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 民眾對辛亥革命的正面回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們認為清朝的氣數(shù)已盡，而作為氣數(shù)已盡的表征之一，則為新政在下層社會引起的混亂。人們對于清廷現(xiàn)代化改革的不滿，有時竟然化為對革命的同情，下層社會其實并不明白，革命和新政在變革的大方向上其實是一致的，民眾對于新政的不滿，實際上預示了他們對革命后新政權(quán)的態(tài)度。但是，民眾對于清朝即將垮臺的普遍認同，不僅導致了社會異己力量的空前活躍，更重要的是銷蝕了中上層社會甚至統(tǒng)治者的信心。下層社會基本上將革命視作“反清復明”和改朝換代，雖然他們也體味出革命黨行為中具有某些新氣象，但還是期望“新朝”能帶給他們某些惠政，改善自己的生活。為了爭取減租減稅，某些地區(qū)的農(nóng)民甚至乞靈于革命黨的“新名詞”。然而，革命黨人在減輕民眾負擔這個要害問題上無所作為，而在某些表面的社會改革方面卻頗為熱衷。強行剪辮的普遍推行，幾乎引起了下層社會一致的反感，輕易地將民眾推到了地方實力派一邊。民眾的不滿和背離，在革命后袁世凱舉起屠刀時，放大了地方實力派對革命黨的背棄效應，造成了表面上看起來還具有相當實力的革命黨雪崩式的瓦解。

　　無論從那個角度說，辛亥革命都是一個分界線：作為正統(tǒng)史學界的公議，辛亥革命劃開了帝制和共和兩個時代；
而在有些人的眼里，它卻標志著無序和動蕩的開始。中國近代歷史上這非同小可的一筆，雖然在當時看來似乎純粹是由革命黨的精英們涂抹出來的，但于被視為“后知后覺者”的普通百姓其實同樣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從某種意義上講，老百姓的態(tài)度事實上影響了這場革命形狀，甚至決定了它為什么日后會有那么多的不盡人意之處。也可以說，這場某種意義上算是精英革命的革命，其意義越是深遠和重大，那么就越是有必要討論一下當時民眾對它的反應。

　　一、“氣數(shù)說”與變革的悖論

　　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告訴我們，辛亥革命得到了勞動群眾的普遍而熱烈的擁護。除了一點必要的夸張之外，應該說這種說法并無大錯，盡管我們可以在當時的史料中找到熱烈擁護的場面，也可以發(fā)現(xiàn)冷漠旁觀的人群，但下層老百姓對革命表示強烈反感的確實也非常少見，應該說，這對于一場以西化取向為目標的變革來說，的確是非常不容易的，就在這場革命爆發(fā)前十幾年，康梁變法失敗的時候，老百姓還普遍地將這些改革志士視為漢奸。到目前為止，我翻遍了所能看到的史料，也僅有一條說在江蘇靖江的小縣城里，一位賣五香豆的老太婆，對這場革命發(fā)出了一聲“皇帝江山從此送掉”的嘆息，還因此被警察拘押了半晌。[1]雖然沿海和城市的平民百姓對革命反應熱烈，內(nèi)陸和農(nóng)村要相對漠然一點，但很少有人對那個統(tǒng)治了中國260年之久的王朝的垮臺表示惋惜。

　　20世紀最初的十年，是清王朝統(tǒng)治威信大面積墜落的十年，對于那些對政治并不敏感，甚至對革命黨人賣力地宣傳不甚了了的下層百姓來說，如果說他們也有一些改朝換代的預感的話，那么恐怕更多的來源于歷史習慣。在多少懂得一點歷史知識的老百姓眼里，一個統(tǒng)治了260年的王朝，無論如何也是該壽終正寢了。一時間，有關(guān)清朝氣數(shù)已盡的民謠，盛傳于大江南北，黃河上下，隱晦一點的有：“爺爺落，鬼出窩，趕上小兒跑不脫�！薄冻砂部h志》為此加注說，此歌謠意為“朝廷微弱，列強肆橫，清代不久將喪失主權(quán)，清祀一二傳亦將斬也。”[2]比較明白的則有“遼陽今何在，二四旗不古，天下誰是誰，一省各有主�！盵3]“不用掐、不用算，宣統(tǒng)不過二年半，今年豬吃羊，明年種地不納糧�！盵4]“頭戴小饃盤，身穿一裹園，宣統(tǒng)作了帝，不過二三年�！盵5]辛亥革命前夕，在西安的大街上，引車賣漿者流居然敢公開說：“大清家快完了！”因為“明朝不過二百幾十年，清朝也差不多二百多年了，還不亡么？”[6]這些民謠和傳言，有些固然有革命黨人的因素，但能夠迅速地流傳開來，畢竟說明它們契合了老百姓的某種心理。反過來說，革命黨人其實也受到了氣數(shù)說的影響，我們在許多起義后建立的軍政府的文告上，都能看到諸如“上征天意，下見人心”以及“胡運告終”之類的說法。[7]

