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跟近現(xiàn)代國家產生的聯(lián)系，不管是真實的還是后來的意識形態(tài)虛構，似乎都使它具有了作為國家政權一個合法性來源的地位。但民族主義卻是理論上很富爭議，現(xiàn)實中很不輕松的話題。民族主義強調的民族文化認同和群體認同為國家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凝聚力，然而這種特定認同主張中隱含的群體自戀和群體自我崇拜是一種具擴張性、彌散性和刺激民眾狂熱情緒的意識形態(tài)，它使民族主義行動起來往往偏狹和暴戾之氣如影隨形，這一點，當民族主義自18世紀晚期在其出生地歐洲一出現(xiàn)，就不斷地向世界演示出來。而民族疆界與國界等同（或一個民族組成一個主權國家）的民族主義政治訴求，跟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民族混居的政治現(xiàn)實相矛盾，這使民族主義運動在固有的國際紛爭和各國內部紛爭中增添了最難處理的新問題，尤其當民族主義認定“民族”是基于種族、語言等“客觀”屬性的自然事實時，它就成了無休止分離運動之淵藪。種種民族主義分離運動，則常常始于爭取群體自由的允諾，終結于摧毀個體自由的結局。于是，提起民族主義，那些給世界以痛切感受的事件自然會一一浮現(xiàn)出來：在歐洲引發(fā)兩次世界大戰(zhàn)、二戰(zhàn)后半個多世紀以來在那些飽受戰(zhàn)禍之苦的國家或地區(qū)扮演的角色、那些著名的民族主義政權的不良紀錄……

　　這些事實塑造了一種相當普遍的關于民族主義的認知定勢。它反映了很大程度的真實，卻也不免忽略、遮蔽了另一些真實。而帕爾塔·查吉特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提供了就民族主義的認知定勢之外的一面。

　　該書專注的殖民地國家民族主義，此前早有人納入了研究視野。包含在殖民地民族主義宣言“落后民族也能使自己‘現(xiàn)代化’，并保留自己的文化認同”中的矛盾——既挑戰(zhàn)殖民的政治統(tǒng)治，又接受“現(xiàn)代化”這一理智前提，而這個前提恰恰是“殖民統(tǒng)治的基礎”——作者注意到了，先前的研究者同樣也注意到了。但怎樣在民族主義話語中解決像國家的政治獨立和走向現(xiàn)代化這類雙重訴求之間的矛盾？過去的研究遺漏了或說還沒來得及進行，這才是作者的特殊關注。

　　20世紀殖民地國家向后殖民地國家轉變時普遍選擇的，是葛蘭西說的那種“消極革命”道路�；�于這個事實，作者將研究置于消極革命背景之下，選取了一個獨特視角來破解上述問題：對后殖民地國家意識形態(tài)史進行研究。他以印度民族主義著作為范本，“通過把民族主義思想和一種后殖民地國家的形式相結合”，按階段追溯這種結合的歷史情況，揭示每一階段的結合所產生的“獨特歷史可能性”。

　　按作者的敘述和分析框架，民族主義思想與國家形式的結合經過了分離期、策略期和完成期這三階段。循階段追溯，展開了印度曲折錯雜、有時看似匪夷所思實則顯示了理性狡黠的解殖過程。

　　分離期的特點是：人們已經意識到東西方文化本質上的不同，意識到東方傳統(tǒng)中缺少歐洲具有的那些使自身有力量且不斷進步的文化特性。但民族主義相信西方文化的優(yōu)越是物質性的，東方文化在精神上優(yōu)于西方，只要結合東西方的不同優(yōu)勢，東方國家就能擺脫落后狀態(tài)走向現(xiàn)代化。印度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家班吉姆錢德拉就表達了這種具代表性的看法。對印度長期臣服于外國人統(tǒng)治的事實，他摒棄西方人從人種、體力、勇氣等方面給出的答案，轉而從文化差異尋求解答。認為“知識就是力量”這一西方文明箴言，使西人熱中于力量而走向進步，印度文明箴言“知識就是救贖”則使印度人無視力量而走向衰落。他承認是印度跟英國的聯(lián)系使印度人首次意識到了自己文化的缺陷。其實這也說明，殖民者強加的文化沖突喚起了印度知識精英的文化自覺。這種文化自覺表現(xiàn)在反省缺陷的同時，發(fā)掘自身文化長處以確立對自身文化的信心。重建民族文化的幻想和一個知識階層精英統(tǒng)治的烏托邦——即現(xiàn)代化與民族化相融合的政治烏托邦——就幾乎順理成章地出現(xiàn)在這個過程。

