。在人性善還是人性惡方面，自由主義更傾向于人性惡的一面，認為人性并不可靠，人易于被權力腐蝕而作惡，故需要從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轄制，而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家的人格完善和道德修養(yǎng)。

　　從方法論上說，論證自由主義學說往往采取一種“理性重建”的思路。假設在結成社會，構成國家之前，人們處于自然的、無政府的狀態(tài)，然后以一種理性精神立下契約，厘清交出去和保留下來的權利，國家與個人各自的權力和義務。這種虛構和假設往往被攻擊為沒有歷史的、實證的依據(jù)，但自由主義者多半維護這種方法，聲稱以上虛構固然不是實然狀態(tài)，卻是一種應然狀態(tài)。

　　如果一定要追本溯源，可能還應該承認，自由主義與古希臘羅馬的文明傳統(tǒng)，與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有關，因為個人自由、平等，個體尊嚴，以及用法律來規(guī)范社會的各種因素，都蘊藏在上述文化傳統(tǒng)之中。

　　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西歐誕生并茁壯成長，除了精神文化資源，還有其社會條件方面的原因。比如教權和政權的二元結構，國王從來不享有絕對權力，不但受教權約束，還或多或少受法律制約，以及中產(chǎn)階級力量的強大，等等。

　　顯而易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條件和社會條件，與誕生自由主義的西歐有巨大差別。我們首先要承認這一點，充分估計華夏民族接納一種現(xiàn)代政治學說的困難。有人為了捍衛(wèi)中國文化的價值，力圖證明儒家學說完全包含了自由與民主的內(nèi)涵，甚至有中國學者證明，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說是中國傳給西方的。這種曲意辯解，既不成立，也不必要。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承認一種低調(diào)態(tài)度是不錯的，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自由主義學說雖然有異質(zhì)性，但也并不絕對排斥。把仁愛和民本的主張，等同于自由民主固然有失輕率，但可以說，在現(xiàn)代條件下堅持仁愛、民本等原則，過渡到接受自由民主的價值不但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也不見得有實質(zhì)性的困難。晚清時代的先進人物，曾任福建巡撫的徐繼舍一旦初知外情，即能對英美的議會制、美國的總統(tǒng)制大加贊賞，就是一個例子。

　　在西方：挑戰(zhàn)和變化

　　自從自由主義學說誕生，這種學說變成政治現(xiàn)實，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了。在這期間，自由主義的形態(tài)發(fā)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它常常受到批評，往往處于守勢。它經(jīng)常裂變?yōu)榕铺柌煌�的變種，使人莫衷一是。時至今日，自由主義在其策源地還遭到攻擊和挑戰(zhàn)。對于在另一個傳統(tǒng)中生活的中國人而言，自由主義本來就與我們的文化心理相距甚遠，此情此景更易使人對之不抱信心，然而，如果對這些變化和挑戰(zhàn)有較深入的研究，就會對自由主義的價值和活力更有認識。當然，也會對接納自由主義的難度和復雜性了解得更充分。

　　關于自由主義的第一個困惑，是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柏克(Edmund Burke)對法國大革命的猛烈攻擊，這場革命的旗幟上大書特書著“自由、平等、博愛”，其戰(zhàn)斗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柏克的攻擊一方面揭露了多么可怕的暴行可以假自由之名進行，另一方面產(chǎn)生一個理論之謎：柏克的立場是自由的還是保守的？大陸知識界長期接受的信條是：柏克是守舊分子、保守分子、反動分子，而近若干年的再認識表明，柏克保守人的尊嚴、文化的價值，和自由主義是內(nèi)在一致的。也許，有人愿意稱柏克為保守的自由派，但在這種意識上看到保守和自由的相通之處，看到濫觴于法國大革命的激進和革命傾向中的黑暗面，無疑豐富和加深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內(nèi)涵的體認。繼柏克之后，托克維爾(Charles AlexisTocqueville)等人把自由主義的關注點，轉移到“多數(shù)人的暴政”問題上，則進一步廓清了自由主義的界限和內(nèi)涵。