　　“氣數(shù)說”是一種中國固有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政治理念，蘊涵了五德循環(huán)的古老觀念，而且為王朝興衰的周期律所證實，受歷史感頗強的民間戲曲小說的熏染以及《推背圖》、《燒餅歌》之類的讖書的影響，民間自然不難接受這種觀念，但是這種說法成為針對“本朝”的普遍流行意識，畢竟要有嚴重的政治腐敗，普遍的社會動蕩的背景襯托。氣數(shù)已盡的民間說法，往往意味著民不聊生和民怨沸騰，統(tǒng)治者不僅失政而且失德。在南通，由于清政府苛捐雜稅繁重，經(jīng)辦官吏又層層勒索，“工商業(yè)者怨恨極了，大罵亡國政府，且有附會《推背圖》、《黃蘗詩》各種讖言，以決定清朝必然覆滅�！盵8]自然，一個氣數(shù)已盡的王朝，在百姓眼里繼續(xù)維持下去的合法性依據(jù)也就沒有多少了。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民眾對于清朝政府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來源于新政的實施。

　　自1903-1905年開始推行的清廷新政，是清朝最后一次，也堪稱是最認真的一次西方式的改革，但是這場改革卻只能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本來就已經(jīng)陷入腐敗和失效的行政網(wǎng)絡，正好借助新政施展其最后的瘋狂，“借新政之名，其實金錢主義�！盵9]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從辦學堂、辦警務、到興辦地方自治，清查戶口、丈量土地，都成了官吏們借機斂財?shù)臋C會，各種田賦附加和捐稅，直接冠以各項新政的名義。地方自治實際上成了行政觸角的延伸，自太平天國以來已經(jīng)逐步劣化的鄉(xiāng)紳，名正言順地把持了具有政府職能的各級自治機構(gòu)，成為農(nóng)民的直接統(tǒng)治者，喪失了原來處于政府與農(nóng)民之間的調(diào)處者身份。先前受人尊重的鄉(xiāng)紳，變成了農(nóng)民切齒的對頭，各地時常發(fā)生自治局的紳董受到農(nóng)民的圍攻甚至被殺的事件。進而，新政以來的民變，有相當大的部分與新政有關(guān)，農(nóng)民由反對攤派和勒捐，到反對新政舉措的本身，各地的征收機構(gòu)、警察局甚至新學堂都成了被圍攻的對象。辛亥前夕，各地農(nóng)民和市民打鬧自治局、征收和清丈機關(guān)的事情層出不窮，比較極端的事例象山西的干草會騷動，不僅主張“進城先抄洋學堂，以后再殺巡警兵，”而且發(fā)生了多起殺害學堂教員事件。[10]

　　應該說，新政的實施，雖然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但在大方向上與辛亥革命的目標是一致的，均屬于西式的向著現(xiàn)代化的改革。然而，對于這種改革的怨恨，卻成了同一目標的更大變革的起點，這對于清廷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想像的。庚子以后，巨大的賠款和外債壓力，已使民眾對于經(jīng)濟負擔的承受力非常脆弱，而日益臃腫和失效的官僚體系更是難以承擔改革重負。不幸的是，清朝政府將自身拖到了病入膏肓的關(guān)頭才進行改革，社會根本無力承受越來越大的改革成本，分崩離析再所難免。而死到臨頭尚不自知的滿清王朝，卻又在最后關(guān)頭自不量力地企圖將久已散在地方的權(quán)力收回中央，甚至利用假責任內(nèi)閣一舉改變自太平天國以來滿輕漢重的局面，結(jié)果是得罪了所有的人，為自己墓穴挖好了最后一鍬土。新政或多或少被人們視為清朝政府氣數(shù)已盡倒行逆施表現(xiàn)，而對新政的仇視，則成為一般民眾樂意看到清朝垮臺的心理基礎，其實他們并不知道這場革命的性質(zhì)到底是什么。

　　二、對革命與革命黨的印象——反清復明與改朝換代

　　盡管革命黨人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但是影響所及，基本上限于知識階層。下層民眾對于革命的理解，極易誤會為反清復明。同時，革命黨也難以跟會黨劃清界限，我們知道，同盟會最樂意聯(lián)系的下層社會中人就是會黨�！胺辞鍙兔鳌彪m然只是會黨的一個與自身的現(xiàn)實目標關(guān)系模糊的口號，但畢竟他們沒有將它全然忘掉。在清朝呈現(xiàn)出明顯的末世跡象的時候，他們自然樂意重提往昔的宗旨，也好從“第三社會”沖殺出來，溫習稱王稱帝的好夢。革命黨人在與會黨合作的時候，一般都遷就會黨的固有主張，雖然有所修正，但微乎其微，多數(shù)革命黨人其實自己也往往更在乎排滿，而對共和理想不甚了了，甚至有人在進行革命鼓動時，居然操著跟會黨差不多的話語。魯迅的好友，屬于光復會的孫德卿，曾經(jīng)很熱心地拿從畫像上翻拍下來的明朝皇帝的照片分送給農(nóng)民，并宣傳說，“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組成的，我們應當把他們打出去。”[11]在革命前夕，凡是感覺到革命暴動跡象的人們，很容易將革命聯(lián)想成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的“殺韃子”，陜西起義前夕，八月十五殺韃子之說，真的“又復充盈街巷”。[12]不僅如此，在革命中，會黨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天地會、哥老會、清幫、洪門、漢留與袍哥，在各地的民軍中占據(jù)了相當?shù)姆蓊~，有的地方如西北甚至舉足輕重。在獨立各省，他們自稱“兵馬大元帥，見官大一級”，穿戲衣，蹬皂靴，兩鬢結(jié)絨球，招搖過市，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為革命后的中國已經(jīng)是洪家的天下了。所以，老百姓以對會黨的固有印象來看革命黨，將革命視為反清復明的暴動，也的確順理成章。

