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

　　王寧著，中華書局，2006年4月版

　　從廣義的角度上講，人類的一切活動都離不開文化的交流。翻譯自然也是一種獨特的以語言作為媒介的文化交流形式。這種觀點既重視了語言的功能，又突出了文化的作用，從而將文化對翻譯的影響引入理論的視野。同時在清華大學講授翻譯研究和文化研究課程的王寧教授一貫堅持文化翻譯的立場，從文化的維度來考察全球化、現(xiàn)代性在翻譯領域內影響和作用，并認為翻譯是將語言學的經驗研究和文化學的人文闡釋及翻譯文本的個案分析相結合的一種有效嘗試，其最終目的是達到對翻譯學這一新興學科的理論建構。（王寧，2005：6）《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下引此書只注頁碼）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寫成的。該書內容翔實、論證有力，是近期比較文學界和翻譯界的一部力著。

　　《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全書20余萬字，共分為上、中、下三編，包括十九篇文章和兩篇附錄。

　　一、論著的主要內容

　　《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開篇提出了中文語境下的翻譯學轉向，并結合翻譯學自身的邊緣特征對其做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英國學者蘇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美國學者安德烈·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在20世紀90年代曾提出 “文化的翻譯轉向”（translation turn），王寧教授通過上編的六篇文章則把這種“翻譯轉向”拓展為“跨東西方文化的翻譯學轉向”（1），并且與國際文化翻譯理論界進行了直接的對話和討論。

　　早在20 世紀90年代初，翻譯學界曾出現(xiàn)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這是當時日益走向衰落的，執(zhí)著于語言學方向的翻譯研究擺脫危機境地的一次轉機。（王寧，2004：33）從那以后，從文化研究的視角來進行翻譯研究，便逐步成了當前國際學術界的一個前沿學科理論課題。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翻譯的功能變得越來越重要，伴隨而來的就是對翻譯的界定也在發(fā)生變化。翻譯已經不僅僅是從一種語言轉變成另外一種語言的純技術形式的翻譯，而且還是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外一種形式，從一種文化轉化成另外一種文化的手段。這樣，翻譯則變成了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的重要手段。

　　當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持續(xù)了近十年，蘇珊·巴斯耐特和安德烈·勒弗菲爾又在《文化建構：文學翻譯研究論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8)中提出了另外一個新觀點：文化研究中的“翻譯轉向”(Translation turn)。

文化研究在當代人文學術領域所占據(jù)的重要地位已持續(xù)了十余年，不難意識到其中潛伏的危機。因為當今的全球化語境更有利于關注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而未來文化研究的發(fā)展道路，其中一條就是通過闡釋性的文化翻譯，使文化變得越來越多元化，混雜性越來越強，因此翻譯在各文化之間所能起到的“協(xié)調”和“互動”作用就變得愈發(fā)重要，從某種程度上說，翻譯研究可以促使文學研究走出封閉的領地，實現(xiàn)其跨文化的目標。這實際上對于反撥文化研究的英語中心主義模式，率先以翻譯為切入點把文化研究擴展到跨文化的大語境之下起到了促進作用。在文化研究方面，《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一書提出，要與國際文化翻譯理論界進行對話和討論，這樣才能逐步達到理論和學術的雙向交流。

　　論著的“中編——文化闡釋與經典重構”從文化學的視角重新界定翻譯研究，將其視為一種文化闡釋（interpretation），并認為通過文化闡釋可以實現(xiàn)對文學經典的質疑乃至重構�！敖浀洹边@個術語具有文學和宗教雙重含義，而本書選取的視角是介于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出發(fā)點，但是最后的歸宿仍然是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經典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特定的批評話語、權力機構及其他一些人為因素。由于“歐洲中心主義”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長期起來被排斥在經典之外，因而從跨文化的視野對既定的經典進行質疑乃至重構是完全可能的。該書通過對具體的個案——惠特曼、艾布拉姆斯的《鏡與燈》和易卜生——進行深入細致的闡釋和分析，首次對浪漫主義的“全球性”意義作了闡釋，認為這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全球化”的嘗試；
并在國際學術界率先提出“易卜生化”的概念，將其視作后現(xiàn)代的美學原則。浪漫主義實際上就是全球化在文化和文學上產生作用的一個較早的直接結果。（178）《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通過一些個案分析，指出任何一種具有普遍意義和世界性影響的文學流派只有植根于具體的某個民族/國別的文化土壤里，和那里的文學傳統(tǒng)相作用才能產生一種新的變化。反過來，產生于本土的文學變體又會通過與他們原來的概念進行對話，從而對原有概念的重構進行有力的補充。