　　自由主義的第二個大調(diào)適，是出現(xiàn)了以格林(Thomas HillGreen)、霍布森(John Hobson)、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人為代表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或社會自由主義。顯然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經(jīng)濟蕭條等問題，并出于社會主義運動劇烈沖擊的反省，這種新型的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原則有所修正，倡導在個人和社會之間尋求結合與平衡。它放棄了對經(jīng)濟的放任主義立場，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經(jīng)濟的運作，并力主階級合作和社會改良，增加對于勞動者的福利待遇。應該看到，自由主義這一次的內(nèi)容更新，并不表明它向國家壟斷權力和資源分配，實行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原則退讓，而顯示了它的包容性和適應性。經(jīng)過這樣的調(diào)整，社會主義已不能對它構成致命威脅。

　　從70年代至今，自由主義陣營內(nèi)部出現(xiàn)了激烈的、引人注目的爭論。羅爾斯(John Rawls)在其著名的《正義論》中，闡發(fā)了自由優(yōu)先、偏愛平等、照顧社會最小受惠者的原則。而諾齊克(RobertNozick)對這種偏重分配和平等的主張，表示了強烈的拒斥態(tài)度，重申權力來源正當性的重要，表明了一種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的傾向在他們之后，德沃金(Ronald Dworkin)提出了另一種關于正義和個人權利的理論，他的出發(fā)點是人應有得到平等的關心和尊重的權利。而沃爾策(Michael Waltzer)則把社會正義的基礎，從個人權利移向社會中人們的關聯(lián)和共識，主張一種復合的平等和多元化的分配正義。對自由主義有偏見的人，會從以上深刻分歧中認為，自由主義是在自亂陣腳，而實際上，這正表明了自由主義理論的繁榮和深化。

　　當然，也有人以非自由主義的立場企圖消解自由主義，比如拉克勞(E.Lauclau)和莫英(C·Mouffe)提出了多元激進民主的理論。但是，他們的觀點更準確地說，是表明了與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脫離和對自由主義的接近，是在現(xiàn)存的自由主義框架中進行小修小補。

　　應當指出，在自由主義遇到嚴峻挑戰(zhàn)，顯露窘相的時候，往往是人們用社會主義的理想，與自由主義的政治現(xiàn)實作對比的時候。自8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已經(jīng)使人難于繼續(xù)談論其理想，人們在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同時，也開始重新理解和評價自由主義。在中國知識界，目前對自由主義的否定，往往基于對自由主義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以及內(nèi)部的爭論與相互批判，其實，這正是自由主義活力的體現(xiàn)。

　　在中國：上半世紀的失敗

　　自由主義在本世紀初，引起了先進的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是被引介入中國的西方思潮的主流，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后，它一度處于左右逢源、行情不斷看漲的有利境地。但是，在這兩個短暫時刻之間，它被左右夾攻，苦苦掙扎，而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它敗得一塌糊涂，然后在大陸長期銷聲匿跡。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但對此事實的解釋卻可能大不相同。

　　曾經(jīng)有一種盛行的解釋，說在向西方尋求真理以富國強民的過程中，中國一度是各種外來學說自由競爭的舞臺，議會民主的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用必然性解釋歷史，往往流于籠統(tǒng)、抽象、空洞。我們當然承認中國并不是自由主義生長的肥沃土壤，但對它的失敗，應作具體的分析。

　　知識分子往往愛作文化解釋，強調(diào)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說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格格不入。我們不能將此視為唯一的或最重要的原因，但它確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比如，中國最早引介西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都更加看重它作為富國強民的工具性功能，而對個人價值的固有意義有所忽視。另外，中國傳統(tǒng)中國家為重、整體為先的觀念，使他們有意無意地改變和增刪自由主義的內(nèi)涵以適應中國國情。嚴復將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譯為《群己權界論》，將“自由”改寫為“自繇”就是一例。當然，其他社會條件不具備，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比如沒有現(xiàn)代經(jīng)濟基礎，沒有強大的中產(chǎn)階級，沒有起碼的法治條件，等等。