　　從另一個方面說，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行為也加強人們的這種印象。魯迅先生的小說《阿Q正傳》，反映辛亥革命時鄉(xiāng)下人傳說革命黨人白盔白甲，為崇禎皇帝戴孝，而革命黨人在各地起義時，大多數(shù)都真的張白幟、袖白臂章、甚至有的還扎白腰帶，以至于有些冒充的革命黨，比如一度進據(jù)揚州的流民孫天生，則“一身纏白色洋綢（由足脛至頭頂）”，白了個徹頭徹尾。[13]不管革命黨人“尚白”的真實意圖是什么，但老百姓和孫天生之輩，確實將之理解為反清復明的一種表示，革命黨的行為實際上印證了老百姓的想法。

　　但是，反清復明的口號與逝去的明朝一樣，即使對于會黨也過于遙遠了。幫會雖然一直屬于一種令政府頭痛的社會異己力量，但他們并不真的非要貫徹他們的這個宗旨不可，之所以長時間的不放棄這個口號，更多的是出于某種歷史的慣性，也許革命黨與會黨之間更多的是相互利用，但彼此更在乎的都是排滿。在革命中，幾乎所有投入起義的會黨中人都不再打朱家的名號，過去會黨起事中常見的“朱三太子”之類的名目，此次悄然地銷聲匿跡。所以，對于會黨自己和旁觀的老百姓來說，革命對他們更多的意味著一次成功的改朝換代，一次漢人取代滿人的朝代更迭。對此，革命黨人在革命中的表現(xiàn)依然以予支持，各地黨人在起義時，往往更強調(diào)“光復漢族”，對“建立民國”則較少提及，在他們在高舉的白色旗幟上，往往寫上一個大大的“漢”字，告示上一般都用“黃帝紀元”，所以，一般老百姓很難不將之想像為漢人取代滿人的“鼎革”之舉。經(jīng)過辛亥革命的一位四川老人回憶說，革命中，一些地方猛然間冒出了不少頭戴方巾，身穿白色圓領(lǐng)，寬袍大袖衣服的人，四川軍政府成立，人們問一個從成都回來的人，軍政府都督蒲殿俊是怎樣穿戴的，那人回答說，“他頭戴金冠，插野雞翎子，身穿大紅袍，腰圍玉帶，足穿粉底朝靴！”而聽者卻都信以為真。[14]顯然，在相當多的老百姓心目中，通過革命上臺的新統(tǒng)治者，理所應當就該有這樣一種戲臺上的漢官威儀。甚至明明白白的共和制度擺在面前了，下層民眾還是將新的當成舊的來看。據(jù)當時在南京的英國領(lǐng)事跟他的公使匯報說，南京的下層人士“通常談到孫文博士是新皇帝，他們不了解總統(tǒng)這個專門名詞，認為它不過是更高頭銜的一個委婉的說法�！盵15]事實上，幾乎所有革命后冒出來的新頭銜，無論是總統(tǒng)還是縣里的民政長，在老百姓眼里，與過去的皇帝與縣太爺并沒有什么區(qū)別。對于有的老百姓來說，甚至革命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清楚。揚州的市民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揚州方言讀合如革）一條命的黨�！盵16]

　　雖然老百姓對革命黨該是什么樣子，腦袋里是一盆糨糊，糊里糊涂，但卻往往將他們傳得神乎其神。揚州的市民就傳說革命黨的厲害——“能把炸彈吞入腹中，遇到敵人時，將身一躍，人彈齊炸�！盵17]而革命黨人的兵器更是神得不得了，說是革命黨人有一種“無煙炮”，“只要二指頭挨到機器一搬，對面的人立刻一排一排地倒地而死�！盵18]革命黨的這種神奇，似乎與洋人有點關(guān)系，老百姓往往將革命黨人與之聯(lián)系起來，當然，這與革命黨人的領(lǐng)袖多為來自海外的留學生不無關(guān)系。由于這層因素，以至于革命期間一有外國軍隊的動靜，民間便傳說是來幫助革命黨人革命的。[19]這種神化革命黨的傳說，對革命黨無疑是有利的，也是民眾希望革命成功心愿的一種曲折的反映。

　　將革命視為改朝換代，將革命黨視為會黨甚至是戲臺上的英雄，屬于民眾心目中舊的影象的再現(xiàn)，而傳革命黨人洋派和神奇，則又摻入了“新”的感覺，但都是希望革命黨的事業(yè)有成。只要朝代能夠改換成功，那么至于這個新朝是什么樣子他們并不太在乎，只要能比舊的強就行。

