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子

　　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鄭筱萸死刑。國內外媒體對此一判決予以高度關注，不少媒體認為此舉凸顯了中央鐵腕反腐的決心和力度。

如香港《文匯報》報道稱，此一判決是對前一時期外傳中國將對高官犯罪“不再判死”的反駁，也凸顯中央鐵腕反腐的決心和力度，官場震懾力極大。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則在報道中指出，這一宣判使鄭筱萸成為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第四名因貪腐被判死刑的省部級高官，處死鄭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決心。

　　我認為，“處死鄭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決心”的說法固然有道理，但是其缺陷更大。其缺陷有二：第一，處死鄭筱萸宣示了中央反腐決心，那么之前對一些高官沒有判處死刑是不是表明中央反腐決心不強呢？第二，它等于是在說，對鄭筱萸處以死刑，不是北京中級法院根據(jù)法律進行的獨立審判，而是在執(zhí)行了中央意志基礎上的審判。這不是說中央在干預司法活動嗎？

　　這個問題暫且不談，且說法院對受賄罪的判決。改革開放以來，因受賄而被判處死刑的高官人數(shù)不多。最近幾年，有不少高官因受賄而被依法宣判，但都沒有被判處死刑。例如受賄702萬的原黑龍江省政協(xié)主席韓桂芝，受賄1900萬的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fā)亮，受賄1004萬的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畢玉璽。他們受賄如此之多沒有被判處死刑，為什么受賄金額僅649萬鄭藥監(jiān)卻被判處死刑了呢？

　　有關人士對此的解釋是，鄭被判處死刑除了受賄金額的因素外，還因為其情節(jié)惡劣、后果嚴重。我國刑法第386條規(guī)定，犯受賄罪的依據(jù)第383條貪污罪的標準進行處罰。標準之一是：個人受賄在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情節(jié)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二、受賄罪中體現(xiàn)的立法的模糊性與司法的隨意性

　　上述法律規(guī)定有很大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在于它的模糊性。它過于突出了“情節(jié)”的作用，給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在受賄罪中突出情節(jié)的作用，之所以有很大的弊端，原因在于：第一，情節(jié)與受賄數(shù)額不同，它不是一個明確的標準，具有很大的主觀色彩，對其程度的判定更多取決于法官的主觀意志。第二，“情節(jié)”在貪污賄賂罪與侵害公民人身權利罪中的地位不同。侵害公民人身權利這類罪，所侵犯的客體比較單一，情節(jié)和后果能夠很容易判定，所以，情節(jié)在這類罪名的量刑中應該發(fā)揮重要作用。但貪污賄賂罪這類罪行，所侵犯的客體比較復雜，其情節(jié)和所帶來的后果不易準確判定，所以不應當在這類罪名的量刑中過于突出情節(jié)的作用。

　　在受賄罪中，過于突出情節(jié)的作用，就會使判決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因為情節(jié)和后果比較復雜，所以，最后對情節(jié)與后果的嚴重程度的判定，往往與客觀現(xiàn)實有很大差距，而更多地受法官們反復無常的意志的支配。受賄上千萬的可能僅判為死緩，甚至無期徒刑，更甚的是只判處有期徒刑。而受賄幾十萬的有可能就被判為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由于判決過于隨意，法律的尊嚴和威嚴無從體現(xiàn)。

　　司法的隨意性會導致以下后果：第一，人們對法治失去信心。司法的隨意性，使得判決很不穩(wěn)定，人們便會懷疑法律的公正性。當法律的公正性遭到普遍懷疑之時，法律還有什么尊嚴？此時，人們將失去對法治的信心，認為法治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實際上還是人治。第二，引起人們的胡亂猜疑。由于司法過于隨意，人們便起了各種猜疑：某某貪污數(shù)額巨大而沒有判處死刑是因為哪個領導人保了他。某某貪污數(shù)額較少而被判處死刑是因為得罪了哪個領導。如此等等，會對黨和政府的形象產生不利的影響，進而會對黨的執(zhí)政合法性產生不良后果。

　　要避免司法的隨意性，就必須減少立法的模糊性。司法的隨意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立法的模糊性。立法的模糊，給司法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間。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法官是靠不住的，給他們過多的自由裁量權，他們難免不濫用。