　　中編通過七篇文章探討了翻譯經典與文學翻譯之間的關系，著重強調翻譯經典對文學經典的影響，指出文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由于翻譯的作用，并且翻譯會對某一個國家的文學經典起著一種推動作用。

　　 中編對現(xiàn)代性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重構進行了闡釋和說明�，F(xiàn)代性是一個超越時空界限的世界性現(xiàn)象，也是一個跨越各門學科的理論話語的綜合課題，它既可以在最寬泛的藝術層面上被視為一種文學藝術精神，同時也可以在最廣義的文化和知識的層面上被定義為一種政治文化啟蒙大計。（123-124）現(xiàn)代性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qū)有著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但在中國的語境下討論現(xiàn)代性就免不了涉及文化的翻譯和理論的旅行�，F(xiàn)代性在中國的登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的中介作用，而翻譯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的形成以及文學史的重寫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翻譯文學的干預和影響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傳統(tǒng)，又迥異于西方文學的獨特傳統(tǒng)。林紓的文學翻譯實踐加速了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現(xiàn)代性進程，對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的形成做出了獨特的貢獻。與魯迅、胡適、梁實秋、康有為等思想家相比，林紓作為中國晚清時最著名的文學家和翻譯家，他的翻譯實踐所起到的啟蒙作用是無人可比的。如果從忠實的角度或者從字面翻譯的意義來說，林紓的譯文不能算是忠實的翻譯，而是一種改寫，但是正是這樣的改寫形成了一種新的文體：翻譯文學文體。這種文體的形成實際上從語言的角度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的形成奠定了語言文體基礎。作者頗有見地地指出，通過一種文化翻譯的中介和作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已經形成了一種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傳統(tǒng)又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有著一定差異的獨特傳統(tǒng)。這絕不是中國文化“殖民化”的產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間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有著“混雜性”特征的產物。（王寧，2002：38）

　　全球化（globalization）首先是一個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內的課題，但近幾年來已經引起了（包括翻譯研究者在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關注，其原因在于，就文化全球化所產生的影響而言，信息的傳播和大眾傳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與文化的關系尤為密切。（王寧，2000：10）翻譯無疑也是信息傳播的一種工具，因而在全球化的大語境之下，翻譯的功能將越來越明顯的顯示出來。

　　在“下編——文化研究與文化理論的闡釋”，作者對文化研究在西方的最新走向和未來前途進行了理論描述，并勾勒了“后理論時代”西方理論的最新發(fā)展和幾種最有潛力的理論思潮。

　　隨著解構主義大師德里達的去世，作為后結構主義大潮的中堅力量和后殖民理論批評的核心觀念——解構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歷史。但是解構主義的批評原則卻已經滲透到包括文學理論和文化批評在內的人文學科的各個相關領域。（217）后殖民主義的研究與種族問題、流散現(xiàn)象以及全球化問題融為一體。而早先的女權主義理論批評又分別形成了性別研究、同性戀研究和怪異研究等，從不同的角度顯示了女權主義或女權主義的多元化走向。全球環(huán)境的惡化則又導致文學批評中生態(tài)理論話語的突起，注重環(huán)境寫作和對經典文學文本的生態(tài)視角閱讀�！傲魃�寫作”的崛起，尤其是華裔流散寫作的崛起，則對文化重建和文學史的重新書寫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在當今這個以信息傳播為主的高科技時代，人們對于圖像的依賴逐漸增強，因而“圖像轉折”（218）就出現(xiàn)在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之中，它在某種程度上標志著理論的功能轉變。

　　最后，作者以巴赫金和德里達兩位理論家為例，提出非西方文化背景的學者也可以在西方學術界產生巨大影響，此外，他還提出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走向世界的策略。作為中國的翻譯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應該立足于中國的文化土壤，考察翻譯所起到的對中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建構作用。