　　三、新名詞的浸潤與老百姓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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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對于革命并不真的理解，但是相對于其他幾次現(xiàn)代化的變革，辛亥革命對一般老百姓的震動是比較大的。戊戌維新的時候，絕大多數(shù)鄉(xiāng)下人根本不清楚京城里發(fā)生了什么事情，而辛亥年間皇帝的江山從此送掉，卻是大部分農(nóng)民都知道的事。同樣，與前幾次變革不同，老百姓對于辛亥革命也有某種希冀。一位留日的湖北籍學生在北京聽聞武昌起義的消息，決定前去參加，“他看見沿途小販，只顧宣傳革命，不暇照顧買賣，有人問他們?yōu)楹尾蛔⒁庾约鹤錾�意，他們一致答稱：‘只要革命成功，不愁沒有飯吃’�！盵20]說小販“宣傳革命”多少有點夸張，但是幻想革命成功有飯吃卻是老百姓實實在在的希冀。還在1911年的5月，連任長沙稅務司洋人司偉克都已經(jīng)看出，“大多數(shù)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21]換個政府會怎么樣？并沒有太多的人會去想，只知道清朝太糟糕，改換天地之后，無論如何都應該會有所改變。

　　打算乘亂撈一把的是不安分之徒，而大多數(shù)老百姓對政府的指望，一是維持社會安定，二是減輕一點租稅和負擔。辛亥革命期間，各地農(nóng)村紛紛出現(xiàn)抗租抗稅的騷動，有的還具有相當?shù)囊?guī)模，近乎于農(nóng)民暴動。這些騷動顯然不同于那些乘革命之機起事?lián)尳侔l(fā)財?shù)谋﹣y，參加者既不是綠林好漢也非幫會人物和散兵游勇，他們都是在鄉(xiāng)種地為生的農(nóng)民，他們的要求也帶有很強的合理性。對于一個前現(xiàn)代國度，既要發(fā)展現(xiàn)代工商業(yè)，又要進行現(xiàn)代化的體制改革，同時還要承擔巨額的賠款和外債負擔，幾乎所有的成本都要由農(nóng)民來支付，在這種情景下的農(nóng)民實在是不堪重負。改朝換代對農(nóng)民來說無疑是一種機會，在一些農(nóng)民看來，“皇帝已經(jīng)沒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租米不僅指地主的租，還包括官府的捐稅）�！盵22]當然，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指望著新的政府尤其是直接管他們的地方政府能有所行動，改善他們的境遇，而其中性急的，就自己干了起來。特別耐人尋味的是，某些農(nóng)民抗租騷動，居然打出了他們所不懂的新名詞和新頭銜，用來號召人眾。湖北黃梅縣張?zhí)彀越M織“政黨”，取名為“農(nóng)林黨”，并“粘貼告示，開堂散票”，宣稱“農(nóng)人得入黨籍，將來佃人可以不交納租課�！盵23]江蘇無錫常熟地區(qū)農(nóng)村的“千人會”組織，在辛亥革命期間發(fā)起抗租抗稅活動，成立“司令部”，推舉農(nóng)民孫二孫三為“都督”，樹起的大旗上寫著“千人大會”、“仁義農(nóng)局”字樣。[24]而南通絲魚巷農(nóng)民抗捐起事，首領(lǐng)則是“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最出奇的是他們的口號，居然是什么“自由擇善”、“自由擇君”。[25]其余像打出革命軍、民軍、獨立、共和招牌的還有很多。很明顯，這些起事的農(nóng)民對于他們拿來的新名詞和新頭銜并不理解，但卻沒有因此而減少他們拿來的熱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xiàn)象在辛亥前是非常少見的，那時的農(nóng)民和流民的起事，往往還襲用過去的名號，諸如皇帝、王、將軍和軍師等等，應該說是辛亥革命的成功才點燃了農(nóng)民們模仿和拿來的熱情之火。

　　國門打開70余年以后，經(jīng)過長期中西間的碰撞和西學特別是西方事物的浸潤，特別是庚子義和團事件的大刺激，即使是農(nóng)民，不僅知道洋槍洋炮厲害，甚至也有一部分知道了西方非物質(zhì)層面的東西也同樣具有威力。辛亥革命那些頂著新頭銜，喊著新名詞的革命黨人推翻清朝政府的活生生的現(xiàn)實，無疑強化了這些名詞和頭銜在他們心目中的魅力。那些不倫不類地拿來新名詞、冠以新頭銜的農(nóng)民們，肯定以為這些東西具有某種說不清的力量。雖然他們弄不清“革命”、“政黨”、“共和”以及“自由”這些名詞的真實含義，但既然強大的洋人喜歡這些東西，而學習這些東西的新派人物居然推翻了皇帝，那么這些東西肯定是有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期間人們存在著的“制度迷信”，多少已經(jīng)影響到了下層社會，盡管下層社會的人們可能只是出于某種近乎巫術(shù)的心態(tài)，經(jīng)過農(nóng)民固有的實用理性的中介作用，才會迷信新名詞會給他們帶來好運。