　　知識精英階層的目標必須借助民眾因素來實現(xiàn)。因此在策略期，民族主義必須突破知識精英的圈子而俘獲大眾情緒、聚集大眾力量，為反殖斗爭建立最大的民族主義聯(lián)盟。與此同時又要防止出現(xiàn)不可控情況，盡可能把民眾因素排除在政治機構之外。印度民族主義思想與國家形式之間最有意思、也最獨特的結合就發(fā)生在這個階段。

　　印度的消極革命路徑跟大多數(shù)殖民地國家一樣，是以民族國家取代殖民國家為發(fā)展資本主義、走向現(xiàn)代化的前提�？墒�，在這個為印度資本主義發(fā)展準備前提條件的關鍵歷史階段充當主角的甘地，其立場和思考基本上在民族主義之外，對市民社會則極度反感。甘地當然不會不思考印度為何受英國人統(tǒng)治的問題。但結論與眾不同：“英國人并未占領印度，是我們自己把印度送給了他們”——這個結論跟英國人認為自己是漫不經心得到印度的，倒是相互印證——。為什么會這樣？甘地歸結為印度人的道德敗壞，而這又是現(xiàn)代文明誘惑的結果。于是，現(xiàn)代文明是罪惡之源。他全力抨擊現(xiàn)代性和進步這兩個概念，從道德上譴責所有作為現(xiàn)代文明標志的那些市民社會特征。資本主義經濟賴以發(fā)展的財產制度、勞動分工、經濟法則，政治上的代議制政府……統(tǒng)統(tǒng)在譴責、抨擊之列。這種批評構成他道德和政治思想的核心成分。

　　甘地心目中，往昔印度社會是理想的。他從舊秩序中尋找典范，批評現(xiàn)代社會的標準就來自往昔。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承認甘地意識形態(tài)是“反動的”，但并不停留在簡單的性質判斷上（準確說是摒棄了這類判斷），而是把甘地思想放到了與印度精英-民族主義思想歷史發(fā)展關系之中。在這種歷史語境下，甘地對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獨特貢獻以及他為任何人無法取代的地位，便逐漸清晰起來了。作為一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國度，印度爭取國家政治獨立的民族運動必須“建立在整個農民階級有組織的支持的基礎上”。甘地創(chuàng)造了不合作運動以及作為不合作運動必要補充的非暴力學說，而他本人對民眾有著不可思議的號召力。在動員農民、組織農民上，沒有誰比他更合適。

　　盡管甘地的政治思想跟國家現(xiàn)代化的民族主義訴求明顯對立，但作者通過揭示甘地思想的張力、其中包含的多種可能性，找到跟民族主義精英訴求的嵌合點；
通過梳理甘地政治跟印度精英-民族主義政治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找出塑造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兩條基本線索——甘地對印度精英-民族主義政治的干預，印度精英-民族主義政治對甘地的借用。在二者間復雜的交互作用過程中，實際上是以尼赫魯為代表的精英階層通過甘地成功實現(xiàn)了對農民階級的政治動員目標：“要農民階級心甘情愿地參加一場完全由他人設計并指揮的斗爭”。

　　至于完成期的民族主義思想，已經成為“一種關于秩序、關于權力的理性組織的話語”。這種話語，“是消極革命在講述自己的歷史�！弊髡咄ㄟ^對尼赫魯?shù)难芯拷沂荆喊l(fā)展到完成期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組織原則是國家自決，而使國家自決合法化的原則是一種社會正義理念——要建立的主權民族國家必須“居于社會中所有狹隘的集團與階級利益之上”以保障所有人的福利與正義。這意味著國家不是一個階級壓迫的工具，而是要高居于沖突之上，代表平衡的、集合的、作為整體的人民利益。對此，尼赫魯明確表示“它不應該由任何個別集團或階級支配；
甚至不應成為總是潛在可能成為暴力的階級斗爭的場所”。

　　尼赫魯是印度精英-民族主義政治的主要領導者，一個理性、務實的政治家。其理性和務實首先表現(xiàn)在不糾纏于過去，而是朝前看，探尋使印度符合時代精神的道路。他把時代的最高理想歸為“人道主義與科學精神”兩大類，認為正是它們代表了時代的精神。尼赫魯坦承，這種“時代的精神”在別處。提出“我們的動作必須與我們所處時代中那些最高理想調和一致”。這實際上意味著對獨立后的印度將在世界格局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作了一個理性而切合實際的定位。

