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能”讓我們再次看到，國資是很容易被攫取的。這是1999年拙作“攫取與公有制企業(yè)改革”（見《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第134－147頁）一文闡釋過的觀點。最根本的原因，是過去國企國資名義上的主人——“國家”或“全民”——并沒有作為所有者的具體行為能力。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為“全民”是由一個個具體的自然人集合而成的概念，自然人都有行為能力，“全民”怎么就沒有行為能力呢？

　　關鍵是產生中央計劃經濟制度的歷史基礎。當時的綱領，要全盤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結果當然是“任何自然人都不能合法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公民作為個人不能合法擁有生產資料，集合到一起的“全民”，又從哪里獲得作為所有者的行為能力呢？此種體制下的國企“主人”，常常連“自己擁有”多少資產也搞不清楚，不可能明白每項資產的具體狀況，至于穩(wěn)妥的經營、嚴格的管理、精明的轉讓定價以及負有遠見的投資，當然更無從談起。

　　坐擁巨量資產的“主人”，本身卻沒有所有者的行為能力，還不等于鼓勵天下“英雄豪杰”群起參與攫��？！人們今天義憤填膺聲討的“國資流失”，客觀地看，早就開始了。改革前，一個全民制工人出工不出力、卻照樣領取固定薪水和享受國有福利；
一家全民工廠日復一日生產不對路的產品；
一家管理不善，經營虧損的國有公司靠財政補貼或國有銀行貸款維持不關門；
一家財大氣粗的國營工廠拿“多余”的設備和農村社隊企業(yè)交換農副產品，以及更令人瞠目結舌的國家項目的嚴重投資失誤——凡此種種，難道不都是攫取嗎？

　　具體到“魯能”，財經報道的重點是有關電力資源的實際控制人，怎樣把“國有資產”轉為“職工持股”、怎樣使這部分由 “內部人”控制的資產迅速“做大”、然后又怎樣以離譜的低價轉給了神秘的“外部人”。不過，這只是相比之下最耀眼的攫取而已。在魯能或類似魯能的那些公司，其資產尚沒有完成所有權“私有化”之前，那名義上國有的資產，真的是歸國家或全體人民控制和享有嗎？

　　答案是否定的，證據不勝枚舉。不過還是選電力行業(yè)的例證可能比較有說服力。2004年震驚全國的原國電老總高嚴的貪腐案，在我看來就很應該拿來與魯能案一起對照閱讀。高嚴不是一個小人物，而是擔任過省長、省委書記的正部級高官，從1997年后掌控原國家電力總公司—— 那可是網電分離之前的壟斷全國所有電力資產80％以上的超級巨頭公司�？墒沁@么一個電力系統(tǒng)的大人物，2002年9月突然神秘失蹤。一個月后，高嚴之子高新元（也是電力系統(tǒng)一家公司的老總）被紀律檢查部門雙規(guī)，于一年后被移交司法處理。2004年6月，國家總審計長李金華發(fā)布審計報告，披露在高嚴主政原國電期間，該公司“損益不實情況比較嚴重，累計少計利潤78億元。更為嚴重的是，因為決策失誤該公司國有資產遭受重大損失，涉及金額78.4億元，其中因個別領導人違反決策程序或擅自決策造成的損失或潛在損失32.8億元，占42％”。高嚴本人呢？至今人間蒸發(fā)、沒有下落。

　　要提點一下。高嚴并沒有把他掌控的原國有電力資產，在法律上劃歸他本人、他兒子或任何由他控制的私人擁有。但是，如果以為控制在高嚴之手的“國有資產”真的是歸人民所有，那可就太天真了。別的不說，審計報告發(fā)現(xiàn)被隱瞞了的巨額利潤，干嗎用了？而在利潤發(fā)生之前更為數(shù)目巨大的“成本”之中，又有多少開銷是為了滿足管事人的私欲而發(fā)生的呢？

　　一份報道點披露了高嚴用公司資源為自己埋單的細節(jié)：“1999年至2001年，高嚴多次去上海‘治病’，為追求享受和私自活動方便，他要求下屬公司為其在高級賓館包租房間，每天食宿費高達1萬元，共花費84萬余元。2001年起，高嚴還在上海占用下屬公司花費300多萬元裝修的一棟占地558平方米、價值650萬元的高級別墅，并由該公司承擔管理費用�！�

　　這筆“小小的開支”，究竟在國家總審計長提及的原國電數(shù)十億違規(guī)資金的哪一部分下帳，要財務專家才能說明。我關心的是這些花費的經濟性質。一般沒有人把這當作“國資流失”或“私有化”來看待，因為資產的法律所有權并沒有歸于高嚴們的名下。但是我們不妨問，資產究竟有什么用？答曰可提供收入。收入又有何用？答曰可購買享受。高嚴既然已經從他主管的國企國資中獲得了超值的私人享受，有沒有法律上的私有化，究竟又有多大的差別？這種“高嚴式的攫取”，到底發(fā)生了多少，被發(fā)現(xiàn)了多少、公布出來多少、處理了多少，國資的名義主人們，常常無從知道。