　　然而，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可笑的現(xiàn)象，實際上卻蘊涵著悲苦的無奈。農(nóng)民煞費苦心地打出“新”的旗號，其實不過是為了減輕一點租稅。借新名詞為自己的抗租抗稅之舉批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用他們以為是革命黨人的“道理”來為自己壯膽。這里，既有對革命和革命后建立的政府的迎合，更有迫不及待的期待�？墒牵瑒倓倗L到政權(quán)滋味的革命黨人，卻只將這些現(xiàn)象當成笑話，將農(nóng)民的抗租抗稅視為作亂，毫不猶豫地采取了鎮(zhèn)壓手段，他們的行動甚至比那些保留下來的舊政權(quán)還要果決。攻克南京之后，江浙革命黨人最忙的事情不是北伐，而是鎮(zhèn)壓抗租抗稅的農(nóng)民，在革命黨人的都督和軍政長的命令下，剛剛與清軍作完戰(zhàn)的民軍，一次又一次地開進了農(nóng)村，不分青紅皂白地將農(nóng)民的都督和軍政長們剿滅，非但不準阿Q式的農(nóng)民革命，連農(nóng)民合理的要求也置之不理。在革命進行過程中，一位英國外交官通過觀察感覺到，“實際情況是：改變統(tǒng)治者對大多數(shù)人是毫無意義的，而從君主制變?yōu)楣埠椭�，對大多�?shù)人來說只不過是改變統(tǒng)治者而已。關(guān)于皇帝和議會，除了作為名稱之外，老百姓是一無所知的。他們所熟悉的政府機構(gòu)中的那部分主要是衙門差役，而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情并未包含對該部門進行根本改革達到希望”。[26]一位美國學者的看法似乎更苛刻一點，但也不能說沒有道理，他認為，同盟會在革命后，是“按照傳統(tǒng)的方式，作為軍隊和征稅者進入農(nóng)村的，”這樣一來，“那些新貴們及其政策，就和他們的軍事和財政基地一樣，很難與既得利益的舊秩序區(qū)別開來”。[27]在農(nóng)民眼里，新政權(quán)在征稅催捐方面似乎與清政府并沒有多少區(qū)別，縣政府的衙門，除了插了一面白旗而外，一切照舊。滿清還沒最后推翻，革命黨人與袁世凱的談判尚在進行，而各地的民政與軍政長官則均忙于催租、征稅和“拿辦亂民”，不旋踵則布袍子就換成了皮袍子，可是南京臨時政府卻連一分錢上繳經(jīng)費也拿不到。時人諷刺到：“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大府火急籌軍需，嘵嘵抗訴胡為乎？多言爾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孿拘。小民畏法長嘆呼，痛深不覺涕淚濡。”[28]

　　四、留住辮子

　　當然，我們說革命后的新政府與清朝政府沒有區(qū)別也是有點冤枉。新政府至少有一件事是與舊政府根本相異的，那就是為男人剪辮。當年滿清入關(guān)，剃發(fā)留辮是作為順從統(tǒng)治的標志而強行推行的。為了頭上的頭發(fā)和腦后的辮子，漢族老百姓很是死了不少。然而，兩百多年過去了，漢族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jīng)習慣了腦后的辮子，雖然晚清以來某些知識人在西風熏染之下，受不了洋人譏辮子為pig tail （豬尾巴）而憤然剪辮，但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還是將辮子看得相當重，決不肯輕易地讓它損傷分毫。

　　然而，革命的到來使辮子的命運再一次發(fā)生了重大轉(zhuǎn)折。在人稱革命政府最忙的三件事，剪辮、放足和打菩薩中，他們最最熱心、執(zhí)行最力的就是剪去男人的辮子。凡獨立各省，尤其是那些靠革命黨人拼殺而獨立的地方，幾乎一進城就會有剪辮的文告出臺，武裝的剪辮隊上街強行為人剪辮。有的地方剪辮隊甚至有好幾撥，有來自民軍的，也有來自警察的和學生的。其中學生和民軍的積極性最高，而警察則往往是因為有政府的命令而例行公事。當然，強行剪辮的“武行”出臺之前往往有屬于“文行”的宣傳，在街頭為老百姓宣講剪辮的好處和必要性，但是由于往往文的沒有演完武的就開鑼，所以老百姓只要一聽到有人宣傳剪辮，馬上望風而逃，結(jié)果最后只剩下“武行”了——就是突然襲擊，抓住按頭便剪，或者守在城門口，所有進出人等，有辮子的就是一剪。有的地方，革命黨人對于辮子不僅強按頭采取斷然措施，而且通過法律手段硬性推行。比如浙江寧波軍政府就貼出告示，宣稱凡不服從剪辮令的，“剝奪其公權(quán)及訴訟權(quán)”。[29]為了抗拒剪辮而吃官司的也不乏其人。[30]

　　如果說，對于革命黨推翻清朝的行動老百姓還能算是擁護的話，那么對于掌握權(quán)力的革命黨人的強行剪辮之舉，他們可是非常的不情愿。被抓住剪辮的人，哭鬧喊叫甚至與剪辮隊發(fā)生扭打的都有，農(nóng)民則干脆不進城了，集市為之一空。某些聰明人為了逃避剪辮，將辮子盤起，再戴上頭巾，以遮人耳目，還有將辮子散開，扎成抓髻裝道士的，道士服裝一時也值錢起來。某些地方甚至開始流行一種尖頂帽，“帽的款式，尖頂聳起，帽的容量，由于高高聳起，足可以容辮子有余，一時皆大歡喜，中少年人紛紛購置，貧窮人情愿衣不蔽體，食不裹腹，也須購買一頂，以為藏辮之需。”[31]

　　這種大規(guī)模的剪辮，有時居然會惹到洋人頭上。當一些為西方人做事的買辦和仆役難逃劫運丟掉自己的辮子的時候，他們的主人往往會出面交涉，英國駐長沙領(lǐng)事就曾經(jīng)為太古洋行的一位買辦的遭遇提出過“強烈的抗議”。[32]諳熟西方政治的外國人，從共和政體的規(guī)范出發(fā)，質(zhì)疑革命黨人的這種有礙自由和人權(quán)之舉，往往令革命黨人有些難堪，但也只做到了涉及到洋人時才有所收殮。[33]