　　“啟蒙與救亡二重變奏”之說，雖然近來遭到質(zhì)疑和批判，但用它來解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還是有相當說服力的。嚴復的《天演論》為什么能風行一時，因為它的(被嚴復曲解了的)精神可以挽救中國衰頹的國勢。要徹底改造和更新中國的國民性，順理成章地需要在中國來一場啟蒙運動。但是，中國內(nèi)有軍閥混戰(zhàn)，外有列強侵略，已容不得先進人士從容進行開啟民智的工作。民族主義的口號，顯然是比自由主義的學理更有效的救亡圖存的工具。中國當時猶如重危病人，勢必放棄緩補的藥方另投名醫(yī)。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列主義”，這件事徹底改變了中國思想文化的格局和潮流。“五四”啟蒙陣營中一大批活躍分子，放棄了自由主義立場而擁抱馬列革命理論。這一點并不令人驚奇。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蘇俄不但是近鄰，而且還從欺凌中國的列強，一變而為主動放棄既得權益的反列強的后盾(盡管種種道義許諾事后并未兌現(xià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自由主義理念極度衰落，社會主義理想大獲人心，而十月革命后的蘇俄，簡直成了先進知識分子心中的圣地。羅曼·羅蘭、羅素、杜威、維特根斯坦等一度對莫斯科極為神往，中國自由主義的中流砥柱胡適，都免不了發(fā)出贊佩之辭。當馬克思主義外化為組織嚴密的政黨和武力集團時，自由主義僅散見于零星的講壇和刊物上面。

　　有人指責說，中國的知識分子過于軟弱無力和自命清高，不愿讓政治斗爭玷污自己的羽毛，結果是好人退讓，野心家當權，自由主義理念當然不能實現(xiàn)。應該說，這種指責是不公正的。自由主義始終在知識分子圈子中流行，沒有形成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和政治力量，這固然說明自由派知識分子力量弱小，但卻不能證明他們主觀上努力不夠，從胡適立志“二十年不談政治”，到屢違初衷，到翁文灝等人到政府任職，從儲安平在《觀察》周刊上大聲疾呼，到民盟諸君子調(diào)停、周旋于國共之間，應該說，自由派人士是忍辱負重、嘔心瀝血以實踐自己政治理念的。但在勢不兩立、自行其是的政治、軍事集團之間，他們實在是無能為力。

　　如果說以上諸點是對自由主義在中國何以失敗的一種解釋，那么從中可以看到，它的失敗既沒有否定自由主義的內(nèi)在價值，也沒有歷史的必然性，充其量可以說是歷史條件尚不成熟。那么，時陰半個世紀之后，當世紀之交全世界處在自由化民主化的新浪潮之中時，中國的社會條件又如何呢?

　　我們不能過于樂觀，但有理由說，情況是大大地不同了。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與大半個世紀前相比是大大進步了，文化條件也有極大的改觀，中國知識界對包括自由主義在內(nèi)的西方政治文化思潮的了解，大大超過了前人，中國已經(jīng)徹底擺脫了列強的侵略和壓迫，救亡的難題業(yè)已解決。而蘇俄的劇變，就像80年前的十月革命一樣，將給中國人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提供巨大的啟示。

　　時代在巨變，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心態(tài)卻很微妙。可以說，不論從整體上說，還是對部分精英而言，當今中國知識分子對自由主義的認同程度都低于他們的前輩，這是最值得玩味和反省的問題。

　　評價和前景

　　我們主張現(xiàn)在有必要重新理解和闡釋自由主義的原則和內(nèi)容，重新估價它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作用，首先是因為它的內(nèi)在價值，它在人類文化發(fā)展過程中以及近現(xiàn)代社會生活中發(fā)揮的正面影響，它的精神和內(nèi)涵的普適性。

　　自由主義的出發(fā)點是人，而且是作為個體的人，它主張個人的尊嚴、自由、權利的來源不在別處，僅在于人自身，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國家的權力基于個人的同意——他們?yōu)檎{(diào)整、規(guī)范優(yōu)于單獨生活的社會中人與人的關系，而出讓了自己的部分權利。毋庸置疑，任何人都寧愿接受肯定自己價值和權利的學說，因為，如果承認它們來源于君王、領袖、政黨、某種事業(yè)或別的東西，它們的被剝奪以及由此招致的不幸和悲慘，就可能是合理的。因此，否定人生的自由、平等，是與人的本性矛盾的。