　　對印度的歷史、現(xiàn)狀和農民狀況、對甘地的力量及其后果，尼赫魯也有清醒評估。深知建立獨立國家必須依靠大眾力量，但大眾特別是農民的力量具有不可理解和不可預期性，農民在亢奮狀態(tài)下極易被誤導而走向與他們自身利益相悖的路。而甘地“了解印度，幾乎代表印度農民，震動了印度”，在觸及人民的心靈方面有令人驚異的竅門。尼赫魯相信甘地錯誤的歷史觀、社會觀和經濟學觀跟印度獨立后要走的現(xiàn)代化道路是對立的，但他深知這個不可思議的天才是偉大而獨特的，擁有動員大眾向印度自治前進的力量。所以對甘地的借用，實際上是借助一種能喚起大眾的非理性力量去實現(xiàn)理性目標——建立民族國家。而獨立后的印度，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幾乎全盤接受了英殖民時期建立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和經濟制度。

　　在作者看來，這個結果呈現(xiàn)出一種矛盾：“甘地主義最初是一種反抗國家壓迫的無政府主義哲學的產物，卻在和一種民族主義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疊加之中，成為了它的一部分”。

　　以上大致是在作者的敘述和分析框架下展開的印度民族主義歷程。他的三階段劃分使殖民地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有范式形式，作者憑借它建立了一個邏輯上近乎完美的闡釋體系。在其中，對歷史復雜性細致入微的體味、不囿于通常軌道而另辟蹊徑的杰出思維力，使作者得以在看似對立的思想、理念和行動中發(fā)現(xiàn)聯(lián)系，去清理出穿越迷宮的線索。貫通全書的理性主義立場也給人深刻印象，可以說，作者一步步揭示印度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歷程，實際上是借殖民地民族主義在為歷史進程中“理性的狡黠”——使激情為自己服務——提供新證據(jù)。

　　然而，根據(jù)印度建立的完美闡釋框架是不是像作者所說具有普遍性，我多少有些存疑。而印度的獨立是不是就一定是民族主義的結果，我認為也還有可討論之處。就我所能接觸到的歷史資料來看，印度復雜的種族和宗教構成縱然導致不少紛爭，但總的說來，印度人對這個事實抱有一種豁達態(tài)度。20世紀初泰戈爾曾這樣說：“印度的歷史并不屬于一個特定的種族，而是屬于一個創(chuàng)造過程。世界上不同種族對這個過程都做出了貢獻，其中有達羅昆荼人和阿利安人，古希臘人和波斯人，西方和中亞的伊斯蘭教徒�，F(xiàn)在終于輪到英國人忠于這個歷史了，他們?yōu)闅v史帶來了生活的獻禮。我們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力量排除他們參與建設印度的命運�！边@種對于印度歷史和民族塑造的開放態(tài)度，并非特例。直到甘地時期，民族主義也并沒有成為具支配力的思想或情緒，至少，自19世紀以來困擾世界的那種民族主義——比如要求語言與領土的相符，在當時的印度并沒有具典型性的表現(xiàn)。作者稱為“精英-民族主義政治”領導者的那批人對民族的理解，也更多基于共同歷史過程中塑造出來的情感、精神因素。倒是在接近獨立目標之際，以種族、語言來劃分民族的民族主義正式上演了，結果是印度被瓣成兩半。所以，如果要說主導印度的獨立的是民族主義運動，那么，這種民族主義也是相當溫和、節(jié)制和理性的。

　　至于民族主義運動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我更采信英國學者凱杜里的看法：“民族主義者到底該被安撫還是抵制，必須視每種情況的具體環(huán)境；
結果是幸運還是災難，將依賴于這些有力量采取這種決定的人的勇氣、智慧和運氣”。應該說，印度多少有些幸運。甘地，一個任何地方都不可復制的天才；
尼赫魯，一個明智的政治家。而無論甘地還是尼赫魯，他們都以各自獨特的方式起了把民族主義納入建設性軌道的歷史作用。但整個20世紀中葉以來的殖民地國家向后殖民國家的轉變，更多的情況沒有這么幸運。即使印度，語言或種族民族主義與生俱來的那些問題，也在獨立階段就顯露出來，至今未休。好在，憲政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對問題的惡性發(fā)展起了化解和遏制作用。而印度獨立后政治制度的選擇，很大程度要歸之為領導者的明智，他們沒有徹底排拒過去，而是最大限度吸收了殖民者留下的政治法律遺產。

　　最后想說一點。英國史學家韋爾斯論及民族主義時曾指出一個事實：“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民族性？如果世界史證實過什么，那就是證實了種族和人民的混合、人類區(qū)分的不穩(wěn)定性，以及團體和人類結合觀念的千變萬化�！倍�當代民族主義往往很難尊重這個事實。

　　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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