　　有時，強行剪辮也會釀成風波，1911年11月，蘇州新軍的某排長等率領(lǐng)士兵在城里強剪路人辮子，結(jié)果“被眾不服，圍住痛毆”，將該排長打傷。[34]而安徽事情鬧得就更大，獨立后，擁護前清巡撫朱家寶的舊勢力，恰是煽動一些對剪辮不滿的安慶市民，圍攻革命黨的都督王天培，以反對剪辮為名，壓迫王走人，“遇有西裝無辮之人，遂任意毆毀。旋經(jīng)紳商學界仍公舉朱家寶為臨時都督，并沿街勸導，其事始寢”。[35]

　　當然，革命黨人如此急切地要人們?nèi)サ裟X后的辮子也是有他們的道理的。首先，他們是將辮子看成滿清留在漢族人身上恥辱標記，所以必須去之而后快。我們知道，即使是同盟會中人，大多也將“驅(qū)逐韃虜”看得遠重于“建立民國”，經(jīng)過同盟會長期的宣傳，像與辮子有關(guān)的“嘉定三屠”之類的滿清血案，已經(jīng)深深地印在所有投身革命的新軍和學生腦海中，一旦革命成功，他們很自然地要盡快地刷洗這種長達260年的恥辱，其次，革命黨人也將辮子視為奴隸的標志，他們要給人們以自由。以先知先覺者自居的黨人，既然革命當然要用他們的手來解放老百姓，而不愿意剪辮則視為“奴隸根性”頑固不化，所以非得以外力打破不可。其實最刺激革命黨人，使他們不僅要去掉自己的辮子，而且還要去掉別人的辮子的動機，原為西方人的嘲笑。晚清時節(jié)，西方人一直將中國人視為不開化的“土人”和“野蠻人”，而其標志就是纏足和辮子。他們譏中國男人腦后的辮子為pig tail ，而且上海租界的外國巡捕抓中國人以及八國聯(lián)軍搜捕義和團，往往揪住辮子，一抓一串。我們在許多革命者的記敘中，都能發(fā)現(xiàn)這種譏諷和場景的刺激而留下的強烈印象。實際上，正是要盡快地消除這種奇恥大辱的印象，他們才會不惜放下手中的要務，先來對付辮子。我們看到，潮州的剪辮文告中就有這樣的文字：“蓄發(fā)垂辮，滿清陋制，豚尾懸肩，供人戲弄；
民族光復，理應毀棄，若不自動，軍民代剃�！盵36]顯然，從這個角度講，剪辮實際上是在向西俗看齊，并非恢復清以前的傳統(tǒng)，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做“假洋鬼子”，所以，老百姓接受的難度就更大一點。

　　在華的英國外交官看到中國老百姓為了躲避剪辮而戴上頭巾和帽子，而革命政府的警察居然還要檢查時，不無揶揄地寫到：“警察對自由的熱忱，常常促使他們?nèi)ゾ鹑∧切�沒有惡意的過路人的帽子，以便查明在這個自由的領(lǐng)域內(nèi)，這些過路人是否在內(nèi)心仍然是滿清的奴隸�！盵37]也許他們并沒有想到，他們的作法實際多少墮入了傳統(tǒng)征服者強迫歸順的老套，而這正是他們所憎恨的滿清統(tǒng)治者當年做過的事情。人們內(nèi)心是否歸順，實際上是不容易測出的，而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留著辮子，并不就意味心向滿清。我們知道，剪掉辮子在清朝意味著反叛（晚清雖然有松動，但在老百姓眼里，依然是了不得的事情，具有生命的危險），而在革命黨則意味著投向革命，雙方未卜勝負的時候，讓信息閉塞的老百姓做出甘冒在他們看來有性命之憂的抉擇，委實是強人所難。我在前面說過，其實老百姓對清朝并無留戀，于革命黨的革命也基本上持歡迎態(tài)度，但同情革命是一回事，而投身革命又是一回事，在老百姓心目中，剪掉辮子就意味著投身反叛，自己就成了叛黨，而這恰是株連九族的事情。所以讓農(nóng)民將辮子如阿Q式地盤起容易，但讓他們將辮子剪掉卻難，剪掉了辮子，一時半會兒長不起來，如果皇帝再坐龍廷怎么辦呢？雖然辛亥年底，迫于革命的壓力，清廷頒布了允許自由剪辮的詔令，但是大多數(shù)老百姓并不知道。

　　更往深里說，對于那些風氣未開的農(nóng)民和市民而言，辮子還有另一重的意義。讀過孔飛力《叫魂》的讀者想必會知道，人們對乾隆年間剪辮風波的恐慌，主要是巫術(shù)性質(zhì)的，人們害怕辮子被剪，主要是擔心剪下來的辮子會被用來行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危害被剪人的生命，這也正是為什么辛亥期間被強行剪了辮子的農(nóng)民非要苦苦哀求討還被剪掉的辮子的原因。基于這個道理，即使被剪的老百姓大部分要回了自己的辮子，但被剪畢竟蘊涵了丟失辮子很大的可能，所以，恐慌很快就會彌漫起來。顯然，這種恐慌對革命政權(quán)并不利。如果說，照樣催糧納賦不過是襲承前朝，農(nóng)民雖然失望，但還說得過去，而剪辮政策，在老百姓眼里，不啻是一種添加出來的暴政。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成為革命政府失掉民心的開始。