　　許多人疑惑，美國安然公司的高管不照樣攫取了股東——公司資產的法定主人——的錢財嗎？是的，只要存在所謂“委托－代理”的構造，攫取行為就不可能完全幸免。不過，如果公司資產的主人擁有清楚的法律所有權，他們總可以合法地履行自己的權利，總擁有挑選更優(yōu)秀代理人并加以監(jiān)督的動力；
一旦出錯，他們也總可以或用手投票撤換管理者、或用腳投票退出、或依法起訴不良管理者，或者亡羊補牢、改進公司合約和相關立法。如此，“攫取”縱然不會完全杜絕，也能夠收斂在一個可接受的水平之下——要是攫取活動太離譜，私人的資源再不拿進“公司”就是了。但是，當公司資產的“主人”只是一個抽象的“全民”時，情況就截然不同了。像高嚴們的攫取行徑，若不是紀檢和審計部門按政治程序“出手”，你我作為“主人”的普通一份子，從哪里知道？就算知道了，又憑什么去“多管閑事”？

　　所以，國企國資的流失也好，被攫取也好，變化的只是形式，不變的則是其制度性的內生邏輯。正因為如此，國企才需要改革。但是，一個深刻的悖論自國企改革伊始就結伴而來：在制度上很容易被攫取的資產，在現(xiàn)實的世界里根本找不到一個能夠全部免除攫取活動的改制平臺！所以，合適的政策目標只能是盡可能縮減改制中的攫取空間，并堅定不移地推進國企產權改革。道理清楚，即使全盤叫停了國企改制，那無須變更所有權的“高嚴式攫取活動”，還是無日無之。

　　怎樣縮減改制過程中的攫取活動的空間，不是不容易解決的難題。見仁見智，不容易有一致意見。所以，國企改革屢改屢停，屢停屢改，是題中應有之意。不容易相信有誰可以設計出“最優(yōu)”改革方案，也不容易相信下發(fā)幾個文件，就能解決實際問題——倘若國企按照規(guī)范就可以管理得名副其實，還要改革作甚？

　　實踐倒是逼出了另外一條路，那就是把國企先推入市場再說其他。不是前蘇聯(lián)那樣試圖“改”出一個市場來，而是先“放” 一個競爭性的市場出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私人企業(yè)、港臺資企業(yè)、外資企業(yè)一起開放——然后把國企推入其中，產品市場競爭，要素市場競爭，兩頭夾攻，改變國企營運的指令計劃環(huán)境，逼迫國企在市場中競爭圖存。特別是財政和銀行再不給特別優(yōu)待和補貼之后，一律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破產或重組。政府對存活的國企實行 “利改稅”，即以稅收形式抽走本來作為資產所有者應得的權益。國企交納了“利潤稅”，等于交付了國資使用費，而在“利潤稅”之外再創(chuàng)造出來的“利潤”，則大體可以看作是經營管理公司的管理者和工人人力資本的回報。這就為劃清國家的財務資本與一個個具體國企里的企業(yè)家和工人的人力資本之間的界限，提供了基礎。

　　個人之見，這么一套國企改革的中國路數(shù)，比前蘇聯(lián)式的500天改革計劃要高明多了。不是完全沒有缺點，而是以盡可能減少攫取空間的標準來衡量，想不出還有更好的神來之筆。問題是，這套改革路數(shù)在競爭性行業(yè)里可用，但對依然維系行政壟斷的行業(yè)就不合用了。因為 “利潤稅”遠遠不能把壟斷國資的“超額利潤”抽干凈。允許壟斷公司以競爭行業(yè)國企改制一樣的辦法來處理改制問題，等于開啟“任由少數(shù)人攫取行政壟斷利潤” 的大門。基于這一點，我在1999年接受《財經》的采訪時就提出“改制的順序不要錯了”的觀點。我建議，“那些行政性壟斷公司的主要任務是放開市場管制，首先引進競爭。那些坐擁行政性壟斷特權的公司如果先搞產權改革，把壟斷利潤資本化為那些無需競爭就當上經理們的股權，那不是產權改革，而是‘攫取權’的資本化。這會激化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

　　可是，2004年以來對國企改制的旋風式攻擊和批評，幾乎叫停了競爭性行業(yè)的國企改制進程。同時，又在絕不加快壟斷行業(yè)市場開放的傾向下，出現(xiàn)了諸如“魯能”這樣把行政壟斷權加速私有化的案例。這是非常不妙的組合，因為無論叫停本應加加速的改制，還是推進不應推進的改制，都增加了國資被攫取的機會，違背了國企改革的正確方向。

　�。ㄗ髡邽楸本┐髮W和長江商學院教授，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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