　　二、論著的主要特色

　　1．宏觀分析與微觀論證相結合

　　翻譯研究有宏觀研究和微觀研究之分。所謂的宏觀研究指的是對影響具體翻譯實踐活動的外在因素的研究；
微觀研究指的是具體的語言操作層面的翻譯研究。后殖民主義和后現(xiàn)代的翻譯理論研究屬于翻譯的宏觀研究，開展翻譯的宏觀研究改變了傳統(tǒng)的翻譯觀，使翻譯研究不僅著眼于翻譯的語言層面，還意識到了片面強調翻譯忠實性所存在的問題。翻譯的宏觀研究通過具體的翻譯活動得以體現(xiàn)，對翻譯的微觀研究進行了有力的補充。因此，翻譯的宏觀研究與翻譯的微觀研究需要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構成了完整的、全方位的翻譯研究內容。

　　后殖民翻譯理論研究從全球化的層面研究翻譯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考察了文化與翻譯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這種研究方法把翻譯從狹隘的字詞轉換中解脫出來，從一個更加開闊的視角把握和認識翻譯活動，擴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加大了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度。這無疑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認識翻譯的本質特征。但是如果僅僅從宏觀的角度研究翻譯，就有可能使研究流于空泛，失去翻譯研究的根本，成為“從理論到理論”的空談�！段幕�翻譯與經典闡釋》一書雖然是從文化這個宏觀層面研究翻譯活動，但在分析和闡釋的過程中又將宏觀闡釋和個案分析有機的結合起來。在探討后殖民理論、后現(xiàn)代性和全球化等問題時，該書結合了各種具體的文學或翻譯個案，如惠特曼、《鏡與燈》、易卜生、巴赫金和德里達，通過理論分析翻譯事實，再用翻譯事實驗證翻譯理論，“把翻譯活動回置于他所產生的真實的文化歷史背景之中”去考察。（王東風：2003：4）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的相互交融，宏觀闡釋與微觀分析的相互映襯，構成了一個嚴密的論證體系和印證過程。

　　2．高度的理論性和連貫的體系性

　　《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一書主要以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為依托，同時借助了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德里達的后結構主義思想、流散寫作、性別研究和怪異研究、圖像理論與語像批評等多種批評方法和理論，并借助這些理論思想對翻譯展開論證。雖然《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是由多個單篇文章匯集，但是這些文章完全按其內容的連貫性進行編排。雖然論著的理論來源是多方面的，但是從理論批評到著者自身的理論思想建設，層次分明、條理清晰，整個思想體系渾然一體。整個研究過程具有很強的理論性、邏輯性和體系性。

　　3．借鑒與創(chuàng)新相輔相成、批評與建設并重

　　論著中除了涵蓋了上面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之外，還利用了多元系統(tǒng)和翻譯研究學派的研究成果，所以其理論來源相當豐富。但是，作者并沒有停留在理論引進和借鑒上，也不僅僅是對西方翻譯理論的闡釋，而是通過這些理論論證和引入自己的翻譯思想，構建自己的翻譯理論體系。后殖民主義的批評理論顛覆了傳統(tǒng)的“原文至上”和“字字互譯”的觀念，并且賦予了翻譯研究更廣闊的空間，從文化層面對翻譯學進行了重新的界定，將翻譯視為一種文化闡釋。

　　應當指出的是，作者從中國和本民族文化的視角出發(fā)，提出了在中文語境下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策略。并且在“下編”還提出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走向世界的策略。特別值得指出的是，王寧教授一直標立中國學者的自信思路。整體看來，該書在后殖民翻譯理論建設中，具有自身獨到的價值和地位�？梢哉f，該書是中國譯界后殖民主義和后現(xiàn)代翻譯理論中的一部力作，它的問世必然會極大地豐富我國翻譯研究中的文化含量，從而提出和建構中國自己的文化翻譯理論。

　　參考文獻

　　[1] 王寧，“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譯研究”，《中國翻譯》，2000年第1期，第10-14頁。

　　[2] 王寧，“現(xiàn)代性、翻譯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經典重構”，《文藝研究》，2002 年第6期，第32-40頁。

　　[3] 王寧，“再論翻譯學的學科定位和文化特征”，《中國翻譯》，2004年第3期，第33-34頁。

　　[4] 王寧，“翻譯的文化建構和文化研究的翻譯學轉向”，《中國翻譯》，2005年第6期，第5-9頁，中的第6頁。

　　[5] 王寧，《文化翻譯與經典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6] 王東風，“翻譯研究的后殖民視野”，《中國翻譯》2003年第4期。

　　原載《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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