　　五、結(jié)語

　　從表面上看，下層民眾對于革命的態(tài)度，與這場革命能否成功并無多大的關(guān)系，起義和戰(zhàn)爭，起決定作用的往往是直接的軍事力量的對比，以及雙方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選擇和武器與其他與軍事有關(guān)的條件，但是，即使是最為唯武器論的軍事家，恐怕也難以否認士氣這一類因素在戰(zhàn)爭中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恰恰是這種類似精神性的因素幫了革命的忙。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未必強于清軍，其指揮也不見得高明，清朝的垮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自身的統(tǒng)治信心已經(jīng)瓦解，這種瓦解近乎某種普遍的崩潰，幾顆炸彈就能讓滿朝文武作鳥獸散，有的地方，革命黨人還沒有露面，僅僅十幾個根本沒有來頭的烏合之眾，就能讓擁有兵馬的清朝地方官交印投降。這種統(tǒng)治信心的瓦解，無疑與“民心已失”的普遍認同有著關(guān)聯(lián)。當社會上布滿了敵意，反叛行為得到普遍的同情，社會秩序陷入紊亂的時候，不僅紳士階層對王朝的信心會受到影響，連帶著各級官吏也會心存另謀出路的貳心，老百姓的態(tài)度實際上是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地刺激著官吏和鄉(xiāng)紳，日積月累地銷蝕和瓦解著上流社會對王朝的信心和忠誠。幾個、幾百個甚至幾萬個老百姓對政府不滿、希望政府垮臺當然并沒有多少效用，但是如果這種情緒成為一種普遍而持久的心態(tài)，就可能從根本上瓦解統(tǒng)治，這個時候，只要遇到外力或者內(nèi)亂的刺激，而且這種刺激又具有一定強度的話，就可能導致全面崩潰。

　　孫中山曾經(jīng)說過，庚子以前，“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而庚子以后，“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息，恨其事之不成，前后相較，差若天淵”。[38]雖然孫中山將這種“差若天淵”的變化半歸之于其黨人鄭士良惠州起義的“喚醒”，未免有革命黨人的自負，但他對民心變化的感覺卻是相當準確的。

　　只是，民心的變化并不是因為革命黨人那一次次小打小鬧的起義，跟他們聲勢不小的宣傳也沒有太多的關(guān)系。庚子義和團運動無疑是與下層民眾關(guān)聯(lián)最為密切的歷史事件，清廷的表現(xiàn)有目共睹，令下層百姓寒心也是理所當然。接下來奉旨（洋人之旨）變法的新政，又火上澆油，使這個王朝喪失了在老百姓眼里的最后一點合法性依據(j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著十分復雜原因，但與民眾的普遍反感和期望“變天”不無關(guān)系。

　　然而，成功了的革命黨人似乎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革命后袁世凱的北洋系、各省鄉(xiāng)紳和前立憲派混合的地方實力派以及革命黨人的力量對比中，革命黨人雖然看起來人多勢眾，其實革命中擴張起來的勢力中，農(nóng)民和流民遠沒有與革命黨人達成起碼的親和，很多地方的民軍，其實更象是各行其是的烏合之眾。地方實力派出于對清廷收回散在地方的權(quán)力的不滿，順從了革命，但是他們對革命黨人的敵意卻并未消失，情愿擁護似乎更講究規(guī)矩的袁世凱。革命黨雖然與地方實力派在革命過程中結(jié)成了事實上的聯(lián)盟，但并不在意維護，同時卻在與地方實力派“咸與維新”的種種努力中，拋棄了下層民眾，甚至為了維護鄉(xiāng)紳的利益，不惜鎮(zhèn)壓農(nóng)民，而大力推行的強迫剪辮的舉措，更是無端制造下層社會的恐慌，失掉了本來可以獲得的民心，某種程度上將民眾推到了地方實力派的那里，革命后真正革命的革命黨人屢屢在地方政府失掉權(quán)力，老百姓寧愿擁護前立憲派的官僚和紳士上臺，江蘇甚至傳出了歌頌某些前清開明官僚的民歌（蘇州有兒歌云：“蘇城光復蘇人福，全靠程都督�！盵39]），實際上，已經(jīng)很說明問題了。還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在南京英國外交官發(fā)現(xiàn)，強迫征稅和強迫剪辮已經(jīng)在南京城內(nèi)引起普遍的厭惡情緒，“廣大群眾開始認識到，豁免一切捐稅以及關(guān)于新太平盛世將帶來繁榮昌盛的其他一些普遍幻想的前景，事實上是沒有根據(jù)的。在許多場合下，他們開始對他們所給予革命運動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后悔”。[40]當然，這種后悔還不至于導致針對革命政權(quán)的騷亂和反抗，但足以銷蝕這個政權(quán)的基礎，遇有外力壓迫，就難以支持。