　　自由主義學說的建立是基于理性，它假定人能夠合理地權衡自己的利益與他人的利益，在行使自己權利時不妨礙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它以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對待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
它既承認人性中善良和光明的一面——通過合作結成社會，又正視人性中陰暗和丑惡的一面——權力欲注定要膨脹，權力很容易被濫用，因此必須受監(jiān)督和限制。很難設想，人們可以接受其他原則，比如承認某些人天生優(yōu)于其他人，有權力欺凌他人，除非他們愿意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當成生活的原則，而萬一情況是那樣，那么他們就已經(jīng)是野獸，而不是人。

　　自由主義承認人們有權堅持自己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信念，主張對異己之見持寬容態(tài)度，而反對一切形式的制裁，一個自由主義者，對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態(tài)度應該是：“我堅決反對你的主張，但誓死捍衛(wèi)你表達自己見解的權利�！迸c其他任何別的立場相比，這種態(tài)度是最可取、最難得的。世界上有識之士一致認為，下一世紀是政治、社會、文化多元化的社會，自由主義的寬忍精神，無疑最適合即將來臨的新時代。

　　自由主義原則的普適性和道義上的優(yōu)勢表現(xiàn)之一是，即使在事實上沒有遵奉它，但在理論上、原則上也難于否定它。比如，中國的傳統(tǒng)歷來是馬上取天下，但在治天下時仍有一個權力合法性問題，因此，在任何正式場合，只能宣稱權力來源于人民。

　　過去和現(xiàn)在都有人作出努力，用文化相對主義來化解自由主義的普適性，但這是于理不通的。我們可以用文化和其他社會條件，解釋自由主義為何發(fā)源于西方而非中國，但不能證明，自由主·義與現(xiàn)代中國人的要求、本性格格不入——難道中國人特殊到不需要個人的尊嚴、個性的自由與發(fā)展?中國人天生不平等，政府的權力不應該來源于人民?就像我們可以同樣地解釋，為何現(xiàn)代自然科學或工業(yè)革命沒有產(chǎn)生于中國，但不能證明它們不適合中國，以及中國人因為自己的國民特性而排斥它們。

　　相比而言，中國文化傳統(tǒng)具有極大的包容性。中國人天性豁達，并不偏狹、狂熱，很少有什么主義，會被中國文化先天地、徹底地拒絕的。在古代，佛教傳人中國并長期盛行。在近代，孫中山曾多次表示，特別對其盟友——蘇俄的政治代表強調(diào)，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但馬克思主義不但進來了，而且取得了唯我獨尊的地位。這說明，任何主義，只要中國人當中有人要，并有能力去推行，就沒有行不通的。

　　在今日中國之思想文化空間，自由主義這一維度的缺失，顯然造成了嚴重問題。面對中國社會的種種難題，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張效率優(yōu)于公平，認為中國的唯一出路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xiàn)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轉軌。他們?nèi)绱瞬活櫟懒x立場，認為當前種種以權力瓜分國有資產(chǎn)的行徑，是代價最小的私有化途徑。而另一方面，有的知識分子耽溺于五六十年代的平等，他們把現(xiàn)存的諸種弊端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復辟和泛濫”，企圖退回到那個年代。在這兩種極端之間，自由主義的立場，可能是最能兼顧社會發(fā)展和公平原則的，至少，自由主義是一種健康的、不可或缺的社會批判聲音。在當前，中國出現(xiàn)了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跡象，一些知識分子和民眾中，涌動著一種狂躁不安的義和團式的排外情緒，顯然，自由主義是對這種令人憂慮的癥狀的清涼劑和解毒劑。

　　中國目前社會問題甚多，其發(fā)展方向難于把握和預測，如果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在思考中國問題時完全沒有自由主義的參照因素，那么中國的前景將更加令人不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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