　　孟德斯鳩認為，人是一種“局限存在物”。作為“物理存在物”，人與別的物體一樣同受自然規(guī)律的支配；
作為“智能存在物”，人的智能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會陷入無知與偏見；
做為“感覺存在物”，人受千百種情欲的支配。法官作為人，同樣是“局限存在物”。他們的智識和品德不是完全有保障的。他們可能為滿足自己的私欲而徇私枉法，也可能因為受到自己無法承受的外來壓力而不得不徇私枉法，也可能因為無知和偏見進行錯誤判決，還可能因為生活中某個微小的事情，比如午覺沒睡好，而影響情緒，導致做出不恰當?shù)呐袥Q。總之，法官是靠不住的，如果把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的處置權過多地交給法官的自由裁量，就等于是人們把自己的身體交給溫和的野獸。

　　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經�？梢钥吹�，對于罪名相同、情節(jié)和后果相似的犯罪，不同的法官所進行的判決往往不同，即使同一個法官在不同的情形下所作的判決也不同。其結果是，法律的公正被破壞，法律的尊嚴受到損害。

　　三、關于修改受賄罪的建議

　　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加大立法的清晰性是一個重要措施，為此，就要用“必須”代替“可以”。“必須”是一定要這么或那么做的，“可以”則是可以這樣，也可以不這樣，模糊性很大。以受賄罪為例，法律應該對必須處以死刑的受賄最低數(shù)額有明確規(guī)定，比如500萬或1000萬。不管數(shù)目是多少，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規(guī)定。這樣，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將大大縮小。如果規(guī)定1000萬為受賄罪判處死刑的最低數(shù)額，那么，一旦有官員受賄1000萬元以上，法官無論如何也不能豁免他的死罪了；
如果官員受賄達不到1000萬元，法官無論如何也不能判處他的死刑。這樣的話，司法判決就顯得很穩(wěn)定，不會再出現(xiàn)受賄1800多萬被判為死緩，而受賄600多萬就判為死刑的事情了。人們的胡亂猜測將減少許多，人們對法治的信心也將增強許多。

　　當然，明確數(shù)額并不是要否定情節(jié)在受賄罪量刑中的作用。法律的規(guī)定可以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必須”層次，第二個層次是“可以”層次。情節(jié)因素可以放到“可以”層次中。以受賄罪為例，超過1000萬必須判處死刑屬于“必須”層次。在1000萬元以下規(guī)定一個數(shù)目，比如500萬元，受賄數(shù)額在500萬元和1000萬元之間，如果情節(jié)比較惡劣，則可以判為死刑。這就屬于“可以層次”。在受賄罪中，情節(jié)因素不應該放在“必須”層次，而應該放在“可以”層次。兩種層次的區(qū)分，既保障了法律的清晰性，又照顧了法律的彈性。

　　四、結語

　　觀網(wǎng)上留言，許多人對判處鄭藥監(jiān)死刑拍手叫好，歡呼大快人心。在我看來，這不是一件什么大快人心的事。從這件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司法的隨意性。鄭藥監(jiān)被判處死刑本不足惜，令人可嘆的是法律判決太隨意了。今天這么一個判決，明天那么一個判決，法律的穩(wěn)定性何在？法律的尊嚴何在？

　　如果，真正如一些人士所說得那樣，判處鄭藥監(jiān)死刑只是為了彰顯中央反復決心的話，那么，這個判決弊大于利。殺了一個鄭藥監(jiān)，對于遏制腐敗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那種殺雞駭猴、殺猴駭雞、殺雞駭雞、殺猴駭猴的治理方式是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效果也是極其有限的。但是它所帶來的后果則是極其嚴重的，法律判決結果不是出于自身的邏輯演進，而是出于外在反復無常的意志，這樣下去，法治如何能夠實現(xiàn)？

　　假如法治不重要的話，立法的模糊性與司法判決的隨意性的后果可能還不那么嚴重。但是，法治對于一個國家是根本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大于民主。民主的本質是自由，法治的本質是秩序。所謂民主，實際上就是給與人們更多的自由權。自由是一件善物，但是如果在人們不能很好地行使自由的時候，給他們過多的自由，未必是一件好事。比如，對于一個缺乏宗教寬容的國家給與宗教自由，必將導致各宗教派別之間的相互沖突。而法治，雖然它也是保障自由的，但從根本上來說，它確保的是一個穩(wěn)定的秩序。在秩序和自由之中，秩序應該高于自由，因為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沒有了秩序，人們也就沒有了自由。所以，霍布斯寧可建立專制的利維坦，也不愿生活在“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zhàn)爭”的自然狀態(tài)下。因為秩序高于自由，因此，法治也應高于民主。既然法治這么重要，而立法與司法又是法治的兩個關鍵，所以，為了促進法治建設，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的隨意性要盡可能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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