　　革命后，由于革命自身的聲勢，革命黨人依然在政壇上十分活躍，但實際上已經(jīng)成了空架子，地方基層政權(quán)不是偷天換日，就是改頭換面。中國不是西方國家，第一次國會大選的勝利其實并能不說明革命黨的實力（農(nóng)民根本就沒有投票），擁護它的多是浮在面上的“洋”學生，而這些人遠沒有他們作為紳商的父兄有根底，革命政權(quán)雖然時日不多，但已經(jīng)在老百姓中留下了毛糙浮躁的印象（農(nóng)民對此特別反感），他們對這樣不穩(wěn)的統(tǒng)治自然不無擔心。雖然革命后革命黨人擁有的軍隊數(shù)量大為減少，但在革命黨、袁世凱和地方實力派的三方實力對比中，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依然有相當規(guī)模，然而在還談不上精銳的袁軍打擊下，居然雪崩似的瓦解，確實是件令人費解的事情。革命黨的組織渙散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眾對他們喪失信任和失去親和力確也是個不小因素，不是說老百姓的傾向直接促使了革命黨人的慘敗，而是地方實力派在民心求穩(wěn)的情況下得分過多，無形中強化了反對勢力。甚至民心的歸附與否，也影響到了革命黨人軍隊的士氣和人心，從而大大削弱了民軍的戰(zhàn)斗力。外力的壓迫激活了民眾的反感，而這種反感則放大了外力的效應。

　　如果說，在一般的歷史條件下，下層民眾的意向是通過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釋放能量的話，那么，當袁世凱揮起屠刀砍向革命黨的時候，在突然到來的軍事壓力面前，民眾的反感和冷漠終于轉(zhuǎn)化成了某種情景，促進了革命黨雪崩式的瓦解。在革命黨和袁世凱的較量中，地方實力派毫不猶豫地成了幫兇，而老百姓則變成了麻木的旁觀者，甚至寧愿跟在實力派的后面看熱鬧，對革命黨人的遭遇，他們甚至連一點起碼的同情和留戀都沒有，在某些黨人看來，民眾對他們似乎比對滿清還要冷酷無情。二次革命后，革命黨人頹廢的多、出家的多、自殺的多，或多或少跟吾國吾民這種“麻木”有些關(guān)系。

　　“得民心者得天下”倒不見得是個始終能被歷史所印證的命題，但失民心者卻是有可能失去已得的天下，尤其是在剛得天下，而又有外力的壓迫的時候。在北洋和地方勢力的雙重壓迫下，革命黨人要想保全革命果實固然很不容易，但象后來那樣被迅速掃地出門卻也出人意料。我們當然不能期望當年的同盟會中人，象后來的共產(chǎn)黨人那樣進行民眾動員，但在當時的情景下，做到將老百姓的感受當回事似乎也并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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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182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

　　[2] 《成安縣志》，民二十年刊本，《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北卷》，第451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3] 《中國民間文學史》下冊，第27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4] 同上，第276頁，亦見景梅九《罪案》。

　　[5] 董繼廣等：《柘城農(nóng)民起義紀略》，《辛亥革命回憶錄》（五），第386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

　　[6] 景梅九：《罪案》，《近代史資料�？�：辛亥革命資料類編》，第75頁。1981年12月。

　　[7] 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六）第46、25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8]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17—218頁。

　　[9] 胡恭先：《西昌辛亥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三），第236頁。

　　[10] 《上黨干草會運動》，《辛亥革命回憶錄》（五）第194—195頁。

　　[11]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第253頁。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

　　[12] 郭孝成：《陜西光復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六）第38頁。

　　[13]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95頁。

　　[14] 《辛亥革命回憶錄》（七）第383頁。

　　[15]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50頁，中華書局，1984。

　　[16]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301頁。

　　[17] 同上

　　[18] 陳日剛：《大足同志軍》，《辛亥革命回憶錄》（三）第267頁。

　　[19] 參見日本駐漢口領(lǐng)事館情報第58號，《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辛亥革命資料”第600頁。

　　[20] 賀覺非：《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人物傳》（上），第1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21] 《中國海關(guān)與辛亥革命》，第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

　　[22]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01頁。

　　[23] 1912年11月7日《時報》。

　　[24]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02—204頁。

　　[25]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23—226頁。

　　[26]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第231頁。

　　[27] 【美】愛德華·弗里曼：《革命運動還是流血事件？》，《辛亥革命史叢刊》第2輯，第191頁。

　　[28] 汪曾陽：《辛亥紀事詩》，《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216頁。

　　[29] 林端輔：《寧波光復親歷記》，《辛亥革命回憶錄》（四）第180頁。

　　[30] 參見江天蔚：《辛亥革命后松陽的一次剪辮斗爭》，《辛亥革命回憶錄》（四）第203—204頁。

　　[31] 陳逸薌：《故鄉(xiāng)興化見聞》，《辛亥革命回憶錄》（八）第112頁。

　　[32]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390頁。

　　[33]英國駐騰越領(lǐng)事的仆人被抓住，但是在說明他的身份后，沒有丟辮子就得到了釋放。參見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第320頁。

　　[34] 郭孝成：《江蘇光復紀事》，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第9頁。

　　[35] 郭孝成：《安徽光復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七）第175頁。

　　[36] 翁輝東：《潮汕光復憶》，《辛亥革命回憶錄》（七），第259頁。

　　[37]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上冊，第320—321頁。

　　[38] 《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

　　[39]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qū)史料》，第128頁，此史料系由反程德全的人提供的，因此很具可靠性。

　　[40]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guān)辛亥革命資料選譯》下冊，第4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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